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族群认同与干涉

在回顾上述文献后，我们认识到，有时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会导致干涉。真正导致干涉的因素可能是对共同族群身份的认同，至于族群认同的产生及其影响干涉的路径，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国家领导人塑造族群认同

部分学者认为，国家领导人为了实现特定的内外政策目标，会刻意在民众中间营造族群纽带的情感氛围。也就是说，族群认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反过来领导人的决策又赋予了其合法性。

加尼翁（V.P.Gagnon Jr.）认为，干涉既不是感情因素引发的，也不是外部安全问题导致的，而是国内竞争的产物。[38]他指出，有些国家领导人为了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会主动挑起国际冲突。具体而言，如果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受到挑战者的威胁，他就会利用族群身份的差异建构出别国对本国的威胁，并且制定出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例如干涉别国的族群冲突。国家领导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动员起大多数民众，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加尼翁看来，干涉是转移国内政治竞争的一种手段，这与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理论有着相似的逻辑。族群身份的差异并不会直接引发干涉。在需要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会通过族群身份的差异建构出别国对本国的威胁，从而为干涉找到合法性。在加尼翁的理论中，族群认同完全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实施对外政策进而达成国内目标的一项工具。这恰好从反面印证了族群认同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借用族群认同作为工具，说明族群认同以及民族主义具有潜在的刺激冲突的作用。

图6 加尼翁的逻辑

与其他学者研究不同的是，加尼翁用国籍而非种族或血缘来界定族群身份。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或者族群同质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或者族群异质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简单地以他国和本国来划分族群身份从而建构出他国对本国的威胁，那么国家领导人可能无法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本国的一个族群可能有同族生活在他国，对于这个族群来说，他国未必就是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对外决策将变得更加复杂。

与加尼翁关注领导人国内目标的视角不同，戴维·卡门特（David Carment）和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考察了领导人如何利用族群认同实现对外目标。[39]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会利用民族主义认同（Nationalist Identities）来操纵民众的感情，以期实现某项对外政策的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领导人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为了塑造民众的偏好会强调对共同族群身份的认同。强烈的族群认同一旦在民众中间形成，干涉也就会被民众接受。不过，卡门特和詹姆斯没有说明领导人到底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对外目标。

（二）族群认同在民众层面自发产生

与前面几位学者的观点不同，还有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在民众层面自发产生的。民众出于对国外同族的认同而要求国家出面干涉，领导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响应民众的要求，做出了干涉的决定。

斯蒂芬·塞德曼认为，如果民众中间存在族群认同，那么族群认同就会塑造民众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的偏好。对于具体的个人，他会支持本国帮助那些和他有着共同族群身份的外国人。换言之，族群认同奠定了干涉的民意基础。但是，仅有民众层面的族群认同是不够的，因为对外决策是由国家领导人做出的。因此，塞德曼进一步指出，族群认同能够有效地解释一国干涉行为的前提在于国内政治能够对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即国家领导人必须重视民众的偏好，否则民众会转而支持其他政治人物。在某个国家的民族分离冲突中，潜在的干涉国通常会与冲突的某一方有着共同的族群身份。国家领导人必须对民众的期待做出回应，所以会决定帮助与本国民众有着共同族群身份的那一方。[40]

通过上述逻辑推论，塞德曼提出了族群认同影响第三方干涉的理论。对于发生在他国的族群冲突，一个国家会帮助与本国民众有着共同族群身份的一方。相反，如果本国民众与冲突的某一方有过仇恨的历史，那么该国就会反对这一方。还有一种情况是，本国民众与冲突的双方都有共同的族群身份，这时该国的政策就会是中立的或者是模糊的。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族群认同对第三方的干涉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图7 塞德曼的逻辑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族群认同的产生及其对干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两种路径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将族群认同与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同之处在于，前一种路径认为，族群认同是领导人建构出来的，是领导人用来实现内外目标的工具。当领导人塑造出民众的族群认同后，他就可以合法地实施干涉。而后一种路径认为，源自民众层面的族群认同对领导人形成了压力，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力，必须回应民众的要求，从而发动了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