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类的“冷战”

一 意识形态上的较量

苏南之间的对抗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斯大林凭借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首先就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性问题向南共发难。他在1948年3月27日给铁托的信中，严厉批评南共领导中的“反苏气氛”。他还认为南共作为执政党仍未合法化，党内缺乏民主，也“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从而否定“南共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87]。在5月4日的信中，这种指责更加升级，斯大林认为南共领导人“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88]。苏共在南共压而不服的情况下，又通过情报局谴责南共“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89]进而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由于当时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南共是不宜在意识形态上与之较量的。因此，面对联共（布）的指责，南共最初采取回避的策略。在1948年4月12日举行的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铁托指出，苏南冲突“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错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被迫陷于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在利用思想意识的问题为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而辩护”。[90]在回避不成的情况下，南共被迫应战，但仅局限于战略防守，只能囿于否认斯大林关于南共在马列主义方面“脱轨”的无理指责，只能以此为南斯拉夫的立场辩解。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南共从1951年开始抛弃被动的防守，转而对联共（布）发起了批判性的正面进攻。南共先是寻找对方“脱轨”的疵点，进而对苏联模式加以否定。南斯拉夫人“起初含蓄地继而明确地批评苏联理论和实践脱节，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歪曲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91]。铁托在1952年11月南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抨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认为“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迄今闻所未闻的官僚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在苏联成了目标本身。它愈来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剥削者势力，这股势力不仅阻碍革命和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92]随着意识形态方面论战的发展，双方在社会各个领域内也开始了全面的对抗。

二 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

在政治上，苏联不断培植南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其目的在于推翻南共领导，以便“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新领导”[93]。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南共前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赫布朗，南共中央委员、政府财政部部长茹约维奇等人。当苏共“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后，担心他们遭遇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94]南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此后，情报局在6月28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95]

由于南共中央的严密控制，南斯拉夫的“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1948年8月11日夜晚，在苏联的策划下，南人民军参谋长约万诺维奇上将、佩特里切维奇少将和达普切维奇上校试图逃亡罗马尼亚，但未成功。叛逃事件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外交官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1948年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南斯拉夫驻布加勒斯特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9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针对苏联的行动，南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顶住苏联的恫吓，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开除出党，并由内务部将其逮捕。约万诺维奇则在偷越边境时被击毙。1948～1952年间，南内务部还清除了1.4万名情报局分子。

在经济上，苏联从南斯拉夫撤回全部民用专家，使南斯拉夫的整个工业陷入了危机中。随后，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始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50%来自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国家集团，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更大，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实施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是一种灾难。情报局会议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的合同，甚至南已经付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也拒不交货。铁托认为，苏联封锁的目的“是在（南斯拉夫）国内造成经济混乱，以便于更容易实现他的主要任务。他利用南斯拉夫的孤立来对南斯拉夫国家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下令全世界的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同南斯拉夫中断关系，想在这方面也使我们陷入孤立”。[96]

在此情况下，作为对抗措施，南斯拉夫关闭1946年苏南联合成立的航运公司和空运公司，并将经济生活转向西方。铁托在同西方就此进行谈判时，明确提出，西方的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将拒绝任何援助。西方国家在谈判中信守了这一承诺。莫斯科强烈反对铁托的行为，他们不断地散布种种谣言，破坏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实际接触。莫斯科扬言：“铁托只有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过日子”，“收买南斯拉夫只需1亿美元就够了。”铁托的回答是：“对南斯拉夫，是谁也收买不了的。”铁托在打开与西方的关系后，经济上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好处。1949～1959年的10年间，南斯拉夫获得了价值约2亿美元的援助，既有民用贷款，也有军事物资。南斯拉夫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使其摆脱了孤立处境，打破了苏联的经济封锁，促进了国内的经济改革。随着经济往来的加强，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发展起来。1953年，铁托成功地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借助于英美的援助，铁托增加了抗衡斯大林的实力。

在军事上，南斯拉夫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97]于是，南斯拉夫边境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7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境。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在南面，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党的书记雅科瓦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数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1948～1952年，在南斯拉夫与东欧各国的边境地区发生5000多起边界事件。根据斯大林去世后所透露出来的材料，莫斯科曾做出入侵南斯拉夫的决定。在苏联的威胁面前，南斯拉夫已做好了进行游击战的准备。1949年8月，铁托在斯科普里对部队司令官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南斯拉夫将抵抗任何入侵的企图，并且第一次清楚地表明，即使入侵者是苏联红军，南斯拉夫也要予以抵抗”[98]。1951年11月，南斯拉夫就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敌对行动，向联合国正式提出控诉；将国民收入的23%用于国防，30多万人的军队始终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从英美购买武器以装备其部队；同时修改安全计划，以便在地形有利的区域建立纵深防御体系，并在其北方举行针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演习。

在外交上，双方也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1949年9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并带动东欧国家单方面撕毁了50多个双边协定。同时，苏联东欧国家还将145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驱逐出境，使南斯拉夫处于孤立境地。

