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时的联合

1941年4月5日，德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不宣而战。随之，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从不同方向越过边界，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4月13日，德国军队进占贝尔格莱德。4月15日，彼得国王及其政府逃离本国，经过希腊、中东地区，最后流亡英国。当天，南斯拉夫宣布投降。仅仅经过10天的战争，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就灭亡了。

南斯拉夫政府投降后，面对占领者，南斯拉夫共产党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并不断增强抵抗的力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4月的南斯拉夫社会工党，1920年6月改称共产党。在1920年11月28日的大选中，南共成为第三大党，但随即遭到贝尔格莱德当局的取缔。此后，南斯拉夫共产党基本上处于地下活动的状态，并多次遭到当局的镇压，大批的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监禁。后来成为南共领导人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原来是克罗地亚的一名冶金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送往俄国战线随同奥军作战，他在那儿被俘并参加了赤卫队。他回到南斯拉夫以后，在共产党内积极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因而在1936年他被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书记处工作。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扩大到在莫斯科的兄弟党和共产国际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受到影响。当时，在苏联的南共领导人均遭逮捕。而且继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后，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铁托当时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信任。另外，他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而且娶了一位俄国妻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从各方面来讲，铁托都是莫斯科可以完全信得过的人。因此，由于铁托的据理力争，南共幸免于难。随即，铁托被任命为南共中央总书记，于1939年1月返回南斯拉夫开展工作。从此以后，铁托就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命运就同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南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党动员起来，发动各民族人民群众开展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要求共产党员深入各地建立游击队，把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纳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斗争轨道。苏联的参战对南斯拉夫人民，尤其是塞尔维亚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7月13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影响较大的黑山爆发了大规模起义，素以游击战和反抗精神闻名的黑山人全民武装起来，对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发动了进攻，并很快占领了除几个意大利军队固守的城市以外的黑山全境。当时，南共和南斯拉夫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由于苏联参战，法西斯侵略国将立即垮台的速胜心理，甚至有些老百姓去收拾降落场地，认为苏联红军的空降兵随时会从天而降。黑山的起义遭到意大利6个师兵力的镇压，但在城市和交通线以外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仍具有优势。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活动也开始有组织地展开了行动。在斗争初期，塞尔维亚游击队是规模最大的反抗力量，他们在南共的直接领导下发挥着中坚作用。铁托将游击队的根据地建在塞尔维亚西部地区，那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而且有反抗外来统治的光荣传统和民众基础。所以，南共领导抗战不久，就形成了包括乌日策在内的大片解放区。随后，铁托将领导中心转移到乌日策，并建立了政权，这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乌日策共和国”。在这里，南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开始生产枪支弹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抗法西斯和解放祖国的艰苦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乌日策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较短。1941年11月2日，已经投靠德国的原南斯拉夫军官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2]向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发起全面进攻，随后德国军队也参与其中。11月29日，乌日策陷落，铁托的游击队被迫放弃西塞尔维亚解放区而转入波斯尼亚和桑贾克地区。南斯拉夫人民抵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孤军奋战的最艰苦和最残酷的时期。

从乌日策撤退后，铁托建立了第一支无产者旅，使抵抗运动有了中坚力量。到1942年解放比哈奇时，铁托的抵抗力量已发展到15万人。在此基础上，1942年11月26日，南共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标志着抵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1943年初开始的奈雷特瓦战役中，铁托及其领导的游击队面临的是德国、意大利和“切特尼克”的联合进攻。在持续数月的战斗中，法西斯军队发动了4次重大进攻，铁托的游击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5月6日，德国军队发动了第五次攻势，即著名的苏捷斯卡战役。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13万人军队向铁托的游击队发起了进攻，陷入重围的游击队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损失巨大。在这危难关头，铁托向英国和苏联的求援都未得到回应。尽管如此，苏捷斯卡战役的突围胜利，仍是南斯拉夫战场的重大转折点。德军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全力以赴的“剿灭”计划没有达到目的，而当时整个欧洲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和西方同盟军的反攻正在东西两线不断取得胜利，意大利于1943年9月宣布投降。这一战局的重大变化对南斯拉夫战场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特别是大批意大利军队的缴械投降使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得到充分的补给，同时大量的意大利士兵参加了游击队，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第”旅在后来对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达到25万人，解放区由1942年秋天的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3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人口已经达南斯拉夫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这种形势下，有关重建南斯拉夫国家的构想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11月29日，在西波斯尼亚的亚伊策市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确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全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的最高代表。南斯拉夫将建成享有平等地位的各族人民的联邦共同体。”[3]会议还决定成立具有政府特征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废除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仍然享有的合法政府权利，做出了将有关过去被肢解的领土并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决定。与此同时，苏、英、美领导人德黑兰会议在援助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的抵抗力量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4]这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由此得到了盟国的正式承认。但是，当南斯拉夫建立国家的消息传出之后，斯大林仍然反对铁托建国和废黜国王的计划。在此之后，希特勒孤注一掷地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六次进攻。在铁托领导人民解放军反击德军的同时，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也开始寻求国际社会对新政权的承认。然而，“没有一个大国，无论是苏联、英国还是美国愿意在法律上承认南斯拉夫革命政府，尽管在德黑兰会议上，他们承认了人民解放军是盟国的参战军这一地位”。[5]当然，南斯拉夫毕竟得到了德黑兰会议所做出的军事援助。因为铁托的人民解放军在巴尔干战场上牵制着不下19个德军师和16万人的其他轴心国的军队，这对于盟军在东西战线的加速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在盟国眼中“铁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的军事实力”[6]。

