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节

民族问题是伊朗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又一个方面。20世纪末期是一个民族意识觉醒、种族冲突增加、政治动荡加剧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错位的时期。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中东是三大洲交会处，也是历史上民族之间迁徙征战进退拉锯的地方。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无以数计的帝国在这里争战不休。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等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这种特殊历史进程导致了中东地区特殊的民族构成。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以及现代国家为了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特殊举措，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今天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状况。在中东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由单一民族组成，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共居。而在一国之内民族被分割拆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阿塞拜疆境内的纳西切万（Nakichevan）自治共和国就是被亚美尼亚包围的一块飞地。同一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更是惯常。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库尔德人，就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广泛的地域之间。至于阿塞拜疆被苏联和伊朗一分为二，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正是这样的分割使得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独立具有了特殊意义。

中东地区这样的民族构造也投射到伊朗国内的民族构成中。伊朗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其人口构成中，波斯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1%，是伊朗的主体民族。阿塞拜疆人是伊朗仅次于波斯人的第二大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4%，主要聚居在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以及赞江省。其他如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7%，主要分布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斯坦、巴赫塔兰（原名克尔曼沙赫）和伊拉姆三省及西阿塞拜疆省的部分地区。阿拉伯人占3%，大部分聚居在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胡泽斯坦省和波斯湾沿岸省区。还有俾路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多数分布在伊朗东南部省份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除了以上这些民族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比如卢尔人（占2%），土库曼人（占2%），等等。[28]

中东地区国家特殊的民族构成，使得民族因素在各国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这一地区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伊朗也不例外。

一 波斯和阿拉伯世界

历史上，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曾经多次发生战争，并彼此征服、压迫、统治过对方。随着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形成，阿拉伯民族分属不同的国家，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认同并不明显，甚至阿拉伯民族之间也存有尖锐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特殊的时刻，这种民族属性不会起作用。以巴勒斯坦为例，正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共同愤怒。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也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所以一位学者讲，这是关乎民族性的问题。[29]这种特殊时刻的民族性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在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具有相当密切的国家关系。伊朗是以色列石油的最大供应国，以色列也在伊朗国内的经济建设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朗的国家安全机构萨瓦克（SAVAK）也得到了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的直接帮助，双方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合作。[30]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85～1986年美国和伊朗武器交易事件。这次事件的发起者以及牵线人就是以色列。而事实上，以色列从两伊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伊朗和以色列在过去如此多种多样的合作，当然有经济等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同为“异族”的疏离感，或许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或许也是1981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动机之一。[31]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是受侵略的一方，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动的局面。即便如此，面对极具扩张意识的萨达姆，阿拉伯国家几乎全体支持伊拉克。这种一致超越了国家之间利益的复杂性以及多变性的特质，更与海湾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所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墨菲这样说：“尽管在阿拉伯世界中还有分歧、海合会国家之间存在敌对以及利益上的不同，但在海湾政治中，阿拉伯意识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在诸如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等问题上海湾地区没有如同北非以及东地中海国家那样一致，但是许多国际事务使得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危机时刻尤其如此。”[32]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提议海湾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排除外来势力的安全合作机制，却遭到持续的拒绝。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倡议将波斯湾更名为阿拉伯湾。[33]以上因素再加上伊朗国内为数可观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以及他们曾经争取自治的努力，自然会令伊朗当政者有所顾虑。

二 阿塞拜疆问题

在伊朗的少数民族中，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最多，伊朗也正是通过这两个因素对周边事务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阿塞拜疆族是伊朗仅次于波斯民族的第二大民族，历史上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就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在1501～1722年统治波斯的萨非王朝（Safavid）就是阿塞拜疆人。近代以来，随着波斯帝国的衰落以及沙俄的侵吞，波斯境内的阿塞拜疆土地被分割，造成现代阿塞拜疆民族跨境而居的状况。但不似其他民族，这种民族分割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34]而且在此之后，由于俄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阿塞拜疆的控制也很有限。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阿塞拜疆和其他外高加索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此时伊朗的国内政局也混乱不堪，边境控制的松懈使得边境两边的阿塞拜疆人来往频繁。巴库石油繁荣时，伊朗这边的阿塞拜疆人大批前往巴库寻找好运。一首好听的歌曲出现，也会很快传遍整个阿塞拜疆地区。1946年，在伊朗的阿塞拜疆这一侧，还建立过阿塞拜疆共和国。以上的这些例子说明，阿塞拜疆的分割相比其他民族，是较为鲜活的记忆。因此，在整个阿塞拜疆人中间就存在着一定的民族认同。这也是在国境两边都有阿塞拜疆联合运动存在的原因和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伊朗而言，阿塞拜疆的独立以及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归属争端，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35]一方面，基于国内人口众多的阿塞拜疆民族的呼声，伊朗对于阿塞拜疆的支持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阿塞拜疆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被动局面。但是阿塞拜疆的胜利有可能导致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动。而1992年上台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az Elchibei）还在公开地宣扬大阿塞拜疆主义。[36]正是在这样的两难中，伊朗从小心翼翼地介入调停，到最后大幅度支持亚美尼亚，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特殊景象——“作为伊斯兰什叶派政权的伊朗，支持一个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去对抗一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斯兰国家阿塞拜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俄罗斯、伊朗、亚美尼亚为一方，以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为另一方的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特殊政治构造。[37]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1年7月伊朗动用军舰驱逐英国石油公司的工作船并引发美国警告，美国因此增加了对阿塞拜疆的边防援助。伊朗和亚美尼亚也宣布扩大其防务合作领域。2003年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称，伊朗允许阿塞拜疆反政府游击组织领导人哈桑·贾瓦多夫（Hasan Javadov）在其境内活动。[38]

