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内容摘要

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晚年奉献给社会的伟大力作是五卷本《随想录》，此书字里行间充满着这位百岁文豪的忏悔意识和自省情怀，亦充溢着这位世纪作家的善良、悲悯与博爱。法国作家卢梭创作的《忏悔录》被誉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照亮西方启蒙征程。巴金的《随想录》忏悔意识渊源：中西方忏悔意识流播。《随想录》忏悔意识表现即自我解剖与自我反省。《随想录》忏悔意识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重新找回国人曾经失落的人文精神。巴金因《随想录》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随想录》被学界认定为中国的“忏悔录”典型代表作。《随想录》忏悔意识传播了两个价值：《随想录》被视为中国文艺气象变迁的“晴雨表”、中国文艺战线上高悬的“明镜”。

《随想录》忏悔意识传播途径：“说真话”。巴金《随想录》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高峰”，在于它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讲真话”是对“文革”弥天大谎的一种极大反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中华民族自视残缺、同时自立的最好途径。

1958年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支配下，“大鸣”“大放”，进而进入“大跃进”时期。文艺界紧跟时代“步伐”，倡导“文艺也有试验田”，“工农文章遍天下”，大力高呼“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在政治高压之下，说假话、说空话成风。此风更进一步就演变为“文革”这场大骗局。医治“文革”浩劫的良方是“讲真话”。但它却遭到各种极“左”势力的围攻，它痛斥当下社会颓废风气。“讲真话”筑起了一座劫难的纪念碑，揭穿“文化大革命”弥天大谎的大骗局，折射出思想的光辉。

巴金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概括为两个层面：“奴在身者”与“奴在心者”。他以笔代刀，无情地解剖自己，清醒地深思“文革”产生的原因，自我反省，处处充溢着浓郁的忏悔意识。巴金年轻时代具有赎罪意识；儒家思想重视“内圣”与“反省”；卢梭的《忏悔录》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影响着巴金忏悔意识的产生。《随想录》问世后褒贬不一，激烈交锋，形成百家争鸣局面，汇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随想录》作为“灵魂的呼号”，呼啸于天地间，遗响于中华大地，经久而不衰。巴金的《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

“四害”横行时期，“牛棚”林立，像巴金一样的大批优秀文艺人士由人变成了“牛鬼”，进行劳动改造，更要思想改造，朗诵《毛主席语录》，承认自己的作品是“大毒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饱受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文革”期间，“长官意志”发挥到极致。无论“长官”提出多么荒谬的主张，都有人吹捧照办，从而大行其道。“长官意志”就是法律，中国宪法形同一纸空文。一纸“勒令”就可以无情剥夺知识分子创作、艺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在“长官意志”的声威下，催生出“精神奴隶”。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任由造反派奴役而不敢反抗，这是“奴在心者”的表现。巴金延续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呼吁大反封建主义。这是思想解放运动浪潮中掀起的一朵美丽的浪花。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86年8月巴金创作《怀念胡风》，解剖自己的心灵，还清欠下的感情债。《怀念胡风》作为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压卷之作，显示出老作家对“胡风问题”的严肃谨慎，标志着中国文艺春天的正式到来。

《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问世后虽受到极“左”思潮攻击，但更受到国人广泛的赞颂。它掀起了一场反思“文革”教训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针对性地批判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进行改革时代新启蒙，拯救被“文革”肆意践踏的道德，为祖国的复兴而呐喊。《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通过老作家真诚的忏悔，来救赎人们的灵魂。文学救世，是巴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的实践。文学巨匠冰心、曹禺、王蒙、冯骥才等大作家们给予了《随想录》高度评价；巴老研究领域权威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博士后导师陈思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系主任李存光教授等学者们从学理层面剖析《随想录》的传播影响力。

《随想录》忏悔意识传播形式：“抒真情”。“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抒真情”方式最显著的体现。巴金崇尚高尔基小说中的“丹柯之心”，早年在《旅途随笔》中就表示要做一块木柴，愿将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巴金的作品折射出他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巴金的“真情”融合在他的友情、爱情、亲情之中。巴金的《致青年作家》用真情指引着文学大业。巴金的“真情”感召了天下人，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叶圣陶称赞巴金“识与不识众口传”，曹禺讴歌巴金：“文章见真情，巴金是我师”。

鲁迅与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激励巴金在漫长“文革”劫难中“有勇气地活下去”。鲁迅杂文如投枪、如匕首，针砭时弊，入木三分；《随想录》无情解剖社会，直斥封建专制意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经典小说批判社会的功能，也影响了批判蒋家王朝的《寒夜》《家》等不朽名著的创作。七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巴金执着地传播鲁迅人文主义精神，使其人品和文品熠熠生辉。

《随想录》忏悔意识传播层次：从现代文学馆到“文革”博物馆。在巴金看来，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纪念鲁迅先生最好的礼物，是中国人民用美好心灵建设的一座宝库，也是借鉴东西方成功延伸民族文化的产物，更是亟待恢复保存“文革”中被批为“毒草”的文学作品的需要。为了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终落成，巴金先后写作《现代文学资料馆》《再说现代文学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向习仲勋、胡启立等中央负责人请求解决实际困难；为了解决新馆地皮问题，特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他捐出十五万元作为建馆基金，还捐献几千册珍贵的图书与资料。中国现代文学馆建成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它成为全世界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共同的“家”；它更大大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巴金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其受之无愧。

巴金晚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建立“文革”博物馆。“文革”期间，像巴金一样善良的人被押赴批斗场，电视报刊集体“声讨”知识分子的“罪行”。无数知识分子因此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备受“精神奴役的创伤”，“血淋淋的魔影”充斥着中国大地。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永远牢记惨烈的悲剧，不要让第二次“文革”卷土重来，就是为了反对并根除封建主义残余的“魔影”，就是要“时时刻刻敲警钟”。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缘于“文革”之后的极“左”思潮还有市场，缘于几千年积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

中国人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常常谈及“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毛泽东把文艺作品根据“政治标准”划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巴金文集》被认定是十四卷“邪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巴金遭受批斗等各种残酷虐待。文艺百花园里，“毒草”丛生，满目疮痍。毛泽东着重从破坏性方面入手，把大批作家与干部清理出“革命队伍”。江青的“样板戏”则响应毛泽东“政治挂帅”号召，着重从建设性方面入手，全国只有《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传播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样板戏”为江青树碑立传，为篡党夺权鸣锣开道。“样板戏”也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牛鬼蛇神”的批斗狂潮。“文革”结束十余年后，春节电视节目、都市报纸依然还在演唱“样板戏”或为“样板戏”唱赞歌，说明“文革”遗毒并没有被彻底扫荡殆尽。国人应牢记“文革”带来的惨痛教训，这是非常必要的。

巴金《随想录》对内传播影响力：批判极“左”思潮，启蒙国人灵魂；真诚忏悔救人心，文学救世救社会；文豪学者高评价，《随想录》影响深远。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今研究“文革”的论文数以千计，论著也达百余部；可喜可贺的是，当下社会反映“文革”如电视连续剧《路上有狼》的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蔚为壮观。不难发现，巴金的《随想录》传播影响力巨大，推动了国人思想解放。巴金的《随想录》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在于，巴金作品研究成为中外文化互为流播的有效媒介：巴金翻译名著，传介外国文化；翻译巴金名著，传播中华文明；频授国际大奖，见证文化传播。巴金的《随想录》中《再访巴黎》等九篇访问法国的作品，成为中法文化传播的使者、架设中法友谊的桥梁。“巴金热”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文化在法国传播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