绪论
“形式”是洞悉西方思想的重要入口。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范畴，“形式”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美是什么？这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显然都与“形式”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无论是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式，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与质料因相对的形式因，都与“形式”有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形式的一元论一直延续到近代。在黑格尔那里，内容占主导的形式、内容二元论成为基本样态。自此之后，形式与内容、形式本身与它周围诸要素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这其中有形式一元论与形式二元论的论争以及各学派企图超越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努力。
如果说19世纪侧重于关注形式与内容的主导权之争，那么20世纪则较多表现出要超越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各形式学派也反对形式与内容的截然两分。俄国形式主义就力图摒弃形式与内容二分的框架。什克洛夫斯基对形式的理解已不同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他认为，形式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形式，文学艺术的产生是一个新形式代替旧形式的过程，因此形式是文学作品独立存在的方式，与内容、材料无涉。雅各布森也反对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肢解作品，否定对具体作品的内容加以概括和从形式的角度来研究小说自身的结构和语言特点，而是要求集中研究文学的构造原则、手段、元素。一些新批评理论家也有近似立场。兹以韦勒克为例。韦勒克意识到传统两分法的矛盾和麻烦——无论是划定为内容的部分还是形式的部分都有对方的痕迹。为了克服这种分法所带来的麻烦，他提出用材料和结构来取代传统两分法，这样艺术品就是一个审美的符号系统，即“符号和意义的多重结构”。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坚持结构分析不应当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因为两者处理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就是内容本身，以此来避免内容与形式两分的问题。不过，结构主义最终将自己封闭在上层建筑之内，因脱离历史而无法有效应对文学语境的变化。总体而言，形式主义者们力图超越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但实际上却偏重于形式一隅，大有为以前受内容压迫的形式翻案之势。
巴赫金将形式主义理论和历史融为一体的做法，显示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政治幻灭的同时将革命转向精神领域，对形式主义理论也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理论家们纷纷向形式寻求解决的方法，尽管各有侧重甚至观点对立：卢卡奇注重整体性；戈德曼寻求文学作品和世界观、历史的结构关系，也强调形式结构的整一性；马舍雷抛却整体，寻求“离心”形式；阿尔都塞放弃形式的和谐整一，强调反艺术形式观，以形式揭示差异和矛盾；马尔库塞则不完全赞同否定的艺术，转而提出“感性的形式”，等等。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的特点都是力图改变传统思想中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理解。正如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在由马克思勾勒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地形学语境中，有着通过寻求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解释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持续性努力。[1]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寻求形式和内容的真正统一，并且使形式承担起审美救赎的作用。只有将形式纳入到与社会历史的对话框架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的成功对接。
詹姆逊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理论上的传统。作为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统摄整个学术里程的辩证思维使其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更具包容性，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活力。他吸取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指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矛盾之处的同时，并不着意于对任何作品做价值判断，而是将作品置于历史情境中，展示这些矛盾的意义。通过辩证思维处理形式问题，詹姆逊打通了文学形式和历史的领域，并以“内在形式”破除形式和内容的严格界定，将它们视为可以互相转换的辩证术语。从整个学术生涯来看，詹姆逊经历了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学派，建立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到转向研究与探讨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阶段。后一阶段，他着力甚多，意在把后现代文化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对象也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詹姆逊一生著述庞杂，研究重点也多有转变，但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展开的。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转换为一种开放、变动的话语，使之成为一种适应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理论。毫无疑问，对形式问题的关注也是基于上述理论前提的。
“形式”这个贯穿西方思想史的复杂范畴与詹姆逊这个文风怪异晦涩、理论思想繁难驳杂的理论家结合在一起，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探究。对形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了詹姆逊的整个学术生涯，但其关注程度及方式在各个时期又有一定差异。詹姆逊在接受访谈时曾经对自己所有著述的基本逻辑进行过回顾。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是其理论的关键词，而形式和历史的关系则是他始终关注的。[2]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詹姆逊的作品有很大变化，其间发生过几次转向。总体而言，早期比较关注文学，后期则更关注文化。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形式问题是其学术研究中始终存在的一条主线。詹姆逊形式理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萌芽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等。这是詹姆逊形式理论的起步阶段，其形式涵义体现出由单纯向复杂、由非政治性向政治性的转变。第二，过渡成熟期。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等。这一时期，詹姆逊对形式内涵的界定逐渐清晰明朗，并以辩证思维以及相关概念体系的架构催生了辩证的形式批评。第三，应用升华期。这一时期有《政治无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时间的种子》等著作。该时期突出特点是以前一时期所形成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文化转向影响，詹姆逊关注的范围由文学扩展至文化，且政治实践愈加明晰化和激进化。
