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接办并初步改进《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的第1卷由王志莘主持，但他没有明定刊物的宗旨，刊物读者的定位也不明确，故而《生活》周刊第一卷的出版发行情况并不理想。《生活》周刊从第2卷开始由邹韬奋接手，邹韬奋接手后逐步明定刊物的宗旨和读者定位，丰富刊物的栏目和内容，《生活》周刊迅速发展成为很受欢迎的大众生活通俗杂志。

一 第1卷：接办前宗旨与定位未明

1925年10月1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除了原有的《教育与职业》月刊外，又在上海正式创办了《生活》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什么要创办《生活》周刊，这是因为虽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前，职业教育社已经有的《教育与职业》月刊与编译的许多职业教育方面的丛书基本上是偏重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并不能真正向大众推广和宣传职业教育。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创办一个机关刊物，这就是后来的《生活》周刊。邹韬奋后来回忆说：“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作《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久一些，只宜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33]从邹韬奋的回忆来看，《生活》周刊创办的初衷，好像只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和宣传职业教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邹韬奋的回忆只是拟议中的《生活》周刊的办刊宗旨。

《生活》周刊创刊时，黄炎培以“抱一”的笔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创刊词揭示了该刊创办之目的：“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求生活不得，是一大问题；不满足于其生活，亦是一大问题。物质上不满足，而生活穷困，穷困之极，乃至冻饿以死，今既时见之矣。……合力谋此问题之渐解，作《生活》。”[34]

《生活》周刊创办后，职教社还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进行宣传：“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辑行之周刊。其主旨在研究社会生活及经济之状况。以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根据。并指导青年从事正当生活之途径。”[35]综合《生活》周刊的创刊词和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来看，《生活》周刊创办的主旨为“研究社会生活及经济之状况。以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根据，并指导青年从事正当生活之途径。”也就是说，该刊创办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于职业教育问题，指导青年就业和生活，但是，这个终极目的的实现在于先要研究社会生活。黄炎培在创刊词里对什么是“生活”及“生活问题”所包含的类别做了阐释：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人与人间之生活问题”、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国与国间之生活问题”。而《生活》周刊就是要反映、讨论并寻找方法解决这些问题。邹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时，把《生活》周刊的宗旨和内容以及刊物形态都加以改变，但是并未受到黄炎培和职教社的阻拦，其原因就在于黄炎培等人在《生活》周刊初创时就并不仅仅希望该刊只关注职业教育问题，而是希望《生活》周刊的视野更为广阔，内容更为广泛，而邹韬奋的改变是符合办刊初衷的。

《生活》周刊第1卷的宗旨和内容到底主要是什么，邹韬奋本人后来的回忆对此问题有多处论述：“《生活》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36]“它的意旨既是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37]“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38]“（该刊）旨在宣扬职业指导和职业修养。”[39]邹韬奋上述的叙述并非都是准确的。徐伯昕、胡愈之等人的回忆也与邹韬奋有着同样的看法。如徐伯昕称：“1925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生活》周刊，以传布职业教育信息为目的。”[40]胡愈之回忆说：“《生活》周刊原先只是一个指导职业教育的刊物，登载的文章也都是适应企业职、店员等小市民的需要，谈些生活和职业修养问题。”[41]他们的这些看法，可能是因为最初的《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所以他们想当然地得出上述结论。他们的这些回忆影响到了后来的研究者对《生活》周刊第1卷宗旨和内容的看法，如穆欣认为“第一卷的内容着重谈论有关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的问题”[42]。俞月亭也认为“《生活》周刊创办的头一年是一个纯粹讨论职业教育和职业修养的刊物”[43]。他们的这些结论，在于他们没有仔细阅读《生活》周刊第1卷中的内容，而只是把邹韬奋或者徐伯昕、胡愈之等人的回忆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依据。

