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美土两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重新组合。美国面对新的国际战略环境，调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土耳其在延续冷战时期亲美政策的同时，开始适时调整外交政策。冷战后的国际战略环境影响着美土两国关系的发展。
一 美国对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评估和认知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地缘政治力量进入了重新洗牌期，美国成为冷战后一超独大的国家。华盛顿政府在享受胜利所带来喜悦的同时，必须面对在新国际战略环境下出现的威胁，这激发了美国维护和巩固世界霸权的决心。在后冷战时代国际背景下，美国需要制定适时的国际战略。
冷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地缘战略学家麦金德所谓的欧亚“心脏地带”，是美国夺取世界霸权所必须控制的区域。布热津斯基曾对此地区有过深刻的阐释：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GNP的60%和能源的75%，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政治自信与充满活力的国家，历史上所有问鼎的超级大国都源于欧亚大陆，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在欧亚大陆，它们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挑战者。美国之后，六个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都在这里，它们都有公开或未公开的核力量。[1]冷战时期，美国已对欧亚大陆地区垂涎三尺，因为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地缘战略位置上，还体现在其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美国希望这些地区的能源可以稳定地向美西方国家供应，增强美西方国家能源渠道的多样化，避免俄罗斯以能源为工具向美国施加外交压力。
面对苏联解体后所遗留下来的权力真空，美国希望对该地区进行权力渗透，巩固并扩大全球的霸权地位，同时防止这些地区进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因此欲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轨道。美国希望这些国家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发展市场经济，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同时，美国防范苏联的最大继承者俄罗斯，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均不允许俄罗斯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希望将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于是美国继续发挥冷战时期旨在对抗苏联的工具北约，通过扩大北约成员国，侵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苏联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建国伊始，国力衰微，无力掌控以上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主导这些国家。[2]美国政府深刻觉察到高加索、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对美国能源的战略价值，制定了针对相应地区的能源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土耳其修建了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能源管线，从而削弱俄罗斯和伊朗过境输送能源的垄断地位。[3]
美国也凸出了中东地区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中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吸引着美国，并且该地区还是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试验田”。1995年，美国国防部出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总结为五点，分别是保证中东地区石油的稳定供应、开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市场、保障美国在中东地区海空航行自由、保护美国公民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中东盟友的安全（尤其是以色列）。[4]但美国面临的很多麻烦也来自中东地区。五角大楼分析认为美国在三个方面受到来自中东地区的威胁：美国和盟友的安全、美国的经济利益、核扩散。因此无论是从战略价值角度，还是从对美国的战略威胁角度，中东地区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冷战后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设定的战略目标是：抑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遏制伊朗和伊拉克在波斯湾地区给美国利益带来的威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流向国际市场；促成阿以达成和平协议；削弱极端政治和宗教力量；打击恐怖主义。[5]
国际格局在未经过战争洗礼下重新洗牌，以全球领导者自居的美国对国际格局制定了带有浓重美国色彩的规划。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向全世界提出了“世界新秩序”构想。“世界新秩序”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所勾画的国际格局蓝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倡导美式民主，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对外输出美国价值观，迫使其他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制，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美国为实现上述目标，大力调整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转变为防止地区性主导力量的出现，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
1992年美国公布了《防务计划指导方针》，该方针指出美国防务战略有两大目标：一是防止出现对世界秩序形成威胁的新对手；二是设法解决地区性冲突和不稳定根源。老布什政府对国际形势的理解是，类似苏联的可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异己力量已不存在。美国应将战略重点放在局部地区上，将关注重点转移至地区性冲突上，重点对付反美国家，同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致力于主导世界新秩序。[6]
