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汉墓碑的碑身书体一般为隶书，碑额为篆书

东汉献帝刘协退位（220）前的七八十年文化艺术相当繁荣，其中书法教育发达，社会各阶层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隶书更臻纯熟，有了专供铭石的书体——八分书。[63]它是当时书家有意专攻的书体之一，如擅写八分书的有蔡邕、师宜官、梁鹄、钟繇等著名书家。华人德先生在《东汉碑刻的隶书》一文中写道：“从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简书看，其时隶书已完全成熟，它的结体工稳扁方，用笔逆入平出，取横向笔势，波挑分明，横竖笔画转换处方折。这一类隶书在东汉的一些官文书以及正规严肃场合仍一直沿用。立于宗庙、山川、封墓的碑铭是为了崇祀神灵、敬怀圣贤，或纪功述德、垂示后昆，所以也都用这种隶书书刻。”[64]为了垂示后昆，尽显孝心，东汉墓碑的铭石文字选择了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易于辨认的八分书。由于年代、书写者和刻工的不同，墓碑上的字体各显肥瘦大小，结体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很多学者和书法家将汉碑的书风加以分类，因“各家大多是从个人鉴赏审美的角度进行或详或略的分类，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故各持己见，莫有同者”。[65]这一方面说明对汉碑书法分类人云亦云，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更加表现了东汉碑刻的风格魅力及艺术价值。从直观的视觉审美来看，《景君碑》（汉安二年，143）结体方整宽博，《孔谦碑》（永兴二年，154）起伏雄放（图2-2-17），《孔宙碑》（延熹七年，164）典雅飘逸（图2-2-18），《鲜于璜碑》（延熹八年，165）整齐秀美，《衡方碑》（建宁元年，168）结构端直（图2-2-19），《肥致碑》（建宁二年，169）质朴平和，《伯兴妻残碑》（熹平三年，174）笔画纤细劲健，《王舍人碑》（光和六年，183）婉转峭丽，各具特色。

图2-2-17 东汉《孔谦碑》 碑文局部

图2-2-18 东汉《孔宙碑》 碑文局部

图2-2-19 东汉《衡方碑》 碑文局部

东汉墓碑文以八分书为主，还有两通东汉中期的墓碑，用篆书刻写，它们是《袁安碑》（永元四年，92）和《袁敞碑》（元初四年，117）。虽用篆书书碑，但笔迹与秦篆差异较大，碑文字中对秦篆的讹变不少，“结体方，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较典型的风格”[66]。尽管如此，二者因从整体上把握了篆与隶的和谐统一，依然深得书法界重视。

图2-2-20 东汉《武荣碑》 碑额

墓碑碑首中间或偏侧一点，是雕刻碑名的地方，称为“碑额”。此时的碑额以篆书为多，隶书为少，故也称“篆额”或“题额”。篆额如《郑固碑》（延熹元年，158）、《孔彪碑》（建宁四年，171）等。隶额碑有《衡方碑》（建宁元年，168）、《武荣碑》（永康元年，167）（图2-2-20）等。额篆虽然未脱秦代署书范畴，但不同于秦代篆书，其笔法已由圆转改为方折，不像秦篆写得那样圆转对称而规范，同时结体趋方，横画略带波挑，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篆书在东汉墓碑碑额中表现丰富。如《孔宙碑》（延熹七年，164）（图2-2-21）在碑穿两端对称展开，收笔见圆润，提按出变化；《尹宙碑》（熹平六年，177）碑额“结体上敛下舒，清俊飘逸”（图2-2-22）；《韩仁铭》（熹平四年，175）碑额结体沉稳，用笔舒畅。其他如《郑固碑》（延熹元年，158）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延熹八年，165）碑额之劲拔、《王舍人碑》（光和六年，183）碑额之清刚，皆是妙品。[67]

图2-2-21 东汉《孔宙碑》碑额

图2-2-22 东汉《尹宙碑》碑额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