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东方文学专家王艳凤教授嘱咐我为其《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比较研究》一书写序，我诚惶诚恐，欣然从命。她是我国有相当知名度的东方文学学者，三十多年来，她耐得寂寞，一直从事东方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近十年，她又知难向上，将东方文学中的民族史诗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连续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让人感佩不已。可以说这个课题是她在长期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形成的，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王艳凤教授身为蒙古族人，生活学习在内蒙古东部颇有文化底蕴与历史传统的西拉沐沦河流域名城——通辽。她从勤奋好学的学生成为一个有学术理想追求的学者，并长期任教于内蒙古地区，服务于内蒙古的人才培养，令人景仰。现今她又充分利用了自己熟悉的地缘优势，整合了学科特点，立足于蒙古族文学，将其与域外民族文学进行比较，尤其是集中于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这一专题进行充分的考察与阐释，不但发掘了蒙古族文学的底蕴，提高了蒙古族文学的影响力，而且对“中国没有史诗”的缺类研究也是一种反驳。因为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我们所做的是中国的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比较”，这种明确表态说明了一个中国学者鲜明的学理立场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关于史诗的研究，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欧洲相比，起步比较晚，特别是对印度史诗和蒙古族史诗的研究大概在20世纪后半期才逐渐展开。虽然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家、学者注意到了印度两大史诗，但70年代才出现《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改写本和全译本，并展开研究。国外学者从19世纪初就开始对蒙古族史诗进行研究，而我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到80年代开始运用欧洲史诗学理论进行研究。总之，对史诗的研究，中国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挖掘，有更广的领域需要开拓。其实，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在挥霍物质财富的同时，痛感自我放逐后的本性沉沦，因而在原始文化的稚真中追寻自由理想并探索文化拯救成为一股潮流。就文学领域而言，人们回归神话、回溯史诗，重新开始与古人对话。用现代的眼光，以异文化作为参照来解读神话与史诗，可以帮助我们回溯民族文学的源头，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生、发展与传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才将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进行了深度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都拥有悠久辉煌的史诗文化传统，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因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和文学建构，成为各自民族文化的精髓。对蒙古和印度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史诗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发现那些造就古代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揭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差异和文学审美的不同走向，从而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提供显性材料，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使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阅读这部著作，明显可以发现其中在研究内容上的几个特点。
首先，通过比较，对史诗中蕴含的原始神奇密码进行了解读。我们知道，初民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人不同，具有直感性、整体性、互渗性、原逻辑性，书中对两个民族史诗中的原始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中都存在一个庞大的神、魔世界，而这个世界与人的世界相互勾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是原始人的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史诗还通过人神之间的相互转化与融合，人、神、妖的“变形”体现出互渗性。概括而言，两个民族史诗的神秘色彩印证了原始思维存在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也让人们领悟了原始人思维方式的神奇与独特。再如，该书重视对史诗发生学意义上的神秘主义文化和巫术祭祀等现象的挖掘，发现了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民众容易将史诗神化，并结合祈祝、期待敬畏崇拜的心理，因此赋予了史诗超文学的功能，即治疗功能和禳灾功能等。总之，本书对史诗中蕴含的初民时代神秘文化的阐释，反映出作者对史诗深层次的理解和独特的切入视角。
其次，在对比中试图揭开史诗的历史面目。英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问题始终是史诗研究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史诗英雄人物的真实既包括历史的真实，也包括心理的真实。研究可见，两个民族的史诗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尤其是领袖型英雄，往往是以真实的历史或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他们身上保存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烙印，因此他们是真实的。例如，两个民族领袖型英雄都具有“神源”的共同之处，这一特点反映了民族心理的真实。领袖型英雄都是在人间遇到灾难大劫之时，天神为了拯救人类下凡化身而成，在人间降妖除魔。人的神化反映出原始初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或人为祸患时，幻想能有超自然的神力相助，这是人类美好的愿望，也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这说明史诗发生的年代，人的理性意识开始萌发，人的自我意识日益增长。人类急于走出原始的信仰，但尚未全然摆脱原始思维的状态，对于自然还有很多不解，对于神灵还存有敬畏，人们既对原始的神灵心存疑惑，又无法克制想走出这种固有状态的冲动。这种矛盾性促使神性英雄的产生，为领袖型英雄安排了“神源”。领袖型英雄还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史诗将其塑造成正义和善的化身，他们代表着渴望社会和谐安宁的民众的理想愿望，他们的争战也是为了反抗掠夺和杀戮，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史诗中反映出的战争观与伦理观也见证了史诗的历史真实。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都描写了战争给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的灾难与创伤，这是对历史真实地再现。在对多种婚姻形式的描写中，都表现了婚姻受门第的制约，印度还要受种姓制约，以及女性应善良贤惠等观念。总之，作者较为深入地辨析了史诗对历史的描写，通过对比，对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总结，使比较研究上升到了文化乃至哲学的层面。
再次，该书还对两个民族史诗的艺术之美进行了比较分析。就审美意识而言，在东方审美“同情观”的观照下，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都表现出“物我同一”的审美意识。两个民族史诗在叙事与谋篇上，虽然叙事结构不同，但篇章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可以使史诗的体量不断膨胀，但蒙古族史诗是纵向维度拉长，使史诗增添新内容，可以连续叙述；印度史诗则是横向维度加宽，可以不断增加插话，使史诗星云式扩展。笔者认为，不同的结构谋篇既与史诗的形成有关，也与史诗的目的作用及其民族文化特点相关联。此外，书中还对古代史诗常用的表现手法隐喻进行了对比性研究。
总体来看，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正是基于史诗文本的客观存在，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之所以选择了东方文化圈内的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在考察了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外部与内部的相似性以后，更利于从史诗本身出发，有针对性地确立比较研究的角度，突出彰显东方史诗的独到之处，这无疑拓宽了史诗研究的范畴。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对史诗所反映的宗教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既是作者的困惑之处，也是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我们拭目以待王艳凤教授在追求学术理想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是为序。
孟昭毅
戊戌岁末于天津师范大学学者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