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布鲁尼开创的人文主义史学新风格
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家是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布鲁尼。他是彼特拉克历史观念的真正传人，他以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他说：“在这类研究中我把历史置于首位……因为理解我们自己历史的起源及其发展，理解人民和君王的成就是我们的职责。”他指出，这样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拓宽政治眼界，也是为了得到道德教训的事例。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样，历史就既能使我们更明智，也能使我们更有节制。”[4]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虽然只是佛罗伦萨一个城邦的历史，但无论在语言风格、叙事方式、著作形式，还是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都为后来西欧民族历史写作提供了榜样。
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于1370年出生在托斯加纳地区的阿雷佐城一位富裕的粮商家庭，他父亲在阿雷佐北部的马尔切诺村有地产。然而，他父母于1386年和1388年先后去世，留给年幼的布鲁尼的家产并不多。幸而他早年在阿雷佐学校受过良好的拉丁语教育，于是，20岁左右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进入佛罗伦萨大学学习法律。在佛罗伦萨，他成为共和国政府秘书长人文主义者科卢乔·萨卢塔蒂圈子的成员。这一时期与他在文学上交往最密切的是学者和书籍收藏家尼科罗·尼科利，同时，他还跟随早期西塞罗主义者拉文纳的乔万尼·马尔帕吉尼学习拉丁文学，师从拜占庭教育家曼鲁埃尔·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语。正是在克里索罗拉和萨卢塔蒂的影响下，布鲁尼放弃法律学习转而研究古典学术，成为当时意大利真正掌握希腊语的学者，也是他的时代最杰出的拉丁语作家。
1405年，经萨卢塔蒂的举荐和朋友波吉奥的帮助，布鲁尼获得罗马教廷秘书的职位。他担任罗马教廷秘书若干年，历经英诺森七世、格里高利十二世和亚历山大五世几任教皇。1410年，他当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秘书长。当时，佛罗伦萨政府秘书长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位，往往由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担任，布鲁尼的老师萨卢塔蒂就曾担任该职。几个月后，他辞去佛罗伦萨的职位，回到罗马，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教廷担任秘书，并随同教皇参加康斯坦茨公会议（1414年）。在约翰二十三世被废之后，他在1415年重新回到佛罗伦萨。1416年，凭借写作《佛罗伦萨人民史》赢得的人文主义学术声望，以及在佛罗伦萨上层社会的交往，他获得了共和国公民权和免税特权。1427年11月，布鲁尼又当选为佛罗伦萨政府秘书长，到1444年逝世，前后供职18年。除担任政府秘书长外，他还担任过“贤人团”成员（1437年）、商业法院法官（1438年）、十人军事委员会成员（1439年、1440年和1441年）、安全委员会成员（1441年）、督政官政绩审查小组成员（1442年）、行会法规审查委员会成员（1442年）和长老会议成员（1443年）。同时，他积极参与佛罗伦萨各大行会的工作。据波吉奥·布拉乔里尼说，如果不是他于1444年去世，他还会被选举为“正义棋手”[5]。布鲁尼在担任公职期间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干，尤其是他曾三次进入军事委员会，参与共和国的最高决策。由于他擅长周旋于佛罗伦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能在敌对两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即便当科西莫·美第奇于1434年返回佛罗伦萨，大批政治名人被放逐的时候，他也能幸免并很快取得科西莫的信任。布鲁尼去世于1444年3月，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布鲁尼在他的时代享有盛誉，除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家。他作为人文主义学者的声誉主要得自他的历史著作和古希腊著作的翻译。翻译古希腊作家的著作贯穿了布鲁尼的一生。进入佛罗伦萨文坛之初，他主要翻译的是古希腊的演讲、传记和历史著作，其中包括德摩斯提尼的演讲、普鲁塔克的传记、柏拉图的对话，以及色诺芬的《师门回忆录》等。中年后布鲁尼主要致力于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如《尼科马各伦理学》（1416年）和《经济学》（1420年），直到晚年他还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436—1438年）。翻译和阅读古希腊著作不仅是他研究古典学术的过程，也使他意识到传世拉丁文历史著作的缺失，从而试图根据他所能得到的希腊文资料来补充拉丁文古代历史著作。