在后来的研究中，有研究者通过对《生活》周刊第1卷的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第1卷的内容讲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信息并不多。如沈谦芳认为《生活》周刊第1卷总共52期的内容中，只有15篇文章勉强算得上是“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方面的文章，其余的都是谈“生活”。[44]黄嘉树也认为第1卷《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客观地报道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二是关于青年修养的专论，就青年如何确立理想、如何脚踏实地、如何为人处事等问题发表感想或意见。”[45]

笔者根据《生活》周刊第1卷汇刊的分类总目，再结合第1卷中文章的具体内容，特制成表1-2。

表1-2 《生活》周刊第1卷各栏目文章情况一览

续表

从表1-2中可以看出，《生活》周刊第1卷的内容中，谈论职业教育或职业指导的文章只有40篇（笔者在统计时，只要文章内容主要是谈论职业问题，对人们从事某种职业具有教育或指导意味的便算成“谈职业教育或职业指导”的文章，可能文章入选的条件比沈谦芳先生的要宽松一些，所以统计出来的数字大于15篇），尽管是这样，这40篇文章在第1卷312篇文章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低的。此外，《生活》周刊第1卷上的文章并非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应该说，《生活》周刊第1卷上的文章的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第1卷还是做了很多反映的，如《晋阳镇之贫民生活》（第1卷第6期）、《谈谈乞丐生活》（第1卷第11期）、《南通贫民之呻吟》（第1卷第22期）等文章。在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辛酸的同时，第1卷也以批判的口吻写出了富人的生活，如《甪直富家太太的生活》（第1卷第26期）、《甪直富家男子的日常生活》等文章，富人和穷人生活产生对照，使人们对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产生不满和憎恨。第1卷中也有许多谈论个人修养，尤其是青年修养的文章，如杨贤江的《青年修养论发端》就强调：“‘修养’不能拿玄妙难测的修身养性为目标，不能只偏重个人而忽视社会，修养的意义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训练，旨在使自己更聪明、更健康、更有益于社会。修养的方法是参加实践活动，结起团体来定出纲领来。”[46]

总之，《生活》周刊第1卷的内容谈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的文章并不多，第1卷的内容反映了各类社会生活问题，也试图寻求和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王志莘在主办《生活》周刊时应该是比较敬业的，《生活》周刊第1卷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生活》周刊第1卷的第1期到第20期，每期刊首都有他以“又一周”“编辑者言”“记者”等名义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他也想了一些办法来改进《生活》周刊的编辑质量，他也曾想通过和读者的互动来讨论和编辑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文章，如他在《生活》周刊第1卷第16期的《改善学徒生活》一文中说：“已出版的十五期《生活》周刊对于社会——至少对于读者——究竟有多少影响？有多少利益？这一个自动的反省引起了编辑者良心上的歉疚，与思想上的波涛。因之想以本期作初次的试验，提出一个切要问题，分作几点，和读者讨论。此举有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希望本周刊因此能得与诸君作进一步的合作功夫，就是要使读者深信此周刊是为诸君而办，诸君有共同加入讨论研究的权利和责任。第二种目的，希望本周刊因此得给社会进一步的实际贡献，就是要使读者深信本周刊为社会而办，实在想调查社会生活状况，研究切切实实的改进办法。今编辑者提出‘三年学徒生活’一个问题来和读者讨论。……编辑者，首先提出此问题，作本期讨论的标的。”[47]王志莘为了提高刊物质量，吸引读者关注，提出了“三年学徒生活”这个问题来吸引读者参与讨论，在王志莘的主持下，第1卷中颇有影响的“解决学徒生活问题”的讨论就在编者和读者间开展起来了。后来的《读学徒泪之感想》（第1卷第18期）、《三年学徒生活的初步》（第1卷第24期）和《改良商界学徒生活之我见》（第1卷第35期）等文章都是读者对此话题的讨论和回应，这说明他的这些措施还是有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关注学徒生活的改进，他也注重民俗生活的改进，如他在《济南民情风俗（七集）》一文中提出了民俗生活改进的问题。他说：“民情风俗，在与生活有密切之关系，探记吾国各地之民情风俗，根据事实，商榷改进之途径，亦改进生活之一个方面，故本刊以后将陆续采登关于此类之文字，此篇即其开端，请投稿诸君注意。”[48]通过努力，在《生活》周刊第1卷里也有10篇文章记录了各地的风俗。

