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及世界语境下的国别历史研究

从乙未事变看明治时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模式

姜瑛

Abstract：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Japan emerged on the internationalstage and began to implement the Mainland Policy gradually. TheRusso-Japanese War，the Annexation of Korea，the Twenty-one Demands……it seems like a series of unrelated accidents，while in fact，they reflect theaction mode of Japanese foreign expansion：In the Meiji Period，no reasonable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s exist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Foreign Ministry bureaucracy，in most cases，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process is based on interests contest of every forces. When the Japanesegovernment met with the predicament that，externally，resistance wasencountered when implementing Mainland Policy，while internally，socialdiscontent was boiled due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a part of theconservative forces would push the government to take risky diplomacies.Even though the aggressive diplomacies are encountered strong resistance ofthe victi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not come up with punitive measures，but to fix the interests in the name of theaftermath.

In the October 8，1894，under the instigation of the ROK Minister Miura Goro，Japanese army garrison and police，journalists，Mainland Ronin are stormedinto the Korea Gyeongbokgung and killed Empress Myeongseong，theconcubine of the twenty-six king of the Joseon dynasty.In this article，the cause and the course of The Eulmi Incident would beanalyzed by the aspect of Japanese diplomatic activities. Meanwhile，theMainl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 will be deduced with the aftermathstrategy adop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Japanese diplomacy，Mainland Policy，Mode of Implementation，The Eulmi Incident，Miura Goro，Hiroshima Referee

引言

乙未事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不到一年间爆发的、日本外交官与在韩国当地的激进势力谋害韩国王室成员的一起暴力事件，与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爆发在朝鲜土地上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一脉相承，都是日本政府欲通过树立亲日政权而控制朝鲜的企图。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打破了几个世纪的华夷秩序获得了推行大陆政策的条件，而乙未事变则是日本实际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迄今中国学界在探讨日本的大陆政策时，较多关注其思想渊源、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具体步骤，如《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藏运祜，2006）认为“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江华条约》是日本迈出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而大陆政策又是太平洋政策的一部分。但这些研究多从宏观理论角度出发进行概括和总结，少有以史实事件为节点、通过一个一个地具体事实来分析日本时如何一步步推行大陆政策。即大陆政策的推行模式是学界尚存的一个空白。另外，在研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的成果中，鲜少有人关注乙未事变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1895年日本分南北两路推行其扩张政策，在朝鲜王宫爆发惨案的同时，也南下出兵侵略台湾。所以，关于此阶段的研究多着眼于发生在台湾的抗日保台活动，如《论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戚其章，1994）和《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陈忠纯，2011）等。

再看日本国内的研究。围绕战前日本大陆政策的研究，随着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旧军部史料的公开与挖掘而方兴未艾，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明治前期大陆政策史的研究》（安冈昭男，法政大学出版社，1998）、《日本的大陆政策：1985～1914 桂太郎与后藤新平》（小林道彦，南窗社，1996）、《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1906～1918》（北冈伸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等，但这些成果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研究只单独截取了某一时间段或某一外交重大事件，对整个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研究。第二，以上研究大多分析对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机构的对华政策，而较少关注民间势力对政府外交决策的推动作用。第三，日本学者利用国内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有关大陆政策的史料发掘与整理上填补了不少空白，但对大陆政策的推行过程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推行模式进行总结的研究少之又少。

本文以乙未事变为切入点，分析该事变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结果，以此论证笔者提出的关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模式的假设。

一 乙未事变之前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及朝鲜半岛的局势

1.日本政府挑战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

围绕着朝鲜问题，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便已掀起了论争。（江华岛事件时期，[1]时任外务卿的寺岛宗则采纳了榎本武扬的建议，对釜山码头进行了军事占领并设立了租借的同时，派遣了持否定华夷秩序的花房义质担任驻朝鲜公使。[2]1882年和1884年在朝鲜接连爆发了壬午军变和甲申政变，日本国内舆论一致要求对清强硬出兵朝鲜，“脱亚论”甚嚣尘上，然而日本政府迫于当时面临着的内外压力及对自身实力进行考量之后选择了谈判处理，对清政府采取了妥协政策。[3]1889年山县内阁成立，他于1890年草拟的意见书《外交政略论》中在表示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又设想了一条“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