他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史》（1418—1422年）一方面是打算用波里比阿的著作来弥补李维的《罗马史》第二个十卷集的缺失，另一方面是要以罗马或意大利观点来改写波里比阿基于希腊观点的历史叙事。布鲁尼从来把李维看作爱国主义历史写作的典范，他之所以不是简单地把波里比阿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而是重写这段罗马历史有明显的爱国主义目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从意大利领土国家，这一政治舞台上具有活力的新因素的视角来写作的。”[6]他的《意大利与哥特人战争纪事》（1441年）是利用普洛科比乌斯的著作来讲述古代晚期的意大利史，这是为传世拉丁文历史著作所忽略的时期。另外，他还利用色诺芬的《希腊史》写作了一部《希腊事纪》（1439年），讲述公元前4世纪早期希腊的历史。所有这些著作在他有生之年都有意大利语译本，并且传播甚广。
布鲁尼一生写过四本传记著作，四位传主都是他所敬仰的人物。他写作他们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其成就，修正他不同意的既存传记著作。他写的第一本传记是《新西塞罗传》（1412—1413年）。之所以称其为新传是因为他打算弥补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的不足，他认为普鲁塔克没有充分颂扬西塞罗。1429—1430年，他写作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强调了这位希腊哲学家对文学的贡献，赞扬他优雅的散文风格。这两部古代先哲的传记是用拉丁语写作的，他后来又用意大利语写作了《但丁传》和《彼特拉克传》。他的《但丁传》是针对薄伽丘的《但丁传》而作的，他认为薄伽丘的传记琐碎无益，把但丁描绘成了一位多愁善感的爱情诗人。他的《但丁传》则强调了但丁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认为但丁既是一位战士、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布鲁尼的《彼特拉克传》着重叙述了这位伟大诗人对复兴古典拉丁文学的贡献，他认为彼特拉克的这一功绩没有得到他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7]布鲁尼写《但丁传》和《彼特拉克传》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市民人文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颂扬佛罗伦萨，宣扬城邦爱国主义。他成功地将这两位传主塑造为佛罗伦萨城邦的英雄，并影响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对于后世的意大利民族历史家来说，但丁和彼特拉克不仅是意大利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者，更是塑造意大利民族的伟人。
当然，布鲁尼的代表作是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该书写作过程中就取得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官方历史的地位。《佛罗伦萨人民史》写作时间前后长达29年，即从1415年至1444年。1473年，应佛罗伦萨共和国长老会议之邀，多纳托·阿奇亚约利将其翻译成意大利语。《佛罗伦萨人民史》全书12卷，第1卷从公元前1世纪佛罗伦萨建城一直叙述到1250年。第2卷至第12卷叙述13世纪中期开始到米兰的吉安加利佐·维斯孔蒂去世（1402年）的佛罗伦萨的历史。该书后11卷的叙事节奏非常慢，按照年代顺序详尽地记述每一年的重大事件。这后11卷集中叙述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事事务和制度发展过程，基本上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为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提供了榜样，这部著作耗费了他一生许多光阴。如果说他的文学灵感得自修昔底德和李维，那么，他的思想观点则更直接地是佛罗伦萨严酷的政治现实，尤其是长期与米兰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15世纪初期的“危机”的产物。[8]严酷的政治现实加强了他的共和信念，使他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彼特拉克的政治偏见，达到了与所谓“市民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政治、社会关注。他追随萨卢塔蒂，颂扬西塞罗，认为西塞罗体现了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布鲁尼还接受了西塞罗认为历史是经验教训的事例宝库的观点，认为先人的嘉德懿行值得缅怀、效仿，先人的过失罪愆必须提防、避免。他指出，历史既包括一个长长的叙述，每一个特殊事件的原因分析，同时也要对某些问题作适当的判断。他看到佛罗伦萨过去的公益伟绩迄今已为人所忽略，“因此，我决定写作该城著名的历史，不仅是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也包括资料所允许的更早那些时代的历史。”[9]所以，他以李维的方式，从建城开始写作佛罗伦萨的历史。