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源起的铺陈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助人方法与职业。它源起于19世纪前后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当时，欧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系列性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困、失业、酗酒、犯罪、卖淫、自杀等。起初，基督教徒占总人口五成以上的欧美国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原罪”，一些贵族和慈善人士凭借宗教情怀介入其中，企图感化和救赎生命个体“失落的灵魂”，从而以宗教组织为依托的各种慈善活动陆续开展。其中，英国首倡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和睦邻组织运动（The 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 & Neighborhood Centers）成为欧美国家之典范，美国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初步开启了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的雏形。20世纪初，受到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宗教人士的慈善行为借鉴糅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理论，进入高等学府，迈向专业化和职业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助推之下，社区社会工作模式趋于成熟完善。至此，社会工作进入高度专业化阶段，形成了一门具有专业理念、伦理操守、系统理论和实践技巧的应用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者也成为一种具有专业身份和法律效力的职业。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健全了社会工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受新殖民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所迫，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美英开展社会工作，全面复制其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模式。詹姆斯·梅志里（James Midgley）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1]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反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埃及、巴西、印度、南非、菲律宾、香港等）开始质疑英美社会工作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进而反对美国专业帝国主义，倡导社会工作本土化运动。随着本土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又开始倡导深度本土化和反思本土化，从而提出了土生化的概念。[2]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思潮的日益扩散，建立一种囊括全球共性社会问题的国际性社会工作的呼声也日趋高涨。基于此来看，社会工作陷入了一种专业帝国主义、本土化、土生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与路径缠绕之中。

中国是一个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其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多元话语交织的宏观情境中摸索和前行的。20世纪初期，国民政府进行了初步短暂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尤其在社会工作教育、农村发展、社区教育、医务社会工作和边疆社会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一度被废止和中断。80年代末，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国内许多高校云集响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尤其以下岗工人和农民工问题最为突出。基于此，社会工作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社会弱势群体、舒缓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多项神圣使命。在这样一种专业理想主义的驱使之下，中国政府逐步开始重视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开始进入了“后生快发”阶段，在短短的3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有近300多所高校开设本科教育，100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探索社会工作博士（DSW）教育。目前，通过高校教育、专业培训、职业水平评价等方式，已经形成了一支近40万人的社会工作服务队伍。社会工作职业资格也全面推开，截至2013年已有12万余人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资格。[3]此外，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机构（政府主办、政社合办、社会独办）也全面铺开，全国开发了79249个社会工作岗位，扶持发展了2429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4]其中，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江西万载模式等已初具规模。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诉诸一种反思批判的视角，对社会工作本土探索保持一些自觉和警醒。其一，沿用欧美社会工作模式能否切实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不是万能的，欧美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健全，尤其是美国社会工作多用于处理个体情绪、心理、精神、政治参与和社会适应等层面的问题。而中国式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是欧美未曾经历或者没有先例可循的，如下岗工人、农民工、留守妇女和儿童、失地农民、上访群众、失独家庭、老少边穷弱势群体等。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基本的医疗、养老和生活层面的诉求，更多的还是需要宏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其二，复制西方的教育模式如何契合本土实际？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一直追随和仰赖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教师大多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背景，多数没有实务经验，只是停留于系统讲授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并未转化为本土理论概念，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很难与服务对象在同一语境中展开对话。例如近年来热门的多元文化观点、后现代治疗模式、优势视角、叙事、充权、话语等，这些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而遥远的。其三，社会工作与传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服务工作如何对接？如中国的民政工作、工青妇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民族事务工作、单位福利服务，邻里互助等由来已久，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累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而缺乏社会经验又被欧美理论包围的社会工作学生与他们相比优势何在？其四，社会工作相较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心理辅导干预又如何定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解决宏观问题不及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处理微观问题又逊于临床心理学。其五，日益增多和扩充的社会工作机构、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否能够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尚无有力证据能证明社会工作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是切实有效的。呼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的多为民政系统、教育部门、司法机构、高校教师、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等。我们并不否认呼吁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呼吁背后牵扯着自身的利益，因为被呼吁需求社会工作帮助的多数底层民众对于社会工作是相当陌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我们虽然还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些问题却可以成为一种本土化研究的驱动力，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轨迹，检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一步窥探其未来的发展态势。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放置于当前热门的专业帝国主义、国际化、本土化、土生化的语境中来讨论，通过“描述-检视-批判-重构”的逻辑路径进行阐释和分析，以期能有新的发现，以便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有所警醒和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