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把”如何运动

把头，多指勾结地方官府，依靠帮派势力，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之人，较多集中在建筑业和运输业中。搂包，是属于“脚行”业中的一类把持人。搂包之“搂”便是把持，搂包之“包”便是指旅客的包裹，主要是为旅客代为搬运，代办检查手续。

1.剥削的事实与工人的自为阶级意识

工人也认识到自己在受剥削，但是工人的认识和中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一些档案里记载：一些干部“也是模模糊糊认识不到封建搂抱的罪恶之严重，认为大搂包才能反，小搂包无所谓，剥削点就剥削点”。一些工人认为，没有搂包的就揽不着买卖，工人也就失业。

中共在对工人进行反剥削宣传的时候，不同的阶层反应也不同。“最好的是产业工人，他们觉悟得最快，学习得也最积极。……手工及店贫工人的觉悟就慢，到现在决（绝）大部还认识不到本身所受的剥削，如前府胡同皮匠学徒王志老说人家经理拿资本开买卖，还给工钱，为啥叫剥削。手工业工人一般都认为：好手艺是打出来的。”

中共发现，在进入手工业阶层宣传“剥削有罪”，难度加大。因此中共要进行思想灌输。

2.灌输论的具体实践

中共进行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社会发展观教育，尤其讲解了劳动创造世界。北京市总工会1950年在各地展开了类似于冬学式的教育，尤其是以集中教育建筑工人为主。《关于建筑工人冬季教育的几个问题》记载：“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主要是社会发展史的几个问题：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国家与政权——为主，辅之以工会工作和民主改革教育。前者以阶级斗争诉苦比苦为重点，以解决迷信运动宗派、保守思想，使工人能具有初步的阶级觉悟，后者使工人知道如何带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

这个很有效果，中共紧紧抓住这一点。工人训练班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紧紧抓住“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谁养活谁”几个核心，劳动能够创造世界，那劳动者自然伟大；对于工人来说，谁干活谁不干活一目了然，结果是干活的养活不干活的，为什么？于是剥削、剩余价值等理论自然也就容易被工人吸收。其结果，不仅工人在受教育之后，破除了宿命论，进而认识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奠定起初步的阶级意识。

白日班的工人张丈起说：“我进了一贯道后他们都说有鬼啦、有神啦，闹得我深夜不敢出门，还说什么享福受罪不由自己，那是命中注定，所以我净觉得活着没有劲，无非是受苦受罪，今天才知道世界都是穷人造成的，活着吧！有熬头还不叫人看不起，今天成了主人了。”这就是主人翁意识的现实体现。

在第八区，参加训练班的同义印刷工厂的王建，在受训后说，“即使资本家挣了一万元，给我们九千元，他自己只留下一千元，他还是剥削我们，因为他不劳动，还是我们养活他。”所以八区组织部认为训练班教育成功，因为“工人也明白了自己是历史的主人，懂得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的武器”。

尤其在教学中，在谈“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的问题时会进行小范围的诉苦活动。《工人日报》有很多关于诉苦运动过程的介绍。工人的诉苦往往“以苦迎苦，以苦赛苦，以苦比苦，结果大家苦成一片，哭成一片。哭完以后心头一片澄明，就知道到底是谁剥削谁”。这是一种权力的艺术。《工人日报》有篇文章《北京市职工学校介绍》，它用的资料是关于北京市“反把”运动之后的总结。

几乎全部学员“过去不知道社会上有阶级，更不知道有阶级斗争，只知道军队里有连长、排长等‘阶级’，‘社会上只有贫富贵贱之分’”。学习唯物史观后，才开始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并能够联系到目前革命中的三个敌人和四个朋友。经过学习，学员们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建立了新的劳动态度……起初，学员对共产党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拥护的……另一种是怀疑的，“实行民主，工人当家作主，我总有点不相信”。“工人当家了，但却作不了主。”……学习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以后，学员们对于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开始有了认识，对于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了正确的看法。工人明白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的力量；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它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争取解放。

这不是中共进城后的独创，在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就有。

3.诉苦：情感动员手段的依赖

关于诉苦运动的研究很多，尤其是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诉苦是某种怨恨的号召，是怨恨的情感的纠结，这更容易产生认同，更有力量。中共当时开展了诉苦运动。当时在教育过程中的诉苦活动还不是一种运动。诉苦运动有以下几个策略：其一，谁来诉苦，诉哪些苦？其二，在控诉的组织规划上，注重控诉的层次性。其三，在控诉大会的流程上，有着精心设计的程序，步步推进，最终指向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共最早的“反把”运动的思路并没有强调诉苦手段的重要性，但是效果不明显，因此采取了另一种思路。第一，搞工作组，深入到工地一线去，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发动工人。第二，抓住首要分子，开大会加以惩处。第三，进行大范围的诉苦运动。

1951年在北京文化宫召开了“反把”控诉大会。控诉对象：支振斌、刘启麟、张世汉、杨僖、李国义、李光護等。支振斌、刘启麟长期打骂、剥削工人，支振斌曾为日寇包工饿死过工人，刘启麟也对工人负有血债，这可谓是罪大恶极；李国义、李光護是抗战时期勾结日寇，诱卖工人去大连做工，结果使得有工人死亡，此二人不仅间接致使工人死亡，而且是日寇运输业的代理人，其罪恶不少。张世汉、杨僖论地位不过是中小把头，也没有什么血债，之所以被确定为控诉对象，正是其罪恶的典型性。张世汉在“反把”斗争开展的六个月中，“他连被工人斗争逃跑五次”。杨僖在中国建筑公司内部的控诉会上公开威胁工人说：“我就是把头，怎么样？！”公开抵抗“反把”运动。因此把二人确定为控诉对象，“将有很大教育意义”。

因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控诉对象是有选择的。

另外，关于控诉程序中共也有细致的安排。《人民日报》1950年3月21日的《京市搬运工人控诉“搂包”首恶，一致要求严惩封建流氓》记录了控诉大会的程序。

首先，大会的主持人公安局警法科白科长致辞，他指出：“这些封建流氓，过去在日寇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都和反动的统治者相互勾结来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封建的剥削制度压迫我们已经多少年了！现在，咱们工人已经解放了。今天我们应该把这些流氓恶霸的罪行，毫无保留地诉说出来，好让政府来惩治他们。”这便是诉苦第一步，即是定调子。

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控诉者跑上台去，控诉这些流氓恶霸是如何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控诉之后，“会场上充满了愤怒，‘彻底消除封建恶霸！’‘要求政府严办！’的口号总是此起彼伏，千百只眼睛圆睁睁地注视着站在台旁的三个封建流氓”。这是第二步，由事先选择的群众针对控诉对象进行苦难的控诉。

接下来，市总工会代表彭思明发表讲话：“我们全体工人要团结起来，向‘搂包’的残余现象作斗争，检举继续作恶的分子。”工人代表苏景生说：“政府给我们清除了坏分子，我们全体工人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努力生产，我们要向北京市的货运畅通提出保证。”这是第三步，对苦难进行归因和拔高。

最后，政府代表公安局三处武副处长发表讲话，明确表态，“政府一定会接受大家的要求，严办这些流氓头子”。第四步，由政府或工会方面做总结，法院依据群众的控诉做出判决，当场处置，这可以称作定性质、确定成果。

第五步，借助控诉大会的威力，各行业、各区域再次进行内部的控诉揭发，由此进一步取得新的成果。

总结起来，中共以动员使工人产生政治认同的逻辑是：诉苦→阶级意识→翻身→感恩→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