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政权和提出战后国家建立联邦的问题没有得到东西方盟国的支持，而且苏联和英国还一直在为南共与流亡政府的联合进行努力，但这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从英国和苏联得到军事援助。1944年夏季，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有39个建制师和大量的独立支队，兵力达到39万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在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推动下，已经从过去的抵抗斗争完全转入解放战争时期。9月29日，铁托和斯大林达成关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战场的联合作战协议。10月14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苏联红军和已经起义的保加利亚军队开始了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20日，贝尔格莱德解放。1945年4月，解放整个南斯拉夫的战役打响。已经解放的塞尔维亚又招收了25万名新兵，参加了解放萨拉热窝的战役。英国的第八集团军和新西兰的一个师也参加了这场战役。5月9日，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已经全线投降，但在南斯拉夫战场的德军则一直抵抗到5月15日。至此，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最终获得胜利。

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南两党同时进行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此，苏南两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一 南共促成政府与苏联改善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为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开始调整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南共则促成政府与苏联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一）苏南两国开始相互接近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莫斯科不愿同贝尔格莱德保持外交关系，是有其根源的。苏联政府对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并无好感，因为它是通过《凡尔赛条约》而建立的，而且是由与被废黜的罗曼诺夫王室关系密切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的。这个新国家曾对十月革命后数以千计的俄国移民给予热烈的欢迎；这些人在南斯拉夫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不凡，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一位帝俄大使馆的前任参赞直到1939年底还在南斯拉夫首都代表着旧政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在巴尔干半岛传播。特别是在一战期间被俄国军队俘虏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不仅得到苏俄政权的赦免并参加了红军，而且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求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因此，像已故亚历山大国王一样，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亲王是坚决反共的，而且他把苏联的影响视为社会革命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催化剂而惶惶不安。但是，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政权的建立，尤其是法西斯侵略活动的加剧，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慕尼黑会议以及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德国对波兰的闪电进攻、德意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等，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越来越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已成为对它更为直接的威胁，因而开始谨慎地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苏联也由于面对着同样的威胁，需要调整对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加强欧洲的反法西斯力量。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形势下，苏南两国政府开始在国际联盟内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并且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避免相互进行敌意宣传。1940年4月，南斯拉夫驻土耳其安卡拉公使舒门科维奇和苏联官员进行了接触，并向其转达了南斯拉夫政府对意大利扩张主义野心的关注，同时希望苏联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表示莫斯科希望看到巴尔干各国保持现状，并且准备同南斯拉夫讨论经济联系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公使拉夫连季耶夫奉命就外交级别问题征询南斯拉夫的意见。

4月21日，一个以前任财政部长密洛拉德·德约尔德耶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商务代表团访问莫斯科。5月11日，苏南两国签署了贸易和航运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关于支付办法的议定书和关于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设立商务机构的协定。南斯拉夫希望这一贸易协定将使其能够向苏联出口矿石、烟草和牲畜，并从苏联进口诸如机械、棉花以及由于战时的限额而难以到手的石油等货物。但是人们料想这一协定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促进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在于为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尽管莫斯科发布了正式辟谣的声明，否认苏联政府方面怀有任何这类的企图，但对于南斯拉夫代表们很是热情。苏联人私下里向代表们保证，他们不希望看到轴心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各国。5月底，当舒门科维奇奉命从苏联驻土耳其大使捷连季耶夫处探寻莫斯科是否准备建立政治上的联系时，苏联政府表示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6月24日，舒门科维奇和捷连季耶夫在安卡拉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

（二）苏南签署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10日宣布参战支持轴心国以后，在整个夏季跃跃欲试，急于进攻南斯拉夫，只是由于德国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罢手。希特勒指出，在错误的时刻贸然行动，可能会在巴尔干诸国燃起一片烈火，激起苏联干涉，甚至把英国推向苏联。但是，德国施加压力，破坏南斯拉夫的中立地位，要求允许战争物资在南斯拉夫过境，并坚持要求南斯拉夫参加德、意、日公约。希特勒在致墨索里尼的信中指出：“如果我们对南斯拉夫拿不准，就不能在巴尔干冒险发动战争。”[7]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乔治六世致信保罗亲王、丘吉尔致信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加入轴心国。1941年初，德军相继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逐渐合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希特勒召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于1941年2月14日到德国。3月4日，保罗亲王访问德国。经过5个小时的会谈，希特勒确信尽管保罗亲王表面上有些不情愿，但他仍将同意签字。事实正是如此，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内阁部长们同意签署这一公约。这一决定虽然通过，但并未立即执行。在此期间，保罗亲王及其政府仍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大压力，英国劝诫他们不要因为签约而勾销自己的中立，而是应该参加同盟国一起在希腊作战。南斯拉夫政府和双方都保持接触，同时继续拖延在公约上签字。他们此时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已提前完成，因而在绝望之中还存有最后一线希望：如果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一旦发生，他们还可以避免被迫做出选择。但是，巩固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是德国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希特勒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南斯拉夫在三国公约上签字。

