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斯里兰卡的佛教发展
在两部重要的中文南传佛教史著作中，包括邓殿臣所著《南传佛教史简编》和静海法师所著《南传佛教史》，斯里兰卡都被放在篇首予以讨论。这也暗示了斯里兰卡在南传佛教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邓殿臣在解释之所以突出斯里兰卡的时候提到：“其中斯里兰卡一编因教史较长，史料也很丰富，所以介绍比较详细。”[8]对于本来就专门从事斯里兰卡研究的邓殿臣而言，这样的表述可以说非常简略。而静海法师则明确指出：“所谓南传佛教，是指后者这五个国家中，主要以盛行斯里兰卡大寺派为传承的上座部佛教而言。”静海法师还提到：“公元430年，觉音论师在斯里兰卡大寺注释三藏完成，奠定了大寺派复兴和教学的基础，影响深远，而形成日后及今日流传的南传佛教。”[9]不管怎样表述，毫无疑问，斯里兰卡在南传佛教的形成和传承方面都发挥了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
如果考虑维杰耶王子带领几百随从顺利在斯里兰卡登陆定居并繁衍生息的情况，任何高估当时本地族群人口数量和生产水平的做法都可能会出错。法显说：“其国本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10]斯里兰卡传说原住民原分为“鬼族”和“龙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原住民面目漆黑犹如鬼魅，灌木丛林中巨蛇怪蟒、各种大小蜥蜴出没好似游龙，所以称之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维杰耶带来的不只是随从人口和一些生产生活技术，其时北印度的文化信仰也会随之而入，包括鬼神崇拜、婆罗门教，甚至一些佛教和耆那教信仰都在岛上混杂发展。尽管《岛史》和《大史》等史籍以及一些佛教经典中都提到佛陀曾经三次登岛，并渲染种种离奇细节，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是令人信服的史实。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应该重视这种说法。季羡林教授认为这样的故事“有意义”，并且“应该对我们研究佛教史有不少启发”。邓殿臣教授也认为：“不可轻率地把早在1500年以前的有关记载视为荒诞离奇，它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11]但是即便在斯里兰卡，讨论佛教史的学术著作也基本上把公元前3世纪作为佛教正式传入的时间。
公元前3世纪，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阿努拉特布拉。从《大史》中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出，彼时斯里兰卡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国王天爱帝须虽然对摩哂陀长老的传教使团热烈欢迎，可是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住所供长老居住，只好派人临时用泥巴和芭蕉叶修建房屋，并且用火把将湿泥巴烤干。罗睺罗长老（W. Rahula）据此推断，当时的斯里兰卡很可能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民居，即使在首都阿努拉特布拉，即使是国王也没办法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住所给摩哂陀长老。[12]如果把公元前斯里兰卡的“国王”与中世纪欧洲或者中国的国王做相似性联想将得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那个时候阿努拉特布拉更像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镇。把摩哂陀使团初次在斯里兰卡布道的地方想象成类似古罗马常见的那种廊柱恢宏的场所也是错觉。尽管这次事件在佛教史上如此之重要，但实际上它只是发生在一个原来是用于圈养大象的围栏里，而且还得临时把那些御用大象赶出去再恭迎长老入场。阿努拉特布拉那些著名的佛教建筑遗迹都是在那之后才逐步修建的。
摩哂陀长老一行七人之中，除了四位比丘外，还包括他的一个外甥和一个表弟。这使得这次传教行程有点像皇家亲友团的访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次访问是不请自来或者是没有经过事先联络沟通的突然造访。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印度僧人来访斯里兰卡，并且不同程度地在民众和王室之中传播了佛教知识。摩哂陀长老的访问只是万事俱备之后由两国官方安排的正式传教仪式。甚至有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佛教也许根本不是由摩哂陀传入的，而是经由南印度缓慢进入斯里兰卡。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猜测，之所以僧伽罗编年史籍中将摩哂陀之前的佛教传播活动一笔勾销，是为了让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由阿育王所派遣的使团来完成。[13]
不管怎样，摩哂陀和僧伽罗国王天爱帝须的历史性会面已经作为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的标志性事件留在了史籍之中。那次看似偶遇实际上更可能是精心安排的会见以及双方充满机锋的谈话都堪称完美。天爱帝须正巧在波松月十五日满月那天出城打猎，在弥沙卡山（Missaka-pabbata）遇到了摩哂陀使团一行七人。似乎所有和佛教有关的重要事件都会碰巧在满月那天发生。摩哂陀希望看看天爱帝须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接受佛法，就向他提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智力测验题。[14]题目看似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很可能掉进圈套。结果天爱帝须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摩哂陀长老随即认为天爱帝须慧根深远，必能将佛法在斯里兰卡发扬光大，立刻决定就地传授《象迹喻小品经》（Culahatthipadopama-Sutta）。这部经可以看作佛法入门读物，其中讲到何为佛、法、僧，如何皈依佛门成为比丘，比丘如何修行，修行的几个阶段直至证得阿罗汉果（Arahantship）[15]。这部经中几乎包含了包括四正谛在内的所有佛陀基本教义。[16]在听完摩哂陀宣讲之后，天爱帝须及其随众立刻决定皈信佛法。《岛史》和《大史》中均详细记载了摩哂陀和天爱帝须初会、听讲《象迹喻小品经》并欣然接受佛法的事迹。但是毫无疑问这不可能是一次偶遇，实际上天爱帝须本人和阿育王早有过往并且关系密切，接受佛教应该也是长时间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摩哂陀也知道这位天爱帝须国王是他父王的“老朋友”，否则带着几位比丘和至亲突然间造访别国并要求传教会显得异常唐突。