萌芽发展期的《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两书对形式问题的关注点有较大不同。《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是詹姆逊的第一本专著，也是唯一一部非马克思主义或说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书对形式的关注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没有将“形式”作为一个焦点问题来展开，而是仅仅局限于文体学意义上的对风格的讨论；其次，风格意义上的形式讨论，内涵较为单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涉。再次，它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在风格上差别较大，并未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最后，此书是詹姆逊唯一一本没有采用辩证法来理解形式问题的著作。不过，这部著作依旧是詹姆逊形式理论的滥觞。萨特的文学理论写作呈现出复杂晦涩的风格。詹姆逊对他的戏剧、小说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涉及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世界观，等等。詹姆逊认为，萨特的作品中既有继承下来的原有的形式，又有新的现代内容。詹姆逊在这里首次显示了对形式和内容的关注。当然，这里并非是辩证思维下对形式的理解。他的这一研究，首先受到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文体学研究的影响。更重要的，他要将萨特当成一个绝佳的中介，以便从学术层面完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对抗墨守成规的时代潮流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而打击主宰美国文坛的日趋保守化的新批评学术潮流。《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这个早期著作所打上的印记已经暗示，詹姆逊后续的一些批评会更多聚焦于形式。这并非意味着詹姆逊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后来的学术生涯无疑显示了他对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关注。
中文版的《语言的牢笼》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上卷。其实，该书最初的手稿是一体的，只是应出版社的要求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把偏重于形式主义的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形成了《语言的牢笼》。当面对“形式”这一词汇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首先想到形式主义。尤其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各形式学派如火如荼地发展，要讨论形式问题必然要与各形式学派过招。在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性阐释的基础上，詹姆逊对形式的内涵和外延诸问题有了深入的把握，进而发展出辩证的形式理论观。因此，我们把《语言的牢笼》置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之前，将其看作是詹姆逊形式理论发展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比之于《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对于“形式”问题的理解有较大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形式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也就是说，詹姆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两大形式学派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虽然是见习期作品，并重在理论的介绍，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他理解形式问题时已蕴含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在处理形式和内容关系问题时，詹姆逊承认内容的主导地位，并批判了颠倒形式和内容地位的形式观。在这本书中，他主要是从索绪尔的语言模式出发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在书中，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对结构主义则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俄国形式主义一贯排斥内容，将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其核心观念“陌生化”所指仅涉形式。而实质上，形式和内容共同构成了业已存在的需要加以陌生化的东西。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的理解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基础结构”的框架中理解的。他此时虽未明确指出形式和内容的内涵，却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提出的观点——把形式作为整个文学事实来研究——在方法上是相似的。詹姆逊更注重的是内容亦即总体的社会生活，而结构主义则把“基础结构”排除在外。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共同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共时性研究，使之区别对立于历时性思考，因此造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割裂。詹姆逊结合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种形式和内容、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上层建筑和基础结构的辩证统一。
第二阶段标志着詹姆逊辩证的形式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具有如下突出特点：首先，在《语言的牢笼》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致力于重建与振兴北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实力相对于欧陆地区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在欧陆，以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雄踞思想舞台。相对于德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进展，美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一种亦步亦趋的沉寂状态。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它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适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另外，它还与“新批评”理论家展开论战。从30年代到70年代，对“新批评”的批判是美国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产生了如卡尔顿、希克斯、弗里曼、威尔逊等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们的影响仅局限于美国地区，与强势的德法马克思主义依旧无法相比。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美国推行麦卡锡主义，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饱受摧残。如詹姆逊所说，美国当时缺乏理论，美国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只能停留在30年代。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满于老左派的意识形态，苏联模式的失败使他们果断地抛弃了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相继过世，其理论思想开始逐渐进入美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又再度崛起，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詹姆逊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他一方面为思想贫瘠的美国介绍欧洲大陆的理论，并力图建立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批评，以辩证思维来对抗英美哲学的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所导致的单一思维。另一方面，他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资源吸纳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这既是对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继续批判，又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问题出发去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
