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西方的相互了解
我们不能假装彼此了解
杰弗瑞·戈德比
那是凌晨4点钟，我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正从杭州赶往上海浦东机场。为了能让我及时到达，他可能两点半就起床了。他打算陪我去机场，我说真的没必要，我认识机场的路，而且司机也去过好多次了。“我一定得去，这是我的荣幸”，他一再坚持。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机场送别美国朋友们时的情形。如果是男性朋友，我会把他们丢在机场门口，说“嗨，伙计，旅途愉快”；当然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但是中国人不仅会陪你到机场，还会把你送到安检门口，一直挥手告别、拍照，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是我太没礼貌了吗？还是中国人有强迫症，或责任感所使？也许两者都不是，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罢了。在一个文化中被视为粗鲁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中却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些研究者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文化已被植入人的大脑，并变成一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Kitayama & Uskul，2011）。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考，其差异不是细枝末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对方。美国人通常不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好奇，普通中国人传统上也没有太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们是如此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让中国人和美国人观察一些照片，并问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是，中国人声称看到的是海洋环境，而美国人则看到了一条鱼。美国人会快速分类，而中国人的观察更加辨证（Nesbitt，2003）。中国人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美国人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美国人看到了一张图的“主题”，而中国人看到的则是全体。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写道：“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在消失，然后我会告诉你你是谁”（Merwin，1963）。中国佛教协会的慈济告诉我们，“我们想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思考方式不同，如果我们看到不同的事物出现和消失，那么，我们便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因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革命半个世纪后，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ander De Tocqueville）在亲临美国后领悟到了美国的本质。他写道：
“美国人建立组织以便提供娱乐活动，建神学院、建旅馆、造教堂、传播书籍、将传教士派遣到对跖点；同样的，他们建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如果想要通过榜样来教授一些真理或者激发一些感触的话，他们就会组建一个社团。在新兴行业的领导位置上，在法国，你看到的是政府，在英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地位极高的人，而在美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协会。”
托克维尔说，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一样，不同个体之间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差异很大。尽管从社会意义而言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他们的观点和品味并不相同，因此，他们被分成了许多小的私人团体。中国没有类似的市民社会。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普遍相信，人类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人类个性是没有限制的。带着对人类社会平等和自由的信任，美国人在物质和道德上不受限制地改善自己——他们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错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会很自然地让人类追求完美的空间变得很窄，而民主国家则会不合理地扩展。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这个观念在中国并不那么流行。因此，通常，中国人认为人的健康就应该包括进入平衡和走出平衡。人们有时候感到身体好，有时候感到身体差，这都是很自然的。而当美国人感觉身体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不应该这样。感觉身体好才是正常的！
