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从资源的禀赋条件和经济结构的特征来看，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一个劳动力丰富，传统农业部门占显著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本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更多地提供有效的就业机会，通过教育与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以及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的主要途径。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在发展经济学说史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首次对这一经济转型阶段的动力、机制和转型过程进行了解释。中国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出现持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民工潮”现象。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工业化进程较快的珠三角地区首次出现了劳工的短缺，即“民工荒”现象。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是否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具有争议的问题。
2006年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消息称，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同时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1]这表明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指出，从总体上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存在。[2]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份报告还指出，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多，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民工供不应求的现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6年春季企业用工需求中，基本得到满足的比重依次为环渤海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66%、中西部地区65%、珠江三角洲地区55%、闽东南地区50%。
关于工资方面，有调查显示，1992～2004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月工资只增加了68元（《廉价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珠三角民工荒真相调查》，《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也表示，“国家统计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说明该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外出打工时的收益水平相差不大。”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工业和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基本不变，刘易斯意义上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存在；另外，近年来，有经验的熟练技术工人又严重短缺，并使其工资不断上升。广东省劳动部门连续几次向社会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中，技工的平均月薪数次超过本科生，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甚至多次超过硕士研究生；而广东普通一线工人的工资仍只是在六七百元上下浮动。此外，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公布数据，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六成，这一水平超过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政府与国企管理层收入增长快速，而国民与普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3]。
上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些新现象向学术界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在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水平上升现象如何解释？本课题研究将对第二个问题做出解答。
二 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课题研究的理论起点是刘易斯（W.A.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LMS）的理论。刘易斯根据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状况，放弃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劳动供给缺乏弹性的假定，提出一个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型。根据劳动供给曲线的弹性，我们可以将刘易斯模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分为连续的两个阶段：劳动供给无限弹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阶段与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阶段。在第一阶段，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存在，一方面使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超常的资本积累率；另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工业能在不变的古典式生存工资水平上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一切劳动力。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分配处于古典主义的阶段。一旦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尽，劳动与资本一样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经济增长进入劳动供给缺乏弹性的阶段，劳动力和资本按照边际原则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跨入新古典主义阶段，这标志着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历史性跨越，完成二元经济的转变。刘易斯模型主要以西欧国家（例如英国）早期工业化的经历为基础，放弃了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和方法，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刘易斯模型的假设相当接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部门低水平的稳定工资水平相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特征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二元经济的转型的动力、机理和过程都比较吻合。但是，在刘易斯模型中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存在时，或者说在工业部门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下，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可能上升。因此，刘易斯模型不能解释在我国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工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跳出传统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沿用约翰·穆勒（Mill，J.Stuart）等人的理论，放弃斯密（Smith，Adam）的竞争性市场的分析法和补偿性工资理论，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对现实出现的工资差异做出新的思考，从需求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做出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逐步形成。该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或主要市场（primary segments）和二级或次要市场（secondary segments）。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高，工资由企业与工会谈判的议价机制和企业提供的效率工资决定，不是竞争性的；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升迁机会多。二级或次要市场的劳动者工资低，工作机会差且极易失业，教育和训练无助于报酬提高。出于制度和社会等非经济壁垒的原因，二级市场的劳动力不能向一级市场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来自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即核心产业（core sector）与边缘产业（periphery sector）。核心产业生产规模大、资本和技术密集、盈利能力强、具备支付高薪的能力，一级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来自核心产业；边缘产业的生产规模小、资本密集度低、存在非正规的产出活动，产品市场高度竞争并主要是价格竞争，二级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来自边缘产业。与刘易斯模型相比，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特点在于将劳动需求看成是派生性需求，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技术和要素构成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是，该理论也存在不足：第一，指出教育失去了人力资本理论中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只是一种信号，发挥筛选的功能；第二，指出教育和训练导致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无助于劳动力从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的理论为我们研究上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现象提供了有益启示，其意义在于提示我们可以从需求即工业和非农产业的结构特征来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市场，而弥补刘易斯模型不足主要从供给的角度分析的局限。但是，这一理论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关于劳动力市场非竞争性的假设和教育与训练导致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无助于劳动力从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流动的观点与我们研究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不吻合。在我国从农村向工业和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所进入的市场基本上是竞争性的，劳动者的技能通过该类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影响他们的就业岗位、劳动环境和工资水平。
我们需要在刘易斯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假设、概念和理论架构，解释在我国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工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的现象，以及它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意义。
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概念和假设
总结和借鉴上述两种理论，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城乡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本课题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供求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从现实来看，主要是从农业向工业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那一部分劳动力进入的劳动市场，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将其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笔者认为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在城乡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下，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和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从供给方面来看，主要是由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引起的；从需求方面来看，与工业快速发展和产业升级导致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关。因此本课题研究遵循以下假设：第一，放弃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同质的假定，认定教育、训练和经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并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第二，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直接影响劳动者工资的水平；第三，将教育、训练和经验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引入劳动力市场供给分析，根据劳动力供给弹性的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中无限供给弹性和缺乏供给弹性的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即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将人力资本的差异视为上述两类市场划分的主要原因。因此，本课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具有不同的含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结构特征；本课题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明的是具有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具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本课题将教育、训练和经验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劳动供给）和工业与非农产业的结构与技术进步形成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引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分析，建构起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理论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实证，这是本课题的主要理论创新。