其次是辩证思维的呈现和辩证批评的明确提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整本书都是围绕着辩证思维展开论述的。詹姆逊在具体地阐释自己的辩证思维之前，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一些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介绍，涉及阿多诺、卢卡奇、马克库塞、本雅明、布洛赫、萨特等人的理论观点。但这种介绍并非是对理论家观点的梳理和罗列，而是将这些对手各个不同的观点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迷人的异质的辩证思想的复杂混合物”[3]。“阿多诺论述时间的辩证演化；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布洛赫论述辩证思维本质上是诠释的或非神秘化的同时又是复原的性质；卢卡契论述艺术建构和社会生活自身基本现实之间的征兆性关系；萨特的论述这些现实作为阶级对抗的伪装和无法伪装的性质——最终都互相补充”[4]，所有这些在书中矛盾地交锋，于是辩证思维得到了具象的呈现。在此之后，詹姆逊才明确地走向了辩证批评，他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并明确地将形式问题作为检验他的辩证法的主战场。如果说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以批判的姿态侧面呼应了自己意欲建立的形式理论体系，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与《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正面地提出自己对于形式问题的看法，他以辩证思维来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来处理形式和内容问题，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放入黑格尔式的历时性序列中，同时强调要把形式置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进行思考。在这一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形式和内容的含义也逐渐彰显出来，尤其是形式作为作品的意义结构这一广义的涵义被明确地呈现，并成为詹姆逊以后的形式理论论述中所主要涉及的主导定义。
其三，在论者看来，概念体系的架构是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詹姆逊提出了与形式相关的两个核心概念“内部形式”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它们是支撑其辩证的形式理论的两翼。“内部形式”这一概念虽然不是詹姆逊的独创，但他对其赋予了自己的内涵，将辩证批评视为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的过程。不过，该概念因与“内容”有重复之嫌而备受诟病。“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表明，较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学者，詹姆逊对形式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内部形式”还是“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詹姆逊在辩证思维指导下为解决形式和内容二元对立而提出的策略，这也显示了他建立一种形式的辩证批评的努力。总体来说，《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都显示了詹姆逊对形式的关注和青睐，但各自关注的角度有很大差异。前者着重批判形式主义学派颠倒形式和内容主次地位的形式观，而后者重在关注和认可以内容为主导、实现内容的过程中的形式。当然，这一“关注和认可”是在一种“形式的辩证法”的形成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显然，这两者呈现为一种发展关系，即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发展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的辩证批评理论。后者是前者观点的继续和延伸，是对前者观点的理论总结。
最后，在这一阶段，詹姆逊还形成了其含纳众多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形成是其形式理论发展的高峰。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具体阐述贯穿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这与詹姆逊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密不可分。在具体运作中，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来阐释文本和其他批评理论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连接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批评。该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针对文学文本，一部分针对文本阐释理论。詹姆逊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实际上，一切事物‘最终的分析’都是政治的。”[5]自然一切文本都是政治的，一切用来阐释文本的理论话语也是政治的。詹姆逊把文学视为社会的一种象征行为，无疑巧妙地处理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庸俗唯物主义的内容决定论往往把内容作为一个预设的背景置于文本之后，而形式主义学派又常常把文本封闭在一个自足的空间。这两者各偏执一方，均留下不少问题。詹姆逊对文学的这种界定，就包含了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并巧妙地把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作为文学的形式是社会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并非忽视文学的内部分析，我们要从文本的审美形式出发，最终发现政治。这就是要进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实现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变。詹姆逊把弗莱、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等人的叙事分析都纳入到研究中来，但他并非是以对文本叙事形式的关注来达成与形式主义学派的妥协，而是“关注阐释所蕴含的各种‘强有力的’重写”[6]，分析这些叙事的句子或结构形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运作。詹姆逊一方面对各种阐释体系进行除幻工作，一方面又通过对诸多阐释话语的“误读”来汲取理论营养。比如，从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那里，他获得了对总体性和“不在场”的历史的全新认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释系统中，他提炼出愿望达成的欲望；通过反思弗莱对中世纪四层阐释系统的重写所造成的个人对集体力量的遏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历史维度，他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形成了文本阐释的同心圆框架。
第三阶段为应用升华期。在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后，詹姆逊开始把他的形式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同时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对“文类”这一形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主要体现为詹姆逊对文类理论的批判和对具体文类的批评。当然，这些都是在他的辩证的形式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政治无意识》的后半部分，他将文类视为一种社会象征信息，一种叙事构成的综合，并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框架内，分析了形式与历史情境的关系以及叙事形式的意识形态性。从其文类批评的辩证运用上来看，詹姆逊的文类理论显然意图通过形式分析达至社会历史的层面。另外，他还给予科幻小说大量关注，考察了后现代语境中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欲望，以此揭示文类的政治性。