社会差异
美国人往往喜欢彼此，但老是不能很好地相处。中国人通常能和谐共处，但未必相互喜欢。在很多事例中，我看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而美国人把这当成中国人喜欢他们的信号。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更可能是出于责任和“面子”，而不是饱含感情的结果。孔子认为，最主要的道德体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要遵守的一系列详细规则。争吵是不被提倡的。我曾经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专家应该在下午四点评论一篇论文，可他却在五点半才到——那时会议都快结束了。他到了之后径直走到讲台，坐下开始讲话，声称尽管他还没有来得及阅读那篇论文，但还是想讨论讨论。当时，没有人离开，或者当面对他说些不好听的话。这种社会和谐并不总是代表着绝对的一致，而是许多微小的差异混合在一起最终所形成的和谐。
在很多事情上，美国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几乎都很直接。我记得曾看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国家电视台里掀起衬衫给公众看他近期手术后留下的伤疤。恐怕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会这么做。美国人巨大的纯真感也许能解释这种行为——几乎马上就会产生亲密感。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展示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如果真的会发生的话。我在中国结交的男性朋友在许多年后才承认我们之间的友谊。一些中国女性也许在获得信任感后会更快地确认这份友谊。少数中国人会告诉芭芭拉和我，他们爱我们——这是一件罕见而又美妙的事。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们。然后，我们相视而笑。那些在中国演讲的美国人总会发现，在中国，他们的美式幽默似乎不怎么管用。中国听众用耳机听到经过翻译的笑话之后，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的经验是，一旦他们信任你了，并且觉得可以开玩笑了，他们就会笑。下面这首诗是我写的，表达了这种笑的重要性，即便当你面对的是苦难的历史。
中国
如果你感到痛苦
你会燃尽
没有青烟
或者记忆
如果你理解
那种耐心
它需要三生
和额外的一天
如果你知道
长发女子的
高跟鞋的后跟
在刺向什么
你也许
会理解
过去泥泞中的
大米和鲜血
裹足
化为小小的翅膀
却永远无法飞翔如果他们
和你一起大笑
那儿便会有
放生的鸟儿
飞向空中
一种理解
会漂浮在
烟雾中
在空气中爬行
去山顶
因为曾经生活的地方
一直都在
文化差异
和许多母女一样，我的妻子芭芭拉小时候经常和她母亲产生分歧。当她母亲要求她去做某件事时，芭芭拉总会问——为什么，她母亲通常会这样回答：“因为我让你去做”。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回答其实不够。西方哲学经常以“为什么”作为起点和终点。中国人比西方人少一些好奇心，或者说惊奇感。不可能找到单一而又完整的答案，因此也就没必要去找了。即使有这样的答案，它们也很可能是辩证的、有关联的。“原因”一词在中国式思维中有时是缺失的。尽管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但大多都是基于实用原因而发明的。
中国人最早发明或独立发明了灌溉系统、墨水、陶瓷、指南针、马镫、独轮手推车、深井钻井、帕斯卡三角形、运河上的磅锁、纵向航行、尾舵、明轮船、定重分析、疫苗技术、天文观测、地震仪、声学（Nesbit，2003）。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注意到一个狗的雕像，距今已有好几百年了，身上多个关节都打上了小孔。我问身为临床兽医的女儿，那是做什么用的。女儿告诉我，那些孔是针灸点。中国人已经在动物身上使用针灸好几百年了，而几十年前美国才将其合法化。
尽管如此，中国人对知识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形成笼统的理论或者抽象的原则，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以下是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itt，2003）归纳的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坚持个人行动”与“偏好集体行动”
我和我的同伴，在抵达一座中国城市后，在一些东道主官员的陪同下直接开始考察。我已经旅行了30小时了。负责组织此次游览活动的女士告诉我们，只是看看这座城市。两个小时过后，我筋疲力尽，就直接告诉这位组织者。她对我表示了同情，但没说别的。当我再次鼓起勇气告诉她，我现在想回酒店了，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却得到了“考察还没有结束”的回答。最终，当我们走出车门去参观一个佛教寺庙时，我直接打了辆出租车，给司机看了下我的酒店地址，便回去了。当我打算离开（同时也激怒了组织者）时，我发现，即使同行的中国人当时非常疲惫甚至生病或者也觉得该走的时候，他们依然会选择跟着大部队。
·“保持个体独特性”与“偏好和谐共处”
尽管这个谚语有很多版本，不过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人们都会这么说：“出头的钉子挨捶敲（或者枪打出头鸟）”。在美国，独特性和吸引他人注意是很正常的，每个应聘者都会告诉面试官，对于这份工作而言他们有何独特之处。“出头的钉子”反而有更好的机会得到工作。在中国，爬山时大家一起爬台阶。一些人快些，一些人慢些，但是通常都是以一个整体开始和结束的。当我比大家爬得慢的时候，我看到所有同行者都在等我。如果是在美国，我的朋友们会说，我们在山顶等你，然后就继续往上爬了。
·“偏好平等主义、努力获得的地位”与“接受等级、被赋予的地位”
