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清末民国上海水产市场的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
伍振华
内容提要：1936年上海鱼市场成立以前，批发销售的鱼行和零售的菜市、腌腊店、卖鱼店等支撑着上海繁荣的水产市场，通过地域空间选择的不断优化，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态势。在空间选择过程中，鱼行基本延续传统的经营方式，但在空间分布上经历了“集中—分散—集中”的演变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水运交通的高依赖度，其中码头影响最大；近代化菜市在地域选择上表现为城区内部空间的充实和逐渐向西、向东北扩张，聚集的人口是其演变的首要动力因素，其次则受城市建设的影响；腌腊店和卖鱼店等水产零售商店的分布则与商业中心高度相关。
关键词：上海 水产市场 空间演变 动力机制
一 引言
上海滨海临江，水产品生产量巨大。20世纪初，上海已跃升为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城市建设和人口规模也随之快速发展，加之上海素有食鱼习俗，水产品消费量日趋增大；而其海内外经济辐射力的增强，更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1904年，张謇主张发展中国的新式捕捞渔业，并收购了德国人的一艘拖网渔轮，定名为“福海”。他在上海吴淞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开创了上海的机轮海洋捕捞渔业，随之而来的是水产市场供应量的加大和水产市场结构的变化。1906年，中国还首次以渔业为主要内容参加于意大利米兰举办的国际博览会。[1]在水产品消费量剧增和渔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20世纪初期的上海水产市场已颇具规模。
20世纪90年代，学界相继出现了与上海水产渔业相关的研究成果，[2]这些成果对上海水产史实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记载，为上海水产业发展状况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上海水产市场的相关研究则散见于渔业经济史、城市社会生活史、零售商业史等领域。[3]但总体来说，上海水产业相关研究十分薄弱，更缺乏对上海水产市场的细致考察。近年来，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研究继续向深层次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时空变迁理论和数据库GIS方法即是其有益的探索。基于以上已有的学术基础，本文主要利用方志、调查统计资料、报刊文集及部分档案资料，对1900～1935年水产市场在上海城市中的发展与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初步的解释性研究。
本文的“水产”为海水和淡水中出产的经济动植物的总称，主要指鱼、虾、蟹、贝四种动物水产品及其加工品，也包括海带、海苔等水产植物及其加工品。“市场”包括市场贸易行为和商品的交换场所。
二 清末民国上海的水产市场
（一）上海水产市场的要素构成
上海水产品通过各级水产交易场所最终成为市民的消费品，因此，上海水产市场随着时间演进呈现的空间演变过程主要以水产品交易场所（狭义的水产市场）为载体。为了便于从空间维度对水产品交易场所进行细致考量，基于研究资料以及当时的实际状况，根据水产品交易方式及交易场所规模、水产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在水产贸易中所占份额等，笔者将作为水产品交换场所的市场分为三级，一级市场为大型的、专业的水产批发交易场所，在1936年上海鱼市场成立前，该级市场在上海是缺失的；二级市场介于一级和三级之间，最显著的特点即具有居间性质，在1900～1935年表现为鱼行，分冰鲜业、咸鱼业、淡水渔业、海味业四种，这四类鱼行属于水产中间商，均系水产品批发交易的场所；三级市场，即水产消费者直接购买水产的市场，这类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水产经营实体是最低级的市场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菜市、卖鱼店和腌腊店。菜市是鱼贩贩卖各类水产品的交易场所；卖鱼店主要经营淡水产品；腌腊店则主要经营咸干类水产品。由它们组成的水产市场之空间演变状况有别，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整个上海水产市场的内部构架。