初次见面的宾主相谈甚欢预示着摩哂陀的传教之旅将取得重大收获。当天摩哂陀一行留住弥沙卡山。此山日后为纪念摩哂陀初遇天爱帝须讲法而名为密辛德勒（Mihintale）。第二天，天爱帝须在阿努拉特布拉隆重欢迎摩哂陀，并请他至王宫中继续讲法。在宫中聆听长老讲法的主要是王室女眷，所以摩哂陀先讲了宣扬因果业报的两部经，即《天宫事》（Vimanavatthu）和《恶鬼事》（Petavatthu）。这两部经中有很多善恶果报并因而得上天堂或坠入地狱的故事。由于斯里兰卡早已经存在鬼神信仰，这样的佛经内容非常适合她们的心境。之后，摩哂陀很快又宣讲了其他一些经文，包括《天使经》（Devaduta）和《智愚经》（Balapandita-sutta）。[17]
摩哂陀在斯里兰卡初步宣讲佛法取得了成功。所有听经的人，上至国王及其家眷，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佛教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欢迎。出现这种情形有几个原因：首先，佛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从印度博大精深的精神哲学之中汲取着营养，到公元前3世纪时其教义已经发展得庞杂艰深、奥妙无穷。与斯里兰卡本土原有的较为单调浅薄的鬼神信仰相比，无论是知识内容还是理论体系佛教都更为优越。其次，经过将近300年的发展，佛教僧侣们也积累了更多的传教经验，使得传教内容兼具故事趣味和知识营养。摩哂陀从《象迹喻小品经》开讲，渐次过渡到《天使经》，所讲之内容既有佛教基础理论，也有劝人扬善、警醒恶报的故事内容，让听经的人既能得到听故事一样的闲适享受，又收获很多精神信仰层面的心灵慰藉，这样的讲经在听者之中就会形成较高的接受度。再次，自从维杰耶王子南渡登岛，实际上僧伽罗人与印度的文化联系仍然紧密。无论是从大国文化辐射的角度来看，还是以僧伽罗人的文化寻根情结来解释，都使得僧伽罗人接受北印度佛教文化不是难事。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作为由公元前6世纪登岛的外来族群占主导地位而繁衍发展的僧伽罗民族，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自己在岛国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以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强大及其对佛教的尊崇态度，无疑使佛教成为僧伽罗王族的最理想选择。
为了表达自己对摩哂陀一行的欢迎心情，天爱帝须将“大云林园”（Mahameghavana）赠送给使团，并且竭尽全力善待宾客。摩哂陀接受了这个馈赠，并宣布将帮助斯里兰卡建立佛教信仰。“大云林园”从此成为推动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中心。日后，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大寺”（Mahavihara），为上座部佛教的发扬传承做出重要贡献。摩哂陀不但致力于兴建大寺，实际上整个阿努拉特布拉圣城的规划与建设都和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罗睺罗长老认为，以当时斯里兰卡的情况，没有人能够像摩哂陀那样对大型寺庙建筑和城市布局有足够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有摩哂陀能当此任。[18]摩哂陀的僧团规模也很快扩大，到他在斯里兰卡的第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有55人加入到僧团之中一起去弥沙卡山安居。
摩哂陀传教时期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建立比丘尼戒。在得知天爱帝须的一位嫔妃也希望出家的时候，摩哂陀建议天爱帝须派人到印度去邀请僧伽密多（Sanghamitta）前来授比丘尼戒。僧伽密多是摩哂陀的妹妹。她很早便出家为尼，并且“戒行严谨、教理精通，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19]。她应邀来到斯里兰卡并建立了比丘尼戒，并从此和摩哂陀一起留在斯里兰卡。
僧伽密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带来了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菩提树苗。这棵菩提树苗取自印度菩提迦叶佛陀在其下悟道的圣菩提树。《大唐西域记》这样描述圣菩提树：“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 另外又提到：“昔者如来于此七日观菩提树。目不暂舍。为报树恩故此瞻望。”[20]由于这样的原因，菩提树在佛教徒心目中的象征意义极为重大。僧伽密多带来的树苗在大云林园栽种成活，在斯里兰卡被尊为“圣菩提树”（Sri Maha Bodhi），与佛牙和佛钵一起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徒最为尊崇的圣物，也成为佛教正式传入斯里兰卡的重要标志之一。
除了在大云林园栽种菩提树，天爱帝须还从阿育王那里得到了包括佛锁骨舍利在内的很多佛舍利。摩哂陀建议天爱帝须修建佛塔来供养舍利，并将供养佛锁骨舍利的佛塔命名为“塔寺”（Thupa-rama Dagaba）。[21]同时从阿育王处得到的佛钵则被安置在王宫之内，并成为僧伽罗王朝的王权象征，其地位堪比佛牙舍利。
公元前200年，摩哂陀在塔山圆寂。之后一年，僧伽密多在阿努拉特布拉圆寂。他们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传播活动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斯里兰卡成为佛教国家，僧伽罗文化的精神实质开始确立。佛教传入对于斯里兰卡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是体现在建筑、语言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没有摩哂陀及其使团的贡献，斯里兰卡的整个文化生态将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所以邓殿臣将佛教传入称为斯里兰卡历史上“一场具有革命性的转变，是兰卡社会的一大进步”[22]。