此阶段，日本的对朝政策一直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实现朝鲜表面上的独立而挑战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第二，在朝鲜扶植亲日派势力掌握政权，同时协助其采用开化政策确保政治的安定。第三，在获得权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确立本国在朝鲜的强大稳固的地位。而要达成这三方面的目的，与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一战不可避免。

2.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展开的全力角逐

1894年6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以“必须维持日清两国在朝鲜权利平均”为由将军队开进朝鲜。[4]清政府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从此势力撤出朝鲜半岛。

然而，在战争尚未正式开始之际俄国在欧美各国中率先对日本的行动进行了干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甚至派出军舰进行武力威胁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5]最终，日本迫于压力无条件接受三国干涉，并削减赔偿金、归还了辽东半岛。此举意味着俄国取代清成为日本侵略远东地区的对手。[6]此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权利的角逐。

3.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在朝鲜的改革

1894年10月末，内务大臣井上馨毛遂自荐出任新任驻韩公使，着手朝鲜政府的改革。

井上公使首先力求实现朝鲜宫廷的非政治化，主张“王室事务与国政事务相分离”，[7]迫使高宗的生父、与闵妃常年争夺权力的新宣大院君离开了权力中心。接着，为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体制，力求将国家的统治权力归于内阁，并在朝鲜政府内部安插日本人顾问官改革朝鲜官制。在经济方面，井上效仿英国在埃及的举措欲通过向朝鲜提供贷款和获得利权实现朝鲜对日本的经济从属化。

在井上的强势推进下，改革在初期进展顺利。然而，诸种改革方案直接威胁到了高宗闵妃的地位和利益，不久便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甚至对高宗闵妃接近俄国势力起了助推作用。其次在组阁方面，井上扶植朝鲜开化派领导金弘集、朴泳孝等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架空他们来控制朝鲜的政治。然而朴泳孝等人不甘做傀儡开始试图摆脱控制，“频频亲近国王之妃”，[8]这正好让高宗闵妃有机可乘。内阁中派系林立，加上高宗闵妃以及大院君的离间，政情不稳，民众的反日情绪强烈。[9]第三，在经济改革方面，日本实现了对朝鲜提供贷款，但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英美德俄四国驻韩公使共同照会朝鲜政府开始划分各自的利益范围。日本在这场“围绕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问题与列强竞争”中失败了，[10]想当然地认为是囊中之物的利权却纷纷转给了其他国家。

井上的改革不仅以失败告终，反而还促使朝鲜王室转而投靠俄国，日俄在朝鲜的势力角逐赛中日本处于明显的下风。5月，井上深感日本不可能在东亚独霸，主动要求回国确定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

二 乙未事变的爆发

1.日本对朝政策不确定时期军人三浦梧楼的派出

井上回国之后，1895年8月7日时任宫中顾问官、陆军预备役中将的三浦梧楼被任命为新任驻韩公使。三浦出身军部而非职业外交官。那么，政府为何一定要派遣一位自称是“外交外行”的军人呢？

三浦出身长州藩，是鸟羽伏见战役中的功臣。在1874年的征蕃事件[11]和1881年的“四将上奏事件”中次违反军法公然反对政府的政策。[12]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以军人的强硬手腕利用中法之间的矛盾以日本支援法国为条件反过来要求法国同意改正条约。这些事迹都让三浦在军队以及一些激进的民间人士心中树立起了“刚毅果敢”的形象。因此井上馨、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长州派巨头极力推荐三浦。在外交官考试制度刚刚导入的明治中期，适合派出的外交官人选还相当有限，并且官吏的任用存在着很大的自由性。[13]在确定接替井上馨的继任人选的问题上，一方面与政府内部的派系争斗有关，长州三巨头希望派遣自己派系的人出任；另一方面，三浦的军人手腕和战略思维暗合了外交决策制定者们的要求。

