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摩擦

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人民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阵线成为共和国的基础，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努力，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在东欧各国中最为激进，南共一党执政，同苏共的方针接近。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南共领导人曾宣布：新南斯拉夫“执行着并将永远执行对苏联最友好的政策……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这种兄弟般的联盟”[1]。

但是，在这种表象和谐的背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党之间的矛盾仍潜伏着，加上战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摩擦，使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到了决裂的边缘。

一 苏南在经济方面的纠纷

“冲突的核心：经济关系。”[2]苏联反对南斯拉夫进行工业化，力图将其置于附属地位，在合办公司中严重损害南斯拉夫的利益以及在双边贸易中的“剥削行为”，成为苏南双方“发生冲突和某些伤感情的事情的根源”。[3]

遭到战争破坏的南斯拉夫，解放后亟须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南斯拉夫党和人民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从1947年就着手制定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中，南斯拉夫期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苏联也力求密切与东欧诸国的经济联系。但在双方经济谈判和经济合作中，南斯拉夫人发现苏联想在南斯拉夫原料生产中取得垄断权，而对南斯拉夫的工业化并不支持。苏联代表在谈判中公开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你们要的一切，我们在乌拉尔都有。”[4]正如南斯拉夫人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不是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看待，而是看成是……属于他们的利益范围，也即处于他们具有经济剥削一切特点的霸权之下的任何别的国家一样。他们的目的是使我们继续成为农业国和原料基地，充当尾巴，因此反对我们通过建立基础工业实现工业化而达到自立。”[5]

在战后初期担任南斯拉夫外长助理的弗拉特科·韦莱比特曾代表南斯拉夫与苏联谈判合营公司问题。他谈道：“早在1945年夏天就开始谈论建立（苏南）合营公司的好处，目的在于发展我们的经济。1946年初，我接到通知说，苏联要派一个代表团来，任务是同我们缔结有关建立多瑙河航运和民航合营公司的条约。我被指定同该代表团谈判。为了对谈判有所准备，我要求我们驻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代表机构向我提供苏联同这两个国家缔结的条约的副本。

幸运的是，我在苏联代表团抵达之前就得到了条约文本，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研究。当我看完了之后，我感到震惊。不平等是如此明显，毫不掩饰，苏联的霸权是如此横暴，我简直不知道开动脑子了。在我看来，这样的条约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从法律上来说，是完全荒唐的。我振作起精神，试图把苏联人这样的态度看成是必要的，因为匈牙利的纳吉政权和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国王的政权殊堪质疑。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一切在我看来，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苏联代表团会向我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提出缔结类似的条约。”[6]

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南斯拉夫被迫与苏联签署了民航合营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的协定。但两个联合公司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损害了南斯拉夫的利益。在尤斯塔公司运营期间，苏联通过该公司垄断了南国内盈利最多的航线。苏联人对其投入估得很高，而对南斯拉夫的投入估得很低。在对机场估价时，只向南斯拉夫承认普通地皮的价格，而不承认南斯拉夫在机场上所兴建的设施。在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公司方面，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歧视政策。航运公司运送苏联货物为每吨公里0.19第纳尔，运送多瑙河其他国家的货物为每吨公里0.28第纳尔，而南斯拉夫货物的运价则是0.40第纳尔。因此，在经援和贸易问题上，双方也有摩擦。1946年春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开始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及签订贸易协定问题与苏联谈判。后来，两国各种级别的代表商谈细节，直到1947年初，谈判仍在进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双方对若干原则问题谈不拢。南斯拉夫人感觉到，他们在经济上处处吃亏。

苏联在谈判中坚持下列三个原则：第一，一切东西不能无代价提供；第二，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机构决定；第三，以美元为核算单位。这三项原则与南斯拉夫方面的认识相去甚远。例如，1947年杰拉斯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会谈时，南斯拉夫方面要求苏联把留在苏占区的火车车厢作为战利品交给南斯拉夫。这些车厢是战时苏联作为战利品从南斯拉夫运走的。苏联的铁轨宽，这些车厢苏联无法使用。米高扬听罢问道：“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什么价格把我们这些车厢交付给你们？”杰拉斯认为苏联应该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南斯拉夫。米高扬简单明确地说：“我管的不是送礼，我管的是贸易。”[7]

1947年卡德尔会见斯大林时，卡德尔要求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建设一座炼铝厂和一座钢铁厂，并请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开采石油。斯大林说：“我们将以贷款的方式向你们提供这些东西；同时还拟派遣工人和专家去协同你们，你们应以货币或任何你们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进行偿还。”他最后笑着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从你们那里得到一点报酬。”[8]

