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版繁华：上海与京城的阅读与交往

1897年，被舆论排挤到上海的孙宝瑄，或有因祸得福之感，“沪渎今桃园，名贤若繁星”。确实，与京城略显沉闷的空气不同，上海的氛围自由开放许多，尤其是出版市场以及相应的新思想，比北京不知繁盛多少。

身处文化中心，阅读是须臾难离的活动。与甲午期间消息来源的不甚明朗相比，维新期间的孙宝瑄，广泛接触各类新式报刊，特别热衷于记录世界各国地理、人情以及时事，类似“览诸报，印度西北境乱民起，英兵渐次削平之。埃及内地不靖，英、法皆派兵往，各治其界内事。古巴自主事犹未定也”[17]之类，屡有摘录。此种世界知识的横向扩张，是1894年以前未曾有过的现象。

不过，对喜好评论和穷理的孙宝瑄来说，同时代人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种议论文字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诸如，“阅第十八册《时务报》，有瑶林馆主论俄人国势酷类强秦，前后比证颇确”、“览《知新报》，粤东所出，论笔固佳，选译亦精，尤胜《时务报》”、“览《湘学报》，极粗浅而有用”、“见《农学报》，有图说，皆译西国要法”[18]之类，星罗棋布，布满日记全篇。

上述评价，还以泛泛而谈居多，并未指明何种观点切合心意。1898年二月初七，《国闻汇编》介绍的“群学”思想，终于让他觉得“语极精透，不可不亟录之以备忘”：

览《国闻汇编》，严又陵述斯宾塞尔《劝学篇》，论群学不可缓……今于论事之学往往忽之，以为甚易，不加推较，遂欲武断，不知政教之大，曲折奥博，关系尤重，未有不事其学，不通其方，而能是非然否于其间也。[19]

心高气傲的孙宝瑄，对同时代人的议论向来吝啬赞美。可严复此文，却引起他由衷的钦佩。此中原因，在于该文提出一种异于传统、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学说，使他意识到在政教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知识原理，绝非一般报馆主笔所能理解。不过，维新时代的报刊，还很少能提供像“群学”这样的深层刺激。所以，阅读当时最新出版的西书，如《天演论》、《交涉公法论》等，确实转移了孙宝瑄的大部分注意力。

不过，报刊亦有书籍不能企及之处，除时事和议论建构的符号空间外，报刊还营造出一个实体性的交往空间，成为许多趋新人士的聚集地。孙宝瑄偏爱此类空间，上海的“时务报”、“苏报”、“蒙学报”、“亚东报”以及天津的“国闻报”各报馆，都曾留有他的足迹。

其中，最频繁光顾的是“时务报”和“蒙学报”两馆。此外，他还多次到《亚东时报》馆与日本人展开笔谈，了解到“东人至今痛诋德川氏，然德川当日爱士恤民，较中国今日胜百倍”等知识。[20]此外，由于报馆常常兼具书刊代销处的功能，他在那里收获颇丰，日记中“诣《苏报》馆，购得李傅相马关受伤后映像二纸”、“诣《时务报》馆，携不缠足会之《女学歌》数册归”、“诣《蒙学报》馆，晤浩吾论教，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归，即严复所译者”、“俄至《时务报》馆，购得《国闻汇编》”[21]等记录，也时常出现。

穿梭于符号和实体的双重空间，读书人的日常交往，因为报刊的存在，而充满了对当下现实的关切。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四，孙宝瑄与宋恕（1862～1910）的一段对话，能够看出其时读书人的思虑所在：

燕生过谈。近之谭时政者，莫不以科举宜减中额，庶杜滥取之弊。而燕公谓：宜增加中额。骤闻若无理，而实有深意焉。盖凡各省、府、县，其地多绅士，则地方官不敢肆然为非，而民得少安。试观江、浙与滇、蜀，其官吏之仁暴，盖相悬焉。何也？吴、越公卿不绝于朝，而滇、蜀通显者盖罕，是故其民之望吴、越如天人，宜也。绅士之多寡，皆视举人进士之多寡，故中额宜增，亦所以潜扶民权，而为今日救弊之权法也。[22]

“时政”成为当时读书人的主要思虑，“民权”指引着他们思考的方向，“救今日之弊”则是他们终极追求的目标，科举这个旧话题，因为新词汇的进入，而拥有了新的意义。由此可知，维新期间的读书人，其注意力已逐渐从儒学典籍的世界撤离，无论是在西书里寻找新知识资源，还是阅读报刊的时事和议论，他们思考的重心已经转向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

在另一片天空下，身在翰林院的同时代人蔡元培，在精神上已游离出帝制中国的政治传统，他没有再花费时间研读经典和为官之学，相反，却组织起数十名有功名的读书人，订购维新报刊，轮流阅读，每隔十天聚会讨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一，他记录了报刊在这个小圈子流转的情况：

《湘学报》第三十三册传到，二十四日传出。求实书屋阅报次第：

（存蒙）王焯酌升，南半截胡同，吏部。

（存萃）蔡元培鹤庼；籍忠宣鹿侪，校场胡同，内阁；张检玉叔，化石桥东北，吏部。

（存农）吴仲箎，东茶食胡同，鸿胪寺；陆勤伯，长巷头条，光禄寺。

（存湘）陆绍渊，海北寺街，吏部。王积庵，方壶斋，吏部。

（旬以第三日到松筠庵茶话）[23]

如此，这群“官员—读书人”便形成了一个类似“读报俱乐部”或“阅读共同体”式的组织。本来，他们的消息也还算灵通，但邸报和传统人际网络提供的知识已无法解决他们精神世界的困惑。因而，处在政治体制外、可自由议论的民间报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与报刊主笔，以及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一起思考中国的未来：

卓如近于《时务报》中，刻其《变法通义》，能撷经史编旁之义，左其新说。近时言西学者，莫能抗颜行也。其强记博辩，实足睥睨一切，而早岁溺于康有为之说，不能摆脱。

《农学报》中，姚志梁《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禀》、广西史中丞谕、谭嗣同《浏阳土产表叙》，皆佳。风气大开，名论迭出，自强之基，肇于是矣。

得钟生书，寄来《经世报》百册，报区十二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述。其中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志三、宋恕燕生，驳矣。[24]

此中，最触动蔡元培思想的是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人对现实世界的议论。维新期间，这种阅读方式在报刊读者中广泛流行。譬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九，通州的丁其忱读完《时务报》，就给汪康年写信，“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三篇，议论确切，曷胜钦佩。”[25]类似的议论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如繁星般密布。如果说，信函可能含有恭维的成分，那么私人日记的表达可能更接近真情实感。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五，王乃誉阅读了王国维带回的《时务报》后，大为称赞，认为其“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26]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一，温州的刘绍宽读到《时务报》中“开议院”的言论，同样奉其为“切中之言”。[27]这些零散的历史碎片，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