南斯拉夫这一选择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划破沉沉夜空的闪电”的军事政变和以杜尚·西莫维奇为首的新政府的成立。在3月27日的政变中，“有一些事实说明，苏联情报人员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甚至支持了政变分子”[8]。政变发生5天以后，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莫洛契洛·宁契奇通知他在莫斯科的使节加弗里洛维奇，“苏联代办已经表明，苏联政府准备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军事政治条约，并正在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随带训令和全权委任书”，指令加弗里洛维奇签订这一条约。代表们随身带来了一个互助条约的草案，但是4月4日将草案递交莫洛托夫以后，南斯拉夫谈判代表得到通知说，这一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苏联担心它将断送苏联和德国间尚存的友好关系。随后苏联人提出了一个供选择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在把这件事汇报给贝尔格莱德的西莫维奇将军，并坚持至少得到保证——在德国进攻南斯拉夫时，苏联继续它对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之后，南斯拉夫代表奉命签署了这一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缔约的另一方必须对它奉行友好政策。苏南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德国的不安，希特勒曾公开指责苏联参与政变。德国驻苏大使表示，苏联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谈判签订苏南条约是“十分不幸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明确宣布此举是苏联政府“对和平的积极贡献”，是苏联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9]应当说，这个条约是在南斯拉夫受到德国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缔结的，它被看作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支持和对希特勒侵略的公开谴责。4月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苏南条约的签订是两国“为了巩固和平防止战争蔓延所做的共同努力”[10]。当时“南共虽然受到政府的禁止并对该政府怀有敌意，但却也大声疾呼地主张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建立正式的政治联系。它对待南斯拉夫国家的态度，随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而发生变化”[11]。因此，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南共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展争取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斗争，随后再争取树立密切的友好关系并签订互助条约”[12]。

（三）南共在苏南签约中的作用

1941年3月25日是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签字日，这一天被南斯拉夫人民称为“国丧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在那一天发布了声明，不承认在维也纳的出卖行为，同天傍晚，强有力的示威游行在贝尔格莱德、斯普利特、克拉古耶瓦次和其他一些地方爆发了，群众愤怒的浪潮以惊人的力量横扫全国。”[13]虽然南共没有参与3月27日的政变，但它力争从事态的发展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宣传优势。为此，他们组织亲苏的游行示威。共产党在支持政变的示威游行中高举着典型的共产党人的标语：“与俄国人缔约”“宁愿打仗，不要条约”“宁进坟墓，不做奴隶”“苏联式兄弟”“贝尔格莱德—莫斯科联盟”。德国旅行社和南斯拉夫秘密警察司令部的橱窗都被打坏了，纳粹旗帜被撕得粉碎。在贝尔格莱德群众大会上，共产党领导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进行斗争。尽管1941年4月5日苏南签署的只是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南共所期望的军事援助条约，但南共还是感到欣慰，并准备在4月6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苏南条约的缔结。

南共后来称它通过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声援，迫使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缔结了“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苏南条约的发端主要是苏南两国在纳粹战争威胁下所采取的一种双向联合行动。但是，南共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在促成苏南建交和缔结苏南条约问题上，的确也发挥了作用。

苏南两党的这一联合行动有其重要意义。参与3月27日政变和签订苏南条约，苏联政府就其本意来讲，是希望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防止德国势力进入南斯拉夫，但是，苏联政府的这些外交举措反而促使希特勒迅速出兵占领了南斯拉夫，3月27日政变和苏南条约在客观上帮助了苏联。希特勒将其战争机器开进南斯拉夫，使其原本的战略部署被打乱，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被推迟了5个星期。这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时曾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1941年底进攻苏俄时就少了这几个星期。德军为此付出的重大牺牲要算到塞尔维亚账上。”[14]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没有人精确地估计，在冬季来临之前的这次拖延，对德俄战役的失败，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莫斯科因此而得到了安全。”[15]事实的确如此，当德军在巴尔干作战时，苏联总结了经验教训，熟悉了德军在欧洲作战的方法，增加了国家储备，加快了东部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希特勒原来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对苏战争，但因战略进攻被推迟，德军在莫斯科陷入冰天雪地之中，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而苏军则在莫斯科城下取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二 南共领导抵抗运动以“保卫苏联”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要求南共开展游击运动，支援苏联。南共将苏联看作抗击纳粹的象征，号召人民“保卫苏联”，组织抵抗。

（一）南共的“苏联情结”