（二）鱼行的创始及其经营方式
尽管牙行在中国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但属牙行性质的上海鱼行的历史却是比较短的。清康熙六年（1667），青村人王福“于海沙中拾鳇鱼数尾，投于新场（今浦东新区西南部）吴寿家鱼行”。[4]这可能是上海地区出现鱼行的最早记录，故约17世纪中叶，上海地区才出现鱼行。在此之前，渔民捕到的河鱼就在沿黄浦江一带直接出售给鱼贩或居民。鱼行产生后，渔民或运销商运来的水产品需要委托鱼行代销。
鱼行最初的形式是露天设摊，代为过称鱼货，被称为“称主任”，[5]此举便利了买卖双方，因此逐渐发展为鱼行。那时的鱼行可能还没有淡水、海水之分，但已经具有了中间商的性质。到清同治年间，鱼行逐渐发展起来，1823年6月，瞿小仓创设瞿长顺鱼行，是为淡水鱼行（俗称河鱼行或鲜鱼行）之创始。[6]1844年，海水鱼行兴号仁记开业，[7]海水鱼行和淡水鱼行从此开始分开。海水鱼行（也称冰鲜鱼行或海鲜鱼行）大多专营渔轮和渔民、运销商（鱼客）运来的海水冰鲜鱼以及各地到沪的冰鲜桶件鱼货，也有兼营腌腊、蔬菜的。咸干鱼行（俗称咸鱼行）以经营咸干鱼为主要业务，有的名义上经营咸干鱼，实际上兼营冰鲜鱼，也有兼营腌腊、蔬菜的，往往与海水鱼行混淆不清。兼营冰鲜鱼的咸干鱼行以经营国外进口的咸干鱼为主，专营咸干鱼者基本上以经营国产的咸干鱼为主。[8]狭义的鱼行即指淡水、海水、咸干鱼行三类。
淡水鱼行和海水鱼行大部分代客买卖，在渔民、运销商与鱼贩之间作居间媒介，从中收取佣金和其他费用。咸干鱼行则多自购自销。[9]渔民如向鱼行借贷，贷款不收利息，但必须到借贷的鱼行委托代销，这种交易方式称为“对卖”，即渔民将渔获物一次性全部交给鱼行，由鱼行进行零售。“对卖”是上海水产经济发展和水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提高了水产交易的效率。
海味行是广义鱼行的一种，始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原为设在小东门一带专营收购棉花的花号。后来有人运来鱼翅、海参等委托其代销，遂将花号改成字号，海味行开始萌芽。“代销”也成为海味行最初的经营方式。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宁波海水渔业者竞相来沪设行。至1845年前后，洋货大量输入，海味行初具规模。19世纪40年代起，英商来沪时随行带来了大批海货售给字号，字号改名为海味行或号，较早的海味商号是1855年开业的福裕南海味洋货号。[10]海味行也习称海味店，主要经营各种海味杂货，他们以采购和批发为主，一般统一向产地商帮开设的“号”家进货，“号”家都要将来货兜售给“行”家。这样，“行”家就依靠这种同产地和来货“号”家的固定联系不断地取得货源。[11]
上海的水产品贸易量巨大，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上海经销的鱼类等水产品约占全国水产品销售量的1/3。1933～1936年，上海平均每年进口约6万吨的水产品。[12]然而，直到1935年，“鱼行（或鱼市）的设备和交易方法依然按照百年以前的成规”，[13]可见，上海的水产品交易仍依靠传统的鱼行，他们的经营方式也基本处于延续状态，销售链条也相对固定，没有实现突破，此时的传统鱼行大多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但在市场结构中仍为最重要的中间商。
（三）近代化菜市的设置
近代的菜市场是鱼贩贩卖各种水产品的交易场所，它是随着上海开埠逐渐发展而来的，最初产生于1864年的法租界，当时即有鱼贩。[14]而后，鱼贩开始于北京路、福建路至浙江路一带设摊，与肉、禽、蛋、蔬菜等摊贩形成了副食品菜市场，成为固定的营业场所，但产生之初因人口较少，消费市场较小，几经波折。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上海人口迅速增加，在人口较密集的地区逐步建立起室内菜市场（三角地、铁马路、福州路、陕西北路等菜市场），以及宁海东路、菜市街等地的马路菜市场。[15]菜市场内鱼贩的产生对水产市场的供应、流通和消费影响甚大。1910年，菜市“华界及租界俱有之，以九江路蓬路及小东门附近为最繁盛”，包括西门外、南门外水神阁、宝山路、旧江桥、九江路、天津路、蓬路、爱而近路、提篮桥、爱文义、马霍路、八仙桥等菜市。[16]从地理空间上看，菜市场分布分散；从经济空间上看，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各有一个繁盛中心，它们分别以九江路菜市、蓬路菜市和小东门附近菜市为中心。
三 鱼行的空间演变过程：“集中—分散—集中”