二 佛教的兴盛发展
佛教从传入斯里兰卡之日起，就奠定了国教的地位。来自印度的传教徒摩哂陀和僧伽密多贵为极盛孔雀王朝的王子和公主。而斯里兰卡第一个接受布道的就是国王天爱帝须。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双方都把佛教的传播放在了一个国家层面上予以考虑，这比民间缓慢的认知要更加迅速和见效。这样的高起点使得佛教很快在斯里兰卡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和接受。在摩哂陀圆寂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佛教在斯里兰卡继续大发展。《大史》记载，这一段时期斯里兰卡到处兴建佛寺，数百家规模不一的庙宇遍布全国。天爱帝须国王对佛教的热忱也传递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国王们对佛教的态度也使得僧团获得更多的支持并且在民间保持更大的吸引力。
公元前2世纪，南印度注辇王朝的王子伊拉罗入侵斯里兰卡。由于斯里兰卡北部与南印度隔海相望，来自南印度泰米尔人的入侵成为斯里兰卡历史发展的一个经常性问题。伊拉罗在占领了包括阿努拉特布拉在内的斯里兰卡北部地区之后，即坐地称王，开始了对这一地区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伊拉罗虽然是个泰米尔人，可是保持了僧伽罗国王对佛教的热情和支持态度。《大史》记载，他曾经下令处死触犯宗教律条的自己的亲儿子。邓殿臣在《南传佛教史简编》中还特别提到伊拉罗因为自己的御辇在塔山碰破佛塔而伏地请罪的故事。[23]这些记载都表明伊拉罗是一位严于律己、治国公平并且尊奉佛教的国王。因此，在伊拉罗统治下，佛教在斯里兰卡依然保有原来的国教地位。
在僧伽罗王朝编年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恶评的泰米尔人国王伊拉罗依然遭到了来自斯里兰卡南部王国的反击。僧伽罗民族英雄杜多·迦米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对泰米尔人的军事胜利并登上了王位。杜多·迦米尼提出的口号是“国破佛教在”（Not for kingdom，but for Buddhism）[24]，并以此为精神鼓舞团结僧伽罗族群反抗伊拉罗的统治。这样的动员方式被认为是斯里兰卡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僧伽罗民族主义情绪。结果，佛教至上的情绪弥漫在所有僧伽罗人心中，不管其政治立场和宗教态度如何，非佛教徒一概被僧伽罗人视为非我族类。这样的“宗教民族主义”在斯里兰卡历史上重复出现。杜多·迦米尼带领僧伽罗人打垮了泰米尔人，并恢复了僧伽罗人在整个斯里兰卡的统治秩序。这一时期也是僧侣在斯里兰卡首次介入政治和军事活动。很多佛教僧人直接参与对泰米尔人的战斗，甚至因为战功卓著而拜将。杜多·迦米尼本人也充分利用佛教在民众中的精神引导力量，他甚至将一块佛舍利放在自己的长矛之中。[25]由于在战争中有太多杀戮，违背了佛教中不杀生的基本教义，杜多·迦米尼为此负罪感沉重。为了寻求解脱，他在登上王位后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佛教发展之中，为佛教在斯里兰卡的进一步繁荣做出了贡献。
杜多·迦米尼在位期间修建了很多著名的佛教建筑，包括金鬘大塔（Ruvanvelisaya）、辣椒大塔（Mirisavatiya）及铜宫（Lohapasada）。金鬘大塔内供养着佛舍利，是阿努拉特布拉城中最为重要的佛教建筑之一。在《大史》中，对大塔的建造过程描述不厌其详，从筹款选址到建造，再到落成安置佛舍利，整整用了四章的篇幅。大塔在佛教徒心目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大塔落成时，北印度鹿野苑和灵鹫山等众多寺院高僧前来参加庆典。[26]铜宫则是杜多·迦米尼为大寺僧人修建的住所。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杜多·迦米尼将之修建成九层之高，每层百间僧舍，里面黄铜涂顶，莲花铺地，奇珍异宝装饰廊柱四壁，蔚为辉煌壮观。
杜多·迦米尼去世后的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再遭南印度泰米尔人入侵。有十多年时间阿努拉特布拉都处于泰米尔国王的统治之下。而僧伽罗国王则被迫南逃。兵乱之下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饥荒，人们难耐饥饿流离失所。阿努拉特布拉的很多寺庙都被废弃，连大寺和大塔也无人照料而至荒废。然而这样的局面却促成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僧侣结集刻写巴利三藏。今天南传佛教得以在斯里兰卡香火鼎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次结集。如果没有这次结集，按过去那样口传心授的传统，巴利三藏很可能已经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邓殿臣在《南传佛教史简编》之中，给这次重要的结集总结了三个原因：战乱、饥荒和部派分裂。[27]战乱之下，僧侣们已经没有了过去那样花团锦簇供养丰足的修行环境，而长篇大论的佛经需要心无旁骛地静心传授和学习；饥荒肆虐，从百姓到僧侣都得经常忍受饥饿，甚至出现饥民吃掉僧侣的恶劣事件。很多僧侣都逃往中部山区甚至跑到印度。长此以往，那些留在高僧记忆之中的佛经或有模糊谬误甚至失传的可能。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派分裂。一向以大寺为中心并自视正统的僧侣们忽然发现得到国王庇佑的无畏山寺（Abuayagiri-vihara）很可能会后来居上。
