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1.快速城市化干扰下城市边缘区面临空间重构和社会转型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土地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22439km2增加到2015年的52102km2，年均增加1980km2，年均增长幅度达5.79%。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城市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在现行土地制度、财政体制及政绩考核制度的作用下，通过将农村集体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获取土地财政收入，是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空间扩张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催生了对土地资源的强烈需求，需要将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资料显示2000—2015年全国累计征收（用）土地面积25583km2（图1-1）。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中心的人口、住宅、工业、商业、基础设施等要素不断向城市外围蔓延式扩展，城市边缘区因而成为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通过城市边缘区农地征收来增加土地供给量，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扩张已成为我国快速城市化建设的普遍模式，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因此处于频繁转换与持续重构之中。[1]
图1-1 2000—2015年全国征收（用）土地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城市空间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下，我国城市边缘区的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正在经历农民生计方式转变、农村社区重建、农村社会变迁等一系列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土地被征收后，农民依赖种植业的传统生计方式难以为继，需尽快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转移；伴随着原有农村社区的空间解体、失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的出现以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农村社区面临着物理空间、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建，传统村落的封闭性、均质性、静止性逐渐被开放性、多元性、流动性所取代；农村社会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过渡，具体包括征地后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行政建制上从村委会到居委会、管理体制上从农村村民自治到社区居民自治与政府行政管理相结合的转变。[2]
总之，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进程变化最迅速、影响最深刻的地区，具有突出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特征。[3][4]面对快速城市化干扰以及由此引发的空间重构和社会转型，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也处于强烈的转型期，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并在频繁的结构调整与功能转换过程中产生诸多不适应性，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主要表现为城市用地盲目扩张、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贫富差距拉大、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空间极化等。如何提升城市边缘区面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与恢复能力，吸收并降低内外部干扰因素的不利影响是实现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失地农民成为我国城市边缘区最脆弱的社会群体
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人口城市化进程却十分缓慢。2000年至2015年，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由36.2%提高到56.1%，年均增长幅度为2.96%，远低于同期土地城市化5.79%的年均增长率。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致使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发生“扭曲”和“错位”，对以土地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其结果是，暴露于快速城市化干扰下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由土地所承担的基本生活、就业和养老等多重保障，加之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缺乏再就业培训机制，他们中的多数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的“三无”城市边缘人。[5]与主动离开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等社会群体相比较，征地行为的强制性、土地资源丧失的被动性和彻底性、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以及缺乏流动性更加剧了失地农民脆弱的程度，使其成为我国城市边缘区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征地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并使失地农民社会群体面临生计风险的冲击，容易诱发新城市贫困；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和非农劳动技能的缺乏加重了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难度，失业问题严重；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导致失地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进而形成社会剥夺；物理生存空间的快速变化割裂了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又难以尽快实现新的社会融入，使得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较差，这些现象被陆大道院士称为“由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人口的失业所造成的虚假的城市化和贫困的城市化”[6]。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数量约4000—6000万，并且仍在持续增长，预计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将突破1亿人。[7]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极易诱发社会风险。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虽然人们采取了多种对策措施致力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但重点大多停留在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上，忽视了城市边缘区自身和所处外部环境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失地农民问题的社会根源，实施效果不够显著。如何降低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的脆弱性、提高其可持续生计能力是保障新型城镇化战略顺利实施和城市边缘区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推进，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动荡”难以避免，现实的选择是在减缓外部干扰的同时，努力寻求通过优化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扰动的影响，通过社会系统的适应性调整和适应能力建设使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重新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理论背景
1.社会脆弱性是当前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研究[8]。1981年，蒂默曼（Timmerman）首先将脆弱性的概念应用于地理学领域[9]。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脆弱性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目前已经演变为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分析工具，研究视角涉及气候变化、灾害学、土地利用、地理学、可持续性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对象覆盖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以及两者所构成的复合系统。[10]脆弱性因其能完整反映全球变化的突出影响，且能为人类有效适应全球变化提供科学依据，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揭示人地相互作用机制以及指导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12]