佛罗伦萨的崛起，共和自由的获得，城邦的军事成功是他的主题。他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古代作家，以及奥罗修斯、副主祭保罗等中古编年史家，尤其是他的前辈，如维兰尼兄弟和加洛·达蒂。他认为，西塞罗风格的拉丁语是最完美的表达现实的语言工具，因而他以古典修辞方法来对他所利用的资料进行改造和修饰。而且，他遵照西塞罗的原则，对个人心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常常用演讲和对话的方法来对人物动机和政府政策进行解释。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具有人文主义历史风格的全部因素，他以古典古代历史家为榜样，强调历史中政治军事和道德伦理的中心地位，可以说是他确立了人文主义历史写作模式。《佛罗伦萨人民史》在语言风格、叙事方式和著作形式等方面是完全依照公认的古典古代的榜样来撰写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李维的《罗马史》是布鲁尼效仿的主要榜样。他的语言几近完美地再现了西塞罗和李维的拉丁语风格，所用词语几乎全来自公元前1世纪的拉丁语汇。他按照年代顺序叙事，行文中一般不用不为古罗马人所知的用数字来表述日期。只有在他希望纠正编年错误，或考虑到不断出现“下一年”会妨碍读者计算年代时他才用数字日期。而且，当他认为补充资料或叙述长期后果对准确理解特定事件至关重要时，编年叙事顺序也会让位于主题叙事顺序。因此，他在叙述1336年阿雷佐投降佛罗伦萨之前，就插入了百年来阿雷佐政治状况的概述。像李维的罗马史那样，《佛罗伦萨人民史》的各卷内容都具有主题的连贯性。第1卷结束于1250年不仅是资料缺乏，而且主要是因为那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托斯加纳的教皇党取得对皇帝党的胜利。第6卷的结束、第7卷的开始是在1342年中期，之所以选定在这个时候是因为那一年的下半年雅典公爵被逐出佛罗伦萨，北部意大利政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第10卷开始于“米兰战争”的爆发，结束于1391年和约。
布鲁尼崇尚古希腊、罗马，效仿古典作家，但他写作历史著作时并不拘泥于古典榜样。像大多数别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把古典榜样作为向导，而不是作为必须遵从的权威。他认为，模仿应该有利于创新，而不是妨碍创新。他博学多识，不仅学习修昔底德和李维，有时也会借鉴其他古典作家。他用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的著作来补充李维关于罗马战争的记述，从罗马历史家塔西陀借鉴共和政体有利于创造力发挥，而权力集中一人，伟大的知识就会消失无踪的观点。他在效仿古人的同时也竭力创新，如他在使用演讲词时就不完全同于古典历史家。在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等古代历史家的著作中这类演讲词一般出自历史家之手，应该看作一种叙事方法、一种修辞手段，不过，有的内容是有根据的、是可信的，如李维《罗马史》第25卷中坎奈战役的幸存者的演讲。历史家用演讲词来交代事件背景，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描述人物的心理动机，目的是要取得文学效果。另外，古代历史家与现代历史家不同，他们关注的是当代事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历史真实，编写历史主要依靠口述资料，以及他们之前的编年史材料，一般不进档案馆。[10]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员的布鲁尼能够接近官方档案，所以《佛罗伦萨人民史》中的演讲词有些是为了文学修辞目的而自己写的，有一些则是历史实录，是档案资料的逐字抄录或意译，如第9卷中所用吉安加利佐·维斯孔蒂的书信就有原件传世。
布鲁尼是在求真基础上强调历史写作的实用性。他认为，历史教人谨慎，通过阅读前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到，我们应该规避和采取的行为。”[11]历史还给人政治智慧，通过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更好地以我们的行动来实现我们的愿望。当然，他认为历史要有用，它就首先必须是真实的。追求历史的真实是作为历史家的布鲁尼的主要职责。他不仅是不轻信那些荒诞的神话，而是要彻底摧毁它们，尤其是要摧毁被人用来支持他不赞同的政治政策的那些神话。例如，他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对皇帝派的佛罗伦萨建城神话给予了驳斥。皇帝派的学者认为，佛罗伦萨是由恺撒建立的，后为东哥特国王托提拉所毁，又在查理曼时代得到重建。布鲁尼则为佛罗伦萨找到了一个共和起源，他认为，佛罗伦萨是由罗马共和国的统帅苏拉的老兵所建立的。在他看来，佛罗伦萨的共和起源至关重要，这说明佛罗伦萨是共和政治的真正继承者。他并不因为资料缺乏就把那些意外的历史事件归因于偶然因素，而是对李维的历史资料处理方法做了重大修正。他不是根据一个资料来叙述一个事件，也不是在资料彼此抵牾时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是参照多种资料对自己所依据的主要资料进行仔细的考证。因此，尽管他崇尚古典古代的作家，不过他已经意识到古代作家的叙述只有在得到所用资料的支撑时才是可信的。这种意识标志着真正历史考证的开始。布鲁尼还用相关档案文献、私人文件等多种资料来补充编年史资料的不足。