不同文化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等级（hierarchy）在美国通常是一个贬义词。“老板”总不免让人联想到不好的形象。现在一些美国公司的CEO只有20出头。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尽管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在美国依然存在，但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地位，通常比接受别人所赋予的地位更加重要。在中国，等级非常常见，如果你质疑它，问题就来了。在餐馆或者在家和客人吃饭时，美国人通常会把座位打乱，或者说“想坐在哪儿就坐在哪儿吧”，但是在中国，谁坐在什么地方都是很有讲究的，换句话说，是和地位挂钩的——重要客人绝不能背对着门。在中国的会议上，首先发言的肯定是领导，然后是年长者，最后才是年轻人。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只是一点而已。
·“坚信任何规范行为的规矩应当是通用的”与“倾向于考虑背景和具体关系来采取特定方法”
一些美国人喜欢这么说，“如果你让资本主义来统治，经济会自己管好自己”或者“如果你吃了维生素D，你的感冒会好点儿”或者“民主党关心人民”。中国人也有一些政治口号，但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更加小心谨慎，会考虑到其他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因素。他们内心可能对于一个问题有相反的看法，但却不会感到不舒服——对美国人而言，这做起来好难啊。福克斯新闻台在报道政治和军事问题时，经常提到“好人”和“坏人”。中国式思维通常比这个更复杂。
当然，这种差异在签订合同时可能会带来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一旦你签订了合同，那么不管情形如何，木已成舟，就这样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形的改变也许会使合同改变甚至失效。对于美国人来说，合同通常比实际情况更为重要。
我母亲曾是肯塔基大学的最佳辩手。那时候，一位女性参加辩论队是不太常见的，但她参加比赛时表现得得心应手。在西方世界，辩论是一种被高度重视的休闲活动。对于高层次的学习而言，这是很有必要的。确定一个论题，然后提出对立的或者可替代的论点，之后开始辩论，向大家展示逻辑性、说服力和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某种综合性的或者是新的理解。在正式辩论中，根据谁更好地阐述了观点来分出胜负。死刑应该废除吗？答案取决于谁更好地论证了这一论题。有时，一个辩手在这场辩论中站在这一边，而在另一场辩论中则站在另一边。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这样可以更充分地理解问题，同时也能提升辩手的辩论技能。
“辩论在现代亚洲并不常见，在古代中国亦是如此”（Nisbett，2003）。这个表述在老一辈中国人中体现得极为突出。不过我发现，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生会告诉你，他们觉得你错了。也不是完全错了，他们会告诉你，你的想法太西方化了，你说的那些在中国不管用。通常，他们需要某些示意——辩论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受欢迎的。而美国学生有时甚至在不甚了解辩论主题的时候就争辩起来了！
其他差异
中国人经常认为他们知道他人的需求，而美国人则会先问问对方。中国人认为“面子”是最重要的。很多美国有钱人都藏富，而中国有钱人却常常炫富，尽管其中有些也开始藏富。美国园丁拔掉地上的杂草，而中国人则用大蒜和酱油把杂草做成一盘菜。中国很少有素食者，除了佛教徒；但在西方世界，素食正在成为一种流行——我自己就是素食者，坚持素食已经有30年了。我们无法在中国找到类似美国动物权利运动的活动，而且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中国有些地方对动物颇为残忍。很多40岁（甚至70岁）的美国女性还在约会，而中国女性如果到了二十六七岁还单身的话就会非常焦虑。中国文明已经有五千年了，而美国文明才几百年。
尽管我们不那么了解对方，但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我们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金融方面，中国和美国以根本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中国比美国家庭拥有的美国国债还多。沃尔玛和其他大型零售公司销售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
我们是不同的，但我们依旧是朋友。如此一来，我们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就会变得更为相似。
中国人的悲怆之感
历史上，中国曾被侵略过上百次，忍受过长期饥荒，有过数以千万的难民，遭遇过洪水、瘟疫，经历了残酷血战后建立起来的历朝历代，充当过西方势力和东方势力博弈游戏中的棋子。这些都使中国人深刻领会到了生命的悲剧特质。一般来说，美国人不会这样。美国当然也有过悲剧，一场悲怆的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战士们发射火炮，以古老的英式风格作战。美国遭遇过干旱和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the Dust Bowl），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原则问题、商业兴趣以及获取廉价石油的目的，也被卷入其他战争之中。不过美国从来没有被入侵过。日本袭击珍珠港是个例外，造成的伤害也不大。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上了纽约双子塔，死伤数千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举侵犯美国的事件。美国曾经爆发饥荒，但不是非常严重。来听听一位中国村长关于1942～1943年饥荒的话吧。