鉴于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进行战略重置，同盟战略也随之调整，进一步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一方面加强对盟友的控制，另一方面希望盟友分担美国的海外义务。美国深知建立新秩序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盟友和伙伴”，加强与盟友的伙伴关系是建立新秩序的基础。盟友可以为美国的海外行动提供必要支持，并为美国分担军事开支。老布什政府提出，基于磋商和合作，协调同盟行动，建立平摊义务的伙伴关系。[7]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性质、方式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利用盟国合力管控威胁，增强美国的全球威慑力和领导力，成为美同盟战略的新设想。1990年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的同盟基础是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安全利益，在集体安全和防务的基本框架下，与盟友建立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但美国最为依赖的还是冷战时期塑造的传统盟友，同时也会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组织临时或意愿同盟，以丰富同盟关系。
二 冷战后土耳其国家安全战略观念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对土耳其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解体重塑了土耳其周边的地缘格局。从一定意义而言，新地缘格局对土耳其有积极意义。冷战时期，土耳其周边国家中可以对其构成安全威胁，且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仅有苏联，苏联的解体消除了土耳其的安全忧患，土耳其的安全压力大幅减轻，安全环境变得宽松。当然，苏联的最大继承国俄罗斯仍是不可小觑的大国，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仍处于世界一流地位。然而，俄罗斯成立伊始，专注国内事务，将稳定政权、发展经济、调整外交政策作为优先处理的选项，对土耳其暂时无暇顾及。
虽然苏联威胁消失了，俄罗斯元气尚未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的安全高枕无忧。土耳其和俄罗斯在高加索、中亚地区仍为竞争对手，俄罗斯不允许其他力量染指这些地区。土耳其安全威胁源方向发生转移，从北部地区移至南部地区，主要是库尔德分离组织。
综观冷战后土耳其的安全环境，受周边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均是发生在土耳其周边的重大国际事件，对土耳其产生了直接影响。土耳其的安全威胁有了新变化，主要如下：
（一）土耳其不再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安全威胁。解体前，苏联对土耳其的态度已经软化，苏联希望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改变以往对土耳其的强硬立场，以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当然，土耳其也希望通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争取俄罗斯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支持。[8]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不断密切，贸易额翻倍增长。[9]土耳其是能源匮乏国家，大量能源从国外进口，而俄罗斯是土耳其主要的能源供应国，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性非常强。两国在库尔德和车臣问题上也相互谅解，达成共识。双方认为，两国在欧亚大陆是“合作伙伴”，在经贸、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在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上亦有极大的合作空间。[10]因此，土俄间的合作取代了冷战时期土苏间的敌对态势。
（二）库尔德分离组织成为冷战后危及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隐患。库尔德问题是历史性问题，库尔德民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未建国的民族，被称为“无国家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与战胜国签署了《色佛尔条约》，这是国际文件中唯一规定允许库尔德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法律文件。该条约的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允许土耳其库尔德人在聚集地区实行自治，库尔德人可以根据本民族意愿，建立库尔德国家。但土耳其领袖凯末尔领导下的大国民议会坚决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因此，该条约未能生效。[11]条约中有关库尔德人自愿建国的规定随之失效，这也就意味着库尔德人又回到由土耳其人任意处置的境地。
共和国建立之初，凯末尔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对库尔德民族实行同化政策。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凡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皆称为土耳其人。凡土耳其人，必须进土耳其学校，习土耳其语，不悖于土耳其的礼俗文化。”[12]除受到民族同化政策外，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也未得到承认。根据《洛桑条约》规定，在土耳其只有诸如非穆斯林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是少数民族，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则不被视为土耳其的少数民族。[13]
在民族高压统治下，库尔德人进行反抗。从1925年赛义德领导的库尔德民族武装起义，到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反抗政府寻求独立的暴力运动，库尔德问题已经成为土耳其“肌体”上挥之不去的“顽疾”。冷战结束后，库尔德分离主义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更加凸显出来，成为棘手的问题。库尔德工人党作为推崇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军事组织，以暴力手段对抗、袭击政府军。并且，库尔德问题还有国际性质。因为除土耳其外，在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居住着大量的库尔德人，土耳其库尔德人经常穿梭于四国之间，躲避土耳其政府军的打击。同时，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还与其他国家的库尔德分离组织“串联”，以库尔德民族认同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库尔德联盟，以在库尔德民族聚集区建立独立国家。
