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柞蚕业的起源与放养

一 从“野蚕成茧”说起[1]

柞蚕是中国的特产昆虫。柞蚕的饲养利用为中国首创，历史悠久。[2]柞蚕，又称野蚕、山蚕、金星子。柞蚕以柞树、槲树、栎树等树的叶子为主要食物来源。

柞叶普通不如桑叶之肥嫩，但野蚕则非此不食，是与家蚕最不同之一点也[3]。

野蚕始于何时，无从考证。先秦之际，古人不知道如何放养野蚕，听任其在山林中自生自灭。“汉唐而后，以为瑞应，至宋元而缫织之利始兴。”[4]汉魏以后，野蚕成茧逐渐成为祥瑞之兆，对其记录的史书开始出现。宋元时期，人民开始利用野蚕成茧进行缫丝织绸，逐渐获得野蚕成茧之利。明代中期以前，官修史书和私家修史著述关于“野蚕成茧”的记载层出不穷，如“野蚕成茧，人君有道，其国昌大”[5]。由于野生柞蚕分散于山野树林之中，受自然灾害和鸟兽虫的危害比较大，能够发育成茧十分不易，所以这些“野蚕成茧”的记载大多被列入历代史书中的“祥瑞或灾异”之列。

山蚕即柞蚕，又名野蚕，自“莱夷作牧，厥篚檿丝”。见诸《禹贡》以来，野蚕记载，史不绝书。惟往昔未假人力，自然生长，故佥以为瑞。[6]

笔者依据清末学者王元綎辑录的《野蚕录》中关于“野蚕成茧”的记载，摘录如下所示：

公元前40年，《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为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余石，民以为蚕絮。”

……《后汉书·光武帝记》载：“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魏略》载：“文帝欲受禅，野茧成丝。”

三国吴黄龙三年（231），《三国志·吴大帝本纪》载：“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

宋元嘉十六年（439），《宋书·符瑞志》载：“宣城宛陵县，野蚕成茧，大如雉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

宋大明三年（459），《宋书·符瑞志》载：“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

梁天监十一年（512），《梁书·武帝本纪》载：“二月戊辰，新昌、济阳二郡，野蚕成茧。”

《隋书·礼仪志》载：“赤雀、苍乌、野蚕、天豆。”

唐武德五年（622），《新唐书·高祖本纪》载：“四月，梁州野蚕成茧。”

唐贞观十二年（638），《册府元龟》载：“滁州言，野蚕成茧，遍于山阜；九月楚州言，野蚕成茧，遍于山谷；濠州、庐州献野茧。”

唐贞观十三年（639），《新唐书·太宗本纪》载：“滁州野蚕成茧。”

唐贞观十四年（640），《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乙未，滁州野蚕成茧，凡收八千三百硕。”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光绪《山西通志》卷162《列女录》载：“九月，文水县野蚕成茧。”

唐长庆四年（824），《文献通考》载：“五月，登州、蓬莱山谷间约四十里，野蚕成茧，其丝可织。”

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册府元龟》载：“六月，洺州献野茧二十斤。”

北宋乾德四年（966），《宋史·太祖本纪》载：“八月辛亥，幸玉津园宴射，京兆府贡野蚕茧。”

北宋开宝七年（974），《宋史·太祖本纪》载：“正月庚申，齐州野蚕成茧。”

北宋嘉祐五年（1060），《宋史·五行志》载：“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蚕成茧，被于原野。”

北宋元符元年（1098），《宋史·五行志》载：“七月，藁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纴成万匹。”

北宋元符二年（1099），《宋史·五行志》载：“六月，房陵县野蚕成茧。”

北宋政和元年（1111），《宋史·五行志》载：“九月，河南府野蚕成茧。”

北宋政和四年（1114），《宋史·五行志》载：“相州野蚕成茧。”

北宋政和五年（1115），《宋史·五行志》载：“南京野蚕成茧，织五匹，緜四十两，圣茧十五两。”

金天会三年（1125），《金史·五行志》载：“七月己卯，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奉其丝、緜来献，命赏其长史。”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宋史·高宗本纪》载：“容州野蚕成茧。”

金明昌四年（1193），《金史·章宗本纪》载：“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

南宋嘉泰二年（1202），《宋史·宁宗本纪》载：“九月庚午，临安府野蚕成茧。”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史·世祖本纪》载：“秋，七月乙巳，保定路唐县，野蚕成茧，丝可为帛。”

