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软实力”概念的产生及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1991）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偶然之作，既有历史实践发展依据，也有学术理论渊源。
1.“软实力”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在其《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认为：“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1]保罗·肯尼迪认为当时美国将继续衰落：“1945年以来，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自然下降，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下降得比预想还要快。”他认为美国在与苏联展开的经济、军事实力竞争的大国争霸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必然会因为巨大的国防开支而衰落。针对这种“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在其“软实力”开山之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对保罗·肯尼迪等人关于美国权力衰落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美国既拥有传统的经济、军事的硬实力优势，也拥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新型的软实力优势。只要能够将这些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美国将能领导世界[2]。虽然约瑟夫·奈并没有预见到苏联因意识形态信仰等问题而解体，甚至还说：“基于苏联的基本资源和军事实力，在21世纪低估苏联这一超级大国将是一个错误。”[3]但在苏联解体后，约瑟夫·奈也意识到，美国和西方的软实力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才是“推倒柏林墙”的真正力量。
2.“软实力”概念的学术渊源
有关“权力”与“软权力”的政治分析中，类似的观念在以往一些政治学专家的著作中都有所论及。美国政治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美国战略家柯林斯（John M.Collins）把影响人民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力量、人民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起领导作用的因素都视为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则走得更远，认为权威的核心不在于强制和暴力，而在于用价值观成功地塑造全社会；建立权威也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故而突出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1939年，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卡尔（E.H.Carr）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舆论控制权）。受卡尔的启发，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是影响他者从而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可以通过胁迫、收买或吸引力来实现。军事权体现胁迫力，经济权体现收买力，这两者都是硬实力，而话语权则体现一种吸引力。所以他就把通过吸引和说服获得更优结果的能力概括为“软实力”。认为“软实力资源”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4]。他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冷战时期的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即在国家间以军事、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竞争之外，寻找比硬实力更高层次的、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与路径。
3.从“软实力”到“巧实力”的逻辑演变
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但从未对“软实力”概念进行过清晰明确、一以贯之的定义，也没有关于“软实力”的系统理论，他只是针对一些国际问题谈到“软实力”。其一般都是从“软实力”资源和“软实力”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其观点也随着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而演变。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宣布从台湾撤军（尽管还以对台军售的方式延续了部分痕迹），美国同台湾的同盟关系已经结束。20世纪80年代，因为新西兰在核动力舰艇进入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美新同盟关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会通过决议不允许美国继续驻军苏比克湾基地，而泰国则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始终拒绝美国在境内部署军队和永久基地，美国在亚太地区失去一些战略支撑点。而在经济方面，美国过去的和现存的亚洲盟友——除了菲律宾以外——其最大贸易伙伴，几乎都渐渐从美国变成了中国。显然，支撑美国霸权地位的“硬实力”影响范围处于收缩状态。美国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仅靠其“软实力”显然太有局限性。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杂志上提出“巧实力”概念，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受此启发，2007年约瑟夫·奈和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联合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巧实力：探寻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Smart Power：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是约瑟夫·奈对一本关于美国硬实力的著作[5]的书评，作者在文中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布什政府对软实力的忽视；同时，又明确地提出，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用“巧实力”[6]，但未对其进行深入的解释[7]。而在《灵巧的超级实力》（A Smarter Superpower，2007）一文中，约瑟夫·奈又结合“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战争”推销“巧实力”。他回避了美国同反恐战争的关系，而认为“这场斗争的双方不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兰内部的战斗，对立的一方是少数恐怖分子，另一方则是非暴力的伊斯兰信徒的主流。我们必须吸引伊斯兰信徒的主流以使恐怖分子无法招募新的成员，才能击败‘圣战’极端主义。”“美国需要向‘冷战’中所做的那样，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结合成‘巧实力’。反恐战争既需要军队、情报和国际警察部门通力合作，打击强硬恐怖分子；同时，也要吸引伊斯兰主流民众，孤立极端分子，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软实力。[8]”约瑟夫·奈在另一篇文章《巧实力和反恐战争》（Smart Power and the “War on Terror”，2008）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巧实力在反恐战争中的运用[9]。而在《美国能够重获“巧实力”》（The US Can Reclaim Smart Power，2009）一文中他重申了“巧实力”的重要性，指出巧实力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箱”[10]。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政府采用。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2011年11月在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并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美国口头上否认遏制中国崛起，但构建亚太安全新格局主要是针对中国，实施的就是巧实力战略：美国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断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难看出，约瑟夫·奈国际战略观点从“软实力”到“巧实力”的演变，是美国试图通过恢复冷战思维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的一种学术反映。约瑟夫·奈的主要学术贡献仍然是“软实力”，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约瑟夫·奈又有美国的官方背景，所以“软实力”概念很快就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并渐渐成为一个频繁用于多个领域的术语。