在双边贸易中，苏方坚持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估算。因此，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被迫为苏联提供超额利润，这严重损害了南斯拉夫的利益。所以，南斯拉夫人认为，苏联的行为并不是“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而是对我们的纯粹损害”，是一种典型的“剥削者”行为。

二 围绕苏联在南建立情报网及苏联专家问题上的分歧

在两党两国关系方面，苏联雇用南斯拉夫人为其情报机关服务，苏联专家的蛮横作风以及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员安排等，引起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

自从苏联派军事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起，一些苏联军官便开始雇用南斯拉夫人为其情报机关工作。苏联人采用各种手段招募人员，有时利用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的景仰之情，有时则利用金钱收买和许诺给予重要的职务，有时则是抓住某人的隐私，威胁利诱。如女游击队员杜桑卡·佩罗维奇在内务部机要处工作。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伊凡·斯切潘诺夫上校从1945年秋天开始便与她进行接触，并提出要她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佩罗维奇说，她必须得到党的允许。上校则坚持说，她不该去问她的上级。上校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得更远些，因为做这种工作包含着去完成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要完成“更伟大的任务”。他向佩罗维奇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著名的背叛事件。他暗示，敌人可能隐藏在最高领导层中，一个人不应该太相信一切。上校还告诉佩罗维奇，如果她答应了，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领导人会对她的决定表示祝贺的。佩罗维奇告诉上校，她愿意为苏联服务，而南共的负责同志是不会拒绝帮助苏联的。因此，她坚持请示领导。说到这里，上校告诉佩罗维奇，在南共组织中，“铁托同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应该的，但别人的情况就不同了”[9]。

另一位苏联军官在发展情报人员方面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第四军军部的苏联教官索尔达托夫将军向他雇用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声色俱厉地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只能依靠苏联而生存的小国。解放南斯拉夫的是我们俄国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我们有权要你们做我们所需要你们做和叫你们做的事情。”[10]

这一活动在多方面进行着，上自中央委员会委员，下至党和国家机关的机要官员。苏联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对南共政治局委员、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得里耶·赫布朗的控制。赫布朗于1942年在萨格勒布被捕。敌人对他用酷刑，他背叛了党，答应为德国秘密警察工作。他的档案被送到柏林秘密警察总部。在交换俘虏时赫布朗被放回游击队。当时党组织不不了解他在狱中的表现，照样重用他。攻克柏林后，苏联人在柏林的档案中发现了赫布朗的叛党材料。他们据此控制了赫布朗。1945年南共获悉赫布朗在狱中表现不好，并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人。1946年卡德尔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告诉苏方，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在狱中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未把赫布朗的材料提供给南共。赫布朗被苏联内务部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成为南共领导层中苏联的“卧底”。

南斯拉夫建国后，苏联向南斯拉夫派遣了大批专家。这些专家对南斯拉夫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苏联专家的一些所作所为是南斯拉夫人难以接受的。第一，苏联专家普遍以“援助者”和“恩人”自居，他们态度高傲，目中无人，使他们的南斯拉夫同事感到难以接受。第二，这些苏联专家往往不顾南斯拉夫的特点，把苏联的一套强加于南斯拉夫。例如，一个苏联法律专家向南斯拉夫的检察官建议，应该设立秘密的军事法庭审判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南斯拉夫的检察官争辩说：“在南斯拉夫是不可能设立这样的法庭的，南斯拉夫的人民将对这种做法表示愤怒，而共产党员将提出抗议。60年前塞尔维亚爆发暴动，就是因为国王要设立秘密法庭。”苏联专家坚持他的意见，甚至引用斯大林的意见，但南斯拉夫的检察官拒绝让步。第三，派驻联合公司的苏联专家，则独揽大权，南斯拉夫人“甚至连认真查阅这些公司的账目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审查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经济方针了”[11]。第四，苏联情报机关借向南斯拉夫派遣专家之机，安插了不少情报人员。例如，当重修在战时被破坏的邻近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上的大桥时，苏联专家诱骗南斯拉夫的工程师和人员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在这座桥上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南斯拉夫铁路系统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间谍网。当1948年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们对南斯拉夫的铁路运输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南共中央认为，苏联专家的问题是苏南领导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47年，卡德尔访苏会见斯大林时，以极为谨慎的态度提出这一问题。卡德尔说，南斯拉夫专家和苏联专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和误会，双方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分歧。但斯大林生气地说：“专家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而不是干坐在那里。”[12]而铁托在谈到苏联顾问时则认为，南斯拉夫需要的是做工作的人，不需要发号施令的人。因为“发号施令，我们自己会干”[13]。

