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7年，学林出版社将拙著《苏南冲突研究》予以出版，其反响尚可，但笔者仍感觉意犹未尽。此次《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的面世，可以说是《苏南冲突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百余年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此书被认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继续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列宁在此书中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1]。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西方世界存在着矛盾，但并非“不可调和”。二战结束70年来，西方世界不但没有爆发战争，而且连边界冲突也鲜有发生，这就说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与“西方无战事”截然相反的是，二战后形成的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是矛盾重重，甚至刀光剑影。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此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成为一个阵营，即东方阵营。东方阵营的建立，是战后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它扩大和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而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东方阵营国家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从理论上来讲，东方阵营国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同的指导思想，有其共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将共产主义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理应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但是，战后东方阵营国家之间龃龉不断，矛盾纷繁复杂。苏南冲突、南阿绝交、苏南论战、中南纷争、苏阿决裂、中苏交恶、中阿反目等，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
东方阵营国家内部缘何出现矛盾和对抗？苏南冲突又是怎样促进东方阵营内部关系演变的呢？
一 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国家利益上的对抗性。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在冷战时期，而冷战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来看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就其实质来看，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冲突各方都是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华丽辞藻，掩盖隐藏在背后的国家利益。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意识形态因素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自古以来，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斗争中都要利用政权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因此，注重阶级利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其重要意义。但是更应当看到，阶级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来讲，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从历史上来看，在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是极为短暂的，而且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从理论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作为各国统治阶级来讲，他们在对外关系中不仅要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且更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它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在东方阵营国家中，铁托是第一个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的领导人。早在战时，铁托在与莫斯科发生分歧时就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军队和我们自己的人民。”[2]杰拉斯对此感慨道：“这是中央委员会里第一次有人公开说出，我们的利益可以和莫斯科的利益有所不同。”[3]在苏南冲突伊始，对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铁托清醒地认识到，苏南冲突“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4]。针对斯大林攻击南共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和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铁托回击说，尽管南斯拉夫人民非常热爱苏联，但“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在苏南关系正常化谈判中，铁托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应当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宣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5]。南斯拉夫人“在首要位置上强调的是民族的因素而不是革命的因素”[6]。在苏南冲突过程中，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一个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与苏联试图通过“连锁式联邦”把整个东欧地区纳入其版图的“一体化”计划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国家政治利益内涵中对外扩张能力的碰撞；在中苏交恶过程中，冲突双方都力图抢占意识形态的高地，围绕“和平共处”和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对方，来争夺东方阵营的领导权，是属于国家政治利益中维护或提升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之冲突；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小国和弱国，先与南斯拉夫后与苏联决裂，尽管冲突过程中充斥着意识形态因素，却是国家安全利益使然。苏南冲突后，南阿关系随之破裂，其根本缘由是南斯拉夫欲将阿尔巴尼亚作为第七共和国并入其版图，威胁到阿尔巴尼亚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而在苏南论战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再次跌入深渊，表面上看是阿党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本质上看，是霍查为维护阿尔巴尼亚国家安全利益所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苏南关系正常化将阿尔巴尼亚置于危险境地，阿处于英美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包围之中。阿劳领导人在埋怨苏联忽视阿尔巴尼亚利益的同时，也担心苏联会为讨好南斯拉夫而出卖自己，使阿尔巴尼亚再次陷入国家危机。东方阵营的纷争与解体充分说明，“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7]。
第二，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东方阵营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都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理应是不会出现意识形态斗争的。但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涉及意识形态的“正统”与“纯洁性”问题。因此，在东方阵营国家的冲突中，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东方阵营中，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建立的党，一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把批判斯大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看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苏共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管是在物质和技术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离开苏联的模式和方法，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而在中共看来，斯大林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模式是东方阵营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楷模。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全盘苏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翻版，如果容忍这种批判和全盘否定，这对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双方也是意见相左。苏共认为，在核武器时代，难以通过战争来消灭西方国家。