不管王志莘怎样努力，他主办的《生活》周刊影响力不大，发行状况非常差。据邹韬奋的回忆：“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在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然有一千余份，最大部分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49]“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50]

王志莘主办时期的《生活》周刊办刊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刊物初创，办刊者经验不足。王志莘学的是银行学，对于编辑业务不熟悉，主持刊物非其所长。在职教社抽不出人手的情况下，由他权且担任《生活》周刊的主笔。其次是刊物发展所需的财力和人力不够也是影响《生活》周刊第1卷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职教社只是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各方面的赞助，资金和人力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因此它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力和财力来支持《生活》周刊的发展。《生活》周刊创办之初，王志莘担任主笔，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的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兼任。最后是《生活》周刊第1卷的宗旨和读者定位不明确，这是《生活》周刊第1卷最大的问题。王志莘在办刊时也决定以讨论和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为主旨，第1卷也反映、讨论了生活问题，但是对社会生活的描述都流于泛泛而谈，且多是关注学徒生活。王志莘也试图探索改进生活的良方，但着眼点还是学徒等平民阶层职业生活的改善，且这样的文章也不是太多。《生活》周刊读者的定位如何从职教社同行扩展到其他类别的读者，这些问题王志莘担任主笔时都未能加以解决。上述这几个原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活》周刊第1卷视野狭窄，内容单一，影响力不大的后果。

二 第2卷：接办后的大胆改进

1926年10月，王志莘转入银行界任事，邹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周刊的主编。前文提到，王志莘担任《生活》周刊主编时，他面临着人力、财力等方面的困境，同时兼以刊物的宗旨和读者定位不明，从而使得《生活》周刊第1卷的整体质量不高，影响太小。邹韬奋接任后，同样也面临着这些问题。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便力图改变这种困境。《生活》周刊是职教社的机关刊物，邹韬奋必须维护刊物的性质，因此他接手后，还是登载了不少谈论“职业生活”“职业与修养”关系的文章，主要篇目如《服务之条件》系列文章（第2卷第10～15期共六篇）、《并非徒恃机遇》（第2卷第49期）等。邹韬奋接手后，非常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积极采纳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借此来改进《生活》周刊的栏目和内容。事实上，后来《生活》周刊在栏目与内容上的不断变化与改进，一方面与邹韬奋本人的努力有关，但另一方面与许多读者的良好意见和建议有着很大的关系。《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读者信箱”栏目就是应读者“礼弘”的要求开设的，“国外生活概况”栏目（第2卷第15期）的设置是应读者“凤城之请”而新增的，《生活》周刊当中从第2卷第12期开始出现讽刺画或其他图画，这是应读者莫世英的建议而实行的。邹韬奋后来回忆说：“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51]

邹韬奋努力改进《生活》周刊的栏目和内容，读者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但是，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该刊物在人力和财力上是非常窘迫的。邹韬奋接任时，整个刊物的工作人员连他在内只有“两个半人”（徐伯昕管发行，孙梦旦则是兼职），办公条件也非常简陋，办公地点在拉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的一个小小的过街楼里[52]。邹韬奋要新增栏目，丰富刊物内容，必然需要来源稳定、质量较优的稿件，但是当时的《生活》周刊名气有限，财力有限无法给出稿酬，因此外来稿件非常少，稿源非常紧张，邹韬奋在追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少，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53]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只能自己取多个不同的笔名，撰写不同内容的文章来补充和丰富《生活》周刊的内容，他说：“《生活》周刊即是空手起来，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篇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少，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54]邹韬奋给自己取了“孤峰”“落霞”“心水”及“秋月”等不同的笔名，写作了人生修养、人物传记、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大量文章，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国外的文章。当然有时也会请亲朋好友撰写一些，如他的弟弟邹恩泳、好友毕云程等在这一时期都为他写过一些文章。