其次，派遣军部出身的三浦，也可认为是政府就归还辽东半岛一事对强硬主战的陆军部的一种妥协。及至中日两国政府开始停战和谈，陆军部海军部意见发生分歧，海军主张向清政府割取台湾全岛，而陆军以“辽东半岛是我军流血暴骨的结果应当占取，这不能与我军尚未涉足的台湾相比，且该岛抚朝鲜之背扼北京之咽，为国家的将来做长远打算也一定要割占此地”。[14]当日本政府答应无条件归还辽东半岛以及赎辽费被大额缩减的消息传来，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某陆军大将慨然要切腹”。[15]

再次，派遣三浦还迎合了民间人士特别是一些激进分子的要求。19世纪80年代初，被朝鲜政府所驱逐的开化党人金玉均和朴泳孝来到日本，取得了玄洋社社员们的支持，[16]而政府却以“危害一般外交上的和平”为由驱逐了金玉均。[17]当金玉均在上海被闵妃派来的刺客暗杀之后，玄洋社成员指责首相伊藤博文“拘泥于和平主义，优柔寡断，让清政府抢占了先机”，[18]他们将矛头直指清政府和闵氏一族，认为清政府协助刺杀金玉均一事“明显是蔑视我国的暴慢行为”，[19]而在高宗背后指点政事的闵妃更是罪魁祸首，[20]是虐待朝鲜百姓的“元恶”，[21]强烈要求政府对清开战。玄洋社成员的野半介还暗访了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川上明言，“要想快速解决时局需要一个纵火者。只要有举起火把之人，因为灭火是我等的任务，进而我等将主要负责”[22]，暗暗怂恿的野等玄洋社成员成为“纵火者”。而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激进的民间势力眼看“同胞以义勇之血夺得的东西忽而化为泡影，悲愤慷慨，呼喊着卧薪尝胆，誓死要报这不可忍之屈辱”，[23]“有人劝说政府召回井上公使，有必要派出更加刚毅果敢的人物作为公使”[24]。此外，三浦不仅有“刚毅果敢”的形象，并且与玄洋社成员渊源颇深，1890年他受头山满之托同意向金玉均提供贷款用于筹措军费。[25]作为驻韩公使的继任人选，三浦与“有志之士”们的期待相符。9月三浦梧楼赴任时，同行的还有玄洋社成员柴四郎、月成光等人作为幕僚。

2.三浦驻朝公使与当地右翼势力联合

面对日本在朝鲜势力的急剧衰退，三浦以孤掌难鸣比喻日韩关系，认为“如今的朝鲜与日本正如左右手。要想理顺两国关系，必须左右手掌一致行动”[26]。三浦在赴任之前，向政府征询对朝政策，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让朝鲜独立，二是吞并朝鲜，三是与俄国一起支配朝鲜。[27]然而政府迟迟未给予明确的指示，于是三浦决心“临机应变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28]

此外，闵氏一族趁井上驻韩公使于6月7日暂时回国之后与驻在首尔的俄国公使韦伯联合重新夺回了政权，流放了朴泳孝等亲日势力让亲俄派取而代之。对此日本政府于1895年6月4日宣布对朝鲜将采取“尽可能停止干涉，使得朝鲜自力”的方针。[29]在韩国当地的日本民间激进势力本就对闵妃一族和俄国联合打压日本在朝势力心怀不满，但是政府出台明确的政策指令时，他们也不能无视政府的政令贸然行事。而当陆奥宗光因身体抱恙，井上馨辞职，内阁决议的便失去了重要性，宛如一张白纸。这对他们来说可谓是行动的好时机。

3.乙未事变的爆发

三浦梧楼甫刚上任、谒见高宗之后，闵妃便频频差人提出希望解散日本士官指导的训练队。面对闵妃的挑衅，三浦梧楼写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写道：“若王室政府想与我方结盟有依赖我方之心才能维持我国势力，王室业已归敌方，政府也充斥了敌党，我方势力一朝之间坠地……此次事件断绝了该国二十年来的祸根，本官确信从此将稳固政府的根基，即使行为过激，也能打破现在外交上的困难，以此可以确立我对韩政略”，[30]可见当时三浦已有除去闵妃之心。而上任不满一个月的新官，即便想要实施如此重大的事件，但要在短时间内纠合所有参与事变的势力，没有手下官员的协助和怂恿是难以展开的。此时闵妃的政敌大院君通过宫内府顾问官冈本柳之助主动联系了三浦，使得三浦“坚定了支持大院君的想法”。[31]

