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书写与阐释
将否定进行到底：1949～1959年文学中英雄形象建构的方法
吴娱玉[1]
摘要：以革命样板戏中无产阶级英雄的“成熟”状态去反观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49～1959），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憧憬英雄但不知英雄为何物的时代。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果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建构是通过层层否定，逐步剥夺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因素来完成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所谓的否定便是三大批判——对于路翎《洼地上的“战役”》、郭小川《一个和八个》和杨沫《青春之歌》所进行的批判。面对政治施压，三个作家的反应截然不同。杨沫觉得今是而昨非；郭小川痛苦地做心灵切割；路翎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奋斗”。他们三人不同的文化、政治选择也为他们带来了迥异的命运。
关键词：英雄形象 路翎 郭小川 杨沫
Abstract：The first decade（1949-1959）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n era that people are dreaming about heroes but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em，if looking through the mature state of typical example of proletariat hero in model opera. As a consequence，during that time，hero image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layers of denying and depriving the hero’s daily life elements. Practically，there were three criticism—Lu Ling’s The Battle on the Swale，Guo Xiaochuan’s One and Eight and Yang Mo’s The Song of Youth. Und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the three writers reacted differently. Yang Mo accepted and corrected herself；Guo Xiaochuan painfully changed his mind；Lu Ling resisted drastically. Their var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oices led them to different destinations.
Keywords：Hero Image Lu Ling Guo Xiaochuan Yang Mo
引言
观察历史，需要一个长的时段。站在长时段的末端来回视来路，一路走来的脉络、规律就能得到清晰的浮现，而要弄清楚末端的形成物的性质，我们也不妨走回到它的形成史中去看个究竟。基于这一道理，我们若要反思当代文学前30年的英雄形象的性质和形成机制，它初级的芜杂英雄形象和成熟期的样板戏所体现的纯粹英雄就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可以相互阐释和说明。
我把这前30年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划分为三个阶段：无名时代、新人时代、英雄时代。所谓无名时代，是指1949年到1959年，文学界憧憬着、盼望着英雄的降临，但英雄究竟为何物，作家、批评家都不甚了然，奇怪的是，对于英雄一定不是什么，他们却拥有着惊人的一致观点。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果就是，这一时期英雄形象的想象和建构都是通过持续不断、层层递进的否定来完成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三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对于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以下简称《洼》）、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以下简称《一》）和杨沫《青春之歌》（以下简称《青》）所进行的批判。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讨论的是无产阶级英雄，就自然排除了对于非无产阶级题材作品（如《武训传》）以及非英雄题材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在进入正式的论述之前，还要说一下毛泽东那封著名的关于《逼上梁山》的信，这封信对于建构无产阶级英雄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1950年，也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的那一年，此信再现文坛，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述如下：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2]
这一论断的本质就是否定，即否定了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成为舞台主角的权力，把舞台让给劳动人民。当历史的“渣滓”——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被清理出舞台的时候，无产阶级英雄就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封信的公开发表就是在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问世催生，于是，文坛立马涌现一大批准英雄。不过，准英雄毕竟还不是完美的英雄，批评家紧跟着做了大量的甄别工作，提醒乃至鞭策作家们千万不能那样写。这样的批评，我们不妨看作一种再否定、持续的否定。批评就是以否定的方式从反方向推进文艺的“进步”，这样的功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有明确交代：“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3]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批评，毛泽东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浇花”“锄草”。[4]本文就是一次对三大“锄草”工程的回顾。
一 英雄不能“谈情说爱”
《洼》（《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是路翎在朝鲜经受七个月的炮火洗礼之后写成的一篇短篇小说，它描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位年仅19岁战士的英雄事迹。这部崭新的、极具时效性的“当代英雄”题材作品，契合了时代的呼唤，一经发表便引发多方关注。不过，在欢呼声还没有退去的时候，共和国文学的“锄草”机制就开始启动了，批评者未必想象得出英雄究竟长什么样子的，但他们确切地知道，路翎所描述的英雄，身上含有太多的暧昧、湿热、伤感的因子，这样的因子显然不是无产阶级英雄所应该具有的。一时间，巴金、杨朔、宋之的、荒草、刘金、侯金镜等人纷纷撰写文章，掀起了第一次“锄草”工程的高潮。处在批判高潮中的路翎呆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不明白的是，这哪里只是文学批评而已，这是社会主义“锄草”运动的一部分。