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是一部政治史专著，它的中心主题是佛罗伦萨从一个罗马殖民地兴起成为意大利一个重要政治实体的过程。因此，他把不相关的材料全部剔除，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来选用、组织材料。全书从佛罗伦萨的建城开始，一直写到1402年吉安加利佐·维斯孔蒂的去世。他认为米兰专制君主吉安加利佐之死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彻底改变了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其他城邦的关系，使它能够在随后几十年中达到文化上的繁荣昌盛。对于编年史中丰富的关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记载，他也只挑选那些与佛罗伦萨相关的材料，如安茹的罗贝尔登上那不勒斯王位和1378年的教会分裂。他认为这些事件迫使佛罗伦萨政府改变了外交政策。关于佛罗伦萨的文学、艺术也仅仅是在谈到佛罗伦萨的政治、军事发展时作为其结果顺便提及。他的历史视野非常狭隘，历史对他来说只应关注“公共事务”，即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而经济是纯粹的私人领域，即便是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危机，由于其没有引起政治体制的明显变化，在他的书中只是一笔带过。自然灾害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所以，他描述黑死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在1348年没有发生值得记忆的大事件。虽然他认为神意的作用和超自然的因素对人类行为没什么教益，但是，他像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认为一个城邦的创建者的品性会在该城邦后世居民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他才那么重视佛罗伦萨城的共和起源。
布鲁尼是在重视历史的垂鉴作用和教育意义前提下，强调历史著作应该优雅雄辩。只要历史事件本身和历史人物的演讲没能使历史教训清晰表达出来时，布鲁尼都会毫不犹豫地点明其中包含的历史教训。例如，他在谈到1334年佛罗伦萨征服皮斯托亚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承诺和平，而不是借助武力威胁才能带来领土的扩大。为了使历史有教育意义，历史必须是雄辩的。历史著作必须让读者愿意阅读，愿意接受其中提供的教训。布鲁尼用所谓优雅的古典拉丁语写作，显然他所针对的读者群不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普通市民，而是有古典学术修养的知识阶层。他这样做与他对历史的理解并不相悖，像古代历史家一样，他认为历史记载的主要是政治、军事的显要人物的事迹，所以历史著作要用庄重优雅的语言，历史除了有教育意义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即以不朽的文学形式使人类的丰功伟绩垂之永久。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使用古典拉丁语来写作《佛罗伦萨人民史》，而用意大利语来记载文人的事迹，如《但丁传》和《彼特拉克传》。然而，广泛而持久传播的并不是《佛罗伦萨人民史》的拉丁文原版，而是1473年多纳托同样雄辩的意大利语译本。
当然，用纯粹的古代历史著作形式编写后世历史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这自然会给布鲁尼编史工作带来限制。它使布鲁尼不能认识到个人所归属的社会集团对个人动机和意愿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现代历史家认为在14世纪佛罗伦萨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家族因素，在布鲁尼的著作中基本上被忽略了。家族纷争中的经济因素，他也只字未提。他甚至轻忽对佛罗伦萨政治制度有决定性影响的各行会组织。在叙述1378年的梳毛工人起义时，他更是把行会错误地作为暴民统治的工具一笔带过。布鲁尼把佛罗伦萨社会分为三个社会阶层：上层封建贵族、下层民众（包括工匠、小商人和日工），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中等阶层（包括大商人和银行家）。布鲁尼明显倾向于中等阶层，而对下层民众没有好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忽略梳毛工人起义，认为它仅仅是正常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偶然插曲。