干旱开始后，侯华村（音）大约有800位居民，其中15%，也就是125人饿死了；200个家庭中有180个，也就是90%卖掉了土地——这大概是土地总面积的80%——并逃离本地；8%再也没有回来过。在临近的两个集镇和内皇（音）宅邸中，建了两个特殊市场用来贩卖妇女和女童。侯华村（音）里的50个家庭中，有不少女性在那里或其他地方被卖掉。甚至有非法市场贩卖人肉当作食物……（Seybolt，1996，p.10）。
中国人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认知，认为在宇宙中得自力更生，只有靠自己。美国人则普遍认为，我们天生便是领袖——生而为赢，天生有能力忽略过去。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或者说很多美国人相信如此。而中国人看到过黑暗，也看到过光明。
中国人在美国
中国人也许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很久就到过美洲了。郑和制作的一张可以追溯到1418年的地图展现了关于美洲的各种细节。像每个美国学龄儿童所知道的那样，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时间是“在1492年，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航行”。这证明，郑和比哥伦布更早发现美洲新大陆。有些人说哥伦布实际上是复制了郑和的地图来规划其航行的（Mendiez，2013）。郑和，一个穆斯林出身的太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探险家。奉皇帝之命，他与中国舰队踏上了发现之旅，帮助皇朝扩充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了解了先前所不知道的中东和非洲区域。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以至于他在印度尼西亚等地区都被奉为神灵。
从19世纪开始就有中国人移居美国，大致可分成三波。最初以劳工为主，尤其是在横贯大陆的铁路（如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过程中。也有在矿井工作的。和大部分的移民群体一样，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种族歧视。或许，比其他人更多——这同样折射出当今墨西哥移民以及其他种族的经历。当雇主迫切想要得到这种新来的、廉价的劳动力时，普通白人公众则被这种“黄祸”所激怒。尽管1868年提出了对中国移民一视同仁的伯林盖姆（Burlingame）条约，但政治组织和劳动组织集结在一起，反对这种被他们看作低等种族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移民。报纸谴责雇主，甚至教会领袖批评黄种人进入教堂这种只有白人能进入的地方。反对的声音如此之激烈，以至于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此后十年，都禁止中国移民（Wikipedia，2014）。随后该法在1892年通过吉尔里（Geary）法案得到扩充。排华法案是唯一一项基于种族的禁止移民和入籍的美国法律。它不仅禁止了新的移民，而且给已经移民的那些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痛苦，上千名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男子（指离开了中国，却没有带上妻子和儿女的中国男子）无法和家庭重聚；很多州的反通婚法律禁止中国男子和白人女子结婚。
1924年，法律进一步禁止了中国人的进入；那些已经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早已没有资格获得美国身份。而且，所有的亚洲移民（除了菲律宾移民——菲律宾在1898年成为美国附属国）受到法律上的排斥，法律拒绝承认其身份，不让入籍，并禁止他们与高加索人通婚或者拥有土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当中国和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时，入境、入籍和通婚的限制才逐渐放宽，华裔的境遇才开始有所改善。1943年，由于麦诺森（Magnuson）法案，中国人才再次被允许移民去美国，长达61年的针对华裔的官方种族歧视才终于宣告结束。由于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提高了出身国配额，因此直到1965年才开始有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亚裔的偏见逐渐减少，华裔移民和其他亚裔（如日本裔、韩国裔、印度裔和越南裔）一样逐渐被接受、认可（Wikipedia，2014）。
如今，华裔成为亚裔美国人中最大的群体，约占22%，他们用事实向那些早期预言中国人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人们证明了自己。
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统计数据，华裔美国人达到33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1%。在加拿大，有130多万华裔——约占总人口的3%。华裔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每年众多华人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小部分华人从其他东南亚国家迁往美国。到2012年，华裔数量已超越了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移民（Wikipedia，2014）。
美国人在中国
美国人声称自己很早之前就对中国感兴趣。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第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巨轮驶离纽约。这辆商船名叫中国皇后号，目的地是中国广东。