邹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时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通过努力，对《生活》周刊的栏目和内容还是做了很大的改进。表1-3反映了第2卷类目的变化情况。

表1-3 第2卷与第1卷栏目变化情况

从表1-3中可以看出，邹韬奋在接手《生活》周刊以后，对该刊的栏目和内容做了许多调整，尤其是新增了9个新的栏目，这新增9个栏目的主要内容各有侧重，而其中“小言论”和“读者信箱”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小言论”是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2卷第47期开辟的，从这一期开始，直到刊物被查封，“小言论”每卷每期都会登载，它实质上就是代表《生活》周刊发言的社评，每期置于卷首，每期至少有一篇，多的时候有三四篇。《生活》周刊第8卷第26期以前的《小言论》都是由邹韬奋亲自撰写，此后由集体讨论轮流执笔。“小言论”所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国内外的国家大事到家庭个人的日常生活小事，都有所涉及，在写作上，作者往往秉笔直书，议论由事实而发，短小精悍，发人深省，因此《生活》周刊的读者非常喜欢“小言论”，它在读者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邹韬奋自己评价说：“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55]

“读者信箱”是《生活》周刊办得最为成功，最富有特色的一个栏目。该栏目是邹韬奋于1926年《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应读者“礼弘”的要求而开设的（第5卷第45期后名称改为“信箱”），该栏目从开设直到《生活》周刊被迫停刊，除了少数几期因故中断外，每期都会刊登读者来信，篇数为1篇至5篇不等。“读者信箱”开办的最初目的是：“讨论读者所欲解决关于生活之种种问题的，凡生活问题，一时尚无适当之解决者，均得在此栏征答。”[56]

第2卷第1期开办的“读者信箱”栏目，通过读者和编者问答式的互动，对一些重要或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阐明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并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该栏目注重读者的主动参与，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和欢迎。尤为重要的是，《生活》周刊的编者把它作为与读者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改进刊物的重要渠道。从整个《生活》周刊的发展来看，“读者信箱”及其读者来信是促使《生活》周刊不断改进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生活》周刊宗旨后来的变化，刊物形态的转变，甚至是刊物的销量，都与读者来信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栏目外，第2卷开始刊登的长篇小说栏目也比较成功。《生活》周刊上先后刊载的长篇小说有《一位美国人嫁与中国人的自述》（第2卷第17期至第3卷第8期连载）、《一位英国女士和孙先生的婚姻》（第3卷第9期至第4卷第22期连载）、《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第4卷第23期至第6卷第26期连载）、《回顾》（第7卷第26期至第8卷第18期连载，第8卷第19期后因出该小说的单行本而停载）。四部小说中前三部小说都是恋爱婚姻的体裁，翻译者都是邹韬奋。前三部小说本身很有趣味，而邹韬奋在每篇译述之后所撰写的《译余闲谈》，不但对小说里所展现的中西生活习惯的差异做出精辟的评述，而且常常借此对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予以抨击，使读者在感受小说趣味的同时，也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收益，因此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小说《回顾》是曾克熙翻译的，其主要内容是描述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也颇受读者的欢迎。