在三浦梧楼前往韩国之前，已有熊本国权党的人在当地经营京城新报社，其成员有安达谦藏、小早川秀雄、菊池谦让等新闻记者。除此之外，还有像国友重章这样出身熊本福冈两县的无业士族，以及一些在朝鲜从事杂货买卖的旧士族和无业平民。这些民间人士与朴泳孝等人有着密切联系，早在1884年他们便与朴泳孝、金玉均等人瞒着日本公使发动了反对朝鲜政府的政变甲申政变。

眼见大院君有合作之意，三浦向冈本示意：“我辈是想以大院君为中心进行大体的改革。即利用大院君实行改革。然而大院君在孔德里与幽居无异。要把他送入宫中无论如何都需要兵力。空手难成”。[32]接收到了三浦的信息，杉村濬、冈本柳之助便开始与领事官候补堀口九一万、公使馆武官兼朝鲜王宫守备队队长楠濑幸彦及上述民间人士暗中通气，联合朝鲜方面的反闵妃势力，怂恿失势赋闲的大院君揭竿造反，暗中策划实行兵变。

10月7日，闵妃正式通知三浦梧楼解散训练队。情急之下，三浦认为“这不是犹豫的时候”，[33]便先通过冈本柳之助前去联系大院君。翌日，在三浦、冈本、杉村的主谋之下，训练队和在韩的大陆浪人、日本守卫队汇合安达谦藏、国友重章等等熊本国权党势力一起冲入王宫，便发生了暗杀闵妃的事件。[34]

可见，乙未事变“是驻外外交官围绕着第二方面（围绕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问题与列强竞争）的失败采取的一种狂暴行动”，[35]也是在日本政府屈服于三国的干涉之后激进的民间势力对国际政治上日本劣势地位的一个反击。虽说这起事变的直接原因是闵妃要解散日本人训练的自卫队的挑衅事件，背景是日本在与俄国争夺在朝势力的角逐中被打压。眼看日本的势力在朝鲜急剧衰退而政府对朝方针时而举棋不定时而妥协，激进的保守势力推动着政府中下层官员拿出决心做出瞒着本国政府、闯入他国王宫杀害他国王妃这样铤而走险的事情。然而，看一看乙未之变之后日本政府的善后处置便可清晰地明白，日本政府对乙未事变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三 乙未事变之后日本政府的善后政策及对韩方针的变化

1.乙未事变之后日本政府的善后政策

兵变发生之后，三浦企图通过隐瞒和推卸责任的方式撇清干系。直到通过从韩国当地发来的报告和各国公使馆传来的通报，伊藤内阁方才得知日方人员参与了此次的事变。[36]得知事变之后日本政府迅速采取推卸责任。伊藤内阁向各国发表声明，称此次事件是三浦公使及手下的独断专行，并非日本政府的意思，甚至还发表宣言称今后不干涉朝鲜。[37]对此，俄国“恐在将来惹起重大纠纷，对此次朝鲜事件不做议论”，[38]英美也表示不予以干涉。这样，伊藤内阁采取的措施顺应了欧美各国欲在远东地区对抗俄国的意向，成功地打开了外交上的困窘局面。[39]