三 苏联对南党政干部问题的干预

安排外国党的领导，是莫斯科的一个传统做法，尽管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进行的。铁托本人就是由共产国际安排为南共总书记的。铁托任总书记后，尤其是抗德战争爆发后，给南共的独立发展创造了机会，苏联已不大可能具体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作风的改变。抗战胜利后，苏南两党、两国接触增多，苏联向南斯拉夫派遣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工作进行干预的事件就越来越多。有时，这种干预是暗示性的，有时则以“建议”的形式公开进行。最使南斯拉夫当局感到为难的是，苏联人告诉南斯拉夫，他们掌握了某人这样或那样的“历史问题”，而他们又不把材料拿出来，弄得南斯拉夫非常为难。“韦莱比特事件”就带有典型性。韦莱比特是南共老党员，先在萨格勒布做地下工作，1942年转入解放区，参加游击队，一贯表现很好。1943年，他被指定为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英美等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在苏南建立联合公司的谈判中，韦莱比特竭力维护本国利益，苏联方面对此颇为记恨。当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列别德杰夫被问及关于联合公司的谈判为何停滞不前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南斯拉夫方面）由一个英国间谍所率领。”[14]南斯拉夫要求苏方提供有关材料，苏联则始终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方面没有对韦莱比特采取组织措施。一方面，他们不愿听从莫斯科不提供证据的“断言”；另一方面，多为自己的干部着想，不能平白无故地毁掉一位同志。对此，苏联一直不满，多次催促南斯拉夫撤销韦莱比特的职务。直到1948年两国关系公开决裂时，苏联还在为这件事情纠缠不休。

四 两国围绕南军及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争执

南斯拉夫游击队是铁托的宠儿，它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历史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可斯大林却不把它放在眼里，而且当着铁托的面轻蔑地评论这支部队。1945年4月，为签订苏南友好条约，铁托访问莫斯科。在为铁托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在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说：“保加利亚的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保加利亚的军队本来有弱点，军内还有过敌对分子。他们枪毙了10个20个，一切都解决了。保加利亚的军队确实很好——受过训练，纪律性强。你们的南斯拉夫军队还是游击队，没有能力应付重要的阵地战。冬天（1944年），德国的一个团就能把你们一个师打垮了。”随后，斯大林带有讽刺意味地提议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干杯：“为一个能在平原上打得很出色的军队干杯！”[15]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参加了轴心国的，也就是说，保加利亚军队无论对南斯拉夫来说还是对苏联来说，都是敌军。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军队的这种态度，早就有所表露。1944年11月，在卡德尔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相同的场合并且当着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代表的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在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斯大林说：“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游击队的数目。他们常常被夸大。”[16]

南斯拉夫将军哈莫维奇曾在驻萨拉热窝第六集团军的一次作战演习期间发表意见，认为南斯拉夫军队应辩证地借用苏联的军事条令，并强调说，“在采用红军的条令时应加以正确的指导”。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在与铁托谈话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对苏联军事条令的批评引起一些南斯拉夫军官对苏联军事学说的批评。例如，在（1947年）1月举行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南斯拉夫应当有自己的军事条令，应当创立自己的军事学说。”

对此，铁托认为哈莫维奇是一位谦虚的将军和热爱苏军的人。“哈莫维奇批评的不是苏军的条令，而是批评公式化地运用条令规定而不考虑山地作战环境特点的那些人。”“南斯拉夫军队研究过并且将继续研究苏军的经验。不言而喻，南斯拉夫人同样也应当研究自己山地作战的经验。”

铁托还认为，“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军队有某些特点。军队中有政治委员，因为军官们没有受到过政治工作的培训。党组织在维护军纪和掌握作战艺术的工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拉夫连季耶夫认为，“当时就对哈莫维奇讲话的看法问题同铁托进行争论是不适宜的”。“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指出，党的组织在苏联军队中过去起过，现在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我们红军的历史所证明。我们现在没有设政治委员，当时设有政治副职，这是符合一长制原则的。”[17]

五 在文化交流问题上的矛盾

苏联领导人不尊重南斯拉夫的文化，这使自尊心很强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如苏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曾向南斯拉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行杰拉斯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南斯拉夫是否有歌剧院？其实南斯拉夫有12家歌剧院，南斯拉夫作曲家利辛斯基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在写歌剧。