德国入侵南斯拉夫以后，南共一度处于矛盾的境地。从民族和国家利益来讲，南共应当领导人民进行抵抗。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论断，又使南共难以领导抵抗运动。“党号召党员反对德国人，但是，只要纳粹还被当作俄国的同盟者，则无法号召人民起义。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的忠诚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南共在这一时期难有作为。“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的公告，固然是特大灾难性的新闻，却也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极度欢乐和如释重负的事件。郁积心头使人灰心丧气的矛盾心理和难以忍受的期待终于到了尽头：他们已不是一支孤军。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自从德苏协定签订以来，特别是纳粹入侵南斯拉夫的几周中，一直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虽然依旧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它如今发布的命令已与民族感情相一致，并允许南共呼吁人民给予爱国主义支持，立即进行抵抗。”[16]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南共作为在斯大林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党，一直接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南斯拉夫人民也始终把苏联看作共产主义的“圣地”，将斯大林视为人类的救星。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铁托的秘书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又译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指出：“我们是以某种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把它看成是唯一的希望和指路明灯。”[17]“斯大林在1941～1945年的战争中领导苏联，不仅对于苏联人，而且对于远离苏联国界的其他国家的战士，他都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征。”[1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米洛凡·杰拉斯（又译米洛凡·吉拉斯或密洛凡·德热拉斯），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回忆了1944年3月访苏期间，他对斯大林和苏联怀有宗教狂热般的崇拜心情。在访苏前，他充满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理想化的看法。他指出：“南共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之一，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不可分割的。”[19]“我们不仅在思想上同莫斯科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莫斯科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南斯拉夫人“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和莫斯科连在一起，归功于莫斯科所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莫斯科不仅是政治和精神中心，而且是实现真正抽象的理想——‘无阶级社会’的希望。这一理想不仅使他们的牺牲和灾难较容易地得以解释，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存在也变得更有意义了。这个党正如苏联党一样是思想上一致的党，它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因素。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对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当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命运服从于某个唯一的思想，他们不自觉地把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描绘成为他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和用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那个样子。”[20]当杰拉斯得知铁托派他出访莫斯科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非常激动，高兴得心都颤抖了。我期待尽快见到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家。我的信念比岩石还要坚强，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幻想家、战士和受苦受难的人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我在监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为了这一信念我憎恨邪恶，我流过鲜血，甚至不惜我自己的弟兄们去流血牺牲。”[21]应当说，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对于苏联的热爱和对于斯大林的崇拜，绝不是特殊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的意义。在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高呼着“苏联万岁”，“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而死去”[22]。正是共产主义这条政治上的纽带，使南共中央立即响应共产国际的命令，奋起抵抗，支援苏联。

（二）南共开展游击战争支持苏联

德国入侵苏联几小时后，季米特洛夫即致电南共中央，催促南共组织抵抗，反对德国占领。电报指出：“德国对苏联背信弃义的进攻，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土的打击，也是对一切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就等于保卫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现在获得了全面开展反对德国压迫者的解放斗争的可能性。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苏联的正义斗争，并给予方便，在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匪徒和保卫受压迫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开展一个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已经形成的国际统一战线为口号的运动，这是一个与苏联的胜利不可分割的任务。”[23]

当天下午，铁托立即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阅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对南斯拉夫的形势进行了分析。铁托在会上开始起草一个宣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侵略者，这个宣言立即被送到印刷厂，并于当晚向全国发出。宣言指出：“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你们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苏联的战争就是你们的战争，因为苏联是在同你们的敌人进行斗争。……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并有纪律地履行无产阶级的义务。现在你们就要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当英勇的苏联人民流出宝贵的鲜血时，你们不要袖手旁观。”[24]

7月1日，季米特洛夫又发来急电，命令南共立即开展组织游击队活动。电报指出：“苏联人民进行的反对希特勒匪徒进攻的卫国战争，是一场拼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不仅将决定苏联的命运，同时也将决定你们的人民是否能获得自由。共产党人必须发动人民对侵略者公开进行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抓紧时间，立即组织游击队分遣队，在敌后战线开展游击战。……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25]

南共中央于7月12日发表特别宣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入侵者。宣言指出：“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得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争，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奴仆，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26]同时，铁托做出了建立游击队、开辟解放区、建立抗击入侵者的统一战线等重大决定，南斯拉夫武装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由此开始。

从南斯拉夫整个抵抗运动的过程来看，南共及其游击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服从莫斯科，配合苏德战场的。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看，共产国际要求南共开展游击队运动，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术，减轻德军对苏德战场的压力，配合苏德战场的斗争。铁托及其领导的南共认真贯彻执行，自觉地把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与苏联的抗战结合在一起。在武装反抗德国占领的斗争中，铁托领导的人民军队一般都称为游击队，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的起义。在抵抗运动过程中，铁托通过大量的电报向莫斯科汇报南斯拉夫的战况。电报的抬头是发给季米特洛夫，铁托自己签名则用他在共产国际的名字瓦尔特。这些电报通常都是他亲笔用俄文写成，所提供的详细情报有：游击队的活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决定；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调动等。尽管在抵抗运动初期，莫斯科并未如约送来武器令铁托感到失望，但他们仍然诚恳地相信，游击队的斗争应当被看作更加广泛的苏德两军之间决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1942年初给杰拉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是发动一场春季攻势的时候了，“因为，为了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为了斯大林，我们必须这样做，他在‘五一公告’中竭力赞扬了我们的斗争”[27]。“在我们头上多掉一颗炸弹，在俄国就少掉一颗。”[28]在著名的奈雷特瓦战役中，数以千计的南斯拉夫战士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而冲锋陷阵的。这种舍弃自我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南斯拉夫人民抗战的真实写照。

三 苏联帮助南共确立政治与军事的优势地位

苏联对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的态度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先是促使双方联合抗击德国，继而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抨击和反对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并最终帮助南共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

