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汉铁工具的大量生产使墓碑大行其道成为可能

前一节提到墓碑及其名称的产生受到墓葬中木制碑的影响，如果这一推测符合逻辑，那么考古发现的木碑在先秦已有使用，为何至东汉才改成石碑且对石材的使用相当普及？究其原因，与其制作工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刻石纪功的做法，但由于受到刻石工具的限制，并不是太多。因青铜质地较软，也无法冶炼成更坚硬的刻石工具，该时期的铭文主要集中在“金”即青铜器上，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无法使用的。就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铁器是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前期出土的铜柄铁剑。[51]此剑的制作较精致，与萌芽状态的原始铁器已存在距离，故我国开始冶铁的时间或可上溯至西周末。及至战国时代，块炼渗碳钢、铸铁、韧性铸铁虽非罕见之物，但冶铁技术和规模仍还未得到大发展和大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为汉代的冶铁手工业打下了基础。

西汉的冶金业，包括采矿、冶铁、冶铜、铸造等手工业，是当时最大的生产行业。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冶铁业对国防、民生均举足轻重，武帝时遂收归国营，设铁官管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共有铁官49处，遍布黄河流域和巴蜀地区。各辖若干冶铁作坊。至于不产铁的地区，则设立小铁官，主要负责收集废铁，改铸农具[52]。

近40年来，已发现汉代冶铁作坊遗址30多处，其面积多在1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十几万平方米。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是发现汉代冶铁遗址最多的地区。汉代的铁官有六处设在河南境内，而且规模都比较大。已经发掘的巩县铁生沟（出土铁器上有“河三”铭文，应为河南郡铁官之第3号作坊）、郑州古荥镇（出土铁器上有“河一”铭文，应为河南郡铁官之第1号作坊）、南阳瓦房庄（出土铁器上有“阳一”铭文，应为南阳郡铁官之第1号作坊）等大型冶铁遗址，从选矿到成品的各道工序大抵均有所反映[53]。

东汉时铁器已经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日趋多样。南阳郡冶铁作坊出土铁器有铧、铲、锸、锛、凿、权、锥、刀、锤、鼎、烫斗、剑、铁条等。炼铁技术的发展及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为刻石准备了必需的制作条件，对石材的使用和石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宽认为：“在东汉以前，皇帝和官僚的坟墓之前，所有的祠堂、阙、表、碑之类都是木材建成的。到了东汉时，由于豪强大族重视上冢的礼俗，讲究建筑坟墓，再加上由于炼钢技术的进步，锋利的钢铁工具便于开凿和雕刻石材，于是在建筑石祠、石阙、石柱的同时，更流行雕刻石碑了。”[54]铁制工具为墓碑的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东汉墓碑应时代和人们的需要而兴盛。事死如事生，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是汉代石刻的代表，而且其外表形制、铭文内容、书体纹饰都具有典型意义，并对后世墓碑的发展演变起到了垂范作用。下面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