苏联对自己的文化“宣传”方式，令南斯拉夫难以接受。他们不断地要求南斯拉夫人增加苏联歌曲的广播时间，尽可能多地上演苏联的剧目。这搞得南斯拉夫人大为不满。南斯拉夫人说：“我们一贯尊重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高尔基，但一定不让苏联三等现代剧在南斯拉夫剧院里泛滥成灾。”苏联的电影更是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非但如此，苏联电影还索取高价。南斯拉夫人从劳伦斯·奥利维尔那里花2000美元租到了《哈姆雷特》，而租苏联一部不知名的片子《一个苏维埃谍报人员的功绩》则需付2万美元。

苏联各种代表机构还向作为南斯拉夫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之一的报刊猛扑。几乎每星期都有苏维埃新闻局的代表拿来几百篇在莫斯科写成的各种题材的文章，大多是关于苏联生活、俄国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的诞辰纪念以及集体农庄的生活的文章。苏联人硬要把所有材料刊登在南斯拉夫的日报和周刊上。如若南斯拉夫全部刊登这些材料，那么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所写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地方发表了。

这里当然谈不上对等交流。苏联的报纸也刊登一些南斯拉夫的文章，但一是不多，二是这些文章大多经过删改。至于书籍的出版情况，也是如此。到1947年，南斯拉夫共出版了1850种苏联书籍，而苏联出版的南斯拉夫书籍则只有2种。

六 双方围绕南与西方国家领土和边界纠纷问题的斗争

南斯拉夫与邻国的领土和边界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的里雅斯特问题

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是一个海港城市，它是多瑙河国家通向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主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它的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后来邻近地区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迁居到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里雅斯特为奥匈帝国所控制。1915年，意大利以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为条件，同英法举行秘密谈判，意大利要求在战后取得奥匈帝国控制下的一部分领土，特别是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英法同意，缔结了“伦敦密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南斯拉夫国家建立，版图扩大到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伦敦密约”被宣布失效，意大利在分赃不均的情况下，于1918年出兵占领的里雅斯特，并占领了南斯拉夫海岸的萨拉，1919年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东南的阜姆。南斯拉夫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8月铁托访问意大利与丘吉尔会见时，铁托对上述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当时，丘吉尔答应通过战后会谈来解决。当时担任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总理的苏巴希奇在与丘吉尔的会谈中也对此提出了要求。[18]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与铁托进行会谈时，双方就战场上的合作问题达成了协议，决定双方同时对南斯拉夫北部及威尼斯—朱利亚地区的德军阵地发起进攻。很明显，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未来的归属至关重要。当时，在盟军第八军强行通过意大利时，南斯拉夫决定第四军从扎达尔以北，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地区向德军发起进攻。德军受到夹击，负隅顽抗。1945年4月底，两军均到达对的里雅斯特发起进攻的距离之内。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急于抢占的里雅斯特。丘吉尔于4月27日写信给杜鲁门说：“在我看来，占有的里雅斯特似乎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铁托的游击队占领该地区以前到达那里，占有它就可以在法律上构成有力的证据。”[19]于是，英国元帅亚历山大奉命进驻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是，南斯拉夫军队提前两天占领了该地区。英美立即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向铁托发出照会，要求他的部队撤离该地，并准备派5个装甲师开赴的里雅斯特附近，把地中海的许多舰只开往亚得里亚海，几个空军大队也待命起飞。5月1日，亚历山大元帅声称，铁托的做法“逾越”了双方协议条款的规定界限，指责南斯拉夫游击队企图通过占领的里雅斯特，使国际大家庭面临“既成事实”。5月12日，杜鲁门给斯大林一份照会，就“铁托在朱利亚地区的行动”表示不安。丘吉尔则表示同意杜鲁门的意见，认为“应当考虑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促使铁托撤退”。丘吉尔在致亚历山大的信中还说：“你可以指靠有关的全部18个师。”5月15日，英美政府给铁托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南斯拉夫军队在48小时以内退到摩根一线以东。5月16日，杜鲁门声称：“应当等待关于我们致贝尔格莱德的信件的消息，然后再决定如果我们的军队遭到攻击，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兵力。”5月19日铁托向南通社发表谈话，说：“南斯拉夫准备在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不受侮辱和不失体面的基础上，与盟国合作并达成谅解。”同时，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强调，“南斯拉夫军队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5月20日，杜鲁门再次致电斯大林说：“我希望您运用您的影响来帮助实现我们最近给铁托元帅的照会中所概述的解决办法。”[20]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也求助于苏联。