刻意在著作形式上仿古也使布鲁尼常常把应该归因于个人和社会集团的一些行为，归因于整个“佛罗伦萨人”。他通常用“佛罗伦萨人”来指代在共和国行政机构中任职，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那些人，总是把这些只有短暂任期的官员看作一个具有共同目的和思想观念的整体，因而他常常忽略政府官员彼此之间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激烈争斗。在叙述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时，他总是强调佛罗伦萨政治决策的一致性，而全然不顾档案资料中丰富的相反证据。他把回避不了的佛罗伦萨的决策分歧通通归因于外部势力对国内事务的干预。因此，他完全不能解释14世纪70年代佛罗伦萨对外政策的急剧变化，当时佛罗伦从教廷的最忠实的盟友变为教廷最坚定的敌人。由于作为整体的“佛罗伦萨人”作出的决策都应该是明智的，所以他也不能解释在1402年米兰军队占领博洛尼亚后佛罗伦萨政府的迟缓反应，尽管他认为这一事件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更为奇怪的是，他对佛罗伦萨政府秘书长这一官职只字未提。政府秘书长在佛罗伦萨政府中非常特殊，是一个由政府任命的职业官职。佛罗伦萨政府中许多职位任期短暂，而政府秘书长的连续任职正好保证了各届政府之间政策的连续性。而且，布鲁尼本人长期担任政府秘书长，他的老师萨卢塔蒂也是在担任该职期间提出了共和思想。为坚持从他老师那里继承来的共和思想，他甚至无视现实政治的变化，自始至终把越来越寡头化的佛罗伦萨政府看作代表佛罗伦萨人民的政府。当然，由于其著史方法和坚定不移的共和观念，也使他对历史有全新的看法。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对罗马帝国持负面评价的作家，认为罗马帝国君主制的建立是对罗马共和国的颠覆，而不是共和国的发展：“多少共和国辉煌黯然失色，多少伟大的公民被迫离开了罗马城！”[12]他首先提出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就寿终正寝了，并且把罗马帝国与查理曼帝国截然区分开来。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虽然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但它不是孤立事件的拼凑，而是不同时期的前后相继。实际上，布鲁尼提出了一个意大利政治史的分期。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不是不可挽回的灾难，而是城邦兴起的前奏。作为共和主义者，他把罗马帝制的建立看作罗马衰落的开始，而蛮族入侵结束了罗马帝国在西方的统治。意大利由此进入黑暗时代，但是黑暗是短暂的，随着查理曼帝国的瓦解，意大利逐渐恢复自由，各城市开始复兴。布鲁尼对意大利历史的解释和分期，表明他承认罗马帝国衰亡后，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黑暗时代”。然而，他没有在罗马衰亡与意大利城邦复兴之间作明确的年代划分，黑暗时代也仅仅是意大利中古时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是开始、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描述，都用人类的智慧和愚蠢来解释其兴起和衰落。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政治体制，而评价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标准是看其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和平，制定了公正的法律，使每个公民都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他认为在历史上至少有一个时期达到了这一标准，那就是卡提林密谋之前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而现实中最好的政治体制则是佛罗伦萨的共和体制，它有希望最终充分实现促进内部和平和公民个人充分发展的目的。因此，15世纪是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其已取得的政治成就完全可以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时期相媲美，而且，它还在继续不断发展。正是佛罗伦萨人创造了这样伟大的共和体制，它是中世纪公社制和希腊城邦制的混合。它使大量负责任的公民享有权利，使立法者和民众服从法律的统治。他要使佛罗伦萨人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政体与其他任何政体，无论是古代罗马的帝制、中古政治理论家的基督教世界帝国体制，还是14世纪意大利的领主专制都截然不同。随着14世纪80年代商人政权的兴起，完美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而且在抗击米兰的吉安加利佐·维斯孔蒂的最后阶段，佛罗伦萨公民作为“意大利自由”保卫者的自我意识也成熟了。最终目标实现在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打败最后的外来入侵者那不勒斯的拉迪斯劳和米兰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孔蒂。[13]
对于布鲁尼来说，历史就是政治史。历史应该只关注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要么是向最终目标的不断进步，要么是背离最终目标的倒退。因此，最终目标的达成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就是集体的政治行动为挣钱和培育美德一类纯粹的个人行为所取代。个人行为不是历史家的关注对象。布鲁尼敦促他同时代的佛罗伦萨统治者努力完成其祖辈的未竟事业，他其实是在呼唤早日实现和平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