无畏山寺是由成功驱逐泰米尔人的僧伽罗国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座新寺院。为了感谢战争时期摩诃帝须（Mahatissa）长老对他的帮助，国王将这座寺院馈赠给长老，并给予丰厚的供养。国王的将军们也仿而效之，纷纷出资修建寺庙并交给摩诃帝须长老管理。这样围绕无畏山寺和摩诃帝须长老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大的佛教势力，史称“无畏山寺派”。[28]为了在与无畏山寺派的抗衡中保持优势，大寺派僧人决定举行集结，写定巴利三藏，并以此确定自己在佛教教义方面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最初这样的“部派分裂”更多体现在寺庙的地理位置或者僧侣的管理归属之上，在教义内容和理论方面并无太多分歧。但是形式上的分裂会推动教义理论的分歧。无畏山寺派僧侣随后逐步从印度接受了大乘佛教思想和教义，并在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在斯里兰卡与大寺派分庭抗礼。总体而言，无畏山寺派倾向于开放博采，对于佛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予以欢迎，同时对于上座部的经典巴利三藏并不抗拒。而大寺派则对于佛教经典和理论持保守态度，只研习上座部经典，反对大乘佛教中常常出现的一些创新和变革。因此，在大寺派僧人眼中，无畏山寺派成为非正统的异端。
不管怎样，大寺派按自己的主张组织了这次重要的结集。与历史上的几次结集不同，这次规模宏大的结集不仅有擅长强记的僧人们唱诵和校对上座部经典，最为重要的是还有专人将这些经文刻写在贝叶之上，并形成了宝贵的贝叶经。此外，这次结集不但将巴利三藏用僧伽罗字母书写成文字，历年斯里兰卡僧人为这些经文所做的注疏也被刻写成文。巴利三藏连带僧伽罗文注疏成为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也成为僧伽罗古典文学的原始推动力量。邓殿臣认为，在这些注疏之中，“一定包含了参加结集的兰卡僧人的创造”。因为“如此浩繁的注释，又大多是散文，要靠记忆是不太可能的”[29]。
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里，不管是支持大寺派还是无畏山寺派，僧伽罗王室总是将佛教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位置予以关注。尽管两派分歧继续加深，但是总的来讲，佛教作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4世纪，发生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即佛牙舍利来岛。彼时无畏山寺派与北印度大乘教派联系紧密，而护送佛牙来岛的印度王室成员又笃信大乘。因此，最初佛牙的保存是由无畏山寺派僧人主持完成的，每年一次对公众的佛牙展示活动也是在无畏山寺完成。这颗右侧虎牙舍利在斯里兰卡受到尊崇礼遇，成为王室镇国之宝，后来还在康提修建了佛牙殿，专门用来珍藏和陈列这颗佛牙。法显在《佛国记》中还专门提到佛牙：“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庄挍大象。使一辩说人着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唱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国城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吝髓脑。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说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众生缘尽乃般泥洹。泥洹已来一千四百九十七岁。世间眼灭众生长悲。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辨众华香供养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挍。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斋日则开门户礼敬如法。”
到公元5世纪高僧法显辗转来到斯里兰卡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僧侣如云佛事鼎盛的佛国。关于无畏山寺，法显在《佛国记》中提到：“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焰光，炎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关于大寺，法显这样描述：“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在法显眼中，不但这两座著名的寺院中僧侣众多并有高僧住持，整个阿努拉特布拉都是一座充满浓郁佛教氛围的城市。他提到：“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30]
法显的记载提供了一个公元5世纪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生动画面。仅无畏山寺中就有5000名僧人，可以想象这是一座规模多么宏大的庙宇。而当时斯里兰卡全国的僧人数量达到6万人，仅国王在阿努拉特布拉供养的僧人就有5000～6000人。这样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斯里兰卡的社会生活状况做出一些判断。首先，这样巨大的僧侣数量表明，公元5世纪的斯里兰卡经济运行良好。国家必国库充足，百姓必食有余粮，才能有条件去供养这么多的僧侣。其次，佛事鼎盛说明当时的斯里兰卡社会秩序运转良好，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观念都处于较好的水平。因为佛教主张人们戒断贪欲、平和处世，不做那些对别人、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事情。寺庙的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也必然强大，可以提供一种鼓励人们集体向善的驱动力和阻止人们违反社会规范的制约力。这样良好的环境，大概也是法显在斯里兰卡留住两年时间的原因。法显在《佛国记》中对斯里兰卡的描述，成为对公元5世纪斯里兰卡历史状况的重要记载，在斯里兰卡国内史论中也成为必然引用的资料。
法显访问斯里兰卡的5世纪初，正是大名王（Mahanama）统治时期。大名王本人曾经出家为僧，后来才还俗继承王位。有意思的是，大名王本人支持无畏山寺派，而他的王后则是大寺派的拥趸。这也说明部派的分立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严重分歧。也正由于大名王及其王室对佛教的态度，才会有法显所看到的佛教繁荣的斯里兰卡。大名王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即著名的高僧觉音（Buddaghosa）从印度来到斯里兰卡，完成了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论者多认为正是觉音的贡献，使得大寺派取得压倒其他部派的优势，并从此恢复和巩固了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主流地位。