苏联方面于5月23日复信杜鲁门，一方面认为铁托的部队留在那里是正确的，但又认为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管辖，并且由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苏联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是考虑到如果支持铁托就“有可能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对”；二是担心“影响他们与盟国的关系”[21]，甚至会触发一场新的战争。1945年7月，苏、英、美、法四国外长会议再次讨论这些地区的归属问题，莫洛托夫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南意分界线，把的里雅斯特地区分为甲乙两区，的里雅斯特市内的甲区，由英美两国管辖，乙区由南斯拉夫管辖。苏联在接受这个方案以前并没有与南斯拉夫商议，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卡德尔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也没有向卡德尔作任何暗示。

如果说，战时苏南之间的矛盾由于苏联政府在大战中怕影响与英美等大国建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四国外长会议却说明苏联在谈判中，没有顾及南斯拉夫的利益。针对此事，铁托于5月28日在卢布尔雅那的演说中直率地指出：“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们还谋求一个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的屋子的主人；我们不要为别人而做出牺牲；我们不要在国际谈判中被当作一种贿赂；我们不想介入任何争夺势力范围的政策。”铁托的愤怒既是针对西方列强的，也是针对苏联的。苏联在得悉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满，并通过大使馆向南斯拉夫提出抗议。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指出：“我们认为铁托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而且卡德尔同志的解释（铁托的批评是针对西方同盟国的，不是针对苏联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读者是这样理解铁托同志的讲话的，而且这次讲话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释。请告诉铁托同志，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作这样的攻击的话，我们将被迫在报刊上以公开批判作为回答，并对他进行反驳。”[22]不仅如此，在苏南公开冲突后的往返信件中，苏方还把这段讲话作为铁托反苏立场的表现。

（二）卡林西亚问题

卡林西亚的归属是南斯拉夫与奥地利之间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从种族上来讲，卡林西亚是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地区。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曾提出占有卡林西亚一部分地区的要求，但未成功。根据1919年签署的对奥和约条款，在斯洛文尼亚人的卡林西亚地区的部分领土上于1920年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地区的归属。结果，赞成归并奥地利的占59%，赞成归并南斯拉夫的占40.1%。南斯拉夫认为，对于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大多数选民宁愿选择进步的奥地利共和国，而不愿选择落后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卡德尔在1939年撰写的《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一书中，分析过卡林西亚问题。他强调指出：“奥地利当时是一个比较进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有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南斯拉夫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它的政治制度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也都不能为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未来揭示比较有利的前景。”1920年“投票赞成归并南斯拉夫的是民族意识压倒其他利益的那些人”。“公民投票的失败，并不表明斯洛文尼亚人民缺少民族觉悟。”[2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林西亚地区就出现了游击队运动，当战争后期南斯拉夫第二集团军和第四战区的部队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时，卡林西亚的游击队就已经把德拉瓦河以南的整个卡林西亚的纳粹分子清除干净了。南斯拉夫希望迫使盟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但遭到西方大国的拒绝，苏联人对进入苏占区的游击队也毫不客气，在英、苏、美“安排世界的波茨坦，曾做出决定，只有几支强大的军队来占领奥地利，并命令南斯拉夫的军队撤退。1945年5月底，南斯拉夫军队怀着沉重的心情不得不撤退”[24]。

1947年1月，南斯拉夫政府致信苏、英、美、法四国部长理事会，正式要求把斯洛文尼亚人的卡林西亚领土归并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政府的主要论据是种族方面的客观情况，以及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这样一个事实。在3～4月五大国部长理事会期间，卡德尔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再次提出了卡林西亚问题。斯大林表示支持：“你们的要求肯定是正当的，我们要支持你们的要求。”斯大林还要求莫洛托夫尽其所能“支持南斯拉夫人”[25]。但在会议讨论奥地利和约时，苏联代表一再表示和约条款中的主要问题是德国在奥地利的财产问题。这就使英、法、美认识到，苏联想在奥地利与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一项希望得到在奥地利的财产的协议。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对南斯拉夫派往苏联的代表卡德尔说，南斯拉夫对卡林西亚等地的要求丝毫没有被接受的可能。

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维护南斯拉夫提出的对卡林西亚等地的领土要求，但在1945年5月，斯大林给奥地利总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雷纳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感谢您4月15日来函。请不用怀疑，您对奥地利的独立、完整和进步的关心，也是我所关注的。我愿根据力量和可能，向您提供奥地利所需要的任何援助。”[26]南斯拉夫认为斯大林这封信等于向雷纳保证“原封不动地保留奥地利边界”，难怪苏联不支持南斯拉夫对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