（一）苏联促使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联合抗敌

彼得国王和王国流亡政府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运动又得到流亡政府的认可，米哈伊洛维奇被任命为流亡政府的陆军大臣。米哈伊洛维奇与流亡政府及英国建立联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1941年6月，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使把“切特尼克”运动的消息带往伊斯坦布尔，这里既有流亡的王国政府的人，又有英国特别执行局的人。信使很快与这些人接上了头。接头后，米哈伊洛维奇的收获是获得了无线电发报机的零部件。无线电发报机装好后，米哈伊洛维奇立刻将电台投入使用。通过该电台，米哈伊洛维奇与英国设在开罗的执行局开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这样，米哈伊洛维奇发出的关于塞尔维亚起义的报告，成为盟军收到的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游击队活动的第一条消息。这些报告自然不提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当德军席卷西欧和东欧、深入苏联境内、隆美尔在中东大捷、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之时，这样的消息自然会使盟国感到极大的欣慰。因为当西方正被接二连三的败局弄得心力交瘁和意志沮丧之时，英雄的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事迹的传来，无疑鼓动了他们的热情。“盟国在宣传上需要一个实实在在正在进行抗敌的抵抗运动领导人，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却把这看作通过宣扬那个自称正在起这种作用的人而提高自己威信的机会。一方面苏联政府坚持它那保守机密的传统，生怕暴露在南斯拉夫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正是训练有素而忠实可靠的共产国际代理人这一事实，会使同盟国惴惴不安，从而闭口不提铁托的名字和他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西方盟国却千方百计地提高那个自封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声望。”[29]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使米哈伊洛维奇成为世界各国舆论中南斯拉夫国内唯一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美国《时代》杂志将米哈伊洛维奇评为1942年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之一。

1942年5月25日，纽约的某家周刊发表了《南斯拉夫雄鹰》一文，称颂米哈伊洛维奇。文章指出：“无畏的雄鹰一词今天可以最恰当地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杰出统帅。他就是南斯拉夫军队统帅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正当希特勒得意扬扬地宣告他征服了南斯拉夫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15万名游击队战士在贝尔格莱德西南山区给希特勒一记耳光。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游击战。米哈伊洛维奇至少牵制了纳粹的7个师，把他们赶到舒马迪亚群山。米哈伊洛维奇复仇者保持了自由之岛，它包括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00万人口。”[30]

铁托为了团结米哈伊洛维奇，曾于1941年9月19日和10月26～27日两次和他会谈，争取共同合作抵抗占领者，但均没有成功。到11月2日，米哈伊洛维奇不但不与铁托联合抵抗德国，反而攻打铁托的总部所在地乌日策。从此，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与米哈伊洛维奇及“切特尼克”之间的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国内的两支抵抗力量泾渭分明：铁托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游击队是团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坚决抗击德意占领者的中坚力量；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纠集的“切特尼克”分子是一支与德意占领者合作，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力量。

在这两支力量中，英国起初只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将南斯拉夫境内的一切抵抗活动都归于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更认为米哈伊洛维奇是它在国内的唯一代表，要求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听从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

南斯拉夫王国崩溃后，1941年5月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复存在”，因此苏联政府撤销对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承认并关闭南斯拉夫在莫斯科的使馆。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后，苏联和南斯拉夫于8月28日正式签署协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苏联政府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开始与流亡政府保持联系。

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国内两种抵抗力量的态度，以1943年2月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前期，苏联政府希望促成两者之间的联合，共同进行反占领的斗争。苏联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出于多重因素的考虑。第一，最根本的原因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发，联合一切反纳粹力量，全力投入抗德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它们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构成了当时世界基本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其解决办法只能依靠世界人民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苏联政府高扬反法西斯战争旗帜，与英美等国抛弃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分歧，共同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导力量。如前所述，英美等国承认和支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又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陆军大臣。因此，苏联从全局意义出发，难以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反对米哈伊洛维奇及“切特尼克”的斗争。1942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铁托的电报中指出：“打败法西斯匪徒，从侵略者压迫下获得解放是当前的主要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请注意苏联同南斯拉夫国王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有着条约关系，因此，如果公开采取与此相敌对的立场，就会在联合作战方面和苏联同英美的关系方面造成新的困难。请不要只从你们自己国家的立场来看你们进行的战斗，还要从英—美—苏联盟的国际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在你们尽一切努力巩固在人民解放斗争中赢得的地位的同时，还尽力表现出政治上的灵活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31]苏联政府认为，公开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不但会造成苏联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之间关系的恶化，而且还会破坏英、美、苏之间的关系。从另外层面上来看，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取决于苏联对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反占领斗争的要求。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只应支持一种纯粹反占领者的但不具有国内政治斗争性质的“纯反法西斯战争”。“在1941年秋季和初冬在塞尔维亚激烈进行的战斗中，有些‘切特尼克’指挥官曾单独地或者和游击队联合投入了抗击德国的战斗。”[32]因此，苏联政府曾在外交上承认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苏联政府认为，在南斯拉夫鼓励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抗击纳粹德国是合乎需要的。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苏联迫切需要争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迫切需要欧洲各国一切抵抗运动的支持和配合。因此，苏联是力促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之间的联合的。第二，苏联对南斯拉夫国内抵抗运动缺乏全面的了解。在这一时期，莫斯科只是通过有限的秘密电台与南共及其游击队保持联系。因此，莫斯科对南共提供和列举的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运动的投降活动持怀疑态度。例如，共产国际曾质询南共：“大英帝国的支持者竟能建立武装部队来反对游击队分遣队，这一事实应如何解释呢？很难同意伦敦和南斯拉夫政府正在和侵略者站在一起的说法。这里一定有某种很严重的误解。”[33]第三，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初期，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通过流亡政府而得到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本人在国际上又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两大抵抗力量中，“切特尼克”占据着优势。南共及其游击队既无外援，又无盟军，并且遭到德军的重点进攻，在军事上处于暂时的劣势。这也是影响苏联政府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苏联支持南共取得统治权

