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边缘性——历史上备受关注之处

伊朗在地缘上的重要性历来受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的重视。他们对伊朗在地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边缘性、石油、民族、宗教。正是在这四个方面的特质，使得伊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与其国力不相称的作用。

首先就是它的边缘性。这一点和国际政治的形态密切相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尽管人们追求和平的意愿无比强烈，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就是冲突和竞争，战争因此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尤其是近代以来大国间的冲突更是触目惊心。虽然大国间的冲突形式和手段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异，但在近代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直接的冲突，比如英国和俄国在黑海海峡地区爆发的长期的争夺和作为其高潮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数度接近战争的东方危机。[4]但是毕竟大国之间比如英俄有着地域上的间隔，因此其冲突以及力量的接触都需要首先在一些中间地带开始，从而出现了地缘政治上所谓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些和大国接壤的、对大国的竞争地位形成重要影响的区域。它们或扼守战略通道上的紧要之处，在战事爆发之时因其位置之险要足以决定大国的生死存亡，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黑海海峡；或者因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却又贫弱不堪，成为大国维持其竞争力的恒久养料；或者因其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民族上的亲缘性，足以对大国自身的国内稳定形成影响。不管何种原因，这些国家都因为足以决定大国竞争的态势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前沿战场。伊朗的特殊性在于它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比邻而居——近处的大国害怕这里成为远方大国借以发起攻击的通道，而远处的大国又害怕这里成为近处的大国培植势力的土壤。伊朗因此被深深地裹挟进大国冲突之中。

一 从“内新月形地区”到“边缘中心的结合”

对边缘地带的重要性首先给予关注的是麦金德。在奠定了他作为地缘政治学鼻祖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5]这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麦金德是一个大陆主义者，信奉力量的角逐，认为世界的力量角逐就是在以俄国为主的大陆权力和以英国为主的海洋权力之间的角逐。自然地，在两大力量的接触之处，那些他所说的包括波斯在内的“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虽然他在其著名论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中，并没有给包括波斯在内的新月形地带以明确的位置，[6]但是他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7]因此对包括波斯在内的边缘地区在英俄争夺中的重要位置，他是毫不怀疑的。近代历史上英俄之间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的激烈争夺（被称为“大角逐”）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

如果说麦金德对于边缘地区的重要性还没有在语言的明确性上给予肯定的话，到另一个地缘政治学的大家斯皮克曼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晰了。在出版于1944年的著作《和平地理学》中，斯皮克曼如是说：“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8]

二 美苏竞争的“软腹部”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是旧时代的战略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受制于他们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特质，而新时期国际政治的特质必然也在新时期的战略家们身上打下烙印，典型的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布热津斯基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经久不散的核阴云始终笼罩着世界，并决定性地主宰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行为方式，国际政治也不例外。于是便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战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殊死博弈。这是新时期的大国争夺和旧时期的最大不同。也因此边缘地区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强调。在出版于1986年的《竞赛方案》一书中，他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边缘地区，并以“特别脆弱的边缘地区”命名之，表现了他对此的巨大忧虑。在这本书中，布热津斯基反复提到伊朗，反映出他对伊朗的特别关注以及伊朗在其全盘格局中的位置。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在他写作此书时已经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正在发生的两伊战争和令人震惊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地区的原有格局以及美苏竞争的全局都被此搅动，作为事态中心因素的伊朗不能不让人关注。因此他将这里看作是美苏竞争的第三条战线（第一条是欧洲战线也叫远西战线，第二条是远东战线），而第三条战线上的争夺在他看来远比前两条战线上的争夺更激烈。所以他将这里称为竞争的“软腹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伊朗和苏联长达1600英里的边界以及扼守整个波斯湾东岸（波斯湾海岸线长达1050英里），在他的棋盘中，伊朗具有一着丢失、全盘皆输的重要性。所以他极力强调美伊和解的重要性。这值得完整引用：[9]

一个更为困难然而同等重要的任务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美国与伊朗的合作。尽管伊朗官方鼓励反美，但是从长远看，伊朗至少需要美国的间接支持，才能维持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霍梅尼去世和随后必然会出现的动乱过去以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逐步正常化。美国应该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愿意改善美伊关系。尽管伊朗现在对美国充满敌意，但是独立的伊朗仍然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的这项利益是基于对美苏竞争中一个要害国家的地缘政治大局的考虑，不应被一时的感情用事所影响。[10]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广大的欧亚大陆的腹地进行新一轮的争夺，伊朗在这场争夺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力量的真空，陡然间生出三个竞争的角色，伊朗是和土耳其并列的两个新角色。[11]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敌视以及孤立，使得伊朗和俄罗斯建立起策略性的同盟，美国和俄罗斯竞争的大局因此受到影响。[12]布热津斯基于1997年出版另一本名为《大棋局》的书，在书中他将伊朗的地缘战略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身兼“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是决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这个伟大棋赛的棋盘上最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伊朗是“中等大小的强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同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特性和周边国家以及民族重构的巨大变动，伊朗面临政治不稳定和分裂的危险，它“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中亚-里海地区）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13]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伊朗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是可取的。”[14]

以上是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对伊朗地缘政治的关注和论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伊朗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如果说伊朗的地缘重要性古已有之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这与石油资源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