《洼》中有两个世界——革命的阳性世界与日常生活的阴性世界。与革命这个词语连缀在一起的往往是雄壮有力的口号、整齐划一的步伐、坚不可摧的律令，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条分缕析、透明整饬的阳性世界，在这里，每一个命令都清晰简短，每一个人的脑中只有“革命”二字。日常生活则与革命相反，它与琐碎繁杂、温情脉脉缀连在一起，仿佛只有女人、孩子才有这样的特质，这是一个含混不清、无可名状的阴性世界，在这里，每一个眼神都意味深长、复杂多质，每一人的内心世界都幽深难测。
《洼》中的英雄人物王应洪，是一个被革命豪情充盈着的年轻战士，他是激昂的、元气充沛的，他仿佛就是革命的阳性世界的骄子。这样的骄子单纯透明、心无旁骛，心里只装着革命事业。当金圣姬问他家里有几口人时，他回答：“四口，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她羞涩了，他却什么都没有觉察，唱着歌跑出去了——无产阶级英雄心中充满了祖国、人民、革命、献身之类的阳性词语，怎么可能觉察出姑娘的话语中的含义——问他是否单身？如此曲里拐弯、婆婆妈妈的情感与英雄的世界相隔甚远。所以，当他被怀疑与姑娘产生感情的时候，他真的痛心和愤怒了，因为对于一个英雄来说，这是莫大的、无法洗刷的耻辱。于是，他大叫：“班长，你就这样看我么？”
不过，阳性世界的英雄时时存在被日常生活即阴性世界软化的危险。他是那么自然地融入于姑娘的家庭啊。“他一早一晚都要帮她家挑水，午饭后有一点时间还要去抢着帮老大娘劈柴……参与着这日常的家庭劳动，老大娘有时就递口水，递块毛巾给他，对待他像对儿子一样。”如此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当然会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伟大力量。更严重的是姑娘的凝望和守候，引起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出现，表明日常生活的情愫已经在他的心中不可阻挡地萌发了，人之常情在一步步地侵蚀着革命世界，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伦理剧烈地纠缠着，搏斗着。
这样的纠缠和搏斗剧烈到连他自己都不敢直视的程度，唯有在梦中，他才敢稍稍释放自己的紧张——他梦到与这位美丽而动人的朝鲜姑娘载歌载舞。“但在清醒的时候他却对这个很冷淡；他觉得他心里很坚强。”他更试图抹去这种“幼稚心情”，姑娘送袜套，他“没有什么犹豫”就向班长汇报了。姑娘送绣花手帕，他又要汇报，可他犹豫了：任务完成以后再说？犹豫正是思想搏斗的外部表征，可惜这只是片刻的犹豫而已。她的“建立一个和平生活的热望”，他根本无法体会，甚至避之如仇敌，阳性的革命伦理很快又压倒了阴性的日常生活伦理，他悔恨自己没有及时向班长汇报手帕的事，他平静地报告了。就这样，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有点浮皮潦草实则非常重大的“战役”，他成了一位成功镇压了自己心中不断翻腾着的日常生活冲动的英雄。
值得说明的是，手帕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其实是日常生活伦理招安、腐蚀革命伦理的一桩大事，或者说，在革命事业的忠诚度上，一条手帕就是天大的事，它就是一块试金石，值得作家一说再说的。如此一来，当代文学前30年历史中到处充塞着一条手帕、一块麻辣牛肉、一分钱、一根螺丝钉之类的大得不得了的小事了，就不足奇怪——在革命的逻辑里，小大之辨是可以随时随地翻转的。
所以，路翎所想象洼地上同时发生了两场“战役”：一场是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的战役，一场是革命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战役。我军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第一场“战役”的结局就毫无悬念，难以引人入胜，而第二场“战役”则是初开的情窦与严明冷峻的纪律的搏斗，而且情窦还被无情镇压了，自然是忧伤的、缭绕的，打动了许多读者。更关键的是，路翎对于这样的忧伤好像很是迷恋。比如，他会写到王应洪匍匐在“春天的金达莱花丛”中，“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动作里，他却摘下了一个花枝，把它衔在嘴里”，又“不知不觉地拿下来塞在衣袋里。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他的头脑是曾经闪过什么念头”。尽管路翎一再强调这些动作都是“不知不觉”“没有意识”“也许”的，可是，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沉迷才是最致命的，因为意识的世界可以抵抗、批判、修正，无意识的幽暗、混沌却令人束手无策，我们只能眼看着这样一位原本应该是绝对纯粹、透明的英雄朝着晦暗、毛茸茸的世界不由自主地滑下去。
当然，路翎不能容忍王应洪真的被阴性世界所俘获，他的英雄还是时时克制着自己的冲动的，可是，谁知道以后呢？于是，路翎似乎一定要把这个挣扎中的矛盾体推向死亡，只有死亡才能够一劳永逸地终止英雄朝着阴性世界的滑下去。不过，还是晚了，路翎已经让他的英雄挣扎得太久。要知道，欧阳海临死前四秒钟仍然在向祖国致敬，他只用了0.01秒闪过母亲的苦难和死亡的恐怖，就是这0.01秒的软弱都是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它被江青敏锐地发现，并指出这是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命的留恋”，需要修改。而王应洪的想入非非前前后后有多少次，内心挣扎了那么久，这样一个“光在家庭骨肉间翻筋斗”的人物，哪有资格被写入无产阶级的英雄谱？
于是，劈头盖脸的批判几乎是注定的。比如，巴金认为《洼》写了一个类似于中古骑士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爱情故事，从而“打动一般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或者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5]那些嗅觉灵敏的职业批评家做出了更精准的批判，据路翎总结，他们批评这篇小说“是‘纪律与爱情的冲突’，是‘宣扬个人主义’、‘攻击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侯金镜）。这些批评的一个共同的基本观点是：朝鲜姑娘金圣姬对志愿军战士的感情，战士们对这个感情所反映的人民的愿望的同情，以及战士和家乡、亲人的感情联系等等，都是‘个人主义’‘渺小的甚至是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决不能成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出发点’（侯金镜）”。[6]也就是说，在这些职业批评家看来，只有革命的、公共的、透明的世界才是志愿军战士所应该追求的，对于家乡、亲人乃至爱人的感情则属于朦胧、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私人领域，眷恋于它们，就是个人主义的，新的英雄应该把它们剪除干净。从这场批判开始，这样一种英雄想象的趋向愈演愈烈，到了样板戏中，英雄气与儿女情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红灯记》甚至要用一家三代不同姓的方式彻底驱逐掉骨肉情、儿女情——红灯照彻的堂皇世界其实是没有一点血肉的。
二 英雄不能脱离组织
