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何兹全

我很高兴看到侯旭东同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这部书稿的出版。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

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的时期。僧尼人数，北魏末年有200万，北齐时有300万。全国佛寺，北魏末年有3万所，北齐有4万所。这数字是惊人的。当时全国在籍人口也只有两三千万。僧尼人数占户口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和尚或尼姑。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善男信女膜拜在寺院周围。

五六世纪（南北朝后期），每一个寺院都是它所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它们大都占有广大田园，有丰饶的财产、人力物力，经常参与社会救济活动。北魏曾特划一部分州郡编户为僧祇户，每户收60斛粟，归寺院掌管，灾害年赈济饥民（《魏书·释老志》）。唐代寺院还有悲田坊、养病坊之设，以赈济和收留贫穷废疾之人（《唐会要》卷四九）。佛教又以教化人民为统治者服务。皇帝也大力扶助和推动佛教在民间的教化活动。《隋书·经籍志》曾记载说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民间收藏的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可见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它在民间社会可能发挥的影响。五六世纪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

由此可见，佛教不仅在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史、民间信仰和心态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宗教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史研究、民间信仰和心态史研究上也应占有重要位置。

历代以来对佛教史的研究，重在教义和宗派，很少涉及其他方面。

1934年我写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发表在这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上。1935年又写了《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发表在1936年1月出版的《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1期上。

这两篇文章内容是不成熟的、粗糙的。但它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为中国佛教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侯旭东同志这部《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又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造像记的材料研究探索五六世纪北方人民大众的心态和对佛教的信仰。

在建寺活动中，皇帝建最大的庙，大官大富建大庙，小官小富建中等庙或小庙。一般人民群众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就造像。不能说达官大富不造像，但从造像所留下的材料看，造像常常是群体活动，许多人造一个像，一村一邑造一个像，几百人、几千人同造一个像。这里面有一代社会风气和宗教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这和造像者的经济条件有关系，甚或可以说“穷”是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像记里所反映的是一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心态。它有同于大人先生们的地方，也就有异于达官贵人的地方。

因此，研究佛教，应从思想、宗教教义、宗派流变等方面研究它，也应该从社会史角度，从佛教寺院在历史上的存在、活动和影响等方面研究它；不仅从社会上层，更应该从社会下层，从人民群众的心态、信仰等方面来研究它。

对造像记的研究和使用造像记材料来研究佛教思想活动，前人已有所尝试。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欧美学者几十年来也一直希望研究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但或因资料不够，或因方法有偏差，成果受到限制。可以说侯旭东同志此书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最新、最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对于佛教思想研究由偏重精英向精英与社会思想、民众思想并重的转化，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

因此，我高兴写这篇短序。

1998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