在南斯拉夫看来，外交是这场斗争的前沿阵地。南斯拉夫决定首先在联合国拉开外交斗争的帷幕。尽管苏南冲突早已公开，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任何场合都避而不谈苏南冲突。苏联这样做的考虑是，南斯拉夫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在此享有“天然”的“社会主义”权利，它与南斯拉夫的问题与联合国无关。针对苏联的这种策略，南斯拉夫决定，要从国家关系基本原则的角度，对苏联的威胁进行公开揭露，从而取得一箭双雕之效：既粉碎苏联的外交图谋，又通过揭露苏联的阴谋明示于世人，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卡德尔在长篇发言中，严厉控诉了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实行的一系列“反民主的做法”。

南斯拉夫决定，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南斯拉夫考虑到，这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竞选活动，争取友谊和支持。这一行动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利益，因此苏联采取多种手段来阻止南斯拉夫当选。例如，苏联通过中间人向美国代表团表示，一旦南斯拉夫被选进安理会，南斯拉夫将会投票支持苏联。苏联此举意在加强这样一种看法：苏南之间没有争端，这只是蒙骗西方而已。此举被南斯拉夫揭穿后，苏联代表又公开声称，按照大国之间的君子协定，苏联是东欧地区的主人，因此苏联有权决定东欧由谁来充当候选人。苏联随后推荐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竞选。苏联还通过“黑色宣传”抛出消息说，一旦南斯拉夫当选成功，苏联就脱离联合国。

南斯拉夫在参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活动中，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如愿以偿。同时，这也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说明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是可以打开的。

在体育方面，正常的比赛在非正常的政治形势下，也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1948年7月于布拉格举行的体操比赛中，南代表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应观众的要求，南代表队在苏联代表队比赛后进行表演，但苏联大使亲自对此提出了抗议，制造了一场外交上的丑闻。1952年7月，奥林匹克运动会苏南两国足球队在芬兰坦佩雷市进行比赛。结果在复赛中，南斯拉夫队以3∶1淘汰苏联队。两国都对这一结果反应异常。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等大城市举行了庆祝活动，南人民军海军的所有舰只都鸣笛庆祝，乌日策地区3000名建筑工人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表示将做出更大努力，提前建成炼铜厂。而莫斯科则下令解散国家足球队，并将队员遣散到西伯利亚地区。

三 东方阵营内部的“冷战”

之所以将苏南冲突称为“另类的冷战”，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第一，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不足为怪的。但苏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又有共同的远大奋斗目标，既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又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但在双方的冲突中，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攻击和诋毁，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如出一辙；第二，从苏南冲突的特点来看，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相互采取了类似冷战的一切手段。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苏南冲突可以被称为“东方阵营中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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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99～100页。

[2]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103页。

[3]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05页。

[4]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103页。

[5]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121页。

[6]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107页。

[7]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32页。

[8]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85页。

[9]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60页。

[10]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60页。

[11]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06页。

[12]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08页。

[13]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第56页。

[14]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第58页。

[15]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7页。

[16]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57页。

[17] 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18]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33页。

[19]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20]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155页。

[21] 〔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第285页。

[2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17～318页。

[23]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00～101页。

[24]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98～99页。

[25]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98～99页。

[26]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311页。

[2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431页。

[28]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306页。

[29]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第431页。

[30]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5页。

[3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09页。

[3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03页。

[3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05页。

[3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10页。

[3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11页。

[36]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56～157页。

[37]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页。

[38]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81～182页。

[39]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04页。

[40]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06页。

[41]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37页。

[42]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第101页。

[43]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24～125页。

[44] 《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1页。

[45]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57页。

[46] 〔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47] 〔英〕彼得·卡尔科斯雷西：《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48]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第125页。

[49] 〔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

[50] 〔英〕彼得·卡尔科斯雷西：《国际事务概览》，第235页。

[5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6页。

[5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9页。

[5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6～297页。

[5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80页。

[5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81页。

[56]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04页。

[57]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04页。

[58]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06页。

[59] 《真理报》1948年1月23日。

[60] 《真理报》1948年1月23日。

[61]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4页。

[62] 〔西班牙〕弗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63] 《科拉罗夫关于苏南保代表会谈的记录》，1948年2月10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98～99页。

[64]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6页。

[65]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29页。

[66] 〔西班牙〕弗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89～190页。

[67] 〔西班牙〕弗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91页。

[68] 〔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第36页。

[69]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4页。

[70]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2页。

[71]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77页。

[72]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39页。

[73]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2页。

[74]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

[7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18页。

[76]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08页。

[77]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2～143页。

[78]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24页。

[79] 〔西班牙〕弗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 191页。

[8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96页。

[81] 铁托给杰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见《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3页。

[82] 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83]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34页。

[8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96页。

[85]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203～216页。

[86]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25～331页。

[8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28～329页。

[88]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58页。

[8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85页。

[90]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134页。

[91]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第153页。

[92]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460页。

[9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86页。

[9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25页。

[95]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55～461页。

[96]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391～392页。

[9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28页。

[98]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