鱼行是水产批发交易的场所，20世纪初，属于相对成熟的二级水产市场，在类别上分为海水、淡水、咸干鱼行和海味行四类。除海味行外，前三类鱼行的地点分布信息表现为片段性和模糊性。另外，鱼行的空间演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反映了上海水产市场重心的变化过程与一级水产市场（如1936年成立的上海鱼市场）的空间选择紧密相关，故笔者将鱼行从水产市场中析出，梳理其空间演变过程。
（一）初期分布的集中态势
海味行自乾隆始，主要由福建客商在十六铺一带经营，同治初年海禁开放后，海味杂货贸易十分兴盛，据载，单就鱼翅一项，年销达两万斤之多。[17]淡水鱼行最初是以摊的形式在南市关桥码头一带出现的，[18]并在清末逐渐发展起来。后来发展成鱼行时，集中于小东门大街（因系鱼行发源地，曾俗称鱼行街），即今方浜东路十六铺[19]一段。光绪年间设渔业敦和公所时，已有鱼行大都在十六铺，并设有专用码头。[20]包括奉昌行、公顺行、源通行、鸿昌行、源裕行、丰号和源利行在内的冰鲜鱼行业“前七行”也都分布在小东门一带，而徐炳生、忻友生、李廷深还被称为“小东门三生”。故20世纪初期，上海鱼行集中分布于十六铺一带，尤其是小东门大街。
（二）分散发展但中心不变
民国始，新闸的姚顺泰、顺兴，火车站的邱合记、顺昌、周永泰，南市仓桥的盛永华、沈协顺，九江路的裕泰、永盛、振兴、元盛等先后设立，鱼行出现分散发展趋势。[21]不过，两家上海最大的鲜鱼行（瞿长顺和同盛昌）仍然位于小东门城外大街东段（十六铺一带），鉴于其几乎垄断全市渔业的地位，可以说鱼行中心仍然位于十六铺一带。
（三）集中分布但中心扩大
1930～1935年，上海县城“商务以城外之十六铺为总汇。有一部分大资本的营业，如钱庄、鱼行、生果行、菜行、杂粮行、海味行、糖行之类。自十六铺至民国路一带皆大营业”。[22]此时的鱼行主要开设在法租界十六铺、小东门及新开河一带，即便在鱼市不景气的状态下，其仍然是上海水产市场的集散贸易中心。[23]
表1 1935年兼卖咸肉之咸干鱼行表
1935年，加入同业公会的23家冰鲜鱼行都位于十六铺，[24]14家河鲜鱼行中，有8家位于十六铺，3家位于二马路，2家位于新闸，1家位于裕兴街。[25]咸干鱼行则主要分布于北起十六铺南至关桥（今复兴东路至董家渡路之间）一带（详见表1）。至1935年底，鱼市的范围为：南至东门路铁栅栏，北至舟山路（今龙潭路），东至招商局码头（今十六铺客运站），西至民国路（今人民路）交界处。[26]也就是说，1936年上海鱼市场成立前，鱼行仍集中分布于小东门大街十六铺及其以南的码头一带。
四 水产市场的空间演变特征
（一）水产市场要素空间数据库的构建
鉴于上海水产市场的资料和空间演变细致分析之需要，笔者制作了1914～1930年上海水产市场空间分布的数据库，并根据逐年变化情况，选取1914年、1916年、1922年、1926年、1930年五个年份，分析上海水产市场在这一阶段的空间演变。数据库的地理信息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市水产供销史》《上海指南》，对这些地理信息的定位处理主要借助《老上海百业指南——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地图材料，以及《上海市地名志》《上海市黄浦区地名志》《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上海市卢湾区地名志》《杨浦区地名志》《静安区地名志》《上海市路名大全》等方志材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所限，部分地点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如安纳金路菜市因没有更多的地理信息而将之定位于安纳金路（今东台路）中间位置。
（二）1914～1930年主要水产市场空间演变特征的实证分析
图1 1914年上海水产市场分布图[27]
1914年，上海城区至少已有42家海味店、18个菜市，图1即是这些海味店和菜市在上海城区的分布情况，海味店集中分布于当时的洋行街（十六铺一带），另外，南京路、公馆马路、新永安街和新开河街道也有不少海味店。在地域范围上，绝大多数海味店位于原法租界和英租界地区。当时，南京路已经成为繁华的商业街，作为人口聚集区和商贸中心的地位使得南京路海味店林立。洋行街和新开河两个海味店集中地除了商贸的繁荣外，便利的码头交通也是影响其大量分布的重要因素。菜市则主要分散于人口聚集区，从较大范围上来说，上海中心城区、黄浦、静安、卢湾和南市等区域是当时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密度大的街道也主要是租界街道、原上海县城厢及与其邻接的街道。[28]
图2 1916年上海水产市场分布图
