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上认为，近代民族历史写作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大致过程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布鲁尼通过有意识地模仿李维写作了《佛罗伦萨人民史》，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也相继写出意大利其他城邦和民族的历史。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过依照古典方式写作民族历史来谋生，他们向欧洲各国君主推销这种新型历史，最终引起各国本民族历史家的竞争，随后出现了各民族本土的民族历史家。[12]这种描述过分简单化，有明显的不足，它过分强调了李维的重要性。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还存在另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历史，它与李维关系甚微，而以瓦罗为古典榜样。所以，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着两种民族历史写作范式，即李维—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不仅有竞争，而且有融合。
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地是佛罗伦萨，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家是列奥纳多·布鲁尼。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为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提供了榜样。他从佛罗伦萨建城或起源开始写，以政治、军事为主线，模仿古典风格，充满强烈的城邦爱国主义的情绪。这种作为审慎和实践智慧的教师的历史，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在佛罗伦萨，布鲁尼的追随者中有两个是布鲁尼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处的继任者，即波基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和巴托罗梅奥·德拉·斯卡拉。其他追随者都是俗语历史家，包括马基雅维利、圭查迪尼和西皮奥内·阿米拉托。波基奥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是布鲁尼著作的续编，但范围要狭窄一些，是一本部头不大的著作，写作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即1455—1459年。布鲁尼的著作是以李维为榜样，而波基奥则更多的是以萨鲁斯特为典范，他关注的是14世纪中期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他对心理因素，尤其是愤怒和对权力的追逐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同时，他还强调历史的教育意义。斯卡拉的著作不那么成功，他是从起源开始写，但到他去世时（1497年）还没有写到14世纪。佛罗伦萨学派的其他成果，包括贝内代托·阿科尔蒂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他也曾担任国务秘书（1458—1464年），还有吉安诺佐·曼内蒂的《比萨史》、马泰奥·帕尔梅里的几部著作、贝尔纳多·鲁切莱的关于意大利战争和古代罗马的历史著作等。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之前，没有一部著作超越，甚至几乎没有一部著作达到布鲁尼所树立的标准。[13]
在15世纪，这种博学、雄辩、精英的编史新风格吸引了许多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者。同时，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书籍的普及，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印刷术就是适时出现，以便传播他们的文化信息的。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者中最杰出的是两个威尼斯历史家，一个是贝尔纳多·圭斯蒂尼亚尼（1408—1489年），另一个是马堪托尼奥·科乔（也叫萨贝里科，约1436—1506年）。两人都大约在15世纪80年代，以李维和布鲁尼方式，从建城开始，分别写作了《威尼斯史》。在佛罗伦萨长期的劲敌米兰，也有许多学者颂扬米兰古代的辉煌，今日的成功。如贝尔纳蒂诺·科里奥的《米兰史》就是一部用俗语写成的人文主义历史。那不勒斯王国有自己的历史家，最著名的是乔万尼·庞塔诺和瓦拉。这种历史编纂风格在若干意大利小邦也有追随者，包括热那亚、锡耶纳、曼图亚和费拉拉，只是忠实和成功的程度不同。[14]
在佛罗伦萨之外虽然也有不少布鲁尼的追随者，但是，佛罗伦萨之外还流行着另一种史学范式，即博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与语文学大师瓦拉密切相关，尽管他对历史编纂的直接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瓦拉发起并领导了对过去的全面检讨，他所做的工作包括评注圣经新约和李维的历史著作；考释古典罗马法文本；翻译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尤其是他关于拉丁语的论述，都表现出他重建整个罗马古代文明的企图。瓦拉反对为人普遍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比诗更少哲学意义，所以低于诗歌。[15]瓦拉认为，历史比诗更直率，因为它更真实。它不是倾向于抽象，而是关注具体事实，是通过事例来说教。接着，他重申了西塞罗的名言：“没有历史，人们就永远是一个孩子。”[16]瓦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君士坦丁圣赠辨伪》，该书既是对具体的教会法学家作伪行为的批判，又是对教皇传统的总攻击。正像他指出的：“不仅进攻死人，而且进攻活人，以及各种权威。”[17]对瓦拉来说，唯一的权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甚至只是语文学家所解释的古代。使瓦拉在史学史上占据中心位置的，不是他的《斐迪南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是他的版本校勘，他对罗马法的语文学[18]研究，他对教会传统的批判（这一点对新教学术和观点有重要影响）。
把瓦拉的批判方法和精神与瓦罗的博学研究结合起来的是弗拉维奥·比昂多。他以瓦罗的《罗马古事考》和《罗马人民的生活》为榜样，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成为后世系统研究民族古史的典范。尤其是他的极具创意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意大利详述》，对意大利自古罗马以来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作了详尽的考察，被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历史家看作证明和赞颂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最佳著作形式[19]。瓦罗—比昂多范式的民族史写作不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它力图摆脱修辞学的束缚，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经得起考证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它所用资料也不局限于古代历史著作，还包括档案材料和碑刻铭文。虽然它不像李维—布鲁尼范式的著作那样焦点集中，观点明确，主题连贯，但它依然有强烈的倾向性，试图通过博学研究来发现民族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