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杨念群：

我回应一下徐勇教授刚才对历史学的评价，他说历史学是“摆事实”，但不“讲道理”，我要从历史学本位的角度辩护一下：历史学既摆事实也讲道理，只不过讲道理的方式和社会科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文人讲的是考据、义理和辞章兼顾，考据是摆事实，义理就是讲道理。我们近几十年来讲道理的方式都是借壳生蛋，基本上是依托西方社会科学框架来讲道理。但其实中国历史学中也蕴藏着很多自己的道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只是借壳生蛋呢？鼎新教授刚才谈到了历史社会学，我认为1949年以来许多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都是一种历史社会学式的解释，比如说五种生产形态理论就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解释框架。我一直不把马克思仅仅看成一个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我还把他当作社会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五种生产形态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历史的结构性解释，中国学界把历史的发展阶段分成五大块，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转换过程，这就是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所以历史研究不仅是摆事实，而且要讲道理。然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习惯于把它过度哲学化，一般称为唯物史观。确实，这个社会结构转换的观点后来证明太僵化了，从中看不到人的活动。所以，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向历史人类学方向的转变。历史人类学把历史学的关注点从历史社会结构转移到人本身在历史中的活动上，这个转变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基础上实现的。

我对这种转变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学里有很多资源都没有被调动起来。我认为，中国历史学对世界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历史循环论。我们总是按照进化论的思维，以找到一个未来终点作为我们的历史解释目标，刚才鼎新教授也说了类似的观点。中国古代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往往被误解为总是向后看的，所以我们总是强调回到黄金三代，但实际上，返回三代不仅仅是一种退化论那么简单，更是一种螺旋式的逻辑上升过程，其背后的解释系统相当复杂，把进化论和退化论、循环论对立起来的这种二元思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要想恢复中国历史的演变脉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历史学循环论的解释系统重新恢复起来。举个例子，中国最有价值的历史观叫作“文质之辨”，它把历史演变理解为一种由文转质、由质转文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表现为退化循环，它还是逻辑上升的过程。我认为，当今中国历史的基本导向并没有超越“文质之辨”的循环。我经常开玩笑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那段中国历史太“文”了，大家都在积累财富；而现在又往“质”的方向转了，开始抑制奢靡，反腐倡廉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中的“质朴”因素积累到了一定的极限，有可能又会觉得需要调整，向新的“文”的方向转变。“文质之辨”的逻辑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循环现象的总结，这个思维模式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中国历史中延续。尽管现在全球的运转模式在变，但是延续于中国历史之中的这种基本的“文质之辨”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变，哪怕是面临着所谓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对中国历史逻辑的基本看法，我们把这个逻辑理清楚了，就能发掘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动力、获得自己的解释理论了。

赵鼎新：

我想回应一下关于“文质之辨”的问题。我们社会学最近都在做“文质之辨”，做“文质之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文质之辨”虽然是一个源于中国古代的概念，但它实际上是可通约的，西方也一样，尽管“文质之辨”的逻辑有成功也有失败。例如，汉武帝在历史上打下了很深的“文质之辨”的烙印，但从西汉到东汉，盛世之后的帝王们所打下的烙印就没那么强了，可延续性的大小、成功的长短、获益的大小都是有区别的。所以，“文质之辨”是常量，这非常重要，但是每个“文质之辩”的形态又非常不一，这是变量，而变量总是要比常量更有可能把我们带入对历史不断深入的理解。

另外，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问题，我不认为徐勇教授完全错。为什么呢？今天的历史学的确也讲道理，但是他们的确把道理越讲越小了，当前西方史学界有个流行史观，那就是历史是不同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在这种史观下，一个历史叙事对应的都是一个特殊的或者说是不可通约的道理。这的确让那些喜欢大道理的人觉得历史学是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的了。

现在，如果我们要找历史大通约，如果大家相信了这个大通约，那么会带来太大的灾害；但是如果要只找小通约，那么这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比如，以村落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在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南宋至明清时才开始出现的，并且这种组织形态在中国南方一带特别发达。这种给定时空下的文化现象并不能简单代表中国文化，以家庭和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在前现代欧洲也很盛行，直到近代才逐渐被打破。如果把比较的范围加以扩大，你会发现，你原本认为特殊的东西也许并不特殊，你原本认为不特殊的东西也许很特殊。

徐勇：

我也简单回应一下。无知者无畏，由于我对历史学太无知，所以我刚才说话的胆子就比较大。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不讲道理，而是说它表达的这个理在哪儿并不明确。春秋战国的百家背后都有各自的理，这些理都追踪到了人性。我们现在讲的理是指学理，是一种主义、流派，而历史学却没有体现出这种理。我不是说历史学不讲理，而是说它在历史叙事方面非常强，目前在讲理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因为它毕竟不是理论学科。

另外，讲理就要不断追问，追根溯源。杨教授所讲的历史循环的观点，我们把它拿来解释中国是可以的，但它能否解释世界？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理论是通约的。

在研究问题时，如果能上升到学理层面来将很多事实整合到一起，就不会仅仅得出碎片化的东西了。因为族群血缘关系不仅仅是南宋之后才有，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一直都在进行着家族统治，秦始皇时也是家族统治。

赵鼎新：

没错，家族统治并不稀奇，全世界都是家族统治，西方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是家族统治。有一本书叫《家族国家》（The Familial State），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但家族变成以村落为基础的宗族这种特殊的基层形态则是南宋以后才有的。

徐勇：

但是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城市，整个城市社会是再生的，一旦离开了原生的血缘而到了城市，原生的血缘家庭就不能再生了。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宗教强调每个人都是子民，父与子都是子民，每个人都大众化了。

朱云汉：

我补充一句。西方政治权威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到近代以前都是如此。而且他们强调贵族血统，这是非常牢固的一点，一直到拿破仑出现以后才被打破。在拿破仑之前，西方是没有平民皇帝的。而中国不一样，秦汉以后，天命就显得很重要了，虽然血缘与亲属还是最值得信任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点很自然，但中国政治权威的延续性并非完全取决于血缘关系。

第一轮自由讨论到此结束。景跃进、贝淡宁和杨念群三位学术委员的发言稿以及第二轮自由讨论，将在本刊下一辑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