图2是1916年上海水产市场的分布图，此时的海味店猛增至82家，约1/3集中分布在洋行街、民国路东段（今人民路），另外，南京路、福建路也形成了“十”字形次中心，公共租界的其他地区、南市亦有较多的海味店，闸北库伦路也出现了海味店。菜市已增加到26个，但菜市中心仍然主要分布于九江路、蓬路和小东门附近。腌腊店也经营咸干类水产品，数量虽不多，但亦为不可忽视的水产交易市场。从图2可以看出，1916年腌腊店十分集中地分布于里马路（今中山南路）上，民国时期，上海市场供应的咸干鱼类主要来自外地和国外进口，[29]浙江宁波的腌腊制品在上海销路甚旺。[30]里马路靠近南市码头，外地和国外进口的咸干鱼类通过内河和海洋运输在码头卸货，加之里马路是1897年南市马路工程局修筑的第一条现代马路，筑成后即成为腌腊等众多土特产品的云集之地，[31]故该地成为腌腊店的集中分布地。
图3 1922年上海水产市场分布图
1922年，上海水产市场明显活跃，在图3中，海味店在总的数量上基本未变，但呈现出愈加集中化态势，集中平行分布于民国路东段、洋行街和黄浦滩，由此可见，海味店越来越依赖集聚效应和便利的水路交通。随着人口聚集区的增多，菜市增至31个，在分布区域上西扩至安南路（今安义路）。腌腊店除集中分布于里马路外，又表现出了新的特征，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和老闸桥（今福建路桥）亦出现较多腌腊店，城区其他地方也零散有一些腌腊店，反映了咸干类水产品市场的繁荣。当年亦有不少卖鱼店繁荣了水产品市场，这些以贩卖淡水鱼为主的卖鱼店主要分布于小东门大街、新闸桥（今乌镇路桥）和新开河，与其他水产品交易场所相较而言，卖鱼店分布地十分集中，这与淡水鲜鱼不易运输和保鲜关系颇大。
图4 1926年上海水产市场分布图
与1922年上海水产市场的空间分布相比，1926年出现了很大变化。首先表现为海味店出现高度集中化趋势，除原集中分布的民国路东段和洋行街外，其他地区的海味店几乎消失殆尽。其次，菜市稳步增长至37个，而增加的菜市全部位于美租界和闸北地区，美租界的菜市向东北扩至松潘路口，闸北菜市密度明显增大，这与当时工业人口的增长关系密切。最后，腌腊店和卖鱼店作为水产零售商店则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聚集化；二是市场萎缩。图4中，腌腊店的分布范围缩至里马路一带，卖鱼店则仅幸存于小东门大街和新开河区域。
城市人口聚集区在沪西部和东北一带不断扩展的情况下，菜市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充实和扩张，水产批发市场和水产零售商店则表现为萎缩和聚集化，反映了水产市场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
图5 1930年上海水产市场分布图
从图5和图4的比较中可以看出，1930年上海水产市场在数量和分布上变化不大，即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水产市场在分布规律上表现出了延续性和稳定性。
五 水产市场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一）二级水产市场在空间选择上依赖水运交通
作为二级水产市场的鱼行经历了一个从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空间演变过程，鱼行区位选择的变化是较高级市场聚集效应和交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区位选择最优化的过程。小东门外的十六铺是上海一个重要的水上门户，历来是上海农副鲜活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32]随着舟中互市的发展，十六铺鱼市逐渐分散到了吴淞、杨树浦。[33]但由于十六铺一带地理位置优越，水运便利，小商品集聚，鱼行在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后，又集中分布于十六铺一带。
渔输所售之渔获物是鱼行代售的水产品之重要来源，但上海各渔输因无渔输码头，渔输停泊必须带浮筒。渔输浮筒在南市关桥江面由专门的河筒管理处向海关包定，作为渔输专用浮筒。“渔输用冰，亦以无码头关系，须用船装载运搬。”[34]而鱼行尤其是贸易量巨大的冰鲜鱼行，大都设有专用码头，足见鱼行对水运码头交通的依赖度之大。
从一定程度上说，鱼行依靠传统的经营方式，通过市场地域空间选择的不断优化，支撑了20世纪初上海水产消费市场的繁荣。不过，小东门大街十六铺一带属于繁盛热闹的市街，空间狭小，设备简陋，亦无仓库；[35]鱼行日益增多，空间结构上分布却日益高度集中，这些都催使水产批发交易场所重新选址和水产市场内部结构调整。
（二）菜市在空间选择上的人口聚集导向