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一开始表现在经济上。因为英国人拒绝和美国人有商贸往来，美国人要寻找新市场来购买商品。而中国人也乐于和美国人来往，因为美国人会购买中国人的货物，而欧洲人只想卖东西给中国人。
到了19世纪中期，中美关系逐渐加强。美国教会率先开始在庞大的中国人口中寻找信奉基督教的人。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教，尽管当时他们并不能合法前往很多区域。传教士是第一批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美国人，他们帮助中国塑造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华帝国。一些中国领袖人物也受到美国政治系统的启迪。传闻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就是受了林肯有关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信念的启发，才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政治哲学。1911年，当孙中山推翻清朝、成立中华民国时，这些主义就变成了新民国的宪法。然而，美国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逃往台湾后把台湾视为合法的“中国”，并以各种方式反对共产党，自此双方关系开始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日本而不是中国，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时，不予支持。
总体来说，美国人并不太了解中国。旅游也不能太多地增进了解，不仅因为中国还没有彻底向外国游客开放，而且因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好奇心。大部分美国观光客在中国从未造访过一个中国家庭，没有在乡村待上一段时间，没有和一个中国人探讨过政治问题，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仅限于皇宫、宗教以及导游的讲解。导游对政治体系、农村或者中国的革命只字不提。观光通常不能让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不仅因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提防外国人从而对旅游过程加以控制，也因为美国人更喜欢住在市区铺着大理石地板、有西式设施的酒店里。
待在中国的美国人不多，不到10万吧。大部分居住在香港，小部分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沈阳和成都等地。
香港回归之后，美国人超过英国人成为当地最重要的非中国影响力。在那里居住的美国人多于英国人，1100家美国公司雇用了10%的香港劳动力；如今的香港总商业厅长伊登·伍恩（Eden Woon）先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在这个职位任职的美国人。美国海军舰队每年入港60～80次。
当我身处中国，人们经常会好奇地看着我，有时是偷偷地看，有时则会停下来用目光追随我。在更偏远的农村，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会径直走过来，摸我手臂上的汗毛——当时我穿着短袖衬衫。芭芭拉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我们看起来的确不一样。中国人也想要拍下我的照片，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用英语或者以其他方式交流一番。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当然，对此我的解释是——尽管中国已经对西方开放，但在中国的西方人并不多，尤其是在小城市和农村。因此，我就像一个刚刚登陆地球的火星人。
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71493名美国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是第二大外国人群体。自1994年起，美国人开始来中国寻找就业机会。20世纪前十年后期和近几年，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美国人被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较低的失业率所吸引，到中国谋职。他们中的很多人做的都是基础性工作，比方说为中国商人和学生服务，也有越来越多的拥有电脑、金融和其他领域技能的美国人来到中国（Wikipedia，2014）。
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和美国人依然不能通过纯粹理性、相似的价值观、社会关系或者历史来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我们的大脑，而是通过我们的心。也许我们互相不完全了解，但还是有可能相互喜欢。我们可以对对方做出一些善意举动，并且相信会有好的结果。爱并不总是要求解释所有事情，而事情也不可能全部被解释清楚。几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爱我们，这让我和妻子颇感惊讶。我们爱他们，但我并不认为说出爱是合适的。当然，爱的部分原因是老一辈喜爱新一辈，年轻人就像我们的孙辈一样。不过，这也让我发现，中国人其实具有深爱的能力。未来就存在于此。同样，就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休闲”有时不就是找到你喜爱做的事情吗。因此，中国人十分善于休闲——你们自己的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