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实践困境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走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实践困境,就必须对传统的模式管理进行系统的变革与改造,构建能够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促进管理中的人全面发展的管理实践新格局。完成这个任务或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实践提升和理论更新等两个方面去努力。就实践提升方面而言,我们除了必须强调这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它最终只能在管理形态和规律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通过艰苦的实践创造逐步地来完成、来实现之外,应当说,当代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文化管理新形态或管理“文治”时代的到来,等等,已经为这种变革与改造奠定了适合的时代基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目前阻碍这种变革的,或者说对这种变革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展开形成妨碍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认识和理论方面。即来自于管理学至今还没有摆脱“人性假设”理论的传统范式,缺乏能够直接指导构建管理新格局的相应的管理哲学理论;为此,在理论更新方面,我们必须首先完成的基本任务就是,紧紧抓住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即管理中的人及其本质的实现问题,探索和揭示管理中人本质的生成演化规律,了解和掌握管理中人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和现实途径,通过管理人性论的更新和改变,为清除变革的认识和理论障碍,构建新的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关于管理中人本质的生成演化规律与管理中人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和现实途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门论述,这里先讨论如何改变和更新管理人性论的问题。
改变和更新管理人性论的关键所在,就是转换管理人性论的哲学基础。我们关于传统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哲学基础的反思,在揭露和指出其“实体人性论”哲学基础的局限性及其在管理实践中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同时,也已经概要地叙述了与之对立的“人性生成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的基本主张和主要观点。毋庸赘言,“实践人性论”毫无疑问地就是指导我们改造传统管理人性论,走出“人性假设”实践困境的可靠的哲学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理论具体运用到对管理实践中的人本质的透视当中去,构建新的管理人性论和管理哲学体系,为实现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的重大变革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持。为此,本书认为我们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为思想原则。摈弃抽象地探寻作为直接存在物的人与物的比较特性来认定所谓共同人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等的现实考察,来透视作为创造主体的社会人及其本质的自我设定性、实践生成性、历史演进性和无限创造性等具体规定性,以便使我们的思想注意力回到对具体的现实的人本身的科学认识上来,使我们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理论探索,建立在对真正现实的人本质的具体性的思考基点之上。
其次,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为逻辑依据。跳出仅仅把人的某种或某些特性简单地、直接地当作人的绝对本性的片面性逻辑窠臼。通过对管理实践中的人在人与物、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等各种现实关系中所形成的感性存在与感性活动或对象性存在与对象性活动的统一,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的统一,建立在劳动需要基础上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等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的全方位透视,来论证处在管理活动核心地位的完整的人及其本质的复杂性,以便使我们的逻辑思考拓展到对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本质的丰富性的科学理解上来,使我们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理论分析,成为对真正现实的人本质的全面性的逻辑再现。
再次,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为理论指导。超越用既成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看待人本质的旧观念。通过对管理实践中人本质生成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管理制度原因和历史形态具体演进过程等的系统分析,来揭示作为全部管理实践之主题的人及其本质的历史发展规律,以便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深入到对实践基础上人本质的辩证运动过程的科学阐明上来,使我们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理论阐述,升华为对真正现实的人本质的历史演进规律的把握。
最后,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为价值取向。走出以经济效益为终极目标的物本主义管理模式。通过对管理实践中的人的活动目的、劳动本质以及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和自我生成发展等事实的内在价值判定,来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管理人性论,以便使我们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转到真正关注管理中的人本身的发展的价值取向上来,使我们关于管理中的人本质的理论体系,能够承担起彻底扭转“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思想,摆脱“人性假设”理论的实践困境的历史使命,引导和推动人类管理实践走上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促进管理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
[1] 坚喜斌,李剑:《“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会议综述》,《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
[2] [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孙耀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3] 袁闯:《管理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4] 乔东:《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
[5] [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李柱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6] [美]哈得罗·孔茨、西里尔·奥唐奈、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7] [美]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8] 乔东:《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
[9] [美]彼得·德鲁克:《管理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0] 齐善鸿:《先进企业文化的基点是尊重人性——企业竞争力的不竭源泉》,《中外企业文化》2003年第12期。
[11] [英]苏·纽厄尔:《构建健康组织》,周祖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12] [美]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