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40年的政治经验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较多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超高水平的国家治理绩效，最重要的经验莫过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关键要素发挥作用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在多方面不断推动自我改革和完善，在不断推动政治文明进步的基础上发挥着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成果和价值。^[2]

中国共产党能始终稳居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地位，始终对社会发展保有有效的影响，与其不断推进组织制度改革、意识形态创新和反腐倡廉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组织制度改革研究方面，既有关于组织制度建设总体实践层面的考察，也有对相关改革原则的理论提炼，还有针对具体制度改革的研究。比如有的研究梳理了干部制度改革成果和总结了干部制度改革经验^[3]，有的回顾了党内选举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并提出探索选举制度建设的重要启示^[4]，有的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实践效果^[5]，还有的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程和意义进行阐发。^[6]在意识形态创新方面，有学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持续开展理论创新的历程和意义并将其概括为“术语革命”；^[7]认为持续创新的本质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硬核”的前提下，使辅助“保护带”保持了较强的适应性、开放性、现实回应性，进而体现了“坚守”与“创新”的平衡^[8]；持续创新的目的在于推动改革价值共识和方法共识的形成，保持与社会文化和价值形态的紧密关系。^[9]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这一年，研究主要围绕监察体制改革和体系建设展开。^[10]重点对监察体制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效和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启示进行理论阐发。有的学者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化取向对深化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建设具有可持续的重要意义。^[11]

（二）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如现代政府、人大制度、法治体系建设等构成改革开放40年政治经验的又一方面。^[12]在推动建立现代政府方面，代表性观点认为，通过积极回应来自于社会领域的民生诉求、经济领域的市场需求、行政领域的执政追求，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不断推动、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13]，并周期性地将这种转变传递到政府机构改革之中，使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化^[14]；通过制定相应的政府绩效管理措施和权责关系的调整以施加有针对性的激励，实现了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15]在人大制度完善实践中形成了多路径探索，集中表现为形成了以结构优化推动功能强化、以规范化建设带动专业化的制度化模式。^[16]在法治建设方面，许多研究集中回顾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典型事件和时间节点，分析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的实践因素，强调持续推进法治理念与时俱进以及法治理念充分社会化对法治建设的基础意义。^[17]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回应型政治”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基本特征，这一模式源于在问题倒逼改革的境遇下，不断在党的领导、群众创造、社会参与的互动中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合力^[18]，其突出特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内含多层面的政治回应制度，富含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技术，内嵌包容开放的政治过程^[19]，而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回应民意的政治约束力主要源于政治合法性的文化传统、群众路线的政治自觉和民意压力下的适应性变革三个方面。^[20]

关于国家制度体系变革的学理特征研究，也构成学术动态的一个具体方面。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历程，学者们积极开展历史比较和中外比较。从历史比较维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在传承民本主义理念的同时将“守成的民本主义”转换为“能动的民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40年间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进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21]从中外比较维度出发，有观点认为，取得改革开放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关键在于“坚持方向，包容混合”的理念，即在世界上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的浪潮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混合。^[22]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和更大的进展，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方案选择和理论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