因此，只有通过与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来增强综合国力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国家也不必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则认为，在那种四面环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必须仍然坚持强硬的毫不妥协的反帝斗争。苏共关于落后国家“和平过渡”的理论，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否定了中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正是从所谓的“正统”出发，苏共认为中共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冒险主义”的道路，中共则认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并依据“世界革命中心东移”的理论，认为莫斯科已经没有资格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北京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任。在苏南冲突中，苏共将南共定性为“背叛马克思主义”，“铁托集团”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共则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对外走上了“沙皇俄国的道路”，对内复辟了“资本主义”。在东方阵营的纷争中，阿尔巴尼亚则极“左”思想泛滥，认为在东方阵营内部，只有自己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党统统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决裂后，霍查攻击铁托“现代修正主义”“匪帮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在与苏联分裂的过程中，1960年霍查在莫斯科对苏共进行了“最粗暴的、最险恶的攻击”，认为赫鲁晓夫是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本质的“瞎子”，是“机会主义者和胆小鬼”；在与中国反目时，霍查攻击中共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大党的情绪”，“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的诚实或政治成熟”。1969年，针对中苏首脑北京机场会晤，霍查讥讽“周恩来已经骑上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快马，热情高涨，一路狂奔”。对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霍查认为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霍查认为中共是在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在原则性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8]。总之，霍查领导下的阿党，抱着“左”倾教条不放，企图以此来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者的地位。
第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性。国际政治中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指法律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从联合国的成立到以后的运作，就可以看出大国主宰世界事务。苏、英、美三大国以及中、法两个“次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三大国总是把本国的利益当成其共同的利益，漠视或牺牲小国的利益。在东方阵营内部，大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从成立之初直至解体，东方阵营内部就存在着大国与小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早在战时，南共就领导和控制着阿党，阿尔巴尼亚在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的卫星国。以阿党总书记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导人，反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干涉，主张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早在1943年，南共提出建立“巴尔干参谋部”来统一指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时，阿党就表示反对。在1944年11月举行的培拉特会议上，南共代表提出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的计划，遭到霍查派的坚决反对。1947年年底，南共领导通过驻阿尔巴尼亚代表萨沃·兹拉迪齐向阿党重申建立南阿联邦的主张，遭到阿尔巴尼亚经济部长斯彼鲁·纳库的坚决反对。1948年2月，在南共压力之下，阿党第八次全会决定，“将阿南两国的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加以合并”，“作为两国政治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霍查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才保住了自己的总书记地位。正因为如此，在苏南冲突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到来之时，阿尔巴尼亚人立即冲上了反南第一线，义无反顾地批判南斯拉夫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南斯拉夫相对于阿尔巴尼亚来讲，是巴尔干地区的大国；但它相对于苏联来讲，则是个小国。在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面前，苏联试图将东欧地区进行整合，采取战略防御、通力合作，共同对垒西方。但南斯拉夫则试图通过战略进攻，来扩大东方阵营的疆域。南以防止希腊入侵阿尔巴尼亚为由，向阿派遣军队，苏联则以“公开警告”相威胁；南保谈判组成联邦问题，苏联则游移多变；南共支持希腊民主军的斗争，斯大林则坚决要求“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确立铁托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苏联则试图通过建立“连锁式联邦”，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并入俄罗斯联邦。苏南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走上分裂是必然的。虽然中苏都是大国，但中国相对于苏联来讲，是个弱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通过“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计划，试图干涉与控制中国，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中国反击印度入侵，苏联则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中国试图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的统一，苏联则予以反对，甚至主张让台湾“暂时独立”。两党在围绕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控制与斗争，是双方分道扬镳的根本所在。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结盟，是在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两国是意识形态上的“战友”。中阿结盟是“当代最为奇怪的现象”，即“两个领土大小迥异，相隔千里，并无文化联系或彼此熟知的国家”却结成了盟友。[9]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联盟必然是个死胎”[10]。因此，中阿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60年代的国际关系演变中，随着中国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建议阿尔巴尼亚与罗、南实现关系正常化，遭到阿尔巴尼亚的断然拒绝。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领导人决定派代表团访苏，寻求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和朝鲜也派代表团到苏联庆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拒绝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国家，并认为中国此举是“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表现。阿党虽然是个小党，但自认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霍查虽然是个小国的领导人，但自诩为世界级的政治家。因此，阿尔巴尼亚对于中国的外交也横加干涉。在外交上，阿反对中国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反对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反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正是这种干涉最终导致了中阿两国关系进入了死胡同。