苏联对南斯拉夫的这一看法进行驳斥。苏联认为，斯大林的信中既“只字未提‘奥地利边界’，或‘答应确保奥地利1938年的边界’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不改变奥地利边界’。这纯系南斯拉夫政府的虚构和编造”[27]。“斯大林写这封信是出于这样的两种情况，即奥地利有被瓜分和丧失独立的危险，一方面，英国的某些人士正在酝酿一个把奥地利、匈牙利、南德意志的一部分联合成为多瑙河王国的计划；另一方面，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若干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集团则提出了一个把奥地利瓜分给邻国的计划。……斯大林的这封信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南斯拉夫认为，他们通过卡林西亚问题体验到了斯大林“在战后大国政治家决定各国人民，特别是小国人民的命运的赌桌上，是如何卑劣地用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命运做交易，来换取德国在奥地利的5000万美元的财产的”[28]。

七 围绕南斯拉夫与巴尔干其他国家关系问题的矛盾

（一）南斯拉夫介入希腊内战问题

希腊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维护大英帝国在希腊的利益，始终是丘吉尔在二战期间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曾切断英国的地中海交通，使英国吃尽了苦头。因此，丘吉尔认为英国必须控制希腊。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之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对于苏联的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逊于与苏联接壤或近邻的东欧地区。因此，尽管战争末期希腊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希腊的内战也震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但1944年5月在英苏订立东南欧“作战区域”协议时，苏联还是接受了由英国“指导”希腊的建议。在同年10月英苏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时，斯大林再次将希腊让给了英国。当1944年12月英国在雅典大动干戈，进攻民族解放军、屠杀共产党人时，斯大林“严格和忠实地遵守我们的十月协定，在雅典对共产党作巷战的好几个星期中，《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始终不曾有一字的谴责”[29]。1945年2月12日，当要求遣散希腊解放军的《瓦尔基扎协定》签字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30]。因此，希腊共产党的失败，斯大林是负有相当大责任的。

1946年3月，为反抗英国支持的希腊统治者的压迫，希共再次举行武装起义。5月30日，希共领导的游击队进攻了色萨利地区的反动军队，并在8月组建希腊民主军。希共领导的武装力量重新兴起后，先后粉碎了希腊政府1946年的“秋季围剿”和1947年的“春季攻势”，在1947年秋季达到鼎盛，解放了希腊大部分地区，并建立了以马科斯将军为首的临时民主政府。在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打击下，英国被迫将希腊让予美国。1947年3月，美国政府抛出“杜鲁门主义”，向希腊政府提供3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军事。1947年11月，美希政府成立了联合总参谋部，共同策划镇压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希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力量悬殊最终失败。1949年10月，希腊民主军宣布停止战斗。

当1946年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重新开始后，刚刚建国的南斯拉夫给予希腊民主军巨大的援助。南斯拉夫不但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派出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以达普切维奇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1947年8月，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成立“巴尔干联合参谋部”，组织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并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31]。联合国派去调查希腊北部问题的“巴尔干调查团”，充分证实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特别是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提供援助所起的作用。

南斯拉夫之所以介入希腊内战，是有着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南斯拉夫是期望通过支持希腊共产党上台进而将希腊纳入巴尔干联邦之中。战时铁托的发言人约普塞·斯莫德拉卡在1944年阐述南斯拉夫人对巴尔干联邦的设想时，就认为或者“使希腊加入这个联邦”，或者“同它结成永久性联盟”。因此，南斯拉夫是通过“支持希腊的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者，以消除英美反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并将巴尔干各国全部纳入社会主义阵营”[32]。