《一》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写成的叙事长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郭小川的创作更接近他的灵魂，长诗的主人公王金便是诗人忠于自己内心本真的理想英雄形象。王金是一个特立孤行的英雄人物，他以超人式的非组织行为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以极端个人化的英勇善战向组织逼宫，意图证明自己是正当的，组织却错怪了好人。这个特异的英雄人物必然饱受争议，由于此诗之前并未刊发，[7]所以批判活动只在党内进行。批判的火力集中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据我的理解，《一》所体现出来的个人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叙事层面，在与庸众的对比时所体现的个人；二是在意蕴层面，在与革命组织的脱离时所体现的个人。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个人，都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所要坚决否定的。
（一）个人和庸众
《一》写抗战时期的一座随军监狱，八个作奸犯科的死囚犯正在等待死亡：“八张发绿的脸冒出油汗，十六只手被紧紧地倒绑。”此时，共产党员王金也被投入其中，于是，封闭的空间一下子形成激烈的对峙。王金大声说，“我偏不进去，我没有犯罪，不要侮辱我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又“对着犯人们厉声叫喊，‘滚出去！你们这帮土匪汉奸！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住在一起，跟你们这帮人不共戴天’”。而这八个人则“射进来嫌恶和鄙夷的目光”，“咬牙切齿的诅咒和辱骂，充满了这小小的房间”。
这个场景多么像鲁迅笔下的个人与庸众的对峙啊。也是在监狱里，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红眼睛阿义甩手就是一巴掌，庸众对夏瑜充满了厌恶和仇恨。不过，夏瑜怎么可能因为庸众的仇视而仇视他们呢，同样，王金也“忽然为一个巨大的声音唤醒，他想：是呀，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可以起些作用？”“一个巨大的声音”在此意义非凡，要知道，鲁迅的过客就是在一个声音的召唤之下，才无论多么困顿都要朝前走去的，胡适《上山》中的登山者也始终听从“努力！努力”声音的召唤，而他们的声音都可以归结为苏格拉底的声音。在柏拉图《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一再强调：“我听到有某种声音，他总是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事情。”[8]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献身于神圣事业，就是因为他始终在听从声音的召唤和引领，也正是这个声音把他和庸众区别开来，他是一个“个人”，一个赋有神力的先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听从一个声音召唤的王金就是早期鲁迅所谓“任个人而排众数”[9]“大张个人之人格”[10]的个人。
这样的认定并非牵强附会，而是有充分的事理依据的，因为虽然郭小川是党培养起来的政治抒情诗人，在内心深处，他却还是认同尼采式的超人的。在“交代材料”中，他这样交了底：“（王金）可以敌我不分，向敌人诉苦，对于党的审查，暴跳如雷，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他还主动把自己的创作与五四的个人挂上了钩：五四式地彰显“个人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把自己想象成为非凡的高大形象。不是教育青年做党阶级的驯服的儿女，在斗争中踏实工作，改造自己”。[11]诗人的忏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洪子诚的论断，这一批政治抒情诗人的思想来源有一脉是“‘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12]不过，郭小川自己说了，党要的是“驯服的儿女”，哪里容得下个人和“摩罗诗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激情与彼时的政治语境格格不入，必然会招致批判和弃绝。
作为个人的王金，身上还有着强烈的启蒙大众的意愿，这也是鲁迅所说的“扶弱者而平不平”。[13]他主动对那八个说：“老乡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如果能活，你们做些什么？”众人们怀疑：“你还想从这里逃出去吗？哼，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脱。”王金接着说：“我们怎能逃避人民的法律，可是我总觉得人还是活着的好，只要我们活的有用和有意义。”当犯人们不以为然地“轻微的讽讪”时，他开始声色俱厉地教训他们：“你们这帮土匪、汉奸、逃兵，这辈子真是枉生为人！”“只想让你们结束这一生的时候，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意义，我记得孔夫子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这启蒙的庄严时刻，“没有人敢把他的话打断，王金现在仿佛有了无上的威严”。就这样，八个庸人的心中被注入了向善、向上的愿景，他们一下子转变成我们的革命事业所依靠的群众，此时，长诗第一次出现“九个精壮的大汉”的身影——“一个”和“八个”终于合为了“九个”。
就是在这里，郭小川显示他与尼采本质上的不同，他不单单是尼采式的“颂强者”，还有着浓厚的济世、助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自己也说“人性论在这首诗中达到了极点”。[14]郭小川所想象的英雄的人格，原来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体。可是，人性论意味着“不管什么人（什么阶级，有什么罪不容诛的罪行），都有‘人’的‘心肝’，能懂得‘人的意义’”，[15]那么，肯定人性论不就是对于阶级论的否定？于是，郭小川又因为宣扬基督、武训、甘地等人的“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受到猛烈的批判。
（二）革命伦理和个人伦理的纠缠
其实，听从一个声音的召唤而拥有崇高的信仰，热忱地启蒙大众，如此诸种品质未必不能容于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在意的是，这些英雄品质是否处于组织的领导之下，它们是否就是组织的化身，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些品质就成了脱离组织的个人主义的罪状。所以，在批判者看来，《一》的更大的问题在于个人与组织的疏离，本文把它命名为个人伦理和革命伦理的纠缠。之所以称之为伦理，是因为相较于王应洪的个人情感的无意识流露，王金对于个人人格力量的坚守，对于革命和组织的信仰，都是一种价值自觉。
王金曾是一个“意态轩昂的教导员”。在他心里，共产党员是一种神圣的、不容玷污的荣誉，他这样向党宣誓：“我活着的一生值得我死后欢愉，因为我没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在这样的志士心中，生死事小，革命的名节才是大事，所以，当他遭敌人逮捕时，他当然不会屈服，对党的无限忠诚支撑着他战斗到底。但是，当王金在承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又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组织的怀抱的时候，组织却不是信赖他，而是怀疑、审查乃至惩罚他，那些冤枉他的话“像刀子般割着”他的心，他的“每条神经都感到疼痛”。于是，他不得不对组织产生了怀疑，他只能相信自己，只能用自己“独特的道路”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条“独特的道路”就是“个人奋斗，唯我主义”[16]。王金的“唯我主义”有如下表征。
（1）对组织有所保留。王金收到王世臣的信后，隐藏起来不向组织汇报，由此可见，王金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都交给组织的觉悟。
（2）向组织逼宫。王金把他所遭遇的“怪诞的案情”讲给八个狱友听，党不相信的离奇情景狱友却相信了，并一同向锄奸科长求情、作证，用批评家的话说，这是把矛盾交由反革命来解决，“内部由外部去解决”。[17]