《生活》周刊第2卷新增的栏目“处世之道”主要是介绍一些劝诫人们正确生活处世的片断言论，该栏目只出现在第2卷。“短篇零简”内容较为驳杂，主要介绍古今中外一些人物的生活趣事或某地的一些趣闻，篇幅一般很短，少则几十个字，多则三四百字，该栏目存在于《生活》周刊的第2、3卷及第4卷的上卷。“小新闻”主要记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小事情，从时效性和内容来看，这些记述还不能算真正的新闻，该栏目只存在于《生活》周刊的第2卷。“国外生活概况”主要介绍欧美及日本等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该栏目只存在于《生活》周刊的第2卷。“两性问题”主要探讨男女的婚姻生活问题，该栏目只存在于《生活》周刊的第2卷。“娱乐方法”主要介绍或讨论各种有益的生活娱乐方法，该栏目也只存在于《生活》周刊的第2卷。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邹韬奋自接手《生活》周刊后，对刊物的栏目和内容是做了很大改进的，这些改进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赞赏。这从一些读者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来。读者过励兴说：“贵刊是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凡看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这句是名副其实的。……每星期之渴望《生活》，真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慨。……伯昕先生的插画也好。我们希望以后更能多些‘发松’‘精锐’的社会讽刺画。”[57]读者老谷评价道：“《海上生活周刊》余良友也：产期既速，妙趣横生，小则家庭社会儿女英雄间之珍闻，大则东西两半球特殊之趣史；间或殿以情场佳话，宛如活板传神，人物插图，一若跃然纸上，其光怪陆离之特色，宜乎压倒一切。余尝手此一篇，味其文，玩其画，进而探讨社会生活之真相，与夫男女相互间活动之异想天开，不禁手舞足蹈，而拍案队叫绝也！”[58]《生活》周刊第1卷的主要内容也是谈“生活”，但实际反映的是以工人、教员、学徒、报童等平民的职业生活为主，而且大多是“记流水账”式的泛泛而谈，在编辑方法上显得平淡而枯燥。而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后，刊物的内容从职业生活扩展到人们的家庭社会日常生活，从职业修养扩展到人格修养、社会家庭生活的指导与改良，并且对平民的求学、择业、恋爱、婚姻、娱乐休闲等具体生活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指导。在刊物的编辑方法上，更注重平民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口味，如文字已经更多地使用白话，刊物中较多地使用插图、照片，在刊物的言论当中也注重从具体事实来得出相关的结论。因此，从第2卷起，《生活》周刊的宗旨和内容发生了改变，刊物逐步变得像一份大众通俗生活杂志，渐渐超出了职教社机关刊物的性质范围。

邹韬奋对《生活》周刊的改进，使得刊物的内容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虽然“社会生活的内容”在某些程度上是与《生活》周刊最初所定的目标——“在研究社会生活及经济之状况，以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根据”有暗合的地方。但是过多的社会生活内容实质上使刊物已经偏离了“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的范畴。对于邹韬奋的改进，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等人并未予以追究，相反予以支持，所以邹韬奋感激地说：“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职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唯一办法只有以去就争的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职教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59]

邹韬奋在改进《生活》周刊的同时，也在逐步明确《生活》周刊的宗旨。对于《生活》周刊宗旨确定的时间，邹韬奋自己回忆说：“记者承乏本刊自第二年起，接手后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60]但是，在1929年1月1日以前，整个《生活》周刊所刊发的文字，或者邹韬奋自己在1929年1月1日所撰写的文字当中，都没有对这个宗旨的明确表述。当然，邹韬奋在接手《生活》周刊后，应该一直在寻找切实可行的刊物宗旨，这在邹韬奋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可以看出来。如1927年8月8日邹韬奋为《〈生活〉第一卷汇刊》所撰写的弁言当中就有揭示《生活》旨趣的文字：“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61]这段话里对《生活》的旨趣的揭示较为明确，它明确表明希望通过改进人们的生活，加强人生修养，从而“养成健全的社会”，这与后来确定的宗旨已经比较接近，这可以看成是邹韬奋探索《生活》周刊宗旨过程中所拟定的一个初步宗旨。

从现有资料来看，邹韬奋明确提出《生活》周刊的宗旨，并以文字明确加以表述则是在1929年1月1日为《教育与职业》第100期所写的《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教育出版物》一文中。这篇署名“邹恩润”的文章提出：“关于提倡一类之刊物有两种定期刊，一为月刊，即《教育与职业》，偏于专门性质，旨在提倡我国人士对于职业教育之切实研究与讨论，年出十册；一为周刊，即《生活》，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尤努力于修养之商榷与指导，年出五十二期。”[62]由此看来，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后确定该刊宗旨的时间应该是1929年1月。从1929年12月1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期开始，这个宗旨还被印到了《生活》周刊的刊头上。