觉音又译佛音，原在印度菩提迦叶附近的一座兰卡寺庙中研习巴利三藏。[31]该寺离婆多（Revada）长老把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情况告诉觉音，又提到斯里兰卡不但有500名高僧结集审定的巴利三藏，还有规模很大的僧伽罗文三藏注疏，而且这些注疏只有在斯里兰卡才能学到。于是，觉音启程到斯里兰卡并选择了大寺，因为结集审定巴利三藏并注疏的工作是在大寺派的主持之下完成的。在大寺，觉音看到了公元前1世纪那次结集的成果——贝叶经以及大量的注疏。这让他非常震撼，因为在印度由于大乘佛教的兴起和流行，佛经多为梵文版本，最原始的巴利经文已经多有残缺遗漏。觉音决定不但要继续研习三藏，还要把宝贵的僧伽罗文注疏也译成巴利语，让兰卡以外的僧侣和佛教徒们有机会了解上座部佛教的这些经典文献。
在开始译经之前，觉音先在大寺创作了著名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a）。这部巨著分别详论戒、定、慧三部分内容，系统阐述了上座部佛教的基本理论和要义，成为修习上座部佛教的必读书目。因其内容详细备至、辨析清楚，被誉为“佛教百科全书”，并且在“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崇高的地位”。[32]觉音之后在大寺潜心译经，将重要的僧伽罗文注疏全部译成了巴利文，并编译十多部论著。这些著作对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由于觉音在译经和著作编译方面的卓越贡献，斯里兰卡佛教史将之与摩哂陀传教和公元前1世纪的结集相提并论，将之称为岛国的第三次结集。
以觉音推动的大规模译经活动为标志，斯里兰卡佛教在5世纪前后走向进一步的繁荣。斯里兰卡的重要巴利文编年史籍，包括《岛史》、《大史》、《菩提树史》和《佛牙史》等，都是以这一段时期为发端陆续涌现的。这些史籍不但对于南传佛教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对于斯里兰卡历史也做了详尽记录。没有这些史籍，就无从了解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发生与发展。以斯里兰卡的佛教繁荣为契机，从5世纪开始，斯里兰卡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和密切。唐朝时期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就有大批僧人互访，并留下宝贵的文字记载和交流史话。例如，公元428年，斯里兰卡（其时中国载籍称之为狮子国）大名王遣僧侣至南朝宋国，送来牙台像。公元433年，斯里兰卡铁萨罗（Devasara）等比丘尼传比丘尼戒至中国。到7世纪，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至南印度与斯里兰卡僧人颇罗往来，虽然没有亲至岛国，但是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僧伽罗国”一章文字。8世纪，斯里兰卡僧人不空来到唐朝，投身译经，并译出《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等大量宝贵经文。[33]这样频繁的对外佛教交流活动也说明了这一段时期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繁荣程度。
三 佛教在斯里兰卡的衰落
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一个古都是阿努拉特布拉。自僧伽罗王朝建都于此一直到公元9世纪中期，绵延1000多年。这也是斯里兰卡佛教从传入到发展繁荣的时期。9世纪下半叶，由于泰米尔人入侵，阿努拉特布拉作为斯里兰卡统治中心连同佛教一起走向衰落。《大史》中记载到9世纪末的时候，著名的铜宫里面只剩下32名僧人。[34]到10世纪，南印度泰米尔人王国再度入侵斯里兰卡。11世纪初，注辇国部队攻占了全岛并将斯里兰卡纳入注辇国版图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斯里兰卡的佛教进一步衰落。
注辇国的统治导致佛教衰微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泰米尔人笃信印度教，其前身曾经就是婆罗门教。而作为佛教兴起背景的沙门思潮所反对的就是婆罗门教。公元前2世纪泰米尔人伊拉罗在斯里兰卡称王时对待佛教的宽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矛盾关系。当注辇国军队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僧伽罗王国并占领全岛的时候，可以想象统治者就没有特别迫切的需要利用宗教来磨合民族关系。注辇国在阿努拉特布拉统治70多年，其间多有驱逐僧人、拆毁佛寺和兴建印度教神庙等举措。经过这样的摧残和压制，佛教在斯里兰卡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11世纪下半叶，僧伽罗民族英雄维杰耶巴乎从斯里兰卡南部起兵，推翻了注辇国在兰卡的统治，并定都波隆纳鲁瓦，斯里兰卡历史进入波隆纳鲁瓦时期。维杰耶巴乎虽然无法将佛教恢复到注辇国入侵之前的境况，但是还是做出了很多重建佛教传统的努力。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遣使赴缅甸请求支持。在他的推动下，原本荒废的寺庙重新有了生机，剃度出家的僧人数量渐渐变多，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又有所提高。那些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包括大寺和无畏山寺，也都重燃香火。为了不激化矛盾，维杰耶巴乎并没有对业已存在的印度教派执行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持着包容的态度允许印度教与佛教共存。
12世纪下半叶在位的巴拉克拉玛巴乎一世对于斯里兰卡的佛教发展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佛教，巴拉克拉玛巴乎一世的主要举措是整顿僧团和推动教派统一。另外，这位国王在去世前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马来人女婿。斯里兰卡因此在波隆纳鲁瓦王朝末期经历了大约50年的马来人统治时期。在整顿僧团方面，巴拉克拉玛巴乎一世支持摩诃伽叶波（Maha Kasyaba）长老等高僧组成宗教法庭，对于一些僧侣们有违佛教戒律的种种不端行为予以惩戒。在前几个世纪中，由于泰米尔人入侵和王位更迭等原因，斯里兰卡的社会秩序时常陷入混乱，僧侣们也常常做不到恪守佛教的诸多清规戒律。一些僧侣甚至偷盗庙产并悄悄娶妻生子，虽然身披袈裟实际上过着世俗生活。[35]摩诃伽叶波长老主持的宗教法庭对这些行为进行了惩处，将很多不守戒律的僧人逐出僧团。巴拉克拉玛巴乎一世还认为教派对立对于佛教发展并无益处。包括无畏山寺派在内的其他派别僧侣最终在国王的督促之下统一到大寺派之中。从此，斯里兰卡回到了公元前3世纪摩哂陀传教时所奠定的以大寺为中心的佛教传统。