二是作为主导性内涵的“形式”这一意义结构在文化转向的语境中扩大化了，由文学形式转化为文化形式。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侧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形式进行分析。通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他分析得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首先在姿态上是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决裂。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詹姆逊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大所作讲演结集而成）中，詹姆逊为了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作了对比性的分析，涉及建筑、绘画、摄影、文学、电影等方面。在《文化转向》中，詹姆逊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些相似性特征。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简单延续，这两个不同时期其实有一种截然的断裂，这种断裂“一般并不关系到内容的完全改变，而只是某些既有因素的重构：在较早的时期或体系里作为从属的一些特征现在成为主导因素，而曾经是主导的特征则变成次要因素”[7]。现代主义曾以放诞不羁的形式起着对抗社会的作用，而现在现代主义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说，即使后现代主义拥有现代主义一样的形式特征也不再具有颠覆功能。现今，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深层逻辑。现代主义的时间逻辑已转变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逻辑。“批评距离”的消失使我们很难在后现代文化中发现“真实的时刻”，因此詹姆逊提出了一个切合历史境况的政治文化模式，即“认知绘图”式美学。在詹姆逊看来，艺术作品的形式本身是观察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詹姆逊把现代主义文本视为最具颠覆性挑衅性的形式，而把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视为失败的形式。不过他同时指出，失败的形式往往更能导向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因此，他对大众文化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可见的签名》中，他把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放置在同一历史环境中，并指出两者作为资本主义之下分裂的孪生的不可分开的形式，共同面对着形式的和公众的双重困境，但两者是以对立的方式来解决的。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詹姆逊在后期研究中更多地关注电影、建筑、科幻小说等文化文本。《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这两部研究电影的专著，也显示了詹姆逊力图通过对电影这种文化形式的介入来剖析社会生活的努力。
三是政治实践更加激进化和具体化。詹姆逊之所以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对其进行症候式的考察，其最终目的是要找到能够抗衡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抵抗形式。因此，他明确地提出了联盟政治的策略，并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文学。詹姆逊以第三世界文学明显的革命性和政治性为榜样，借助少数文学、少数电影等能够表达弱势群体诉求的文学艺术形式，试图建构起适应后现代语境的文化政治批判理论。
詹姆逊的理论发展史表明，形式问题是当中一个贯彻始终的重要论题。相比阐释学、空间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角度，从形式入手研究詹姆逊更能深入展示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其学术历程的全貌。并且，与为数不多的同样关涉形式的论者相比，本书明确地廓清了詹姆逊形式理论的发展阶段。以此发展路径为依据展开对詹姆逊学术思想的追索，无疑是深入了解詹姆逊思想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我们认为，辩证思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及理论话语是考察詹姆逊形式观念的两个主要视域。只有兼顾这两个视域，才能真正做到既深入到詹姆逊形式理论的内里，又与历史语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詹姆逊对黑格尔推崇备至，其总体性观念的形成与黑格尔有密切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本着批判的态度介绍了一系列理论家及其重要代表作。卢卡奇、布洛赫、阿多诺、萨特等理论家从生平到思想都各有特色，但詹姆逊将他们都纳入到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这是因为詹姆逊从中发现了“总体性”这一可以将他们的理论思想统一起来的哲学范畴。在《政治无意识》这一理论代表作中，詹姆逊所提出的文本三重阐释视域正是采用了总体阐释的方法，注重文本与社会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后期文化转向之后，詹姆逊对文化形式的关注也是强调要在总体性的视野内辨析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问题及其所蕴含的解放性。
再有就是詹姆逊的辩证法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到近作《辩证法的化合价》，辩证法一直在詹姆逊的理论话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其形式理论框架的几个核心问题，如形式与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内在形式等，都是在辩证思维下进行言说的。其理论意义在于，在强调整体化的辩证思维中重新建立文学内在形式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具有反系统性的特点，以不断自省的精神吸纳了众多各不相同的理论观点。这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詹姆逊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作为一个庞大的理论流派，西马的理论家们思想来源各不相同，涵盖德法两大传统，但可以说都是在日渐复杂的环境下催生的。作为一种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切断了与运动实践的联系，从对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纯粹哲学的探讨。老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新一代的继承者影响甚深。这在詹姆逊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接受了德法两大传统的影响，继续秉持与发扬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的理论话语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坚定的捍卫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最友善的对手。他既向其前辈卢卡奇那样从黑格尔处吸取养分，坚持辩证的历史观，把形式放入历史语境中考察；同时又博采众长，吸收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形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对话的可能。我们知道，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主要指两方面：一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对抗，二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新马克思主义对形式学派的批判性继承。托尼·本尼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面临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与唯心主义的美学观关注如何调和的问题。[8]本书没有专门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锋作一个详细的梳理，而是一方面通过詹姆逊对形式学派的阐释来考察詹姆逊对形式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把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形式问题的不同放置在“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处理中加以审视，考察詹姆逊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与阿多诺、马尔库塞、戈德曼、阿尔都塞等人相比是如何看待形式与历史现实的关系的，以及相比而言詹姆逊有哪些进步之处。