虽然苏联政府在这一时期极力倡导南共及其游击队与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联合，但始终拒绝英国及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关于在联合中确立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地位以及将游击队并入“切特尼克”的要求。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总理西莫维奇将军于1941年10月28日，此后又于11月4日和11日，三度同苏联驻流亡政府大使迈斯基会谈，力促他接受南斯拉夫的观点，要求莫斯科命令游击队停止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战斗，承认米哈伊洛维奇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并使游击队服从他的指挥。11月17日，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驻苏代办遵照流亡政府的训令，再次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提出此类建议，后者给出了“无可奉告”的含糊其辞的回答。[34]1942年1月9日，斯洛博丹·约瓦诺维奇继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总理。这个政府很快就表明，它比自己的前任更加迫切地强行贯彻米哈伊洛维奇的要求，它把米哈伊洛维奇晋升为上将，任命他为新政府的陆军大臣，把他看作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唯一经过核准的领导人。在政府更迭的前三天，驻苏大使向莫斯科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维辛斯基以略带粗暴的语气回答称，“苏联政府认为干预南斯拉夫的起义是不合时宜的”。[35]这一回答，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南斯拉夫新任驻苏大使斯塔诺耶·西米奇4月29日奉命催促莫斯科命令游击队停止反对“切特尼克”的活动，并且承认米哈伊洛维奇的权力。莫斯科表示：“苏联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他们对外国共产党的活动无权过问，而且此事纯属各该国内部问题。”[36]如前所述，以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切特尼克”运动实际上奉行一种不抵抗政策，保存实力，不与德军进行战斗，甚至还与德军占领者勾结起来，共同进攻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对此，铁托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屡屡提及，并严加谴责。1942年3～5月，铁托连续发了4封电报指责“切特尼克”分子“反对同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认为“米哈伊洛维奇和伦敦南斯拉夫政府追随者一直在直接或间接与侵略者进行勾结”，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正在通过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帮助侵略者”，“南斯拉夫境内所有‘切特尼克’分子，都站在侵略者一边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作战”。[37]共产国际开始认为，“鉴于苏联对外广播（出于策略的原因）目前不提‘切特尼克’……强调斗争主要是针对‘切特尼克’是不恰当的。首先必须动员世界舆论反对侵略者；提到或者揭露‘切特尼克’则是次要的”。

从1942年7月开始，苏联报纸和广播评论的主旨显然表明，苏联对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及其支持的米哈伊洛维奇和“切特尼克”运动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7月19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自由南斯拉夫电台[38]的广播报道，断言“切特尼克”分子正在和南斯拉夫境内的敌人进行勾结。这是苏联官方通讯社第一次抨击“切特尼克”，而且这一报道也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刊登和转载。1943年2月20日，苏联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大使鲍戈莫洛夫在与南斯拉夫总理会谈时强硬指出：“如果‘切特尼克’分子想要打德国人，他们就应当参加游击队，在游击队里保证他们有全部的权力。企图在任何别的基础上把游击队和‘切特尼克’联合起来，现在都是行不通的，因为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勾结。”[39]至此，苏联政府已公开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谴责和抨击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

苏联政府态度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英国政府立场转变的影响。1941年10月，英国派遣以杜安·赫德逊为首的军事使团到达米哈伊洛维奇总部。英国使团通过在南斯拉夫现场观察，逐渐发现“切特尼克”人并不抵抗德国，真正打击占领者、能牵制德军、配合盟军作战的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特别是1943年后，英国的这一认识更加明确。当年1月22日，德军发动第四次攻势。在这次攻势中，英国使团通过奈雷特瓦战役看清楚游击队才是南斯拉夫最强大的抗击德国的力量，而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队伍第一次公开地“作为轴心国司令部联合部署和大规模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作战”。这场战斗使米哈伊洛维奇的队伍声名扫地。于是，英国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新政策”，决定派军事代表团到铁托游击队总部。其次，苏德战场形势的变化。在法西斯阵营里，德国是最重要的成员。从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德军主力一直部署在苏德战场上，因此，苏德战场上的胜败，具有全局性意义。1942年12月19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反攻，并于1943年2月2日取得战役的胜利。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消灭德军150万人，成为苏德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增强了苏联在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实力，相对地减少了苏联在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方面的顾虑。再次，苏联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1942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当局和苏联当局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曾经建议恢复两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则提出要求缔结一个新条约，规定双方不仅在这次战争中互相援助，而且在战后时期实行合作。但这一条约由于英国的反对而流产。到1943年春天，虽然苏联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其密切程度已今非昔比。最后，南共及其游击队力量的壮大。到1943年初，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运动“已经具有了全国的规模，而且正在受到莫斯科的公开支持。他们部队的主力已经冲破敌军的包围到达波斯尼亚西部，控制了以比哈奇为中心的一大块解放区”[40]。此时的南共游击队已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占南斯拉夫国土面积五分之一的解放区。铁托本人也成为南斯拉夫真正领导抵抗运动的传奇人物。南共及其游击队力量的发展，是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43年底召开的苏、英、美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与会国对铁托及其游击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铁托对抵抗运动的贡献“比米哈伊洛维奇大得多”[41]。在会后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苏联政府宣布他们准备向游击队派出一个代表团，并公开批评“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切特尼克’的活动……不但没有促进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事业，反而对它造成了损害，所以它不会不受到苏联的反对”[42]。至此，苏、英、美三国结束了围绕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如何联合问题的长达两年半之久的争论。1944年10月，苏军进入南斯拉夫作战，“驱散了米哈伊洛维奇的大部分军队，从而改变了南斯拉夫国内势力的平衡”，使南共及其游击队最终取得了在南斯拉夫的统治权。[43]