菜市作为三级水产市场，在空间选择上与鱼行有很大不同，菜市需以方便人们日常生活为前提，聚集的人口成为菜市选址最关键的动力因素，因此，菜市的地域选择表现为与人口聚集区的高度相关，而菜市场一旦建立，短时间内单个菜市的位置基本不会变化。1910～1930年，上海人口由100万增至300万，增长的人口大部分与当时上海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关。上海此时未能像同期的欧美大城市一样走上郊区化的发展路径，而是不断向内集中，工业区边缘成为人口逐渐密集的地方。[36]上海的工商结构和居住特质使得租界繁华区域逐渐向西、向东北延伸，人口聚集区也随之扩展，加之城市建设的影响，菜市的空间范围亦向人口聚集区扩展。这与人口数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商业的发展程度有关。近代化菜市在空间选择上看似分散于上海城区，实则为鱼贩的集中零售提供场所，并不断向人口聚集区扩展；在地域上表现为城区内部空间的充实和逐渐向西、向东北扩张。
（三）水产零售商店在空间选择上的商业中心倾向
腌腊店和卖鱼店属于三级水产市场，具有零售商店的性质，集中分布于里马路沿黄浦江一带和小东门大街。1922年左右，虽然分布的地域范围较大，但中心仍分别为里马路和小东门大街，这两条街道都是零售商业活动中心。腌腊店和卖鱼店各自在空间选择上也呈聚集态势，这反映了它们作为零售商店在空间选择上还倾向于形成自己的小商业中心。可见，商业中心是腌腊店和卖鱼店空间选择的主要动力原因。
（四）水产市场聚集效应
古谚云：“店多成市。”在商业经营中，同一门类的商铺，往往集中在一个地段。水产品尤其是鲜活水产品更具有聚集经营的内在要求。保罗·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中亦说：“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37]随着城镇行业分工的不断精细化，“集中”彰显了收益递增的普遍影响。无论水产批发市场还是水产零售商店，其空间选择上的动力因素都突出表现为中心聚集。
水产品经营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指向性商业，但其市场结构内部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笔者通过对1900～1935年上海水产市场空间演变的细致分析，认为水产市场各要素在空间选择上追求聚集效应，不过，影响单个水产市场要素空间演变的主要因素有别，要分而论之：上海水产批发市场对水运交通依赖度大，尤其是码头交通；菜市则主要因之于聚集的人口，并受城市建设的影响；腌腊店和卖鱼店等水产零售商店与商业中心高度相关。上海水产市场的空间演变研究，还有待向时间维度延伸，从空间维度深入分析其与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联系。
（作者：伍振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546页。
[2] 主要包括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1991；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黄振世：《旧上海的鱼市》，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相关研究著作参见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4；唐艳香、褚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另外，研究论文参见李勇《近代苏南渔业发展与渔民生活》，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吴敏：《民国时期江苏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 曾羽王：《乙酉笔记》（旧抄本），《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4页。
[5] 黄振世：《旧上海的鱼市》，第215页。
[6]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217页。黄振世在《旧上海的鱼市》中误言上海鱼行系镇海人武庆宝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5）创始。
[7]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9页。