另外，我们要把文化形式作为考察的又一个重点，以呈现詹姆逊形式理论发展的全貌。詹姆逊尤为重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分析，反对各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评价。虽然他也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无力的形式”，但更强调无论是极具战斗性的现代主义文学还是力量式微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成功或失败的形式，都应放在一个历史的辩证的环境中去探讨。对于詹姆逊来说，单纯地对后现代主义予以褒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书的重点在于考察他如何辩证地对后现代主义作评判，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他又是如何试图找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批判性力量的。
本研究先从梳理西方形式概念的发展态势入手，然后对詹姆逊的“形式”概念进行界定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詹姆逊不同时期“形式”概念的运用和形式理论的发展形态进行介绍和阐释，这涉及如下层面：早期与形式学派的对话；辩证思维下形式批评的建立；对文类理论的探讨；文化转向后在全球化语境中对形式的持续关注。这些内容在具体章节中体现了如下逻辑关系：第一章在对形式概念进行梳理的同时，阐述詹姆逊形式观的理论基础。其余四章则按照詹姆逊形式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萌芽发展期、过渡成熟期、应用升华期）来展开：第二章属于第一阶段，第三章对应第二阶段，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属于第三阶段。第二章主要阐述了詹姆逊与形式学派的对话，这一批判性介绍为其辩证形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则正式提出了辩证的形式理论，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关于其形式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正文第一章首先追溯了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上“形式”概念的源流，并通过讨论“形式一元论”“审美二元论”“形式与历史”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形式内涵的了解。从论题出发，对“形式”概念的梳理将局限于历史上一些非常关键的理论家。他们的观点对“形式”之生成十分关键，并与詹姆逊之“形式”内涵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形式一元论”部分，我们先谈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这种偏重以数量形式来探讨美的方式成为后来形式主义的萌芽。其次是柏拉图的形式观。论者认为柏拉图的形式理论包含了两大部分，一个是前期的“相”的思想，也就是内在的形式，它存在于精神世界。另一个是后期的“型”的思想，即外在的形式，或说形式规律，它存在于客观现实世界。再有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在“审美二元论”部分，首先论述了贺拉斯的“合理”与“合式”的观点。它为形式、内容二元论的真正确立奠定了基础。康德的先验形式及道德内容统一的先验形式观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感性形式观都试图调和理性与感性、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以达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与历史”部分先论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其次，论述了从唯美主义到形式主义诸流派所持的各种非历史或反历史的形式观。然后重点探讨了以卢卡奇、本雅明、阿尔都塞、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形式问题上回归历史的努力。
第一章在追溯形式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对詹姆逊“形式”内涵的多重维面进行探究，主要涉及这几个层面：形式技巧、风格、文类、文本即意义结构。然后，文章重点探究詹姆逊的理论基础——总体性。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词，也是詹姆逊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总体性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既有坚定的支持者也有激烈的批判者。本章介绍了卢卡奇的历史的总体性、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和萨特的个人的总体化等诸种总体观，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詹姆逊是如何兼容并蓄综合众人之观点形成了自己开放、多元的总体性思想的。他赞同卢卡奇把总体性视为历史的总体性，又用阿尔都塞的相关观念来修正卢卡奇的总体性论述。通过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结合，詹姆逊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总体性。在詹姆逊形式理论发展后期，这一总体性思想融合萨特的总体化观念，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总体性是詹姆逊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核心，其辩证思维正是秉持总体性范畴的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章主要阐述詹姆逊与两大形式学派的对话。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两派的发展皆是根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因此，詹姆逊首先对索绪尔这一语言学模式进行了分析。詹姆逊认为索绪尔的创新体现在对新语法派清规戒律的反抗方面。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系统的整体，并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区分。在他看来，语言学研究应专注于共时系统。他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改变了过去语言学上的实证主义观点，后者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看作是法则和现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詹姆逊提出“话语回路”这一概念，以此判断索绪尔跳出了新语法派模式的窠臼。这一概念意味着，言语和语言的关系就是具体的说话行为与听懂说话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显然，关键不在言语，而在语言。语言这个系统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模式，整个符号系统与现实世界处于同等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容就是形式。至于索绪尔所谓的能指与所指、并联与串联的对举，其实是一味标举能指、并联，这表明索绪尔将内容和形式割裂并赋予了形式无与伦比的地位。俄国形式主义是将索绪尔的语言模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套用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典型。受英美理论家影响，人们普遍把文学性和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关键词，并把陌生化置于文学性之后。詹姆逊也沿袭了这一观点。文章认为，詹姆逊受维克多·埃利希的影响才导致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误读。埃利希把雅各布森的能够揭示文学本质特征的词汇如“主导”“内在法则”“诗意性”等整合为“文学性”一词，并把这一概念视为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共同理论倡导。实质上，这只是艾亨鲍姆一家之言。詹姆逊完全继承了埃利希的观点，把“文学性”和“陌生化”联系起来。他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的。