（3）个人拯救组织。敌人向我军进攻，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纷纷倒下，群龙无首，王金挺身而出，指挥战斗，并最终挽救了组织，这样的桥段在“有心”的批评家看来就是“刻骨的讽刺”，因为王金是在“以德报怨”“是王金把党改造了”。[18]
（4）个人凌驾于组织。经历过这场战役，犯人们洗心革面，有了向善的意愿，却无意加入党组织，这表明在犯人们心里，他们的救世主是王金而不是党组织。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王金的心灵与党组织若即若离，在他心里，个人伦理和革命伦理各有千秋、纠结缠绕，而缠绕的根子则是隐藏于郭小川内心深处的一道深刻的伤痕——那段延安时期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诗还可以“怨”？对于革命阵营中的文学家来说，“怨”是一个多么陌生、多么邪恶的词语啊！向党组织抱怨？向党组织抱怨的人，当然会受到党组织的清算，其后的文坛大抵都发“正音”而没有了怨声。
有趣的是，个人与庸众、个人与组织之间持续的、激烈的紧张，使得《一》在写作的当年不可能得到问世的机会，但是，当这样的时代一过去，它就得以发表，并被张军钊拍成轰动一时的同名电影，这电影成了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而《一》深深吸引新时期读者和观众的地方，正是这种无法消弭的紧张感，只有在这种持续的紧张感中，人性的韧性和深度才会喷薄而出。
三 英雄不能是小资产阶级
《青》（1958年1月初版）是1950年代最重要的成长小说，洪子诚说：“小说在否定戴愉、于永泽、白莉萍等（人）的选择的同时，通过对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真正的实现。”[19]不过，尽管《青》试图证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一步步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但小说中“清新秀气”“鹤立鸡群”的“小资风”还是与讲求“泥气息、土滋味”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这样的格格不入当然会被敏锐的批评界捕捉到，他们认定，“小资风”不是无产阶级英雄所该有的气质，并由此启动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锄草”行动。比如，郭开认为，林道静这一形象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20]那么，《青》在哪些方面体现“小资风”了呢？
（一）爱情小说的女主角
《青》如此开场：清晨，一列火车飞驰，乘客们的视线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行李卷上插着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一位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白手绢，脸色略显苍白的女学生静静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是一个寓言性的场景——一个懵懂、无知、美丽、善良的女孩即将展开她的历险之旅。这样的开场至少蕴含着四层含义。
（1）林道静所展现的女性美引人注目。她恬静貌美的脸庞（“她的脸庞是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浓秀地渗入了鬓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让人着迷，未经世事的纯真让人垂怜，坎坷的身世、无助的表情让人怜惜，这些特征都符合男性对女性美的想象，极容易撩拨起男性的爱慕。
（2）美丽的林道静不是花瓶，而是秀外慧中的“洞箫仙子”。她逃离家庭时带的不是金银财宝、首饰衣物，而是箫、笛、琵琶等乐器，这样的诗情画意更加撩人情愫。请看下面的一幅画卷吧：“她掠了掠轻轻拂动的短发，掏出了心爱的口琴……吹着口琴，她还随走随拾着沙滩上各色美丽的贝壳。”
（3）内外兼修的林道静还是一个娜拉。她不甘在继母的控制下做有钱人的金丝雀，愤而离家，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叛逆、不服输的个性和反抗旧道德的勇气，一定会赢得进步青年的倾慕。
（4）不过，一身白衣隐喻了林道静的纯洁干净、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她还有待成长，从而获得自身的主体性。此时，各种眼光环伺着这个女孩，她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被嫉妒的对象，她一定会遇见无数凶险，最终才能遇上自己的白马王子吧？这真是一个充满着诱惑和暗示的开头。
这样的女性形象，活脱脱就是一个爱情小说的女主角，因为她几乎满足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所有想象，难怪余永泽看到她时，“心里像燃烧似的呆想着”：“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她跟革命，跟无产阶级英雄有什么关系？她的美貌、多情、幻想和哀怨甚至会腐蚀掉刚性的革命大业吧？批评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太过显眼的漏洞。
（二）政治与爱情的同构性
《青》的情节框架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纠葛，这是言情小说的典范设计——“青春之歌”嘛，不谈爱情谈什么？不过，杨沫显然不可能讲述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她要把她的爱情故事赋予革命的意义——林道静为了革命才去恋爱，就在恋爱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她日益成长得纯粹和坚强，她革命、恋爱双丰收。杨沫更精妙的设计在于，林道静的恋爱史的数个阶段与她从信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成长、改造为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过程严丝合缝，她对旧日伴侣的抛弃，就是她对于“保守”“落伍”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扬弃，她对新伴侣的依恋，就是她对于“先进”“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皈依。这一设计背后的逻辑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地成长。这样一种爱情、性与政治之间的同构性设计，体现一类根深蒂固的陈腐的想象：软弱、游移、苍白的女性始终是被伤害、被拯救、被争夺的对象，就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女性只有不断地通过与越来越具有革命性的男人的结合才能实现自身的救赎，正如知识分子只有被无产阶级改造、接纳才能获得重生一样。在杨沫看来，女人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都是成问题的。
林道静一共经历了三段恋爱，她在“永恒的男性”的引领之下不断地飞升。
起初的恋爱对象是余永泽。余永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征服她的一套话语系统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呈现的浓烈的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茶花女》及海涅和拜伦的诗……他还会告诉她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的《隔绝》——这是最经典的五四启蒙话语。“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所阐扬的浪漫、热情、奔放的五四文化一下子唤醒了沉睡中的美人，美人心醉神迷，与他同居。同居的小屋也是五四味十足：墙上一边挂着白胡子托尔斯泰的照片，一边是林道静、余永泽的合照。他们的爱情故事很像《伤逝》，子君就是被涓生的“我是我的”之类的启蒙话语所唤醒。不过，林道静显然不是子君。子君很快沉湎于日常琐事之中，她和涓生的爱情也就随之枯萎——涓生爱的是一个被五四话语充盈着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到了《青》中，率先失落的却是林道静：她生活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小天地中，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她感到沉闷、窒息……五四启蒙者注定要被她抛弃。