同时也应当看到，南斯拉夫介入希腊内战也有其民族利益的驱动，南斯拉夫希望以此将希腊的爱琴马其顿并入马其顿共和国之中。马其顿原是巴尔干地区一个古老的国家，先后隶属于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 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战败，结束了它在马其顿地区长达500多年的统治。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和约》，把马其顿一分为三。西北部分瓦尔达尔马其顿（简称瓦达马其顿，新南斯拉夫建立后，被称为马其顿共和国）划给塞尔维亚，西南部即爱琴马其顿归希腊，东部皮林马其顿归保加利亚。将爱琴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是南斯拉夫由来已久的目标。早在1943年5月，铁托就派他的战友、马其顿人坦波到希腊的马其顿地区组建南斯拉夫游击队。坦波向这一地区的马其顿人保证：“南斯拉夫党乐意看到整个马其顿（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的和希腊的马其顿）最后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南斯拉夫的体制中联合起来。这时候，马其顿会实行自治，能自由地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33]1946年希腊内战重新爆发后，南斯拉夫支持与铁托关系密切的、深受南斯拉夫游击战影响的马科斯担任希腊民主军总司令，南斯拉夫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动员爱琴马其顿地区的人民开展斗争。南斯拉夫除向希腊民主军提供大量的武器和其他供应品外，还让希腊游击队使用南希边境南斯拉夫一侧的安全地带。对此，英国学者克利索德认为，南斯拉夫之所以介入希腊内战是以此换取希腊共产党同意“最终把爱琴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34]。

与南斯拉夫的态度相反，苏联对希腊内战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苏达成妥协，将希腊纳入了西方势力范围。英国历来把希腊视为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因此在战时竭力阻止苏联势力进入希腊。1944年，英国先后通过《五月协议》和《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确立了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苏联则获得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始终维护英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第二，从冷战的现实来看，1947年3月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明确地将希腊作为一个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来看待，美国政府也始终将希腊作为遏制苏联势力南下的“北排”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苏联政府“不愿在冷战中承担太多的义务，也不愿激起美国的全面干涉”[35]。它除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外，对希共及其武装力量没有给予任何军事上的援助。1947年12月，希共建立的临时政府也没有得到苏联事先许诺过的支持。围绕着希腊起义问题，苏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二）南阿联邦问题

如前所述，阿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游击队运动为南共所开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党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南共来进行的。在阿尔巴尼亚革命过程中，阿党及其游击队曾得到南斯拉夫的大量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阿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1946年7月，双方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随后，一大批南斯拉夫的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进入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双方于1946年11月签订了“关于协调计划、撤销关税和统一币制”的条约，并规定从1947年起开始实施。两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协调和执行经济计划和措施。另外，两国还建立了众多的联合公司。在政治上，地拉那各项政策的制定，贝尔格莱德不但参与，而且具有决定意义。南共不断将亲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安插到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关键位置上。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阿党并不是成员，南共代表阿党参与各种活动。在外交上，南斯拉夫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以及驻各国的外交机构都代表阿尔巴尼亚的利益。

战后初期，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而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党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党的事务也交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同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南斯拉夫转交的。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南阿关系的发展引起了莫斯科的密切注意。

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邀请阿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4月22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消息后，苏联便要求铁托在5月下旬访问莫斯科，来讨论南阿关系。在5月27日的双边会谈中，斯大林指出：“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的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治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治一道来莫斯科。”铁托显然感到这样做有损于南阿的特殊关系，因此表示应当让霍查先到贝尔格莱德，待情况查明后再前往莫斯科。莫洛托夫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斯大林表示同意铁托的意见，他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接着，斯大林问到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对此，铁托做了肯定的回答。[36]在此情况下，斯大林被迫同意南阿双方加强友好互助合作。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时，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

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国报纸纷纷进行指责。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反应，正好符合斯大林的心意，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限制南斯拉夫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佐治访问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不满。[37]

在此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部长斯彼鲁·纳库为首的反南势力逐渐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治为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落，这使南斯拉夫人感到忧虑和不满。1947年8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指出：“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他提出纳库“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持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治是“最坚定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治访南，并认为应向阿尔巴尼亚人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人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纳库的职务。[38]

铁托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回应。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辞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党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纳库事件。看到霍查与佐治接近以后，纳库感到失望而自杀。据说，纳库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然而，南共却于12月初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纳库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地位。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杰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39]，以此来解决苏南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分歧。

在这一时期，苏阿关系的发展又使南斯拉夫人感到愤懑：“莫斯科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他想在阿尔巴尼亚取代南斯拉夫的地位。然而在南斯拉夫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因为要同阿尔巴尼亚联合的不是苏联，再说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共同边界。”[40]因此，围绕着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48年初，霍查以防止希腊入侵为由，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兵力赴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南斯拉夫原则上表示同意。南阿达成派遣军队问题的协议后，莫斯科甚为不满。苏联威胁说，如果南阿两国不废除协定，苏联将公开提出警告。斯大林担心南斯拉夫通过派遣军队的方式以武力吞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则认为，出兵之事“完全是莫斯科教唆霍查这样干的，以便找到借口给南斯拉夫加上帝国主义阴谋扩张的罪名”[41]。在苏联的压力下，南政府被迫收回出兵决定。虽然如此，斯大林仍不满意，要求“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双方之间的分歧’”，这预示着苏南关系将有一场急风暴雨。