与确定《生活》周刊宗旨相伴随的是该刊对读者定位的确定，1927年邹韬奋在《民众与本刊——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一文中指出：“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刊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63]文章明确说明《生活》与民众的关系是：“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容纳民众之意见，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64]而且为了达到真正服务平民的目的，使平民能够看懂，便于与平民交流，刊物“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65]。从这篇文章的描述来看，邹韬奋把《生活》周刊的读者定位在平民阶层，也就是“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

三 第3卷：《生活》周刊的初步转型

从第2卷改刊成功后，《生活》周刊继续朝着“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这个宗旨努力，直至第5卷时这个宗旨被印上《生活》周刊的刊头，因此《生活》周刊的第3、4、5卷的内容更多地讨论社会生活问题，尤其是恋爱、婚姻、家庭等生活问题讨论得更多。相应地，职业教育和职业修养的内容就更少了。《生活》周刊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栏目和内容依然是不断地调整和加以丰富。表1-4是《生活》周刊第2、3卷的主要栏目内容及变化情况。

表1-4 第3卷与第2卷栏目变化情况

相对于《生活》周刊的第2卷而言，第3卷的栏目和内容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新增的“隽永语”栏目主要是一些对话式的极短小的文章，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幽默笑话，但是文章在幽默之余往往发人深省。“美国通讯”是第3卷所新增的栏目，第3卷当中只有李公朴所发表的3篇文章：《直渡太平洋》（第3卷第51期）、《每晚可以随想》（第3卷第51期）、《到了二十一岁》（第3卷第52期）。这三篇文章是李公朴赴美途中以及到达美国后的一些见闻。该栏目后来发展为《生活》周刊后面几期都有的著名栏目：“国外通讯”（或叫“各国通讯”）。新增的“海外谈瀛”栏目主要是邹韬奋、邹恩泳等人从报纸杂志上摘录编译的对欧美、日本各国情况进行介绍的文章，许多文章偏重介绍这些国家中的奇闻趣事。也有部分文章是摘录别人的旅行日记或者是国外旅游者的投稿，如张近芬的《游德的观察》（第3卷第21期）、潘邵昂的《檀游心影》（第3卷第23期），该栏目只出现在第3卷。

新增的“一周鸟瞰”栏目是影响较大的一个栏目，该栏目是邹韬奋委托程沧波所开办的（在《生活》周刊中所用的笔名是“沧波”“晓湘”），程沧波在“一周鸟瞰”的征文启事里说：“本刊编辑者要我每星期替他做一个国内外时局上的总报告，我因为昔年曾在某报编辑过国内外大事记，所以觉得这件工作对于我不无一种旧缘，况且据本刊编者告我，这栏文字是读者普遍的要求，所以我就毅然答应了……我编辑这栏的方针：其条例如左：（一）纯用客观的立场，叙述一周间国内外的时事。（二）但综合一件事情始末，而不带任何批评。（三）本栏文字的宗旨，是要唤起国人对于国内外大势的注意；预备成为将来的史料，不是做现在的宣传品。”[66]从这段话看来，该栏目是应读者之要求而创设的，这说明读者不仅仅希望通过《生活》周刊了解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希望通过《生活》周刊对国内外的时事有所了解。该栏的编辑方针充分说明了这个栏目只是对时事的一个纯客观的汇编，不带评论，并且希望能“唤起国人对于国内外大势的注意”。

“一周鸟瞰”栏目从第3卷第15期开始便与读者见面，在第3卷时，该栏目的内容主要分为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所搜集的时事也比较丰富，所以在第3卷时便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读者史子良在《关于一周鸟瞰的几句话》一文中说：“贵刊的‘一周鸟瞰’很有许多好处。我平日事情忙得很，简直没有功夫看，……自有‘一周鸟瞰’以来，我每星期对于时事总能得到提纲挈领的明晰观念，觉得非常爽快。”[67]史子良认为就是看过报的人，看了《生活》周刊的“鸟瞰”也很有好处，同时他也建议“这一栏的纪事，倘能纪到贵刊出版的前一天为止，则消息近，必更受读者的欢迎了”[68]。史子良的来信一方面说明该栏目受到了好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读者已经不满足只关心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而希望对时事有一定的了解，读者的这些要求，也成为《生活》周刊向新闻评述性质周刊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邹韬奋应读者的要求设置这个栏目，也说明当时的《生活》周刊就已经有了向新闻评述性质刊物转变的意向。