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人卢嘉川。卢嘉川给林道静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书目：列宁《国家与革命》、高尔基《母亲》以及《铁流》《毁灭》《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未知世界一下子压倒了余永泽的缠绵和浪漫。为了进一步夯实余永泽的脆弱和虚伪性，杨沫还刻意编织出魏三大伯除夕告贷的戏码，从道义上宣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死刑，他最终满脸阿谀之色地投向反动政客、五四英雄胡适的怀抱，则是历史的必然。五四之梦终结了，“那么，卢兄，你倒指给我一条参加革命的路啊”。不过，卢嘉川只有理论，理论哪能救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他无法带领她走完她的成长之旅，杨沫只能安排他被捕并被杀害——已经给林道静完成了理论开导的他，还有什么用？
与革命理论的启蒙者卢嘉川不同，江华引导林道静关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以县委书记的身份直接领导林道静参加斗争。他的核心概念就是“实际”：“我很希望你以后能够多和劳动者接触，他们对柴米油盐、带孩子、过日子的事知道得很多，实际得很。你也很需要这种实际精神呢。”正是在江华的带领之下，她成人了——入党，并在小说结尾的大游行中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但是，随着人群激昂的呼唤，随着雪片似的漫天飞舞的传单，随着刽子手们的大刀皮鞭的肆凶，这清一色的队伍渐渐变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都陆续拥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来了。他们接过了学生递给他们的旗子，仿佛开赴前线的士兵，忘记了危险，忘掉了个人的一切，毅然和学生们挽起手来。”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带头人，但只有群众的参与，革命才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解读成知识分子终于在群众的怀抱中获得了合法性。
这样一种与爱情谐振的革命书写至少造成两个后果：（1）追求革命的崇高使命与个人的爱恨得失并驾齐驱，林道静与其说是为了党的召唤而革命，不如说是受到了爱情的蛊惑而革命，这样就使个人的爱情命运成了小说的主轴，消解了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引导作用；（2）使得缠绵悱恻的儿女情、“小资风”一直在小说中弥漫，无法去除，这与批评家所预想中的英雄气相去甚远。
四 杨沫之痛改前非
1959年，工人郭开所引爆的一场大讨论将《青》推入争论的旋涡，虽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文坛大佬纷纷撰文力挺，肯定《青》“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杨沫还是不得不谨慎地听取了反对派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1960年，修改本问世，据金宏宇研究，与初版本相比较，修改本由37章扩充为45章，“修改了260多处。第一部修改了80多处，第二部修改了170多处。最明显的是增写了8章农村生活的内容和3章学生运动的内容，再版本共计增写七八万字的篇幅”。[21]这一次增删，主要集中于三大焦点问题上，即“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和“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22]下文便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于杨沫的“痛改前非”做一番梳理和分析。
（一）删除小资产阶级感情
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和趣味集中体现在她与余永泽的纠葛之中。因为余永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爱过这男人，她从一无所知走进了19世纪既荡气回肠又缠绵悱恻的人性世界，也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启蒙的、拥有了自主性的她又注定要抛弃他，走向光明辉煌的革命世界。所以，之于她，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既是负累，也是恩物。不过，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之后，杨沫不再缱绻于作为恩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只能把它作为负累全盘清理掉。初版本中有太多描写流露林道静对于作为恩物的小资情调的留恋，到了修改本中，这些地方都被删除净尽。对于共产党人卢嘉川，林道静也抱有太多“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她爱的毕竟是一个革命的男性而不只是革命本身，展现爱情的场景和话语被全部删去。
如果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卢嘉川多少有点罗曼蒂克，容易使人忽略他的革命者身份而只是把他当作白马王子的话，那么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的江华就应该沉稳、踏实很多，他应该凶猛如铁锤，朴实如螺丝钉。可是，初版本中的江华不只是铁锤或者螺丝钉，他也有性别，也有对于美丽异性的强烈到既霸悍又羞涩的渴望，这样的渴望显然会腐蚀革命者的坚强意志——铁锤和螺丝钉怎么可能有性别？修改版中江华这些“失态”处一概不见，江华的形象也因此而清洁、高大了许多。但是，只要是一个人，就何曾能够清洁？
（二）与工农兵结合
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有可能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这样的可能性来自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定位本身——既可能走向革命也可能投向反革命的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为了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身份的两面性做出一个形象的说明，杨沫特意设计了林道静的诡异的出身：佃农之女被大地主林伯唐强奸，生下了林道静，她既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她的身上同时长着“白骨头”和“黑骨头”。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要扬弃掉自身的两面性，做地主阶级的“贰臣贼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忠诚于自己身上所流淌着的无产阶级血液，与工农兵结合，他们与工农兵结合的程度，就是他们对于地主阶级反叛的程度。初版本的精力更多地放在林道静如何通过爱情获得革命意识的开悟上面，对于她该如何隔入工农兵则语焉不详。到了修改版，杨沫一举增加了八章的对农村生活的描写，也就是修改版第二部第七章到第十四章，意欲“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23]这一突兀的大幅添加，到了意识形态大为松动的1980年代开始广受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是政治宣教功能对于文学审美功能的取代甚至践踏，与工农兵结合在一起的林道静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成了党对于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我、提高自我的经典理论的图解。批评者忽略的事实是，那个特殊年代所生产出来的作品当然要与时代本身榫卯相契，它更应该反过来为时代的逻辑和伦理背书、证明，否则难逃被“锄草”的厄运。