三 库尔德问题

与阿塞拜疆问题相比，库尔德问题更为严重，这也是伊朗与周边国家发生更多矛盾纠葛的领域。库尔德人散布在从土耳其到伊朗之间的广大区域，伊朗国内的库尔德人仅次于土耳其，大约有500万人。库尔德人勇猛善战，又在历史上屡遭迫害，因此在几乎所有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都发生过争取独立或者自治的运动。伊朗的库尔德人就曾在1946年成立过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当然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一样，此一事物背后也有苏联的因素。但是库尔德人的组织——库尔德民主党却是在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和国的成立也反映了库尔德人争取独立的愿望。由于苏联放弃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很快便解体了。但是库尔德人的梦想没有消失。库尔德民主党一直保存下来，尽管在国王统治时期，它一直处在地下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库尔德民主党也参加了推翻国王的斗争。革命成功后，库尔德民主党也和伊斯兰革命政权进行过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库尔德民主党为非法组织，是“撒旦党”，对其进行坚决打压。而库尔德民主党也宣布放弃和当局的合作，转入地下活动。从此，库尔德民主党开始一系列的恐怖暗杀活动，伊朗政权的多个领导命丧于此。而伊朗政权也在世界各地残酷追杀库尔德民主党人。1989年库尔德民主党的主席卡斯美洛就是在他维也纳的寓所里遭到枪击身亡。而1992年库尔德三名高级领导人（包括党主席）在柏林一家餐厅里遇害，更是惊动了世界。可见库尔德问题是影响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库尔德问题绝不止这样简单。与伊朗库尔德人一样，在相邻的土耳其、伊拉克，库尔德人都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以及库尔德爱国联盟。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控制着相当的地盘，给各自国家的政权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威胁。例如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就在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的控制之中。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设立安全区，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且不同国家的库尔德组织之间都有组织上的往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早期就有组织上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库尔德人在各自的所属国家都因为独立和自治的要求遭到弹压，跨境活动便很普遍。他们都在邻近的国家建有基地，当在本国无法活动时，他们往往会转入邻国进行躲避，同时也经常以邻国作为发动攻击的后方基地。土耳其军队就曾经深入伊拉克境内，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追剿。而由于地区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这些国家都存在着对邻国的库尔德组织提供支持的行为。土耳其就多次指控伊朗庇护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也指责伊朗在双方共同进行的边境联合行动中拖延塞责。同样，伊朗长期以来也积极地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联盟。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关系更是久远。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就和美国一道积极地支持库尔德民主党对伊拉克政府的反抗活动。[39]但是1975年，当伊朗和伊拉克达成了包括解决边界问题等广泛争议问题的《阿尔及尔协定》后，伊朗停止了对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最终导致了库尔德民主党反抗活动的失败。失望之余，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巴尔扎尼（现库尔德民主党主席的父亲）对伊朗存下了嫉恨。或许这就是库尔德民主党长期以来和伊朗不合以及伊朗支持从库尔德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原因。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又逐渐建立了和库尔德民主党的联系。两伊战争期间，库尔德人曾积极地配合伊朗军队，切断伊拉克军队的交通补给。这些活动虽然为伊朗的作战提供了支持，但是也招致萨达姆的嫉恨，萨达姆因此以叛国的罪名向伊拉克的库尔德村庄发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库尔德人死亡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库尔德难民逃离家园。

伊朗和土耳其也因库尔德问题存有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双方都认识到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出现将会给各自的国家稳定带来挑战，因此在库尔德问题上有配合的默契。但是与此同时，库尔德也是一张极为重要的牌，双方又在尽力利用和操控这张牌。这不仅给双边关系也给地区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40]在这样的背景下丝毫不难想象，在伊拉克战争以及其后伊拉克民族重建当中，库尔德人因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言，其成员中旧有族群观和忠诚感的破除、新的民族认同以及共同的民族性的生成，虽然不是政治体系稳定运行的唯一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41]冷战以后前南斯拉夫的战火、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道扬镳以及苏联的解体，还有数不清的部族以及民族仇杀，都活生生地昭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说明，地区民族构造的特殊性导致了各国外交往来中民族因素分外突出。而对伊朗而言，库尔德问题和阿塞拜疆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如俾路支、塔吉克等民族问题也都不容忽视。这是伊朗在处理外部事务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自然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关注伊朗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