需要说明的是，“一周鸟瞰”栏目在第4、5卷依然保留，但是内容有时变得比较少，且主要是国内的一些时事。该栏目发展到第6卷时更名为“每周大事记”或“本周要闻”，到第7、8卷则更名为“一周要闻”。

第3卷栏目和内容的调整使得《生活》周刊更像一份综合性的大众生活通俗杂志，发行量也由第2卷的2万份增至第3卷的4万份[69]。从第3卷第32期开始，刊物的篇幅也由原来的单张加至一张半。读者王霖作诗称赞说：“生活！生活！你是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我们得了你，好像有了捉摸。生活！生活！你是海洋中的一盏灯塔；我们见了你，好像有了归宿。”[70]读者陈少侠称：“我自从订阅贵刊后，觉得所得到的益处真是不少，使在迷路上彷徨的人有所依归，不再蹈末路的覆辙，这是何等使人感激而钦佩！”[71]

四 第4卷：成功转型为大众生活通俗杂志

第4卷在第3卷的基础上对栏目和内容又进行了一些调整，表1-5是第4卷《生活》周刊栏目的变化情况。

表1-5 第4卷与第3卷栏目变化情况

从栏目的变化来看，第4卷似乎变化不大，新增的主要栏目只有“书报介绍”和“健康问题”。而事实上，除了这两个新增栏目外，《生活》周刊第4卷的“国外通讯”栏目虽然是在第3卷的“美国通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栏目的性质与“美国通讯”相类似，但是此时“国外通讯”栏目的内容比“美国通讯”要丰富得多。“国外通讯”栏目的海外通讯已经不仅仅只限于美国，而是扩展到了英国、比利时、日本、法国、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第3卷的“美国通讯”只有可怜的3篇，而第4卷的“国外通讯”栏目却扩展到了79篇[72]。该栏目对于英国、比利时、日本、法国、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外交的秘闻轶事，田园乡村的幽静舒适，男女学生的学校生活，社会制度和风俗人情，以及各国的国民性，我国留学生的状况，华侨在各国的地位等各种情形，均能从小处下笔，大处着想、推求因果，作正确而详尽的评述。很可使读者对于欧美各国有一种明晰而深刻的印象。同时并加入各种铜版照片，以资参照，相得益彰”[73]。这段文字表明这个栏目的设置，对于开阔国人的眼界，增长国民的国外知识，了解世界形势是很有帮助的。邹韬奋在《免得误购》一文当中也指出开设这个栏目是“很注重外国通讯，拉几个在国外的好友于百忙中加入这个小小的谈话会。也无非要借此使得我国同胞有所比较而谋奋发，或明其流弊而力谋避免”，“对于个人修养方面，亦可以扩大胸襟，放远眼光”[74]。邹韬奋所说的“拉几个在国外的好友于百忙中加入”指的是此时《生活》周刊“国外通讯”栏目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海外特约撰稿人，他们大多是留学国外的留学生，如留学美国的李公朴，留学日本的徐玉文，留学英国的费福熊（费巩），留学比利时的寄寒（凌其翰），等等。总的来说，该栏目的报道一方面有利于丰富《生活》周刊的内容，另一方面使读者明白中国和世界各国是密不可分的，有助于中国读者知己知彼，重视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和了解。

