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的意义
越族在古时被视为蛮夷，在正统古文献中本就笔墨寥寥，其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更是屈指可数，并无专篇论述，只在叙事中顺便提及。单就文献来研究越族音乐文化，其空间并不大。一部中国音乐史，亦极难找到有关越族的只言片语。幸好，随着近些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及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一大批越族音乐资料面世，给越族音乐研究带来了契机。
越族占据着南半个中国，分布地域广阔，且历史悠久，对越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音乐史中这块近乎空白的领域，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内容，而且对中国音乐史“中原中心”特点的进一步改变意义重大。
东瓯是越族所建国家，东瓯音乐文化，是越族音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的出土，对了解越人在西汉初期的音乐生活、文化习俗，乃至对研究中国乐器史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作为一种仿铜明器，选择了陶作材料，与越文化中突出的陶瓷文化密切相关。陶瓷手工艺，特别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越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在全国具有先进性。[18]从目前出土资料来看，以陶瓷仿铜乐器随葬是越国的重要葬俗，较有代表性的有浙江长兴鼻子山墓、海盐黄家山墓、无锡鸿山墓等。越贵族墓随葬仿铜乐器明器，与中原贵族墓随葬青铜乐器，同样是一种等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集中出土于墓外的一个陪葬坑内。墓葬外面专门设有一个陪葬器物坑，是越墓的一个特点，器物坑有些是专门的乐器坑，有些则放置仿青铜的陶瓷礼器和其他日用器。越墓设乐器坑，东瓯贵族墓并非孤例。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墓北侧，就专设一乐器坑，乐器坑在墓坑封土北边缘4.7米，为一个长方形岩坑，长4、宽1.5、深0.5米，东西向，与墓坑并行分布。坑里面满置仿青铜乐器。无锡鸿山墓第一级别的邱承墩墓，出土乐器共置于墓道南侧的壁龛内，壁龛内除乐器外别无他类，其他随葬品则置墓道中。乐器坑与乐器龛在形式上不同，但性质一样。设置乐器坑的越墓，规模都比较大，墓主应该是身份地位较高的高级贵族。这些越墓出土的乐器，规模也相当大，邱承墩墓有上百件，而东瓯贵族墓和长兴鼻子山墓乐器坑虽然已严重破坏，数量亦各有数十件之多。在随葬器物中，这些乐器明器的数量比例都是相当可观的。这说明，礼乐中的音乐文化，在越人那里的待遇确实是相当高的。而且，墓葬乐器坑设置的有无，可能与墓葬等级有关。
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既有仿中原系统的鎛和磬，也有越系统的錞于、句鑃。句鑃虽然仅存插柄1件，但也表明当时确实有句鑃存在。由于破坏严重，乐器坑有相当一部分器物已不存，一些不明器形的残片表明，乐器坑应该还有其他乐器的存在，乐器种类应该是相当丰富的。这也说明了越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越族音乐文化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与中原文化之间，又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镈和磬，形制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当为编镈和编磬。随着越国的强盛，越国与中原接触增多，中原文化包括其音乐文化也渗透到了越文化之中，编镈和编磬这种中原乐悬主要用器，也被越人引进。东瓯贵族墓的编镈和编磬，正是战国时期越国仿中原乐悬制度的余绪。
越族习俗文化，也在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的纹饰上反映出来，如在錞于上出现的水波纹。越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基本上可以说是水文化。越人“水行而山处”，“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常在水中，善于用舟，习于水斗，水波纹可说是越人这种重要的生活习俗和特征的反映。
温岭大溪东瓯贵族墓出土的乐器明器，虽然不是特别丰富，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此墓是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确认的东瓯国墓葬，其出土的乐器明器是目前为止东瓯国唯一被确认的乐器资料，其意义不言而喻。它所揭示的东瓯音乐文化，是越国音乐文化在东瓯音乐文化中的继承与发展，是越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一环。越音乐文化的流变过程，实质上是越与中原文化等的交流融合过程，也正体现了区域文化在全国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下不断华夏化的过程。西汉之际，随着东瓯、南越、闽越相继国除，越族加快了融入华夏大家庭的步伐。东瓯贵族墓出土的乐器明器正是这一转折期越族音乐文化面貌的反映。
越族音乐文化虽然史料匮乏，研究的起步也较晚，但随着一批批宝贵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随着音乐考古的深入，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简介】叶艳莉，女，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研究馆员。
[1] 胡牧：《东瓯国疆域与人口》，王永献、严振非主编《东瓯国研究》，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85页。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越墓》，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6—230页。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浙江海盐黄家山战国墓出土器物中，有一种被称为悬铃或铃的器物，争议较大，有称之为镇的，有称之为越系圆钟的，本文暂不计算在内。
[3] 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4] 冯卓慧：《商周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届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5] 仇凤琴：《商周镈之考古学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6] 仇凤琴：《商周镈之考古学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7] 王友华：《先秦乐悬中镈的编列分析》，《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
[8]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10] 许敬华、徐斌：《探析作为文化遗产的青铜錞于》，《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12期。
[11] 陆斐蕾：《錞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12] 许敬华、徐斌：《探析作为文化遗产的青铜錞于》，《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12期，第27页。
[13] 陆斐蕾：《錞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14] 朱国伟：《编磬在汉代的转型与没落》，《黄钟》2014年第4期。
[15] 杜娟：《编磬源流》，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51页。
[16] 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第31—32页。
[17] 朱国伟：《编磬在汉代的转型与没落》，《黄钟》2014年第4期。
[18] 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