事变发生之后，政府的高层领导们不仅没有严惩凶手之意，反而出谋划策帮忙掩盖犯罪证据。而按照日朝修好条约，当时日本在韩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所以事发后唯恐日本领事馆不进行处分会招致各国的怀疑，[40]在韩国京城领事馆一等领事内田定槌便已在三浦梧楼的许可之下对杀害王妃的犯人进行调查。内田领事采取的调查措施也让人匪夷所思，他首先通过国友重章，在浪人中选出愿意接受警察官调查的人，并提供一定金额的钱款作为补偿。选出来的浪人对于罪行的陈述内容事先对好口径：“这次的事件不过是大院君委托日本浪人改革朝鲜政府而已……现有二三名责任者，其他二十余名不过是附和随行者”，[41]与三浦一同到韩国赴任的月成光、藤胜显等人还自告奋勇要求承担责任。三浦也表示，“若不得已，则对其中数名处以重刑，对另外二十余名则仅进行退韩的处分，与本件相关的浪人中，对藤胜显、月成光及另外一人不论处以何等重刑都无异议”，[42]他采取牺牲浪人的方法逃避来自各国的指责。并且，对这些大陆浪人们最初进行审判的正是参与事变的主犯荻原秀次郎警部，即出现了“被告审被告”的情况。[43]

2.广岛裁判

1896年1月20日，因政府发出退韩令而被移送至广岛的四十余名在韩日本人接受了广岛地方裁判所的预审。所有被关押的参与暗杀闵妃事件的日本人一律以“认定犯罪实施的证据不充分”而全部被免诉。[44]直接参与事件的公使馆武官、朝鲜王宫守备队队长楠濑幸彦为首的军人们在广岛军法会议上全部被判无罪。无疑，在审理相关非军部人士的地方裁判之前，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对预审施压。已经确认了被告等人是谋杀的主谋，但转而说证据不充分，在条理上难以让人首肯。但考虑到被告等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挺身，所以法庭做出了政治性的裁量。[45]关押九十天之后，三浦梧楼由谷干城亲自迎接送回了东京。在到达东京的晚上，米田侍从前来访问。三浦向米田表示此事让天皇费心了，米田侍从也只是转述了天皇对此事发表的议论：“还真干得出来”。[46]一同被送回广岛接受审判的在韩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等在“陈述书”中纷纷认为此次事件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的怠慢让三浦迷失了方向，危机千钧一发，最终落得效仿前任公使采取非常手段的”。[47]

再看事件之后，直至1910年受桂太郎首相的推荐担任枢密顾问官之前，三浦梧楼一直处于在野状态，但积极参加反对征收地租运动等政治活动，“隐然是在野政客们的老大”，[48]甚至有人将他在韩国的此举与桦山资纪大将在黄海海战中的拼死精神赞誉为“维新之后的双壁”；[49]领事馆官员候补堀口九万一历任巴西等国公使；熊本国权党经营的京城新报社成员、新闻记者安达谦藏担任了几任大臣之后成为了政党的总裁，同社的新闻记者小早川秀雄成为了九州日日新闻的社长；玄洋社社员柴四郎前后七次当选为议员，并因著书方面的成就赠与正七位的地位；身为军人、在事发时任中校的楠濑幸彦成为了陆军大臣；杉村濬在1896年封官受爵位列从四位三等功勋。闵妃事件相关人员在事件之后不仅没有受到严厉的出发，反而因此镀金，走上了立身出世的道路。

3.通向吞并朝鲜的道路

在朝鲜国内，乙未事变发生之后掀起了暴力反日热潮。[50]继任驻韩公使小村寿太郎不论如何冷静地收拾残局，“日本的权威受到了决定性且强有力的打击”已是毋庸置疑。[51]

翌年2月11日，东学党人再次蜂拥而起虐杀了总理大臣金弘集，通过乙未事变建立起亲日派政权被以闵氏遗族势力为首的亲俄派势力所打倒。同日拂晓，朝鲜国王一族潜入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52]俄国势力深深渗透进朝鲜王宫，在事实上已掌握了朝鲜的实权。对此日本只能在表面标榜不干涉主义，通过相继签订《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诺夫议定书》和《小村—韦贝备忘录》寻求与俄国的妥协。然而，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越及日本的极速衰退已一目了然。[53]

虽然日本在韩国的地位较之俄国呈现出决定性的下降，但秣马厉兵等待着机会逐步走向了吞并朝鲜的道路。通过《日韩议定书》和第一次日韩协约，日本强化了对韩国政府的管理和指挥。朴茨茅斯会议期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桂·塔夫脱协定”，与英国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与俄国签订了日俄讲和条约，疏通了吞并朝鲜所需的国际关系。后经第二次、第三次日韩协约，日本全方位地掌握了朝鲜的外交权和内政权。1910年8月16日的《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

