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由来

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吗？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家经常研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基于对西方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实证分析，诸如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理论大师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斯蒂格利茨强调，社会资本理论代表了发展领域研究的第三次范式革命：第一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强调实物资本的重要性，第二代发展理论的范式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第三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则关注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效应。

那么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国家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基于西方社会实证经验的社会资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之时，就不应该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应该更多投资于国民教育，重视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因为无形的社会资本才能为一个国家与社会走上长久发展之路奠定的基石。

大量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认为，所谓社会资本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所拥有的一套公民规范和社会网络。它会产生社会公众之间的善意与相互理解，从而使得这个社会的公民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行动，以解决许多仅仅依靠政府与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共问题。这些研究文献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或者社区如果拥有存量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它将会在很多领域取得较高的回报，比如经济的高效发展、社会治安的稳定以及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等。而如果一个社会或者社区社会资本比较匮乏，那么它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就会比较糟糕。更进一步的是，这些研究文献认为，一个社会或者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或社区如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推行有效的政策，就能逐渐积累起社会资本，久而久之，就能改善其在上述领域中的表现。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都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而得以改善。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绝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这种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社会资本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其对于诸如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如果不存在或者存量很少的话，那么积累社会资本的最优路径又是什么呢？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要么集中于城市，要么只关注社会资本一个或两个方面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试图回答以上问题，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具体说来，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书设计了一个立足于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并通过对来自9个省与直辖市的348个农村的实证数据分析，勾勒了两种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与以往的诸多研究不同，本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定量研究，并充分运用一项完成于2013年的、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民意调查。该调查覆盖了9个省与直辖市的348个农村，调查获取了3698位村民与348位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两个层面的数据。这样一种基于大规模样本获得的数据，能够更为精确、更为全面地描述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从而克服了以往诸多研究往往依赖于片面的、印象式的描述所导致的缺乏代表性、缺乏精确性的研究缺陷。

第二，本书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把社会资本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进行了分别处理。具体说来，本书在宏观层面同时考察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庄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影响。这种宏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据348个农村的村庄层面的综合数据而进行，并辅以8个典型村庄的深度案例分析。通过宏观层面的考察，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具体影响机制。

第三，就社会资本的微观效应而言，本书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个体层面上是如何影响村民个人的民主价值观念与政治参与行为的。这种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赖3698位村民的个人数据而进行，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民个人政治参与行为、个人民主价值观念的具体影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