二 苏南冲突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苏南冲突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一，苏南冲突是东方阵营的第一次分化，阵营的分裂由此开始，南斯拉夫成为红色“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接踵而至的是其他“骨牌”的纷纷倒下，直至整个大厦的倾覆。1948～1953年是苏南冲突时期，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全方位的对抗。斯大林逝世后，苏南两国开始和好，1955年恢复两国关系，1956年又恢复两党关系。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围绕波匈事件的性质等问题，苏南重新出现论战。在论战过程中，中共参与其中。本是中苏共同批南，但论战的最后结局，却是戏剧性地造成了中苏两党的分道扬镳。对于苏南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人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是斯大林使其重新获得了独立，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干涉。但赫鲁晓夫亲访贝尔格莱德，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忽视了阿尔巴尼亚的利益，伤害了其感情，为苏阿冲突埋下了隐患。从南阿关系来看，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小国，战时就受到南斯拉夫控制，战后又差点沦为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对南颇有怨气。因此，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后，阿尔巴尼亚人冲上反南第一线，激烈批判南斯拉夫的“霸权主义”。苏南和好后，阿党对此消极对待。1956年苏南再次爆发论战，阿党再次批判南斯拉夫，批判其“修正主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阿党对南斯拉夫始终是冷眼相待的。中南关系在初期是随着苏南关系而变化的。情报局批南，中国拒绝与南建交。50年代中期，苏南关系正常化，中国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波匈事件后，中南关系在东欧动荡中迅速冷却。直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中南两国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才真正走在一起，共同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在苏南冲突时期，苏阿两党是协调一致、共同批判南斯拉夫的。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寻求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地拉那与莫斯科的关系日渐恶化。在批判铁托与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阿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战友”。但在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并减少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中阿关系随之急剧恶化。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之间就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战，先是表面一致而内部争论，后来发展为公开的指桑骂槐，到了1963年至1964年间则发展为指名道姓的公开论战。1965年，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东方阵营最终解体。
第二，苏南冲突是东方阵营国家冲突的“标本”，从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开始，发展到政治上的敌视、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威胁和外交上的孤立。阵营内部冲突的“乱象”，都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互攻击开始，以国家之间关系的“冬眠”而结束。在苏南冲突伊始，苏共中央就认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11]。由于当时联共（布）在东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更由于斯大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南共是不宜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之较量的。南共竭力证明自己是忠于苏联和斯大林的，在庆祝党的“五大”即将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与会者高呼“斯大林万岁！”，并在“五大”会议上“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12]。在外交上，“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继续追随苏联路线”。[13]另外，南斯拉夫在国内采取激进措施向苏联看齐，如在农业领域，南共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推行全盘集体化。但即使如此，南共仍将被开除出情报局，来自苏联的压力仍然日甚一日。在回避不成的情况下，南共被迫应战，但局限于战略防守，只能囿于否认斯大林关于南共在马克思主义方面“脱轨”的无理指责，只能以此为南斯拉夫的立场辩解。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南共从1951年开始抛弃被动的防守，转而对联共（布）发起了批判性的正面进攻。铁托在南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抨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并认为“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正在逐步“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14]。在意识形态大旗之下，苏南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对抗。苏南论战、中苏交恶、苏阿决裂、南阿绝交、中南纷争、中阿反目等，都是按照苏南冲突的模式进行的。
第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分裂与演变，与苏南冲突有着内在的联系。1948～1953年的苏南冲突，在斯大林逝世后有所缓和。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对东欧国家实行松绑政策和缓和战略，力图恢复东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因此，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南斯拉夫也需要和苏联恢复关系，以摆脱其在东欧的孤立地位。从1955年5月赫鲁晓夫亲抵南斯拉夫主动建议和解，到1956年6月铁托访问苏联，长达7年之久的苏南冲突正式结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深得铁托赞赏，由此而造成的东欧动荡却又成为苏南论战的缘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使外交上受苏联控制、内部发展上被斯大林模式束缚的东欧各国出现“解冻”，摆脱苏联控制与干涉的潮流涌动。于是，在1956年先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南两国围绕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论战。苏联认为波匈事件是西方敌对势力策划的，而南共则认为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是“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就实质来看，苏南论战和苏南冲突都是围绕着苏东关系和斯大林模式进行的。因此，苏南论战是苏南冲突的继续。虽然中共的发展道路曾被斯大林认定为是“亚洲铁托主义”，中共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但在铁托关于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苏联的社会制度面前，中共还是毅然出手，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捍卫斯大林的声誉和地位。于是，中苏两党开始联手，痛批“铁托主义”。但在批判南斯拉夫之时，中共发现苏南两党对内“非斯大林主义”、对外奉行“和平共处”等“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有着惊人的一致。苏南两党这些带有共性的“修正主义”，使得中共遂将赫鲁晓夫和铁托画上等号。因此，中共在“批南”过程中已有意识地将矛头转向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苏共已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因此，中苏两党由含沙射影地指责对方到公开论战，并最终分道扬镳。同时，苏阿决裂、南阿绝交、中南纷争、中阿反目等双边矛盾的发展，也都与苏南冲突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苏南冲突研究》主要论述了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在内政方面选择了“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在外交方面走上了不结盟之路。而《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则继续深化这一课题，论述了苏南冲突与整个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力图对苏南冲突及东方阵营的解体进行“全景式”的研究。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733页。
[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1～72页。
[4]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4页。
[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41页。
[6]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40页。
[7] 〔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8]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9]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10]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11]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16页。
[12] 〔美〕乔治·霍夫曼：《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册），沈国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页。
[13] 〔美〕 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1948—19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14] 〔南〕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