四 苏联与南共及其游击队在军事上的协同配合

在军事上，苏联政府与南共及其游击队始终是相互配合的。在战争初期，南共及其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德军，有力地支援了苏德战场；在战争后期，苏联向南共及其游击队提供援助并出兵参战，帮助南共及其游击队取得胜利。

（一）南共及其游击队牵制德军，支持苏军

在欧洲战场上，1944年6月第二战场开辟以前，苏军一直是被迫单枪匹马地与德军厮杀。因此，苏联在战时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基本点是：利用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对德军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的目标是“集中阻拦德国插向莫斯科”，因而要求南共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大规模牵制战术”[44]。为了指导游击战争，铁托在8月发表了《人民解放游击分遣队》的文章，规定了游击队的任务，提出了游击队活动的方式、方法等。9月，铁托召开了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会议，对游击队的战术做了规定：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铁托的游击战略思想指导下，南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屡屡给敌人以重创。“在占领者和游击队之间没有明显的前线，全国都是前线，犬牙交错，互相包围——游击队被隔开了，脱离了盟军的主要战场，而敌人的驻军则被游击队的有生力量包围。无论是对游击队来说，还是对敌人来说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后方……游击队的进攻精神也是进行防御的主要因素。游击队不让敌人采用传统的方式打击它，因为游击队的主动出击和创造性精神总是使敌人感到意外。”[45]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经历多次苦战，交替使用了既能进攻又能退却的机动战术，其军事能动性在欧洲战争史上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使敌人疲于奔命，首尾难以相顾。

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极大地支援了苏联。从精神意义上来看，“苏联政权，更确切些说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同西方民主国家结成了联盟，但是在斗争中它感到自己是孤单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存和为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战斗，由于第二战线还没有开辟，更确切些说，当俄国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第二战线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役，因此每个普通的俄国人，普通战士都感到自己很孤立。南斯拉夫起义使苏联的领导和人民都消除了这种孤立感。”[46]从军事意义上来看，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打退德意法西斯军队的7次大规模的进攻，长期拖住德意及其附庸国的60万～70万人大军，使其不能参加对苏作战。在战争期间负责“东南线”的德军上将莱尔在1945年6月受审时这样评价南斯拉夫的抗战：“使被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部队解脱出来并调往东线这一首要任务根本没有完成，相反，不得不调来新的德国士兵和指挥人员。”[4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的朱可夫元帅在1957年访问南斯拉夫时指出：“在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的艰难日子里，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以感激的心情望着你们南斯拉夫，当时你们在南斯拉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同占领者展开斗争，牵制了法西斯军队的大量兵力。”[48]

（二）苏联帮助南共取得胜利

根据苏南两党的安排，1944年2月，苏联军事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是陆军中将科尔涅夫，他的参谋长是戈尔斯科夫将军。“代表团的到达标志着他们第一次和红军的正式接触，并且表明俄国人正在给予他们公开的承认。”[49]苏联军事代表团到达后不久，铁托就受到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为副总参谋长韦利米尔·特尔基奇将军，政治方面负责人为米洛凡·杰拉斯，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协调苏联对游击队的军事援助，并且就苏联政府是否将承认人民委员会作为合法的临时政府试探莫斯科的态度。虽然斯大林没有许诺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关于苏联援助游击队的问题非常顺利地得到解决，当南共代表团提出要借贷20万美元时，斯大林认为这一数字“太微不足道”，立即允诺。当杰拉斯谈到将在解放以后一定归还这笔贷款时，斯大林非常生气地指出：“您在侮辱我，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50]为解决红军和南共游击队之间的协同作战问题，铁托在9月中旬访问莫斯科。莫斯科把铁托作为英雄来欢迎，给予甚高礼遇。在南斯拉夫东部地区，南斯拉夫游击队没有坦克或重炮部队，而德国军队武装齐全，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因此，铁托请求苏联派遣一个坦克师协同游击队解放贝尔格莱德。斯大林回答说，他将派出一支坦克部队。双方商定哪些地区由双方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予以解放，哪些地区由苏军去解放，哪些地区由游击队解放，以及苏军将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留驻多长时间。

根据铁托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第六十八军和第七十五军越过了多瑙河，占领了奈戈廷，在那里同塞尔维亚第十四军会师。苏联和南斯拉夫军队联合行动，解放了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并于10月14日开始了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经过6天的激烈战斗，以贝尔格莱德的彻底解放而告终。贝尔格莱德解放时，斯大林发布了命令，《真理报》以横贯第一版的大字标题登载了这个命令：“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部队协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从德国侵略者的手中解放了我们盟国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51]