元元贞二年（1296），《元史·五行志》载：“五月，随州野蚕成茧，亘数百里，民取为纩。”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宝训》载：“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表贺。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明永乐元年（1403），雍正《河南通志》卷五载：“五月汝宁山中野蚕成茧。”

明永乐二年（1404），《大政记》载：“七月辛酉，礼部尚书李至刚奏：山东郡县，野蚕成茧，缫丝来进，请率百官贺。命止之。上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遍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明永乐十一年（1413），《明史·成祖本纪》载：“十一月戊寅，以野蚕茧为衾，命皇太子荐太庙。”

明正统十年（1445），《名山藏》载：“十二月，真定府所属州县，野蚕成茧，知府王，以丝来献，制幔褥于太庙之神位。”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广东通志》载：“文昌县野蚕成茧。”[7]

根据上述历史记载可见：我国野蚕分布在中东部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野蚕不一定都是柞蚕，但主要是指柞蚕。[8]据学者研究：从西汉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到乾隆十一年（1746）的1786年间，我国文献记载的野蚕成茧有55次，其中发生在河南野蚕成茧的记载有15次，河北有9次，山东有7次，安徽有7次，辽宁3次，浙江3次，陕西2次，湖北2次，江苏2次，广东2次，广西1次，四川1次，湖南1次。[9]

相比桑蚕而言，我国有关野生柞蚕的历史文献记载比较少。正如清末王元綎所言：“中国蚕桑之利，冠于五洲，以故家有撰述，言蚕之书几充栋，而言野蚕者独鲜”。“特古人不知饲养，听其自生自育，故记载亦绝少……故凡言野蚕者，柞蚕也。”[10]

柞蚕记载最早可见于晋朝崔豹撰写的《古今注》，东汉建武二年（261），史书记载：“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11]东汉应劭在其所著《风俗通》中也曾记载：“旅谷弥望，野茧被山。”曹魏时人王朗也曾在《魏受禅碑》中云：“甘露零于丰草，野蚕茧于茂树。”[12]

而柞蚕之名最早来源于晋朝郭义恭的《广志》[13]，云：“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14]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也曾撰文曰：“人共官园，家同野茧。”[15]根据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汉晋时期我国农民已经发现并利用山林中野蚕结茧的史实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唐宋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方农民逐渐认识到利用野蚕茧可以获利。于是关于野蚕结茧进行缫织的记载不断增多，连当时诗词中也有很多关于“野蚕成茧”的记载。

例如唐代诗人王建在其《田家行》中载：“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16]宋初王禹偁作诗云：“野茧自成蚕，缫络为山绸，此物产何许，莱夷负海州。”[17]苏轼有诗曰：“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茧。”[18]刘子翚在《径山寄生子作道服三首》亦云：“旋裁山茧作山衣。”[19]范成大在其《打灰堆词》言：“野茧可缫麦两歧，短衲换着长衫衣。”[20]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有诗曰：“水牛砺角嫌耕浅，野茧抽丝喜价低。”明朝嘉靖年间，登州物产“檿（柞桑）丝：出栖霞，青、莱亦有之……茧生山桑，不浴不饲，居民取之，制为，久而不敝”[21]。万历时翰林学士张士范在其《殷家汇即事》中言：“青郊市榖连村唤，绿树山蚕抱叶眠。”[22]清初诗人吴伟业在其《夜宿蒙阴》中也曾谈到野蚕成茧的例子：“野蚕养就都成茧，村酒沽来不费钱。”[23]袁枚也有关于野蚕成茧的诗句，如其《沐阳杂兴》云：“丝抽野蛹都名茧，土作荒城又当山。”[24]

总之，通过上述这些文献诗词的记载，不难看出：唐宋至明清，野蚕成茧的现象常为北方山区农民所利用，柞蚕的人工放养技术也逐渐被农民所掌握。

二 明清柞蚕放养技术的成熟

柞蚕的饲养利用为中国首创，历史悠久。[25]众所周知，家蚕主要在家内喂养，而柞蚕却要在野外放养。中国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人工饲养家蚕（桑蚕），而人工放养柞蚕的历史只有四五百年。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柞蚕放养是从野生柞蚕驯化而来的。“柞蚕的发现、认识、直到人工放养，这一发展过程是同人们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26]明代中期以前，柞蚕主要是在野外自生自灭。明代中后期，柞蚕的野外人工放养技术才逐渐为蚕农所掌握。