结论

回顾整个乙未事变，其背景在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功地将清国的势力逐出朝鲜，扫清了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障碍。随之而来的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取代清政府成为日本侵略远东地区的对手。俄国凭借着优势的国际地位和巧妙的外交手段势力逐渐渗透至朝鲜王室，在日俄的权利角逐中处于攻势地位。对此，一方面日本政府摄于俄法德等列强的武力压迫放缓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但并未放弃既定的大陆政策，而是另寻“代理人”替政府实行扩张活动。另一方面，面对日本在国际外交上的弱势以及在朝鲜势力的急剧衰弱，在韩国当地的外事人员及激进的民间势力急欲挽回局面。

在此背景下，日本派出了军部出身的三浦梧楼。在三浦赴韩之际，虽然政府宣布对朝鲜将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但暗地里给了三浦很大的行动自由，也给那些在韩国活动的、对闵妃一族势力的打压心怀不满的民间人士有了可乘之机。闵妃的公然挑衅，成了乙未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说，乙未事变是由日本驻韩外交官伙同当地的激进的民间势力推动的、发生在日本政府对朝问题“不确定方针之下的投机主义的王城事变”。[54]

再看事变之后日本政府采取的善后措施，一方面日本政府急于撇清干系将责任推卸给三浦，然而面对韩国的反抗及国际舆论的指责，政府并未对肇事者做出任何严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与俄国签订协约的妥协办法将既得利益确定下来，并伺机一步步吞并了朝鲜。

然而，乙未事变的爆发及政府的善后处理并非战前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的一个特例。1884年12月，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岛村久和汉城当地的《汉城旬报》主编井上角五郎等瞒着竹添进一郎公使同朝鲜亲日派领袖朴泳孝、金玉均等人共同策划反对朝鲜政府的甲申政变。当竹田公使知情之后，立即派遣军队支援亲日派势力建立政权，帮助新政权与清政府断绝宗主关系。在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开进王宫瓦解政变、日清两国矛盾升级时，日本政府非但没有问责肇事者，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还指出要迅速处理善后派遣陆海军树立亲日派政权，[55]而井上在甲申政变之后仕途坦荡，连续十七次担任帝国议会众议院议员。乙未事变之后日本将大陆政策的重心聚焦于中国之时，皇姑屯事变、柳条湖事件等一系列日方的暴力挑衅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府均未严惩滋事者收敛暴行反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推进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这印证了笔者在引言中提出的明治时期日本进行对外扩张的行动模式：明治时期，外务省的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没有一个合理的外交决策机制，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往往建立在诸方势力博弈的基础之上。当日本政府在推行大陆政策时遇到阻力、外交活动陷入僵局、国内因各种矛盾的激化而民怨四起之时，一部分保守势力便推动着政府作出铤而走险的举动。而政府也以默许的方式利用这些“代理人”，试图打开外交困境，继续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当这些“代理人”发生了过激行为，并遭到受害国的强烈反抗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时，政府对此并未拿出惩罚措施，反而以善后的名义将侵占的权益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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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华岛事件，1875年日本派遣军舰进行示威要求朝鲜开国。示威中，日军舰云扬号与江华岛炮台进行交战，占领了江华岛。结果，1876年日朝两国缔结《江华条约》，其内容包括开釜山及其他两港。

[2]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第159页。

[3] 张晓刚：《“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97～104页。

[4] 陆奥宗光：《蹇蹇录》，岩波书店，2005，第24页。

[5] 春亩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春亩公追颂会，1940，第213页。

[6] 我妻荣：《日本政治裁判史录》，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69，第211页。

[7] 森山茂德：《日韩合并》，吉川弘文馆，1992，第54页。

[8]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五》，塙书房，1977，第430页。

[9] 《日本政治裁判史录》，第214页。

[10] 《日本外交史》，第290页。

[11] 征蕃事件，1874年（明治七年），台湾少数民族杀害了琉球国的漂流民。以此为契机，政府希望派出西乡隆盛去征讨台湾。因为明治六年征韩论，西乡隆盛下野，在中央的萨摩藩派与在地方的萨摩藩派出现隔阂，此举是想通过派遣西乡率领的私学校前去征战以团结萨派人士。