我们认为，雅各布森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之关系更多地表现在倡导“文学科学”这一共同目标上。而俄国形式主义者对非文学体系的激烈批判也正是源于这一目标。即便俄国形式主义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并赋予了形式绝对的地位，詹姆逊依旧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内部的历时性态度上要比美国新批评派更为辩证。文章指出了他对两者进行比较的合理性与疏漏之处。詹姆逊认为，“陌生化”本身只是一种技法，它以一种新形式揭开隐匿的内容，瓦解掉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但什克洛夫斯基将其翻转，认为内容不过是为形成文学作品而服务的，更新感知变成唯一的目的。他也讲历时性，但却仅限于对形式自身变迁史的关注。缺乏真正历史意识的历史只能是伪历史。所以，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至于结构主义，詹姆逊把它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来分析。结构主义就是上层建筑范围内的研究。詹姆逊认为，结构主义者把上层建筑视为与基础结构不相关的独立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就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结构模式。因此，我们得出了詹姆逊自己对结构主义具体研究的三个角度：能指研究、所指研究以及能指和所指之关系研究。他具体论述的对象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和“能指的过剩”、格雷马斯和巴特及托多洛夫等人的“情节语法”分析、拉康的“象征阶段”、阿尔都塞的“问题结构”、德里达的结构理论，等等。通过对这些理论大家的分析，詹姆逊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如下倾向：陷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一味排斥内容和所指。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把内容视为一种变量，也就是说，可以随意选择任何内容填充到固定的结构形式中。另一方面更为极端，在文学批评时甚至把形式（语言本身）视为内容。詹姆逊发现，结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可以产生自我意识的体系，其自以为可以进行自我意识的“元语言”所造成的只是语言的无限退行，直到语言本身。显然，结构主义对语言本身无可奈何。詹姆逊清醒意识到结构主义最终被囚禁在语言里的困境。他认为，拯救结构主义的方式就是将其历史化，重新置于上层建筑与基础结构的框架中，将语言和现实连接起来。
第三章讨论詹姆逊是如何在辩证思维的统摄下分析形式诸问题，并建立起一种辩证批评的。本章首先探讨了詹姆逊的辩证思维。詹姆逊并未对辩证思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首先明确了批判对象为英美哲学，并将其视作非辩证思维的代表。在接受访谈时，他谈到考察辩证法的三个角度：自反性、因果关系与历史叙述及解释、对于矛盾的强调。[9]显然，詹姆逊更着重从前两个角度去考察辩证思维。我们认为，詹姆逊的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结合。它必须要经历两个过程：黑格尔辩证思维活动的进行以及它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的过程。詹姆逊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活动其实质是进行一种“历时性建构”，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历时性的建构，那么得出的只能是一种伪历史的理论。因此，必须以置回历史的方式扩展黑格尔的历时性序列。詹姆逊认为两者都强调辩证思维是对思维的思维，但有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黑格尔式唯心主义往往把理论视为一个自我完成的运作过程，从概念到理念再到绝对理念的发展是在反思性的促动下完成的。也就是说，是理论自我促动了自身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所做的就是要打破理性思维颠倒世界的幻觉，把这种抽象过程转化到社会现实中加以批判。自我意识必须要植根于历史现实之中才能摆脱自我僵化的观念。
詹姆逊有关辩证思维的论述对其形式理论而言尤为关键，本章的二、三、四节就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即通过“形式与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形式”等问题来考察詹姆逊如何以辩证思维建立起辩证的文学形式观。要考察“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必须先理清詹姆逊“形式”与“内容”的主要内涵。詹姆逊把黑格尔的历时性序列这一动态的过程视为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这一序列里力图表达的是内容决定形式，主体思想的变化影响了范畴的变化。而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内容的决定作用，不过，它把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替换为社会存在，即社会生活现实。也就是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式只是作为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实现。那么，通过詹姆逊对形式和内容的理解，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内容是总体的社会生活现实，形式则是作品整体。接下来我们分析詹姆逊对形式和内容关系的理解。詹姆逊将两者关系表述为“内容的逻辑”和“形式的逻辑”。他认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辩证思维在文学中的运用就是将历时性序列和共时性序列结合起来、文学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作为意义结构的作品整体与决定作品的整个社会生活现实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形式的逻辑和内容的逻辑统一于辩证批评中。但他同时提醒我们，形式与内容的契合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质上，两者往往存在着裂隙。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裂隙正是辩证思维发挥作用的地方。形式在上层建筑的实现状况背后是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就是要从外在形式到内部形式的转化过程考察内容是如何被遮蔽和歪曲的，以揭开表面之下掩藏的深层结构。因此，詹姆逊一方面明确地提出“内容的逻辑”，另一方面把研究的重点又放在形式上。他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以“形式的内容”作为解决内容与形式对立的有效办法。詹姆逊对“形式的内容”的探寻主要体现在“内部形式”和“形式的意识形态”两方面。
本章第三节，我们主要分析詹姆逊“内部形式”的概念。文章首先追溯了詹姆逊所提“内部形式”有何思想资源，并考察他对这些理论前驱有哪些继承和修正。我们认为，普罗提诺、夏夫兹博里、歌德、洪堡特等人对“内形式”和“外形式”的理解深深地影响了詹姆逊。普罗提诺与夏夫兹博里都将内在形式视为是神的世界所具有的，同时也是从美的形成的角度来谈这一概念的。詹姆逊则将其视作诠释学概念，主要是从批评的角度来提出的这一概念，并且与普罗提诺、夏夫兹博里不同，认为内在形式取自现实世界。这显然受歌德影响。洪堡特则把语言的生成视为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提出没有无形式的材料，材料即外在形式。精神力量将观念的内在形式赋予外在形式，语言才得以形成。詹姆逊之所思则是对洪堡特观点的颠倒。詹姆逊也认为文学素材原初就是有形式的，不过，其原初就打上了社会和历史印记。原初的是内部形式，文学的形成是外在形式对内在形式覆盖和神秘化的过程。因此，对于詹姆逊来说，“内部形式”这一诠释学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对形式的意识形态进行除幻，揭示文本深层的意义结构，使文本与被掩盖的历史现实靠近。这也是辨证批评的任务。