杨沫的“天才”在于，她不仅让林道静与工农兵结合了，而且丝丝入扣地呈现林道静从结合之初的本能的恶心到后来的心安理得、甘之如饴这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一过程，小资产阶级的原罪才能得到呈现，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兵，游移、彷徨的同路人与坚定的革命者之间巨大的价值差异以及擢升的艰难才能得以彰显。关于这一价值差异，伟人有着生动论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4]不知是杨沫活学活用的天分太高，还是实在想象不出小资产阶级该如何与工农兵结合，便只能乞灵于伟人的宝典，香与臭、干净与不干净的辩证关系同样出现在增写的部分里。结合之初，“一股难闻的气味”冲到林道静的鼻孔，这是汗臭、霉臭和油污的恶臭；结合的中途，她还能闻到“一阵恶臭熏鼻”，“道静却不再觉得恶心”；到了成功结合，她“紧紧”地靠近老人的身体，“这时再也闻不见他身上的汗臭”——香臭从来不只是香臭本身，还是阶级情感的直白表达。
（三）突出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力
针对“一二·九”运动描写得不够宏阔，林道静在此运动中的作用更不够鲜明的质疑，修改版做出了两方面的重大修改。首先，全方位、多视角地呈现“一二·九”运动，重点增写了三章的内容，也就是第34章林道静参加北大世界语协会和新文字研究会例会，第38章北大历史系与反动派夺取领导权和第43章的学生大游行。其次，大幅删改初版本中表现林道静在领导革命运动时不够冷静、机智的描写，把她塑造成仿佛从娘胎中一出来就特别会战斗、能战斗的全能革命家和领导者。对于这些描写的删除，也透露杨沫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男权取向：那些软弱的、无作为的、投降的行动都是“娘娘腔”，其实质是阴性的，革命者都百炼成钢的，当然是阳性的。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杨沫刮除了所有具有性别的、柔软的、毛茸茸的描写，增添了许多无性别的、刚硬的、光滑的内容，在此修改过程中，林道静也越发脱去了她的小资气、女人味（在革命的逻辑中，它们两者就是一回事），超凡脱俗地成为一个通体透亮的革命英雄。
可是，这样的毫无人气的洁本仍没有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到了“文革”，《青》依然被定性为“替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大毒草”——《青》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史，这样的构思本身就是有罪的，因为无产阶级英雄从一开始就应该完美无缺，哪里需要冗长、烦琐的成长？即便有成长，也只能是从无伤大雅的起点开始，比如，不够细致、机敏，像出身的两面性已属原则性问题，这样的主人公只能被否决、淘汰，哪里来的成长？“文革”一结束，杨沫就迫不及待地再一次调整了《青春之歌》，她好像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可是，到了新时期，无产阶级“新人”的成长这一文学主题已被冷藏、淘汰，杨沫的多愁善感的女英雄、女“新人”注定只能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暧昧、尴尬的存在，这个存在也因为自身的被否定，只能成为无产阶级英雄想象史、塑造史的重要一环。
五 郭小川之心灵切割
相较于杨沫的觉今是而昨非，郭小川的自我否定就要艰难和复杂得多。
郭小川的诗歌始终在个体的生命感受和革命的工具化要求之间徘徊、撕扯。1957年的“小阳春”气候让他所珍视的个人价值得以破土而出，写出了给他带来厄运的《一》，《一》也恰恰成了他的灵魂深处个人伦理与革命伦理剧烈缠搅的有力证明，《一》就是他的“心史复调”，[25]正是这样的“心史复调”给一个单调的、外在化的时代增添了厚度和温度。不过，“心史复调”是我们的时代的审美和道德追求，而“十七年”的“水晶宫殿”里怎么可能容纳这样的异端？不需要批判者的当头棒喝，郭小川自己也会时时狐疑他的个体感受乃至个人主义究竟合不合时宜，于是，他的内心被撕裂了，他的心灵中有两股声音在此起彼伏，他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26]
郭小川如此珍视自己的个体感受，这样的感受无法公之于众，他就把它写在日记里。日记承载着他的最隐秘、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内心世界以物化的方式存在，又反过来对他公开发表的文字所构筑成的另一幅形象产生了质疑、颠覆，他必得时时平复这样无法平复的致命性颠覆。从他的日记等私密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个人意识。
（1）他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具有神性的。他曾说：“一想到宇宙，就感到人太渺小了，但人是不会自己毁灭自己的，生活的力量对人能够吸引住，都会津津有味地活下去，创造着一切。”[27]人之于宇宙之浩瀚当然微乎其微，但是，人依然能津津乐道地活着、创造着，是因为人有对生活的向往以及个人的能量。而《一》中的主人公王金，如同一个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的个人，虽然力量微弱，却挣扎着向上。他说：“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28]
（2）他认为个人情感是值得尊重的。他的日记中曾写道：“又到默涵处谈近一小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呵！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29]在这里，他着重强调异性间存在的微妙、暧昧而敏感的情愫，正是因为这种模棱两可却拨动心弦的情缘，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丰富、驳杂、意味深长，更能激发出作家的创作灵感。由此看来，郭小川所想要捕捉的情感是混沌的、莫名的，而并非革命所要求的单向度的忠诚。
另一种声音在外部施压。1959年，党内针对郭小川作品中所暴露的个人主义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郭小川起初的态度是“非常抵触”，接着思想“转过了弯”，“思想上虽然没有全通，但也觉得自己不对了”。[30]他自己总结，就在个人伦理和革命伦理的对峙让自己“痛苦、彷徨”的时候，“如果不是党组织伸出手来，大喝一声，我是会堕落的，组织上及时地挽救了我”。[31]至此，他彻底放弃仅存的微弱的个人意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几次三番地检讨，都集中在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反拨上。
（1）对于强调个人力量的方面，他检讨说：“随处流露自我欣赏，自我扩张的东西（向困难进军）”，是“个人主义膨胀，政治上退步，严重右倾，丧失立场”。[32]
（2）对于尊重个人情感的方面，他也做了检讨：“这是长期的个人主义没有清算的结果，是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这个个人主义的幻想破灭了，首先是创作不能搞了，‘身心就要崩溃’。这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矛盾时所出现的一种状态。”