[12] 西南战争之后陆续发生了国会开设运动、北海道开拓使国有物私有化等问题，对此愤慨的三浦梧楼、谷干城等名将士上奏天皇请求圣断。因为当时军人不能参与政治问题，由此三浦等四人与陆军当局相对立，按理将会遭到扰乱军纪的处罚。但是当时军部的刑律无相应处罚条款，此事便不了了之。

[13] 千叶功：《旧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一九○○～一九一九》，劲草书房，2008，5页。

[14] 陆奥宗光，同前，223～224页。

[15]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四》，塙书房，1976，61页。

[16]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上），原书房，1966，119页。

[17] 《有关将在小笠原岛朝鲜国人金玉均移送至北海道的文件》，国立公文书馆藏《公文别录·内务省·明治十九年～明治三十年·第一卷·明治十九年～明治三十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文件检索号A03023064800。

[18]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142页。

[19]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142页。

[20]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一》，塙书房，1980，第270页。此处记录的是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0月28日井上馨驻韩公使谒见朝鲜国王时，“当时右侧的油纸窗户的阴影处王妃暗藏其中”。

[21]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213页。

[22]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144页。

[23]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552页。

[24]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516页。

[25] 《东亚先觉志士纪传》，第141页。

[26] 外务省编，同前，第70页。此处转引了当时朝鲜一家报纸上登载的《三浦子怀旧谈》，其中记述到，井上馨与后任驻韩公使三浦梧楼做交代工作时，一次井上引荐三浦认识朝鲜官员。眼见井上与朝鲜官员在谈判桌上争执不休，三浦怒喝朝鲜官员，进而走到桌旁，两手击掌，并以孤掌难鸣比喻当时的日朝形式。

[27] 三浦梧楼：《观树将军回忆录》，中公文库，1988，第266页。

[28] 三浦梧楼：《观树将军回忆录》，中公文库，1988，第267页。

[29] 外务省政务局，同前，第254页。

[30]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九》，塙书房，1981，第153～154页。

[31] 我妻荣，同前，第216页。

[32] 三浦梧楼，同前，第274页。

[33] 我妻荣，同前，第218页。

[34] 我妻荣，同前，第229页。

[35] 信夫清三郎，同前，第290页。

[36] 我妻荣，同前，第221页。

[37] 我妻荣，同前，第223页。

[38] 《日本外交文书》二八卷第1册第528。

[39] 我妻荣，同前，第224页。

[40] 我妻荣，同前，第224页。

[41] 黑龙会，同前，第537页。

[42] 我妻荣，同前，222页。

[43]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第120页。

[44]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第229页。

[45] 我妻荣，同前，第229页。

[46] 东亚同文会，同前，第1517页。原文是“お上はアノ事件をお耳に入れた時、遣る時には遣るナといふ御言葉であつた”。

[47]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第228页。

[48]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第1518页。

[49]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第71页。

[50] ゲ・デ・チャガイ：《朝鲜旅行记》，井上紘一译，平凡社，1992，第280页。引文摘自书中收录的俄国参谋本部アリフタン中尉编辑的见闻录《一八九五一二月及一八九六年的朝鲜旅行》。此处记载了位于端川的郡守因摄于日本高压统治而不敢主动访问アリフタン中尉位的事件，以及位于北青古镇的居民袭击日本测量技师的事件。

[51] ゲ・デ・チャガイ：《朝鲜旅行记》，井上紘一译，平凡社，1992，第228页。引文摘自书中收录的俄国参谋本部カルネイェフ大佐、ミハイロフ中尉编辑的见闻录《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的南朝鲜旅行》。

[52] ゲ・デ・チャガイ：《朝鲜旅行记》，井上紘一译，平凡社，1992，第229页。

[53] 藤村道生，1995，同前，第246页。

[54] 藤村道生，同前，第239页。

[55] 信夫清三郎，同前，第202～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