关于中国人工放养柞蚕起源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研究众说纷纭，观点各异。大致说来，关于柞蚕人工放养起源的时间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周朝说。如王曾瑜先生认为：“柞蚕生产出现颇早，大约可追溯到周代。”[27]

第二，秦汉说。有学者称：“秦汉之际，柞蚕人工放养就已经开始兴起。”[28]

第三，明朝说。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柞蚕人工放养的时间最早是在明朝中期。[29]

笔者赞同第三种说法——柞蚕人工放养起源于明代的观点。中国人工放养柞蚕的起源不会早于明代，原因有四：

第一，在宋元之前，中国历代农书里面没有柞蚕或者野蚕的记载。如元代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也没有柞蚕和野蚕的记录。

第二，在明代前期之前，历代史书上均有野蚕成茧的记载，奇怪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史书上突然没有野蚕成茧的记录。

第三，在明代棉花栽培逐渐普及，桑蚕业在北方迅速衰落，但山区的柞蚕因为和棉花生产没有矛盾，而且柞蚕茧的缫丝方法又逐渐得到改进，放养柞蚕才逐渐为人们所注意，于是人们开始普遍放养柞蚕。[30]

第四，明代中后期河南、山东的地方志开始有了山蚕、茧（绸）等作为地方物产的记载。[31]如明朝正德年间，河南汝州府“物产，丝，”[32]。嘉靖年间，山东“柘茧：出青城、莱芜，取山柘野蚕乱丝而理之者”[33]。嘉靖年间，河南南阳府“山丝绸则南召、镇平、内乡、方城、泌阳、桐柏、舞阳、叶县俱有所出，而南召、镇平最盛。南召有栎坡五六十处，山丝产额甲于各县，石佛寺为丝绸聚处，贸易极盛”[34]。鲁山县物产也有柞丝绸的出现，“丝、绵、绢、棉花、布、”[35]，其中“丝”和“”分别是柞蚕丝和柞丝绸的称谓。明代中后期，在山东也有柞蚕丝的记载，万历年间，安丘县西南“蚕着树间作茧。土人缫以成丝，色赭而直（值）倍白，名山茧”[36]。

综上所述，桑蚕在中国人工饲养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然而人工放养柞蚕的历史却晚得多，距今只有四五百年，柞蚕人工放养应始于明代中后期。

关于中国人工放养柞蚕起源的地区，目前学术界也有两种看法。

其一，一源说。学术界大多认为柞蚕起源只有一个源头，最早起源于山东，更确切地说人工放养柞蚕最早起源于鲁中南山区。[37]

其二，多源说。少数学者认为人工放养柞蚕起源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多个地区。如萧正洪研究指出，16世纪末，秦巴山区已经开始利用柞蚕[38]。古开弼研究认为东汉时期，山东东部地区和河南西南部的柞蚕放养业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39]胡兆量等调查强调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南省的柞蚕生产逐渐由直接采集野生蚕茧过渡到人工饲育蚕虫，由不稳定的小规模生产过渡到比较稳定的大规模生产阶段。[40]

笔者也认为柞蚕人工放养最早起源地是山东地区，时间为明代后期。据史籍记载，山东农民利用野生柞蚕丝，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柞蚕放养技术臻于完善则始于明代。[41]乾隆年间，农学家杨屾在《豳风广义》中曾言：“明末之时，有神人在山东教民始牧养此蚕，至今率上受益。”[42]当时地方志中已经出现许多关于放养柞蚕的文献记载。嘉靖年间，“柘茧：出青城、莱芜，取山柘野蚕乱丝而理之者”[43]。万历年间，安丘、莱州府也放养柞蚕。安丘“西南山产有木才朴蔌，蚕着树间作茧，土人缫以成丝，色赭而直倍白，名山茧”[44]。莱州府土产也有山茧（柞蚕茧）。[45]时人徐光启曾言，“即如饲蚕之树，世人皆知有桑、柘矣，而东莱人育山茧者，于树无所不用，独杨树否耳。诸树中独椒茧最上，桑柘次之，椿次之，樗为下”[46]。从上面的文献记载来看，明朝后期山东地区农民就已经开始掌握人工放养柞蚕的技术。