（三）在冷战隐藏下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开始显现，土耳其与邻国关系紧张是其中的案例。苏联解体，土耳其最大安全威胁消失。然而，冷战掩盖下的其他矛盾凸显，叙利亚等邻国不时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军事组织，不断引发土耳其与这些国家的争端，甚至走向战争的边缘。伊朗奉行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这让土耳其一直较为担忧。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土耳其人眼中，伊朗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他者”。[14]土耳其与希腊由于塞浦路斯问题而关系紧张。由于历史宿怨，土耳其与亚美尼亚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外，伊拉克的稳定与统一对土耳其的安全也至关重要，伊拉克不会对土耳其造成安全威胁。但伊拉克的混乱局势却直接对土耳其的安全造成影响。无论在海湾战争中，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都受到不利影响。在战争的喧嚣下，土耳其失去伊拉克市场，并伴随大量难民涌进土耳其。土耳其前驻美国大使苏克鲁·阿莱克达格曾撰文指出，土耳其一直做好与希腊、叙利亚和库尔德人进行两场半战争的准备。[15]纵观20世纪90年代，由于周边安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土耳其往往以零和思维方式处理与邻国关系。
（四）地区国家拥有核武器是土耳其的安全隐患。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门问题。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已越过“核门槛”，成为准核国家。伊朗在核问题上跃跃欲试，美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幌子，暗中从事核军事化的活动。在核问题上，土耳其最惧怕的不是遭受中东国家的核打击，以色列和伊朗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至于对土耳其实施打击，真正担心的是在中东地区出现核扩散，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导致土耳其追求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难以实现。
因此，与冷战时期相比较，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全球和周边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土耳其的安全观念回归本原使然。在冷战背景下，土耳其诸多外交决策是被动做出的，外交独立自主性较弱，很多情况下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做出外交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冷战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风向标”。当然，土耳其也在享受美国的“安全红利”。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并未遭到实质性的安全威胁。但是，冷战结束冲击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安全威胁降低，一味追随美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降。土耳其外交决策逐渐淡化美国因素，甚至有时出现“脱美”的迹象，将自身利益作为制定本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要素。
三 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对美土关系的影响
美国和土耳其面对国际地缘环境的变化，双方各自调整外交政策。对美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土耳其遏制苏联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但它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并未因此而“贬值”。对土耳其而言，它也并未因最大安全威胁的消失而疏远美国。尽管土耳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时有疑虑，但土耳其仍将美国视为重要盟国，很多利益需要美国帮助实现。鉴于互有所需，冷战结束后美土两国仍承袭了同盟关系，且双边合作空间加大。
冷战期间，美国将土耳其视为遏制苏联南下的“棋子”。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在新国际地缘环境下，土耳其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增添了新内涵。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过渡，但俄罗斯仍是与美西方国家争夺全球利益的主要竞争者。中东地区的矛盾冲突也威胁到美西方国家的中东利益。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点，对维护美国在中亚、高加索、中东和巴尔干等地区的利益有重要作用。因此，美国仍需土耳其，一方面利用区位优势辅美抑俄，另一方面利用土耳其在中东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实施政策铺路搭桥。以海湾战争为例，在战争前，土耳其配合美国制裁伊拉克。战争过程中，允许美国在土耳其开辟战线，切断伊拉克途经土耳其的石油管线，给伊拉克的石油经济以沉重打击。土耳其之所以如此，一是希望通过在海湾战争中的积极表现，证明土耳其对美国仍有重大战略价值；二是希望继续从美国获得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6]
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升级与土耳其的关系，以“升级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双边关系，加强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助推深化两国关系。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主席戴维·蓝塞姆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土两国交往的内容有了变化，从冷战时期专注北约和安全问题转移至加强经济和外交合作领域。一定程度而言，在两国交往中军事交往减少，经济合作增多。”[17]这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土继续扩大同盟合作范围。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美土在库尔德、伊拉克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还未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