[8] 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第32页。
[9]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217页。
[10]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217页。
[11] 潘君祥：《近代上海牙行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95页。
[12] 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第145页
[13] 严慎予：《一个集体营业的实验》，《水产月刊》第4卷第5期，1935，第1页。
[14]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65页。
[15] 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第47页；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218页。
[16]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上海指南》，商务印书馆，1910，第8页。
[17] 居正修：《十六铺话旧》，政协上海市南市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1，第131页。
[18] 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第32页。
[19] “铺”是地区的名称，清道光年间将城厢内外划分为二十四铺：其中城东南为十五铺、十九铺，西南为二十铺，西北为八铺，城北为十二铺，东北为四铺，二十铺等在城内，城东宝带门（后称小东门）外为十六铺，此为地理意义上的“十六铺”。人们习称的“十六铺”则包括复兴东路以北，中华路以东和方浜东路、阳朔路一带。
[20] 居正修：《十六铺话旧》，《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1，第132页。
[21] 屈若搴：《上海冰鲜鱼行之现状》，《水产月刊》第1卷第1期，1934，第10页。
[22]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印《上海风土杂记》，1933，第4页。
[23] 王德发：《上海市渔业经济概况》，张妍、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第556页；《民国上海年鉴汇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160页。
[24] 屈若搴：《上海冰鲜鱼行之现状》，《水产月刊》第1卷第1期，1934，第10页。
[25] 屈若搴：《上海市河鲜鱼行概况》，《水产月刊》第1卷第6期，1934，第5～6页。
[26]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251页。
[27] 该图的底图摘自《上海1932：城市记忆老地图》，学苑出版社，2005。考虑到地名变更的因素和便于分析的需要，1932年以前的水产市场分布图皆以此为底图。
[28] 程潞主编《上海市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8，第17页。
[29] 顾惠庭主编《上海渔业志》，第160页。
[30] 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水产供销史》，第179页。
[31] 施海根、金迎珠：《南市第一条马路的变迁》，《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3，第132～133页。
[32] 《南市今昔》，《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1，第3页。
[33] 居正修：《十六铺话旧》，《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1，第132页。
[34] 《上海之渔输业》（调查），《水产月刊》第1卷第2期，1934，第6～7页。
[35] 耘圃：《关于筹设上海鱼市场之管见》，《水产月刊》第1卷第3期，1934，第2页。
[36] 章英华：《清代以后上海市区的发展与民国初年上海的区位结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第216页。
[37]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