本卷新增栏目“健康问题”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栏目。该栏目主要介绍了大量国外女子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健而美的体格，并附有大量女子如何健美的插图，该栏目也谈到了男士如何保持健康体格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未配发图片，为了解决民众健康上的一些问题，该栏目还请当时的医学博士俞凤宾撰写了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文章，如俞凤宾所写的《冬季的健康问题》（第4卷第8期）就介绍了冬季如何正确取暖以保持健康的问题。《生活》周刊第4、5卷对健康问题的关注达到了顶点，在第4卷刊发了许多关于健康问题的文章，多数配有插图。除了在关于健康问题的文章中配有插图外，《生活》周刊还在刊物当中开设了一个“健而美的体格”小栏目（该栏目因为没有标题，《生活》周刊合订本的分类总目里并未统计和收录），这个小栏目配发了大量身着运动装或泳装、体格健美的国外女子的图片，旁边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健康问题”栏目只存在于第4卷，但是“健而美的体格”小栏目的开设从《生活》周刊的第4卷第31期直到第5卷第30期，时间延续了一年多，大量“健而美”的西方女性图片的刊登，使《生活》周刊更富有通俗生活气息，同时对于美化刊物的版面，吸引读者眼球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生活》周刊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引起了读者对刊物的关注。因为健康问题关乎每个读者的利益。《生活》周刊介绍了许多实用性很强的锻炼身体的办法，如《六十三岁不像老太婆》（第4卷第12期）的配图文章介绍了六十三岁的贺珀夫人是如何从心理、食量、运动等方面保持年轻的秘诀。《抢回了丈夫》（第4卷第27期）的配图文章介绍了一位多病的L.M.G如何通过健美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和性情，最后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抢回了丈夫。《生活》周刊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积极反应，一些读者写信来询问健身的方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是《生活》周刊借此吸引读者，有点低级趣味。对此邹韬奋在《免得误购后悔一文》中说：“本刊近来每期里登有‘健而美的体格’，截止到现在所得的反应，有许多读者由无意中获得深刻的印象，纷纷来信询问或商榷健身的具体方法（男女读者都有），除特殊情形我们代为询问医师或运动家外，大概都介绍张士一先生著的《米勒氏十五分钟体操》（商务出版）以供参考。这类穿泳衣或运动衣的影片，在西洋各国体育杂志里已是极平常的一回事。如有人看惯了新年家中悬挂的穿着凤冠霞帔或箭衣外套垂襟危坐的祖宗遗像（俗称喜神或喜容），看了这种照片觉得不惯，甚至觉得难过，那只请他们千万不要再勉强看。”[75]

第4卷新增“书报介绍”栏目对一些书、刊或文章加以介绍，尤其注重介绍书刊、文章的特色和内容，并带有向读者推荐的意味，该栏目后来发展成为第5卷的“书报评述”。除上述栏目外，《生活》周刊第4卷还辟有“时论粹言”小栏目（因为该栏目里的内容都没有标题，所以第4卷分类总目也没有加以统计），该栏目主要摘录当时一些著名报刊诸如《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上的一些政治家和名人的言论及这些报刊的社评，这些言论或社评往往都是对时事或一些政治问题的精短评论，有助于国人加深对于国事及政治形势的认识和了解，该栏目发展到第5卷更名为“时论粹语”。

总体来说，《生活》周刊第4卷的栏目继续变化和改进，内容更加丰富和活泼有趣，“健康问题”的讨论及“健而美的体格”中大量插图的运用更有助于美化版面，更具通俗生活气息，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整个第4卷时期读者向《生活》周刊来信咨询各类日常生活问题的书信也越来越多，1929年6月每日就达100封，刊物销量每期发行达到4万份[76]。因此，《生活》周刊发行到第4卷时，趣味性和通俗性更强，但又雅俗共赏，宗旨纯正。如果说《生活》周刊第3卷初步完成从机关刊物到大众通俗生活杂志的转型，那么《生活》周刊第4卷已经成功转型为大众通俗生活杂志[77]。《生活》周刊的飞速发展，不仅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赞赏，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对它加以褒扬，1929年9月6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致函《生活》周刊，称赞它：“取材丰富，理论新颖，且多含教育意味之著述。”[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