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越文化及原始青瓷特征简述
（一）吴越文化简述
吴越文化，顾名思义为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共体。其族属为吴越族，吴族与越族同根同源，如近代学者卫聚贤先生曾在《吴越释名》[7]一文中说：“于越即虞越，亦即吴越，吴越原系一个民族，后越人发明钺而独立。”《吕氏春秋·知化篇》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越绝书·越绝外传》：“吴、越两邦，同气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共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这是文化背景，具体到风土习俗，两者均是火耕水耨、断发文身、尚武骁悍、善于青铜冶金，流行土墩墓的建造，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的烧造。
在总体文化特质相似的基础上，两者具有部分差异，如吴文化的分布核心为宁镇地区，湖熟文化便是其代表；而越文化分布核心为钱塘江流域，即杭嘉湖地区与宁绍平原，马桥文化是其早期代表。到了春秋战国时，两者文化的融合更为频繁，此时无论是青铜文化、印纹硬陶文化还是原始青瓷文化均趋于同一性，两者不分伯仲，从而形成真正的吴越一体文化。直至楚灭越以后，吴越文化才趋于衰退，楚强势文化便占据其位。这是其文化下限，至于其上限，应与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8]。
（二）吴越原始青瓷特征
吴越原始青瓷时代处于商至东汉早中期，其中商周时期原始青瓷烧造规模较大、工艺最为成熟，特别在战国时期，原始青瓷布满整个吴越地区，且器类繁多、纹饰及工艺较为发达，直至楚占领吴越地区后，原始青瓷便随之衰退。印纹硬陶创烧于龙山文化晚期，即夏代初期，在马桥文化中多有发现，印纹硬陶烧成温度较高，达到1200℃左右，其胎料为含铝量较高的高岭土、瓷石。而原始青瓷是在印纹硬陶烧制工艺的基础上创烧成功，商代处于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处于鼎盛阶段，便最终形成南方青瓷独霸天下的格局。其工艺与印纹硬陶的最大区别在于施釉与否，而温度、胎质、胎料、纹饰等方面均与印纹硬陶相差无几。
吴越商周原始青瓷胎料仍为高岭土、瓷石等，胎质坚硬，叩之有金石声，胎色灰白，含杂质少，吸水率较低。其釉料为石灰钙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匀净光亮。器物施釉使用蘸釉法与刷釉法，往往整器施满青釉。
器物形制多样，既有饮食用具，亦有仿青铜礼乐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及兵器。商代品类较少，主要以实用器具为主，如豆、罐、钵、盂、盘、洗、碟。特别是豆，贯穿整个商周时期，商代至西周多以高足豆为主，春秋战国时豆柄变矮，渐而脱变成碗。在春秋战国时，仿青铜礼乐器盛行，其中礼器有鼎、壶、瓿、鬲、盉、甗、簠、盨、簋、卣、匜、香熏、尊，乐器有錞于、悬鼓座、甬钟、镈钟、句鑃，生活用具有豆、罐、盘、碗等，生产用具有斧、锛、铲、凿等，兵器有矛、戈等。还有一些仿玉礼器，有龙形佩等。出现大量的仿铜礼乐器应与吴、越国称霸，效仿中原正统青铜礼乐器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吴越地区铜矿资源减少，以原始青瓷代替青铜器之功能所致。
纹饰方面，商代以素面为主，偶饰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西周以后，装饰古朴庄重，其中有弦纹、水波纹、针刻纹、勾连“S”形纹、勾连纹、云雷纹、回纹、对称弧形纹、圆圈纹、菱形纹、锥刺纹、镂空纹等，多为仿青铜器纹饰[9]。
工艺方面，商代原始青瓷较为原始，有泥条盘筑与轮制拉坯两种，其中大件器物多采用前一种，如罐、坛等。小件器物多采用后一种，如豆、盘等。胎釉结合较差，多出现剥釉、脱釉的现象。到了春秋战国时，泥条盘筑工艺便渐渐退出舞台，而快轮成型工艺成为主流，胎釉结合紧密，器形规整、精致，线条流畅、简洁。还有一些器物附件，以手制与模制为主。商代器物多烧制变形，这与早期烧制原始青瓷窑温控制技术水平较差有关，而到了春秋战国时，龙窑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进，窑温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变形、釉色不匀的现象渐渐减少。
自从楚占据吴越之境以后，土墩墓、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烧造技术随之衰退，楚强势文化更多地影响吴越地区，出现了较多竖穴土坑、木制棺椁结构、漆器及一些其他楚文化特色随葬品。至此，吴越地区商周原始青瓷文化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
随着秦统一六国，吴越地区纳入秦之版图。秦至汉初，原始青瓷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相对春秋战国时质量及烧制工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化，对胎料的加工精细程度不及战国，如粉碎、淘洗较为粗率，所含杂质较多。胎料中的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高于春秋战国时。胎料中氧化铝含量高，烧制温度便高，器物的机械强度增大；氧化铁含量高，烧制的胎色往往呈灰色或深灰，质地相对粗松，气孔较多，吸水率较高[10]。釉层较厚，釉色较深，往往呈青绿色、青黄或黄褐色，有聚釉现象，并形成蜡泪痕。施釉方法多由浸釉变为刷釉。
纹饰方面，西汉早期比较简朴，一般饰简单的弦纹、水波纹，西汉中、晚期，纹饰趋于复杂化，开始采用刻划和贴塑等装饰方法，常见纹饰有弦纹、水波纹、几何纹、卷云纹、兽面纹、凤鸟纹等。东汉时又趋于简化，流行弦纹和水波纹。这些纹饰一般饰于口沿与上腹部。此外，在罐、盆、壶的腹部往往贴塑铺首[11]。
器型方面，大件器相对春秋战国时明显增多，西汉初期主要有鼎、盒、壶、瓿、钫、罐、罍，大多为礼器，而春秋战国时常见的实用饮食用具碗、盘、盅少见；西汉中晚期，盒、钫已消失，鼎也不多见，主要有壶、瓿、罐，新出现了匏壶、双唇罐；东汉早中期原始青瓷数量逐渐增加，瓿、鼎等礼器渐失，出现更多的锺（壶）、罐等实用器，盘口壶开始流行，新出现了五联罐、熏炉、盘、虎子、灶、井等器具[12]。
制作方法仍以轮制为主，但一改战国时期的拉坯成器、线割器底之法，转而采用底身分制、粘接成器的方法。附件及部分小件采用手制及模制。
总之，吴越地区原始青瓷烧造商至西周处于发展阶段，在胎釉、器形、制作、装饰、烧造等方面均较为原始，多出现青釉泛黄及生烧现象。春秋战国时处于鼎盛阶段，原始青瓷渐趋成熟，胎质细腻坚硬，敲击发出金属声，胎釉结合紧密，釉层匀净明亮，玻璃质感强[13]。秦至汉初原始青瓷处于退化阶段，西汉早期多为一些仿青铜礼器，中晚期仿青铜礼器渐失，出现了更多的模型明器与实用器具，以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新器形（匏壶、双唇罐等），东汉早中期处于再兴阶段，烧制原始青瓷品类多、器形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