教派统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包括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在内的几个教派都已经走向衰落，无力再去分庭抗礼。而当王位被马来血统的国王所继承的时候，佛教就更加难有作为。尤其是到了玛柯国王统治的13世纪上半期，佛教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一时期，很多寺庙被拆毁，僧人被驱逐，甚至有很多佛教徒被迫改变世代相传的佛教信仰。
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政治中心也一再迁移。到15世纪葡萄牙人来到斯里兰卡之前的一段时间，斯里兰卡更是陷入了几个小王国鼎足而立的分裂局面之中。这样的状况也不能给佛教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那种阿努拉特布拉时期繁荣的佛教发展永远成为历史。值得一提的是13世纪中期在位的巴拉克拉玛巴乎二世。他不但继续整顿僧团秩序，还热衷于以佛教为母题的诗歌创作，写下了僧伽罗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王冠宝石诗》（Kavsilumina）。巴拉克拉玛巴乎二世还用僧伽罗语为觉音的重要论作《清净道论》创作注疏，即《清净道论注》（Visudhimagga Sanna）。他对佛教的兴趣也鼓舞了同时代的其他著者。南传佛教的重要史籍《小史》（Culavamsa）和《供养史》（Pujavaliya）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巴拉克拉玛巴乎二世的儿子巴拉克拉玛巴乎四世也为佛教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位期间，将巴利语《本生注》（Jatakatthakatha）翻译成僧伽罗语，成为著名的《五百五十本生故事》（Pansiyapanas Jataka）。
佛教文学的繁荣并不能说明佛教本身也实现了相应的发展。总的来看，14～15世纪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境遇远远不能和阿努拉特布拉甚至波隆纳鲁瓦时期相提并论。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开始把斯里兰卡带入近代被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对天主教的扶持和对本地佛教信仰的压抑将使佛教的地位进一步跌落。[36]佛教在斯里兰卡的这种地位变化有着印度次大陆宗教背景的因素。斯里兰卡拥抱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僧伽罗人和北印度的历史渊源关系。在佛教已经在印度本土走向衰落消亡的情况下，在斯里兰卡也很难恢复阿努拉特布拉时期的鼎盛氛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说佛教在斯里兰卡“衰落”只是站在其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上而言。如果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发展来比，斯里兰卡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国家之一。
四 古代斯里兰卡的寺庙和僧侣
寺庙是斯里兰卡重要的人文景观。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至今，寺庙不但是岛国佛教发展的最直接见证，也是这个国家建筑和雕塑艺术的重要载体。阿努拉特布拉和波隆纳鲁瓦遗留的残垣断壁依然气势雄浑，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年的寺庙建筑该是何等规模宏大。
然而早期的僧侣们最常见的居所是山洞。摩哂陀来到斯里兰卡之后的第一个雨季安居就是在密辛德勒的山洞度过的。在那样一个佛教初传的年代，大规模的寺庙建设还没有开始，山洞挡风遮雨又清凉安全，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也是印度林居隐士们的悠久传统。后来，即便是寺庙建筑趋于完善，仍然有部分僧侣为了表达自己虔诚的信念而选择居住在山洞里。一般而言，佛教徒也会认为住在山洞里的僧侣对佛教的态度更加虔诚，也更容易修得正果。后来为了让居住在洞中的僧侣能够生活舒适，佛教徒们开始将一些山洞进行修葺装饰，比如适当地清理粉刷和安放桌椅床铺等。《清净道论》中就记载了高僧的山洞被整理一新，住在其中倍感凉爽舒适。[37]当然，随着寺庙越来越多，选择居住在山洞的僧侣越来越少，或者只是短期修行冥想的时候才会住到山洞里。
斯里兰卡的第一座寺庙就是由天爱帝须在大云林园中修建的大寺。这座举世闻名的上座部佛教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间匆忙建成的泥草房子。随着僧侣人数越来越多，国王在大云林园中修建了更多的佛堂建筑，之后才名之为大寺。菩提树的栽种成活以及塔寺的修建，使得大寺成为一座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寺院。随后，整个斯里兰卡从南到北开始大兴佛寺。其中既有大寺这样占地广、僧侣众多的大型寺庙，也包括很多仅有一个佛堂的小寺院。
对于一座典型的斯里兰卡佛教寺院，最重要的建筑是一座安放舍利的佛塔。佛塔或大或小。小型佛塔常常修建在一个小阁楼之中，其中整洁肃穆，供僧侣和佛教徒在其中诵经、布道或者祭拜鲜花。佛塔之外，还需要有一棵菩提树。菩提树对于一所寺庙建筑而言，其重要性仅次于佛塔。通常不允许修建或者损坏菩提树的枝丫。除非菩提树枝遮蔽了佛塔，或者有自行干枯的枝叶，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碍菩提树的生长。