在这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角度，分析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差异形成无限供给弹性和缺乏供给弹性同时并存的二元劳动市场结构，由于非熟练的较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劳动无限供给的特征，因此我国城乡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由于在熟练的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供给缺乏弹性，因此工资水平上升，且高于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这是导致在我国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工业和非农产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的基本原因。本课题组还分析和证明了教育、训练和经验等引致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弱化两类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强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弹性的市场向缺乏供给弹性的市场的流动。这些研究均得出不同于刘易斯模型和市场分割学派的结论。同时，我们还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将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进步的类型引入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框架，研究了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发展路径对劳动力需求、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引申出一些对我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具有政策意义的结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不断为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将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服务业是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较为均等分配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从二元劳动力市场向一元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就业是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途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再分配（包括教育、培训、经验）和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发展路径是使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率和公平保持一致的手段。因此，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针对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地区，并具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特点，是外资流入中国的主要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也是提供资金与技术的重要载体，我们还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二元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四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整个研究成果分为十章。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现实和理论的背景，界定研究的对象，提出研究思路和假设。
第二章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回顾和评述。分别概括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对劳动力市场理论研究的主要思路和观点。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述评，构成本课题研究的理论起点。
第三章提出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根据劳动力供给弹性，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市场分为两种类型，建立了一个竞争性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模型。本章放弃劳动力同质的假定，以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为标准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非熟练劳动力市场（蓝领市场）和熟练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率不是一个可直接测度的劳动力特征变量，必须要通过文化程度、工作年限等特征来辨别，因此市场机制就会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而造成有意或无意的市场分割现象；同时，这两种劳动力各自的供求关系是影响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在蓝领市场，非熟练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而且由于这些劳动力大多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迁移而来，因而供给数量巨大，以至于远远超过企业的需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蓝领市场的劳动力工资曲线在生存工资上呈现为水平线；而在熟练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或较多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而且这种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企业的需求来说具有稀缺性，从而使其劳动工资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同时并存的，而不是像刘易斯模型中所描绘的从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再转变为劳动成为稀缺要素情况下向上倾斜的曲线那样顺次发展的过程。这是本课题最为核心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并存的市场结构更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同时，本章应用了现代经济学最新的方法——动态最优化的方法来论证这两个市场的工资曲线，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方法上也是一个创新。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章借鉴了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第三阶段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明塞尔的理论，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的验证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无限供给弹性-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其中，“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符合“生存工资假说”；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决定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别。这验证了本课题组提出的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模型。
第四、第五两章分别从不同供给的角度分析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第四章侧重从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决策影响进行分析。本章的理论模型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还会提高劳动力的时间配置效率，从而会增加其投入到非农工作的时间即迁移的动力增加。另外本章还阐述了农业技术变化和农业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时间配置的影响。这样，就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模型。本章的实证采用了经济计量分析方法中的随机系数模型，利用全国各省区的数据验证了本章的理论模型。第五章从劳动力在二元劳动力市场迁移的影响因素的角度，重点分析并提出了人力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迁移到非农部门的影响模式，然后构建计量实证模型，在五个单独年份的数据中都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几个命题。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当中教育水平和在职经验对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决策行为不仅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交叉影响作用，即人力资本的要素还会通过影响其他农业因素来影响迁移决策行为。本章在模型设置方面具有独到的新颖之处。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从劳动需求角度分析了非农产业的结构变化和技术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第六、第七、第八章重点研究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由产品需求和供给结构、生产要素供给特点和技术进步以及竞争和市场机制所推动的。第六章对相关文献和中国现实进行了回顾。第七章在宏观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分别从总量扩张和结构转变两个角度建立了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来阐述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在产业发展的普遍趋势——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条件下，构建了劳动力需求的微观基础，探析了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情形中保持就业增长的产业发展策略，探讨了当前在中国产业政策的双重目标——提高竞争优势和扩大就业效应的背景下，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和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第八章以纺织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和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案例分析。本部分从比较优势理论和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出发分析了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途径，进一步验证了本课题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扩张和就业增长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九章重点分析了有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该章主要参考Acemoglu（2002）、Kiley（1999）等的研究思路，将技术进步划分为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unskilled-biased technical change）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ed-biased technical change）两种。由于农民工（非熟练工人）在数量上已经构成现阶段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章主要以农民工为例，结合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典型事实与相关农村经济统计数据，论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转移、工业就业扩展以及农民工收入的宏观影响。
第十章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工资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提出了引导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运用于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现象，比如“民工荒”现象、低技能工人工资长期不变的原因等——前者是因为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出现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暂时急剧增加与熟练工人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其供给曲线是缺乏弹性的；而后者则是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生产率低下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城市工业部门对他们的需求，从而导致其工资曲线是在生存工资上的无限弹性水平线。
当然，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课题研究结果能够为我国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政策提出具体可供参考的建议：我国现阶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建构和调整产业结构——首先应从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较低技能的剩余劳动力的国情出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以便不断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使得他们也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其次，更要大力发展知识技能密集型的产业（如汽车制造、精工机械制造以及中国传统工艺品制造等），以便拉动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需求引导供给的定律）。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增加劳动力在职培训，这样不仅能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而且使得低技能的劳动力经过教育和培训能够流动到高技能的人才市场就业，从而加速两个分割市场的实质性一体化（一元化）。
由于理论水平所限，本研究成果还有许多不足，笔者有一些长期思考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课题的完成并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起点。同时，由于现行统计资料的指标口径与我们课题两种类型劳动力市场的划分不太吻合，实证研究部分需要进一步深入，笔者计划下一步通过市场调研获得数据来加以完善。衷心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新京报》2006年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6-02/14/content_4177015.htm。
[2] 资料来源：劳动保障部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7-06/13/content_647157.htm，2007年6月13日。
[3] 资料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05/23/content_6140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