有清一代，柞蚕放养技术逐渐成熟，放养数量逐步增多。“柞蚕原产于我国山东等处之山野林间，汉唐时即有发现，惟多不加注意；迨大清年间，始为农民饲育，而略加以人工之处理。”[47]到清朝乾隆年间，柞蚕放养实际上在山东半岛地区已经十分盛行，柞蚕产茧量迅速增加，柞蚕丝和柞丝绸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出产物品之一。

乾隆年间，莱州府、海阳县物产即有柞蚕丝产品。莱州府“货之属，丝……绢……山茧”[48]。海阳县“丝枲之属，檿、绵……丝”[49]。光绪年间，海阳县物产仍有柞蚕茧列出，其“货属，茧有桑、柞二种”[50]。时人张崧在《山蚕谱序》中曾言：

登莱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生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辄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益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绩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功埒桑麻矣。顾不自知者，每以《禹贡》之檿丝当之，先儒说部，名贤歌咏往往谬误，目未亲睹，仅仅以传闻之辞，臆而书之，论多歧出，无足怪也。[51]

由此可见，山东“千八百年前即有（柞蚕的）饲育，至清季达全盛”[52]。民国初年，山东人孙钟亶在《山蚕辑略》中言：

山蚕之用，虽自汉至明，谓之祥瑞，终未能倡行。降至清初，文明日启，齐东一带，乡人间有以此制线代布者。自此以后，渐多效尤。[53]

因此之故，宋元以降山东山民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明清柞蚕人工放养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山东山民不仅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柞蚕放养方法，而且将柞蚕茧用于缫丝，从而使柞蚕生产逐渐成为山区农民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当地山区农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初山东人孙廷铨（1613—1674）撰写的《山蚕说》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柞蚕生产的著作，书中详细描写了安邱放养柞蚕的情形。原文如下：

安邱石门村多生槲树林，土人谓之野蚕厂。按野蚕成茧，昔人谓之上瑞，乃今东齐山谷，在在有之，与家蚕等。蚕月抚种出蚁，蠕蠕然，即散置槲树上，槲树初生猗猗，不异桑柔，听其眠食，食尽，即枝枝相换，树树相移，皆人力为之，弥山遍谷，一望蚕丛，其蚕壮大，亦生而习野，日日处风日中、雨中不为罢，然以时伤旱涝，畏雀啄。野人饲蚕，必架庐林下，手把长竿，逐树按行为之，察阴阳，御鸟鼠。其稔也，与家蚕相后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岁凡三熟也。作茧大者，三寸来许，非黄非白，色近乎土，浅则黄穰，深则赤埴，坟如果臝，繁实离离，缀木叶间，又或如雄鸡也。食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茧如蚕名，缣如茧名。又其蚕之小者，作茧坚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丛条间，不关人力，樵牧遇之，载橐而归，无所名之，曰山茧也。其缣备五善，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虽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岁而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已华，与纨榖处，不已野，四也；出门不二服，吉凶可从焉，五也。[54]

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在其《山蚕词四首》中曰：

清溪槲叶始濛濛，树底春蚕叶叶通。

曾说蚕丛蜀道难，谁知齐道亦蚕丛。

那问蚕奁更火箱，春山到处是蚕房。

槲林正绿椒园碧，间有猗猗陌上桑。

春茧秋丝各自谙，一年三熟胜江南。

柘蚕成后寒蚕续，不道吴王八茧蚕。

尺五竿头络色丝，龙梭玉镊动妍姿。

红闺小女生来惯，中妇流黄定未知。[55]

康熙时期，山东半岛农民放养柞蚕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当时被称为“西泠十子”之一的张纲孙曾作《蒙阴》一诗，再现了当时蒙阴地区农民柞蚕放养的情景。

夕宿敖阳村，朝行桃花沟。东山八十里，落月依林邱。

傍午息蒙阴，野店脱敝裘。土人延我坐，率尔意绸缪。

口陈水帘洞，上有鬼谷幽。再献云严茶，色如白罗柔。

夸彼茧绸好，红丝信清秋。艰苦养此蚕，三时乃有收。

饥啮槲树叶，渴饮清露流。日出虚幔张，薄暮挑灯求。

赤蚁恐攒害，麻雀时啁啾。土丸频弹射，风雨不得休。

男女赖苟活，焉敢视悠悠。我起数叹息，注目清溪愁。

奈何三吴子，锦衣美遨游。[56]