总之，纵观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苏德战场这一主战场而进行的，它在欧洲战场的军事作用主要是牵制德军，配合苏德战场起辅助的作用。苏联则通过军事援助帮助南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五 苏联确立南共及其游击队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地位

（一）南共及其游击队的地位

战争进行到1942年，南斯拉夫战场已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南共已拥有1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轴心国军队数十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10月14日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南共及其游击队的斗争。他指出：“在那些忠诚的爱国者勇敢地踏上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国家里，特别是南斯拉夫，如同在暂时被希特勒分子占领的苏维埃国土的人民复仇者——游击战士反对占领者的伟大运动一样，使敌人遭受十分巨大的损失。”次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报南斯拉夫战况时指出：“欧洲战争的绝大部分重担由苏联人承担，而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承担的。轴心国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驻扎在南斯拉夫，尽管东方战线很需要兵力。在斯拉夫人当中，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数月来，他们忍受了沾满血迹的法西斯分子的打击。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互相帮助，并肩作战，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斗争……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同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站在一起，保卫人类的进步事业。”[52]由此可见，苏联已开始将南共及其游击队作为东欧国家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反轴心国占领的楷模。由于南共及其游击队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巴尔干地区抵抗力量的主体，因此，早在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蓬勃发展及其影响扩大到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的时候，苏联就有意确立南共及其游击队在巴尔干地区的中心地位。1943年10月9日，铁托在给南斯拉夫游击队高级将领坦波的信中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而且也是‘爷爷’（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就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说都是这样。”[53]

（二）苏共委托南共处理地区性事务

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更是由于南共及其游击队的实力，苏共委托南共处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游击队运动为南共所开创，并受到南共的培育，其情况恰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卵翼下得到发展。”[54]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共产国际委托南共帮助阿共建党，并协助其活动。1939年，铁托派其战友波波维奇等人到阿尔巴尼亚组建党的组织。在南共的领导下，阿共于1941年11月正式成立（1948年11月在地拉那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把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在1942年开始领导游击战争。当年9月，铁托在给波波维奇的信中指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阿共建党的准备工作，并且规定了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制定党的政策的指导方针。[55]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党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南共来进行的。在阿尔巴尼亚革命过程中，阿游击队曾得到南斯拉夫的大量援助。因此，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始终处于南共的控制之下。1943年，南共主张成立“巴尔干参谋部”，由南共统一指挥包括阿游击队在内的巴尔干地区的抵抗力量。1944年11月，南共派出代表团出席阿党的培特拉全会，提出了南阿联邦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南阿两党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残酷的1942年春天，苏联在寻求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欧洲国家反占领抵抗运动的支持。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南斯拉夫游击队总部起草一份公告，以鼓励欧洲各国人民的抗德斗争。莫斯科在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最好由游击队最高参谋部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向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法国人民，发布一个简短的公告。在这项公告中，除指出你们的人民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之外，最高参谋部应呼吁各国人民停止制造军用品或者向双手沾满鲜血的希特勒提供原料和食物，以各种方式尽一切可能破坏它的战争机器，并且发展游击队运动抵抗侵略者，尽一切努力彻底打败欧洲各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我们能够为这样一项公告，在报刊上或通过无线电进行最广泛的宣传。”[56]对此，南共欣然同意，立即草拟公告并电告莫斯科。后者在回电中建议对草案做某些修改，删去了共产党人在组织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等内容。尽管这一公告因“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关系中的某些问题”，而推迟发表并最后流产，但这一建议的提出，“就是承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被占领的欧洲进行抵抗运动的组织工作中，正在发挥着杰出的作用”[57]。

另外，苏联还通过南共及其游击队帮助意大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开展斗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意大利共产党组织，而在1940年曾在南斯拉夫避难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乌姆布尔托·马索拉试图在意大利北部重新建立共产党组织。1941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蒂尼·里戈莱托参加他的这一工作。马蒂尼利用萨格勒布无线电台和莫斯科进行联系。7月初，共产国际催促马蒂尼“为捍卫苏联”而在意大利加强破坏活动，特别是在意大利从事战争工业的工人中进行这种活动，策动意大利士兵潜逃等。马蒂尼回到意大利后，遭到逮捕并被判刑。这项工作由马索拉接手。马索拉根据南共的要求，同意扩大和加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意大利境内斯拉夫人之间的联系，同意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进入意大利，建立秘密的斯洛文尼亚自由阵线的分支机构。游击支队也在那一地区得到发展，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它们看作铁托领导下的军事和政治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地利共产党人弗朗兹·霍纳曾在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并和南共取得联系。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斯洛文尼亚建立了一支奥地利游击队，返回奥地利进行游击战争。在战争期间，霍纳建立的奥地利游击队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战时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的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南共的支持和援助。1944年10月，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祝贺贝尔格莱德解放而致铁托的电报中指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我们英勇的邻邦塞尔维亚人民最早举起反对希特勒德国、坚决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并向被奴役和压迫的民族指明了自由之路，被法西斯统治者掠夺并被出卖给希特勒的我国人民从你们的光辉榜样中吸取了教训，受到了鼓舞，因此也开展了反对希特勒及其保加利亚代理人的游击武装斗争。我们的第一批游击队伍得到了你们的指教和兄弟般的帮助，对此我们感激不尽。”[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