由此可见，郭小川已经放弃了对个人情感、个体尊严的坚守，开始向集体主义、党的权威妥协。经历这次心灵的切割之后，他已经被驯服为党的“好儿女”。也因为这样，党内对他的最后判词还是留有余地的：“郭小川同志的个人主义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33]他的政治地位并没有被动摇。但是，从1959年至1976年，郭小川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他再也没写过《一》那样深邃而丰厚的叙事长诗，他从一个复杂丰厚的“心灵诗人”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作为一个‘心灵诗人’的生命，恐怕在1959年10月已被窒息”[34]——心灵的一半都被切割掉了，郭小川怎能成为中国的肖洛霍夫？
六 路翎之“最后的奋斗”
与杨沫的痛改前非、郭小川的心灵切割不同，当《洼》遭到批评界的炮轰时，路翎试图撰文反驳。在发表无望时，他非但没有放弃，而是将文章扩充到了四万字以求自证，终于在《文艺报》上刊登，在当时，这是极为罕见的“反批评”。但《文艺报》之所以公开发表他的“反批评”并非要营造文学批评的对话氛围，而是为即将开展的反“胡风集团”运动做准备。路翎未必没有一丝警觉，但他还是孤注一掷，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奋斗”，向自己的精神导师胡风致敬。[35]他的四万字长文始终在为包括家庭、亲人、爱情和生命在内的日常生活的阴性世界辩护，他说：
牺牲这一切——家庭、亲人、爱情以至于生命——并不等于这一切没有价值，对这一切没有感情。人们付出牺牲，正是为了保卫这一切——首先保卫和这一切血肉关联的事物：人民、集体、祖国。正因为这一切是可贵的，所以这牺牲才是崇高的。为了保卫这可贵的一切不受敌人蹂躏，为了保卫这个正是有着自己的亲人、爱情、生命在内的祖国，为了保卫这个给了人们以幸福生活和光明希望的祖国，人们走向战场。人们的家庭和爱情，当然是属于个人的，但就其对整体的关系而言，他又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一点，才能为整体的利益而奋斗，产生集体主义的感情。[36]
从这段剖白可以看出许多信息。
（1）路翎所坚持的革命的阳性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阴性世界的关系，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认为，亲情、爱情和生命才是最体己、最切身的，生命的爱感、痛感和死感等所有这些无法命名的微妙感受都弥足珍贵，我们之所以付出牺牲，走向革命，正是为了保护这些柔软的领域，而革命和祖国也因此才获得了合法性——用路翎的话说，就是祖国“给了人们以幸福生活和光明希望”。祖国伟大，只是因为它给人带来幸福和希望。所以，阴性世界是阳性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以阴性世界为旨归的“集体主义变成了虚无主义”，[37]而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不过是走向个人幸福的媒介。[38]革命服从于日常生活，集体服从于个人，这在革命逻辑和伦理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此异端的言论，他还当作圭臬反复宣谕，他比杨沫、郭小川要顽固，要“反动”得太多，他当然也会为他的“反动”付出深重的代价。
（2）路翎所认定的集体主义和批评家眼中的集体主义相去甚远。路翎笔下的战士，“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致，他的对家乡、亲人的感情就是对祖国的感情，他从自己过去所受的苦感到朝鲜人民今天所受的苦，他在斗争的教育下产生着崇高的集体主义感情”。[39]在路翎眼中，个人主义是母亲与爱人，集体主义便是祖国母亲。因为切身体验的母爱是人所共有，由己及他地推广开来，集体便是祖国——与个体血肉相连的更崇高、更伟大的母亲。路翎所谓的祖国是他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故乡，是饱尝辛酸和蹂躏的土地，是满目疮痍需要呵护的家园，这是一种基于文化、传统、情感之上的爱国。他爱这片热土，但这和管辖这片土地的政权无关，也就是说他爱的是文化心理上的祖国母亲，而不是共产党光辉照耀下的祖国母亲。这样一来，党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英雄身上就不再重要，党的权威和集体的崇高就被解构了。为此，侯金镜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在不断克服个人意识的斗争中产生的，热爱一条小河、小河里的鱼、健壮的妻子，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只有把这一切和‘团体的利益’发生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才可以发出爱国主义的光辉，才能给人以勇敢战斗，自我牺牲的力量。”[40]
显然，路翎的自我辩护不仅没能验明自己的革命正身，而且将自己的异端思想暴露无遗，他和他的小说的罪名也被升级为“反党反革命”，就连原先处于观望的、未置可否的作家、批评家此时也不得不表明立场，纷纷发表批判文章，例如，杨朔《与路翎谈创作》（《文艺报》1955年3月15日），魏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解放军文艺》1955年3月号）、《路翎写我军的目的在于瓦解我军的斗志》（《解放军文艺》1955年7月号），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陈涌《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中国青年》1955年第14期）等，数不胜数。
事实上，1955年《文艺报》第1～4期连载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之后的一个月，路翎就因胡风案被铺入狱，长达20年之久。这是路翎评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他入狱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是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的奋斗”，他以他的文学生涯，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承担起这样的文学理想，实有一种困兽犹斗的悲壮，给文学史留下了一抹惊心动魄的记忆。
从《洼》《一》《青》所引发的批评界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关于“英雄不该是什么”的论证，以及由此而进行的再修改、再创作等文学活动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界对英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41]批评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批评怎么能左右整个文学创作？而且，批评怎么可能只是“锄草”，批评不也可以是浇花和培土，像鲁迅所说过的那样吗？[42]不过，那个时代只需要作为“锄草”的批评，需要这样的批评把否定进行到底。于是，从路翎到郭小川再到杨沫，作家愈来愈听话，个人价值愈来愈消减，人情味和儿女情愈来愈淡薄，他们的人物也就愈来愈接近英雄。经过一系列并不轻松的“锄草”运动，英雄的雏形终于在1960年代诞生了，他就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新人”时代。
[1] 吴娱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 这原本是1944年毛泽东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第一次在《人民戏剧》1950年5月创刊号上公开发表，该信于1967年5月25日再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到1982年5月23日重新发表时，又恢复了原件的内容，并将其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参见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22页。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第30页。