除了佛塔和菩提树，佛像也是一座寺庙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佛院涅槃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佛像崇拜都不存在，佛陀传教时也反对偶像崇拜。但是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像逐步成为重要的信仰象征而出现在所有的寺庙之中。《大史》中记载在天爱帝须的时候，斯里兰卡已经开始竖立佛像。罗睺罗法师认为，如果《大史》中的记载可信，那么斯里兰卡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竖立和参拜佛像的国家。[38]《大史》中大量关于佛像的记载出现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法显来到斯里兰卡的时候，他看无畏山寺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39]不管怎样，与佛塔或者菩提树相比，在斯里兰卡历史上相当长时间内佛像的重要性都没有在文献记载中得到凸显。一种猜测是，对于佛像的崇拜开始是由大乘佛教所主张和推广的，所以在上座部信仰占主流的斯里兰卡，佛像被有意地在文献中忽略掉了。罗睺罗法师注意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佛牙上。尽管佛牙是如此重要的舍利，连法显都在《佛国记》中详细记载。但是这颗保藏在无畏山寺的佛牙舍利在由大寺派主持的三藏经注疏之中就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记载。[40]
除了佛塔、菩提树和佛像，一座寺院中还需要有一座供僧侣们起居和传经学法的佛堂。在著名的大寺，铜宫就发挥了佛堂的作用。早期的寺院并不像今天常见的那样建筑整齐、院落分明。《大史》中有好几处记载佛教徒或僧侣在佛堂中听经时被毒蛇咬伤的事情，这说明很多寺院的佛堂附近大概免不了荒草丛生、蛇虫出没。这一点和北传佛教寺院的情况大不相同。另外，寺院中还需要辟出专门场所，供僧侣们用斋饭、就寝以及静修。当然，大型的寺院中还常常设有专门的藏经阁，用于保藏三藏经卷。
在一座寺院中，住持长老（Nevasika Mahathera）负责维护僧众的管理和处理其他事务。同时，僧团在寺院重要事务中也有参议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寺院僧众和雇工佣仆都有明确的分工，并且按照分工取得相应的报酬。古代斯里兰卡的佛教由于得到王室的庇佑，常常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很多庙产，附近村落也有责任供养僧团并施舍财物。由此，实际上寺院常常可以得到非常可观的收入来维持运作，也可以在世俗的层面上增强寺院的感召力。在寺院中，从传经授法等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工作，到摘花供奉佛像乃至于打扫清除等细碎事务，都可以得到份额不等的报酬。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斯里兰卡能够有那么多僧侣的原因之一。比如上文提到，法显在到访斯里兰卡的时候，岛国上大约有6万名僧人。而到了7世纪玄奘在南印度也听说斯里兰卡全国有大约2万名僧侣。[41]对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有限的斯里兰卡而言，这样庞大的僧侣数量要求寺庙的总体收入水平必须保持良好。
如果僧团规模如此可观，那么为了维持寺院日常运转所需要的雇工佣仆的人数就更多。僧侣们虽然也会少量参与一些杂务，但是像修缮清理等各种细碎工作都需要专人来完成。像无畏山寺或者大寺那样动辄有几千僧侣的大型寺院，所需要的仆工数量非常巨大。密辛德勒山上有铭文记载，仅该地一座寺庙在摩哂陀五世国王在位时期就常年雇用超过200名佣人。这些佣仆之中，多有附近村落中生计没有着落的穷人甚或一些战俘。把寺院的日常管理和佛法的清净超脱联想在一起会得出错误的印象。作为机构性的场所，寺院中也存在世俗社会中可能会遇到的很多问题，等级秩序和利来利往是维系这样一个机构良好运转的基本法则。
属于庙产的土地和村落形成了对寺院的依附关系。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村民只对寺院服务并缴纳税负和徭役，并不对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负另外的责任。即使国王也不能直接干预寺院或者庙属村落中的事务。这一条法则在古代斯里兰卡被予以严格执行。历史上有国王的军队闯入庙属村落执法时遭到僧团严重抗议的事情。由于佛教在官方和民众中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类事件往往以僧团方面取得优势而告终。政府不得干预寺院以及庙属村落管理的规定甚至被以铭文的方式镌刻下来。罗睺罗法师在《锡兰佛教史》中引用了这样的铭文：“如果有人滋扰寺院或庙产，他们就会转世投胎为狗或者乌鸦。”再比如：“如果有人停止供奉寺院，即使弥勒佛从他的门前经过，他也不能举手合十致敬。”[42]
除了土地和村落，寺院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资产。历史上斯里兰卡发展了成熟的水稻种植业，并修建了大量的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没有这些水利设施，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就会陷入停滞。为了表达对佛教的虔诚，斯里兰卡的很多水库和水渠都被国王捐赠给了各地的寺院。这样宝贵的水资源帮助寺院在当地的农业村落中建立更大的权威，也给寺院带来更多的收入。当然，对寺院的捐赠远不止于不动产和水利设施，直接捐钱捐物也是更简单有效的积德途径。尤其是随着印度洋海路贸易的兴起，商品的交换和流通日益频繁，向寺院捐赠的渠道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这些钱物使得寺院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额度也日益增加。
所以从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开始，寺院就维持着非常高的收入水平。《佛国记》中记载了阿努拉特布拉城中一座寺庙的富裕程度：“众僧库藏多有珍宝无价摩尼。其王入僧库游观。见摩尼珠即生贪心。欲夺取之。三日乃悟。即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愿僧立制。自今以后勿听王入库看。”这样的记载说明，寺院的财富甚至超过帝王之家。收入水平良好也是佛教寺院能够发挥社会慈善功能的原因之一。每逢饥馑战乱或者水旱灾害，佛教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太平之年，佛教的行善积德和普世慈悲的观念也有助于均衡贫富差距和消弭社会矛盾。