乾隆年间，山东潍县人韩梦周也曾作诗《山茧成示蚕者》云：

往昔供樵牧，于今作茧丝。衣成汝喜日，恩忆我归时。

食叶声如扫，罗枝影自垂。辛勤学种植，物力恐难期。[57]

乾隆时期，韩梦周在其《养蚕成法》对柞蚕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做了充分的说明。“此蚕所织之绸，名为山绸。每蚕一亩，可以得五六十斤、七八十斤不等。山东省处处养蚕，俗语‘一亩蚕，十亩田’，可知实是大利。”[58]显而易见，柞蚕放养不仅是山民为了生存发展而做出的适应生态环境的经济选择，同时也是山民创造性地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清代中期之后，山东半岛各地柞蚕放养技术逐渐成熟，放养数量不断增多。

古人称柞、槲树为山桑。山桑的分布决定了柞蚕放养的范围。山东山桑的分布有记载云：

山桑，叶大于常。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之富。[59]

当时山东放养柞蚕以沂州府成效最为显著。清初孙廷铨在《山蚕说》[60]中记载：“山蚕齐鲁诸山所在多有……而以沂水所产为最。”乾隆年间，该府“各属山中，民多种树畜蚕，名曰蚕场”，“弥山遍谷，一望蚕丛”。[61]沂州府不仅放养柞蚕，而且还缫织柞丝绸。“茧绸，以山茧缫丝为之，有春茧、秋茧，秋为胜。又饲以椿叶，为椿茧，椒叶为椒茧，或得野茧于土中者，为杻茧，较珍贵。”[62]道光年间，时人王培荀曾记载：“沂水一带，山多槲叶，养蚕大于常蚕四五倍。”[63]咸丰四年，沂水县知县吴树声在其《沂水桑麻话》中载：

沂多山，山必有场。种桲椤以养山蚕，岁出山蚕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卖，设经纪以抽税，岁入数千金焉。东门外山绸会馆，为山绸客公会之所，颇壮丽可观，可想见当日绸行之盛。[64]

此后，沂州府柞蚕丝业的兴旺也逐渐传播至附近地区，邻近的府州县等柞蚕丝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州县农户“迨至光绪初年，牙山左右，鲜少土田，居民蔟蔟，均以养蚕为业，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也”[65]。

清代山东柞蚕丝业除民间自发传播外，当地地方官也对柞蚕丝业积极提倡。山东沂州、泰安地区的柞蚕放养方法在本省各地得到推广。如康熙年间，学正诸城人王汝严就开始教宁海州人植柞养蚕。

吾宁僻处东鄙，初不知有野蚕，康熙丙戌，学正王汝严，始自青州募人来，教民蚕，并督民植柞，民间以为不急之务，颇病之，数年而后，蚕业大兴，家食其利，始相与歌功颂德于不置。[66]

诸城县“其利最久且大者，曰山蚕。蚕养于槲与柞，皆名不落树。树生于山，春秋两次，蚕老吐丝……织为山，虽不如椿之贵，而衣被南北，为一方之货”[67]。由于诸城县的柞蚕饲养技术远近有名，所以附近的栖霞县放养柞蚕的方法是来源于诸城人的传授。栖霞县“自康熙二十年，诸城人教之植柞树、饲山蚕，成茧，今三呌诸社为多。然视诸城、沂水，不及十分之一”[68]。

乾隆年间，泰安府在官方提倡下，柞蚕放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槲，丛生山麓，叶可饲蚕，谓之山蚕，织谓之山，向惟莱芜有之，近特收橡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七属山麓殆遍种之。槲之大者为橡，故俗呼橡子树，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勃萝科也。所种三年之内，严禁剪伐，为利溥矣。[69]

当时山东巡抚阿尔泰也积极倡导柞蚕种植以发展柞蚕丝业。据《清史稿校注》载，阿尔泰“迁至山东巡抚。以山东产山绸，疏请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桲椤，免其升科”[70]。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其又奏：“并饬济、泰、兖三府属购挬椤树（槲树）种，给民遍种，以期成树畜蚕。”[71]可见，官方对柞蚕丝业的提倡措施很快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效。又如胶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就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劝导乡民植柞放蚕，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72]。乾隆年间，“山东放养柞蚕已很盛行，产茧量猛增”[73]。乾隆三十九年前后，山东兖州府曲阜县，“近多尚山茧，老幼男女俱捻线，贵室亦为之”[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