[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88～394页。
[5] 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巴金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448页。
[6]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7] 郭小川在交代材料中说，1957年11月20日，他改定长诗并打算发表。他先将《一个和八个》交给《人民文学》，《人民文学》迟迟未登；又寄给《收获》，《收获》来了一封信，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时，他也觉得没有把握了，“《诗刊》要过几次，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来过信要出版，我均未答应”。参见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30页。作者去世后，此文首刊于《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
[8]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申辩篇》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第20页。
[9]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7页。
[10]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5页。
[11] 《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58～59页。
[1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5页。
[1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2页。
[14]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40页。
[15]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31页。
[16]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65页。
[17]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55页。
[18]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56页。
[1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9页。
[20]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21]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239页。
[22] 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光明日报》1960年1月19日。
[23] 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光明日报》1960年1月19日。
[24]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38～39页。
[25] 夏中义：《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6] 郭小川在他的思想总结中这样写道：“（六月）有几天，我的精神很不正常，预感到‘身体和精神都要倒下去’……精神错乱，控制不了自己。”参见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45页。
[27]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42页。
[28]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40页。
[29]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日记，1957—1958），第177页。
[30]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28页。
[31]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29页。
[32]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62页。
[33]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76页。
[34] 夏中义：《革命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心史复调——论郭小川1957年三首叙事长诗及诗人命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5] 胡风决定“上书”之前，曾满含热泪地对路翎说：“我和你路翎，和阿垅、绿原、牛汉、徐放、谢韬、严望、冀汸、卢甸等结伴而行，我们也有不小心也有莽撞。我现在很感慨，像做最后的奋斗似的。但结果驳回来，说你反党，如何呢？我们走到困难的境地了，终于不能顾忌什么了。为了文艺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冲击会有所牺牲。”随后，在历时四个月的时间里，胡风等完成了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参见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第304页。
[36]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3期。
[37]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3期。
[38] 侯金镜批评说：“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方法是：差不多每一个人物在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或是在紧张的情况下面，都做一次有关个人幸福和个人痛苦的回忆，然后这个回忆就产生了战斗的力量。”参见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宋之的写道：“他所描写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起作用的，却不是这种伟大的政治感情，而是我妈、我爹、我老婆，要不就是我的绝望的爱情、我的孩子、我的家乡中某一条小河里的鱼等等。”参见宋之的《错在哪里——评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醢役”〉》，《解放军文艺》1954年第8期。
[39]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对〈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3期。
[40]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4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页。
[42] 鲁迅曾说：“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参见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