关于僧侣的起居行止和讲经传法等生活行为规范在《律藏》之中有明确规定。在佛陀时代，这些规定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发生一些改变。比如，开始的时候僧袍需要用废弃的破布缝制，后来佛陀允许僧侣接受教徒施舍的僧袍。最早佛陀要求僧人每两周洗澡一次。可是随着佛教传播范围变广，在炎热的地方，需要每天淋浴；而在寒冷的地方，沐浴的间隔就可能很长。这样，佛陀就允许僧侣们按自己的意愿来洗澡。诸如此类关于“律”的改变，佛陀都先和僧团进行集体讨论，然后才决定下来。佛陀在涅槃之前告诉阿难，将来如果需要僧团可以对“律”进行修改。但是到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经过争论众议决定不再对“律”做出任何改动。上座部佛教严格遵守了这样的决定，从第一次结集一直到现在，律藏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被改动，也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三藏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对于它的理解和解读仍然发生了变化。
一般而言，僧侣们要在日出之前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稍作静思冥想。例行的洗扫清洁之后，僧侣们一般要在早餐之前诵读《慈经》（Metta sutta）。在古时候，由于一些大型寺院僧侣众多，一般都在其旁边单独设立斋房。《佛国记》中记录了公元5世纪时僧侣们用餐的场景：“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43]在古代，僧人选择托钵到民宅中用斋饭的情况还比较常见。但是今天的僧人除非游方过路，一般到民宅中用斋饭都是得到事先邀请前去诵经祈福的场合。最早的佛教僧侣都是每天只进食一次，后来改为两餐。再后来此项戒律就更为松散，比如只要是中午前吃的饭，不管进食了多少次都算是一顿饭。就寝之前的诵经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一般在集体诵读之后，还要由造诣较高的僧人给其他人讲经，之后还有关于佛法的讨论和切磋。对于德行较高的僧侣，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寺院中或是到各种节庆集会场合说法布道。高僧们可以将经文倒背如流，说法过程中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常常使僧俗两众云集。实际上，上座部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僧侣们大都谙熟经典，口才好并善于在公众场合讲经说法。在斯里兰卡，僧侣们都是水平极高的演说家。这种情形也是历史上佛学争论的一个结果。
在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的结集中，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争论，即佛教的本旨到底是研读经典（learning）还是修行悟道（practice）。原始佛教中，佛陀的本意是更加重视修行，而把研读经典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但是在斯里兰卡的这次结集中，这种重要次序被颠倒了过来。斯里兰卡僧侣们决定要加强对经典的重视，并且提出“不研读三藏经，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僧侣静修也无法实现正道”[44]。这种观点在斯里兰卡被当作上座部传统传承了下来。现在，绝大部分斯里兰卡佛教僧侣都重视对巴利三藏原典的学习和掌握。谙熟巴利经典的僧侣们在社会生活中承担重要角色，通过在各种场合讲经说法将佛教与世俗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且在其中扮演佛学知识传播纽带的角色。这样的社会角色如果光靠自己静修悟道而不熟练掌握佛教经典是不能够胜任的。僧侣们能否承担社会角色并把自身修行与普通信徒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佛教是否可以对民众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最初僧侣们仅限于研读巴利三藏。后来，三藏之外的很多知识内容，包括语言、语法、历史、文学、绘画、雕塑，甚至医学和其他学科，也是僧侣学习的内容。这样，实际上饱学的僧侣们已经不仅是佛教学者，而是形成了一个以佛学为主兼顾其他学科的知识阶层。斯里兰卡历史上很多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都是高僧，原因就是他们拥有深厚的佛学基础并常常涉猎甚至精研其他各学科知识。所以我们看到斯里兰卡古典文学的基本母题就是佛教，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文学家本人就是僧侣；斯里兰卡古代历史的主要载籍，包括《岛史》《大史》《供养史》《佛牙史》等，都是由僧人创作并且以佛教为中心贯穿始终。在雕塑方面，佛像的雕刻或者塑造是很多佛教流传国家在古代最主要的雕塑形式，在斯里兰卡也不例外。僧侣们还会在寺院佛堂的墙壁上描绘佛本生故事，从而产生了一些绘画技巧高超的僧侣画家。在斯里兰卡，这种各个学科都和佛教有深刻关联的现象直到西方殖民时期才有所改变。
总的来看，斯里兰卡古代的佛教寺院表现出数量多、僧侣多、收入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以及推动了社会文化进步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斯里兰卡在国王的层面上皈信佛教并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的寺院在古代斯里兰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机构，而且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了教育机构的作用，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慈善机构的作用。僧侣们则不仅仅是个人虔诚投身于佛教，往往还扮演了民众精神信仰的导师的角色，以及引领诸多学科发展的知识领袖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佛教寺院和僧侣，古代斯里兰卡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将是完全异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