（三）南保联邦问题

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都是南部斯拉夫人。长期以来，两国不断在马其顿问题上发生争吵。早就有人主张建立南部斯拉夫人联邦作为解决办法。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就南保联邦之事发出倡议，并拟就了一份联邦草案。随后，铁托又派以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到索非亚讨论建立两国联邦问题。但是，南保建立联邦存在着以下两个障碍。

第一，保加利亚究竟是以什么形式进入联邦，是以与南斯拉夫一对一的形式组成联邦，还是以第七共和国的形式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保加利亚人主张以一对一的形式实现联合，而南斯拉夫则坚持要保加利亚以第七共和国的形式并入其中，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部分。为了使保加利亚接受南斯拉夫的方案，南斯拉夫“不仅放弃了关于保加利亚军队在南斯拉夫领土上所破坏的、价值达2500万美元的赔偿权，而且还不要求偿还在大战期间被保加利亚军队掠走的一部分物资”。南斯拉夫还认为，“南斯拉夫有6个共和国，它们都是南斯拉夫联邦平等的成员；在这些共和国中，有的早在保加利亚之前便是独立的国家，如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联邦的建立，只能是保加利亚成为新联邦中7个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员”。[42]但即使如此，保加利亚还是拒绝了南斯拉夫的建议。所以本来应当在1945年新年前夕签订建立联邦的条约，由于双方会谈中的分歧，暂时被搁置起来。

1945年11月，莫沙·皮雅杰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安顿·于哥夫率领保加利亚代表团，先后抵达莫斯科，要求苏共领导对这一争执进行裁决。苏联最初赞成保加利亚的提议，后来改为支持南斯拉夫。正在这时，英国对酝酿中的南保联邦提出抗议。英国认为，保加利亚属前敌国而被置于苏、英、美三大国管制机构之下，南斯拉夫无权处置它的领土。本来苏联只是口头上勉强同意南斯拉夫的观点，实际是倾向于保加利亚人的意见。英国的抗议正好使莫斯科以此为由将南保联邦推迟下去。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南保联邦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这边的。斯大林在1945年9月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人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促成联邦，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43]。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与南建立联邦。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1946年4月，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表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在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44]5月27日苏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当斯大林提到南保联邦时，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的更多一些”。对此，铁托只得表示同意。[45]随后，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对保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46]

194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都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2月10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联邦的步伐。6月，铁托对保加利亚报界人士说，“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月，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于8月1日在布莱德签署了四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47]

但此时冷战已开始，东西方严重对抗的格局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的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中斥责了他们的行为。[48]但是，斯大林的批评并没有奏效。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非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49]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道：“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5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并发表了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而这一讲话最终导致了苏南的公开冲突。

第二，关于马其顿问题。1943年春天，南共领导人着手筹建巴尔干联邦，首先准备解决巴尔干各国争执的焦点马其顿问题。1941年4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以后，瓦达马其顿被划归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国际在关于马其顿（指瓦达马其顿）问题上缺乏首尾一贯的政策，致使南保两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经常撞车。因为在战时只有南斯拉夫存在着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为了打击法西斯，共产国际指示：“由于实际情况和工作方便，马其顿仍归南斯拉夫。”[51]马其顿党组织也仍“留在南共体制之内”[52]。但共产国际同时又规定，“考虑到马其顿的位置”，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都应采取赞成马其顿人民自决权的态度”[53]。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南保两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矛盾加深。保加利亚共产党支持马其顿党组织负责人的独立倾向，并“充分利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马其顿给他们带来的有利条件”，[54]加强对马其顿的控制。南共则派人员到马其顿地区整顿党组织，将拒绝服从南共领导的马其顿区委书记沙尔洛开除出党。1942年初，保加利亚共产党向共产国际建议，要在马其顿成立“单独的马其顿共产党”。共产国际将保加利亚党的建议不加评论地抄给了南共，引起了南共的强烈不满。在战争后期，南斯拉夫人成功地控制了马其顿，使其重新成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同志间在马其顿的地位以及皮林马其顿的前途问题上的争执，从未销声匿迹，每当莫斯科需要对某一不服管教的门徒施加压力时，这一争执就立刻重新出现。”[55]

总之，在南保联邦以及马其顿问题上，苏共朝秦暮楚和游移多变的实用主义方针，加深了苏南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