早期脆弱性研究着重分析人类社会在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发生区域的暴露状况，强调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发生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时空分布等自然属性及灾害造成的损失，人类自身应对能力、社会经济结构对脆弱性的影响则被忽视或弱化。1990年代以来，面对传统脆弱性研究难以解释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区域遭受相同水平的灾害却产生不同后果的现象，脆弱性研究领域开始关注灾害发生的社会基础，侧重从社会、经济、权利、制度等角度探寻脆弱性产生的根源。[13]社会层面的脆弱性研究逐渐成为理解自然灾害风险和有效提高应对能力的关键，引起了地理学、灾害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布莱基（Blaikie）指出脆弱性研究中应关注社会方面的因素[14]；卡特（Cutter）认为采取工程性防御措施并不是抵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不利冲击的最主要途径，还应着重考虑社会、制度、经济等因素在降低扰动冲击负面影响中的作用[15]；我国学者姜彤提出，社会易损性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社会的恢复能力、抵御灾害的措施等[16]。钱伯斯（Chambers）[17]、阿杰（Adger）[18]等根据核心思想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将脆弱性划分为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两种，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表1-1）。社会脆弱性术语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其在考虑外部扰动的同时，更多地将脆弱性看作是从系统内部固有特性衍生而来的，是人类社会的先天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如贫困、不平等、边缘化、社会排斥等）所致，侧重识别社会中的最脆弱群体，探讨导致人类社会或群体容易受到损害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以及提高系统适应力与恢复力的机制和对策。[19]社会脆弱性的基本逻辑是脆弱性源于系统内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塑造并影响着人口和社会的敏感性程度，并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口属性和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教育、健康、收入、居住类型、就业等）予以呈现。当外部扰动施加到系统上时，敏感性程度被强化，社会脆弱性凸显，并且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处理和应对干扰的能力不同，社会脆弱性表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面对外部压力和干扰，组织建立有效的适应模式与应对策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自然灾害脆弱性[20]、气候变化脆弱性[21]、生态环境脆弱性[22]等相比，社会脆弱性分析工具在辨识系统干扰因素的基础上，更突出对导致脆弱性的系统内部属性、结构与功能进行优化与调控，以不断提高系统面对外部扰动时的应对能力、适应能力及恢复能力，实现从全球、区域到社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1-1 自然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的对比
2.“脆弱性—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可为人地系统研究提供新范式
进入20世纪中期，在全球化、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世界人口总量急剧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并由此引发对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超负荷开发，导致全球及区域环境发生显著改变，具体表现如全球变暖、气象灾害增加、土地利用变化剧烈、资源枯竭以及大气污染等，加剧了全球及区域层面人地系统的脆弱性。在针对全球变化的减缓措施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系统自身调整来适应全球变化并减轻其负面影响成为脆弱性调控的关键。而适应的核心就是在承认全球变化难以避免的前提下，通过提高人类社会面对环境变化时的应对能力、适应能力与恢复能力以缓解内外部扰动因素的不利冲击，最终实现降低人类社会脆弱性的目标，这为如何在充满变化和风险的世界中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23]
在这一背景下，脆弱性与适应性的集成研究逐渐成为众多国际及国家科学计划的重点议题。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先后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14年发布了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其中，第二工作组以“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为主题，将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人—环境耦合系统的影响，以及系统的脆弱性和适应能力作为报告的主要内容，认为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价是识别和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以及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选择的实践。IHD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把“脆弱性、恢复性与适应性”列为四个横向交叉研究主题之一。[24]2006年，ESSP（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全球环境变化科学大会，人类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包括适应能力建设）被予以高度重视；同年，我国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被列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之一。由此可见，全球变化背景下的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已成为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所要求的科学基础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作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关联性主题，脆弱性和适应性在揭示人地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上均有独特作用，是当前地理学关注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25]，但长期以来，人地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变化背景下脆弱区域的分布、脆弱性程度以及脆弱性表现等，对社会适应性的关注相对较少。面对全球变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侧重于脆弱状态评价的脆弱性理论和方法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若要进一步解释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适应模式、适应障碍、适应性管理等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地理学兼具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在脆弱性和适应性的综合集成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脆弱性—适应性整合框架的建立可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两个层面揭示人地系统的耦合关系，实现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结，为全球变化背景下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也是降低脆弱性、协调人地关系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使得社会系统和群体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社会脆弱性—适应性作为综合集成的概念框架和人地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以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地关系问题进行分析与诠释，在促进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领域交叉与融合的同时，提升整个社会系统面对环境变化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完善社会脆弱性研究内容体系。将遥感影像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失地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有效结合，基于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概念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探索社会脆弱性评价方法，从不同层面和尺度揭示快速城市化扰动下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的程度、发生过程与形成机理，深化对社会脆弱性尺度效应的认识，丰富社会脆弱性研究内容体系。
促进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的融合。以适应能力作为桥梁构建社会脆弱性—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对社会脆弱性和适应性的概念体系、构成要素、动力机制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系统阐释。以此为基础，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和失地农户两个尺度对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进行评价，探明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解析失地农户的适应策略、适应模式、适应能力及适应障碍，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旨在降低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和提升失地农户适应能力的适应性管理对策。研究希望改善社会脆弱性—适应性整合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深化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研究。
（二）实践意义
促进城市边缘区有序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对我国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以西安作为研究区域，剖析城市边缘区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基于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对不同脆弱程度的街道单元实施相应的空间管控和适应性管理，为实现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有序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并为我国其他城市边缘区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
提升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明晰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社会脆弱性的发生过程和形成机理，关注失地农民最脆弱群体，辨识阻碍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构建的影响因素，揭示其适应障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降低其社会脆弱性的适应性管理对策，为提高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提供有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