在最后一节，首先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对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达到了新阶段。詹姆逊和伊格尔顿都集中探讨过“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两人都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文章比较了两者对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解的相异之处。伊格尔顿沿袭了阿尔都塞、马歇雷一脉，主要从文本生成的角度着手。而詹姆逊则对阿尔都塞进行了黑格尔式的修正，是从阐释文本的角度来探讨。可以说，两者以互补的方式实现了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探讨。詹姆逊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其建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因此本文又对其阐释学的三层阐释视域进行了分析。最后，论者认为，詹姆逊认识到仅仅对“形式的意识形态”进行揭示是无法改变政治现实的，因此必须要建构一种关于未来的新的乌托邦愿景才能为突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找到突破的动力。所以，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詹姆逊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关系所做的辩证分析。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实质是否定阐释学和肯定阐释学的结合，是对虚假意识的揭示和对乌托邦冲动的认识。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双重视角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
第四章主要围绕“文类”这一形式范畴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詹姆逊提出的文类理论的危机进行阐述。与传统文类概念有关且同样面临窘境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主要叙事范式，发展到晚期已经失去了其早期所具有的异质性和解放性力量。詹姆逊认为文类作为文学的分类机制已经过时。他对文类概念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即文类是在作家、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这就否定了文类的那种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分类，确认了文类概念的历史性内涵。本章详细分析了这一契约机制，并对传统文类进行了反思。正因为詹姆逊认为文类是历史的，所以他没有放弃这一概念，而是思考如何使其重具活力。他对于文类的拯救方法是对文类批评进行历史化的运作。詹姆逊发现当代文类批评实践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语义的，一是句法的或结构的。前者以弗莱为代表。他注重研究对某种具体文类的最终看法。比如在考察悲剧时不是关注单个文本，而是关注各悲剧大师的文本对悲剧的一种最终看法的多种具体表现。在弗莱看来，单个文本背后存在的是一般化的存在经验。从这一观点来看，文类就被理解为一种“方式”。后者以普洛普为代表，侧重对具体文类的机制和结构进行分析。与找寻意义相反，该方法致力于建构具体文类的模式。詹姆逊认为无论是弗莱的“方式”还是普洛普的“固定形式”，两者都是对文类作一种非历史化的理解。因此，必须通过辩证思维对其进行历史化。
第四章第二部分，我们详细阐释了詹姆逊是如何对这两种文类批评进行历史化的。詹姆逊认为，弗莱传奇讨论的预设是伦理道德的善恶。“善恶对立”是一种连接社会和历史矛盾的意识形态素，那么作为愿望满足的传奇就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与弗莱强调历史连续性的肯定阐释相对，詹姆逊强调否定的阐释学。这样，我们可以把传奇视作一种有关形式的命运的历史叙事，从而实现对弗莱的文类史的重构。最后，从共时的角度出发，以“形式的积淀”和“文类的不连续性”来瓦解传统文类的分类机制。文类的意义实质就在于提供一种文本场合以达到分析的需要。小说这一形式的出现则表明传统文类的终结。詹姆逊对普洛普的历史化运作首先以列维-斯特劳斯对普洛普所做的评价为出发点。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詹姆逊利用前者达到了对后者的修正。詹姆逊认为普洛普的形式分析趋于宽泛，有着“拟人化”的倾向，而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与斯特劳斯一样，詹姆逊认为普洛普的形式分析既趋向于“形式的泛滥无边际”又不够形式化。普洛普方法的矛盾性还体现在对“主体”的理解上，他力图达到对“主体”的消解而又无能为力。总之，詹姆逊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以一种不同于普洛普原初精神的方式使得结构方法得以完成和实现。这一历史化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结构分析必须向“内容的逻辑”开放，从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文类理解为一种政治行动。
第五章围绕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展开论述。这涉及这一文化形式的确立、特征和其作为“失败的形式”的体现等问题。在文化转向之前，詹姆逊对形式的讨论主要局限在文学领域，而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开始，他表现出对文化更多的关注热情。在詹姆逊这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一种美学风格。他的独特贡献就体现在把这些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联系起来，把它们视为不同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詹姆逊对文化形式的界定过程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打破了传统的从不同时期文学表达概念角度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界定和理解的常态。人们通常认为，现实主义是属内容的，现代主义则是属形式的。詹姆逊从逆向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认为它们是一个思想和形式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其次，受德勒兹和瓜塔里历史分期理论启发，詹姆逊借鉴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形成了将文化形式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分期模式。再次，就是将曼德尔的历史分期理论转化为文化分期，把这三个概念作为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主导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就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界定之后，接下来我们根据詹姆逊的相关研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特征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无深度的浅薄；第二，历史性的死亡；第三，精神分裂式的书写；第四，情感的新特征：歇斯底里式崇高。这些特征主要是通过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比中得出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晓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抗形式，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则因其解中心的多元主义而被视为无力的反抗甚至是失败的反抗形式。文章随后要深入考察的是詹姆逊对这一“无力的形式”的态度，他是否能够在后现代主义中找到抵拒资本主义逻辑的东西？在这一问题上，詹姆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没有像一些理论家一样，要么高唱凯歌欢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后现代主义大加赞美，要么作为现代主义的卫士痛斥后现代主义的浅薄以及指责它与市场逻辑的共谋。在他看来，必须避免对后现代主义作道德化的评价。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必须在同一思维框架中既看到其问题，又能发现其异质的解放性之所在。这一思维框架正是马克思主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丰富和发展，而后现代主义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
本章第二节主要论述詹姆逊是如何选择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抵抗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文学形式的。詹姆逊通过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分析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继而发现第三世界文学具有超越第一世界文学的革命性。同时，他把主奴辩证法与葛兰西的“臣属性”结合起来重启文化革命，以此瓦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詹姆逊对“臣属性”的运用体现在两方面：对自我“臣属性”消极一面的揭示，这主要是针对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再就是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臣属性”所蕴含的革命性的赞扬。正是由于这一不同，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是政治知识分子，而第一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则已失去了它政治性的力量。通过对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对比，詹姆逊印证了这一结论。詹姆逊以鲁迅的文本为例证明了第三世界文学的特点在于以“民族讽喻”的结构投射一种政治。我们认为，詹姆逊之所以征用鲁迅为论据，还因为在鲁迅的批判中投射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因此，詹姆逊以鲁迅为分析对象的目的就在于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立扩大为全球化语境中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与具有“第三世界性”的文化之间的对立。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应用是策略性的，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那些具有第三世界性的少数文学。也就是说，最终目的是联合弱势力量建构抵抗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文化反霸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启发。詹姆逊这里所强调的“少数”与后现代主义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群体政治运动截然不同。后者强调一种差异政治，而詹姆逊的目标则是联盟政治，并把它与阶级政治结合起来，以重建一种阶级对立的激进政治。但很遗憾的是，他没有对这一政治的具体实施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所以它只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建构。
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化暂时无法起到现代主义那种颠覆的作用，但詹姆逊认为我们可以以乌托邦的想象为参照进行批判。因此在本章第三节我们选取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来审视詹姆逊是如何辩证地把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詹姆逊既把电影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政治性衰微的有力印证，又试图在电影中寻找出能够抗衡或代替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表达方式。在詹姆逊看来，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其失败性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大众文化中，因此对“无力的形式”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商业电影上。詹姆逊对大众文化持辩证的态度，它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通过对《大白鲨》《教父》《炎热的下午》等商业影片的分析，他既发现了集体性消解或说政治性的衰微，同时又在衰微的政治性中找到了阶级意识的新可能。当然，大部分商业电影所传达的更多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征象，所以詹姆逊着眼全球，目光又聚焦在全球范围内区别于主流电影的其他具有对抗性的电影上。论者认为，他最终的着眼点在“少数电影”。“少数电影”的提法也受德勒兹和瓜塔里“少数文学”理论影响。不过，尽管第三世界不像第一世界那样被商业逻辑完全浸透，但终归是处于全球商品化的总体系统中的。詹姆逊所在意的还是群体政治的缺乏颠覆性，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渗透使我们只能从各种群体运动中撷取政治能量，但如何将这些能量化为真正有颠覆性的阶级意识从而区别于内在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松散无力的各自抵抗是一个难题。因此，詹姆逊最终也无法明确许诺一个能够突破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未来。
结语部分认为，詹姆逊形式理论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同时，又体现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一些理论特点与优长。首先，詹姆逊表现出难得的理论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表现在两个维度：第一，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辩证激活。第二，以宽容的态度对待20世纪各理论流派及理论观点。除了将两大形式学派纳入考察视野外，詹姆逊还广泛吸取了语言学、阐释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理论学派的成果。第三，在与形式理论进行对话时，詹姆逊表现出更为辩证的理论态度。詹姆逊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他试图以历史化的范式激发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活力，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改造。显然，他更多地认可结构主义，其马克思主义形式观的建构很大程度来自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再次，在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处理上，詹姆逊试图突破传统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派结合起来。詹姆逊所作的就是如何在内容占主导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形式的作用，把形式与社会现实、历史及政治结合起来。因此，他既遵循“内容的逻辑”，又倡导“形式的逻辑”，力图实现内容和形式辩证的统一。最后，詹姆逊是少有的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传统贯彻到后现代语境中的理论家，并且他大胆提出了联盟政治的理论构想。面对当下时代的两歧性，一种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的联盟政治是应对当下场景的一个理想的政治策略。尽管詹姆逊并未给出切实有效的实施细节，但这一政治理论确实是切合当前实际的合理建构。
[1] [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2] 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3] 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Ed. Douglas Keller，Washington：Maisonneuve Press，1989，p.10.
[4] [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
[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7] [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8] 托尼·本尼特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史就是调和两类关注的历史：一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使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动机相一致，另一个则是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继承。前一类关注需要注意作品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参照它们的不同进行解释，历史上的具体的唯物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使他们的创作规范化。后一类则关注作品形式之间的相似性。由此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形式本质，与另一种“非文学”的作品形式区分开来。将对美学的关注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就必然将它导入一系列只能用唯心主义术语来构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野心被“什么是文学”这个优先接受的问题削减。
[9]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