4.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主要观点
自1990年以来，约瑟夫·奈不少文章和著作谈及“软实力”。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内容。
（1）提出了“软实力”概念，界定了“软实力”的功能
在学术史上，约瑟夫·奈最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传统上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通常是一国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国与国之间的超强实力的来源正在发生着变化，不再是拥有资源的能力，而是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划分为两种，即硬实力（Hard or Command Power）和软实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等硬实力，而且包括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构成国家的综合国力，两者缺一不可。对于美国来说，在21世纪，它的超强能力不是拥有多少资源的供给，而是控制国际政治环境的能力以及让其他国家按照美国意愿行事的能力，即要着眼于从单纯注重硬实力转移到重视软实力。软实力是指利用文化（Culture）、意识形态（Ideology）、制度（Institutions）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11]。约瑟夫·奈在文章《软实力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1999）中，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如能够让其他国家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12]约瑟夫·奈在《为何再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2002）[13]一文中强调，在21世纪，由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会危害一国的经济实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约束，使得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能再单纯地依靠军事力量，而应该更多地使用软实力[14]。约瑟夫·奈在《软力量[15]：世界政坛成功之道》[16]（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2004）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17]”。在该书中，约瑟夫·奈从行为分布和潜在资源两方面比较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别，并以美国为例，深入阐述了软实力的来源、如何使用软实力以及软实力是如何影响外交的；抨击了以军事、武力、暴力等硬实力建构世界新格局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多使用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断取得成功。在比较世界各国软实力时，约瑟夫·奈认为，在大众文化领域，“（前）苏联文化谈不上具有软实力”；“封闭的体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这一切都意味着，冷战期间（前）苏联在软实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从软实力资源的角度看，与美国力量最接近的竞争者是欧洲；亚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日本是这些国家中潜在软实力资源最强的国家。但从近代来看，亚洲国家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其软实力也大大削弱。但亚洲的软实力正在急剧上升，约瑟夫·奈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软实力就可以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同时，约瑟夫·奈在该书中还强调了信息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所展示的软实力[18]。
读者很容易就会注意到，约瑟夫·奈把“软实力”仅仅限定在国际战略领域，他强调软实力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软实力可以“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强调“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如能够让其他国家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这不奇怪，因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阐明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无疑是一大学术贡献，“软实力”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制度、话语权、国家形象等影响力的共性，而且看到了苏联解体是因为“在软实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但是，“从来”一词显然用得不当，因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苏联的文化软实力是生机勃勃、锐意进取、充满吸引力的，否则世界上怎会出现那么多共产党？否则社会主义阵营怎会形成？否则西方怎会一度惊恐不安？仅是苏联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就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热血青年。（书中有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不知鼓舞了多少苏联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甘洒热血保卫祖国；不知鼓舞了多少苏联工人献身最艰苦的劳动，创造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不知鼓舞了多少苏联科技人员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而无私奉献，大大缩小了苏联同欧美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差距，乃至苏联被称为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苏联文化软实力曾有过的魅力和强大吗？即便约瑟夫·奈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早期，苏联从这些战略软资源中获益颇多，诸如共产主义、跨国的共产主义机构等”[19]。
实事求是地说，约瑟夫·奈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他把“软实力”仅仅看成是外交战线“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却忽视了软实力对本国内部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二是他没有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考察软实力的兴衰涨落，仅仅看到了苏联的解体；三是他提出“软实力”的宗旨显然是在论证美国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政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2）认为信息革命提升了“软实力”的作用，“软实力”可弥补美国权力的局限
约瑟夫·奈在文章《信息革命与美国的软实力》（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2002）中敏锐地注意到，信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软实力的作用，即提升了与意见、文化和政策紧密相关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并不能取代一个国家，但会继续增加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他认为，21世纪，美国要继续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领导性的实力，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美国经济保持强劲、社会不衰退；保持现有的军事实力但又不过度军事化；不凭借自己的力量变得过度单边主义和傲慢从而浪费其软实力资源；不会发生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使得美国朝着孤立主义的方向发展；以更广阔的更富有远见的视野综合全球利益来重新界定国家利益[20]。他还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21]（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g，2002）中分析阐述了非政府组织、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对软实力的影响，认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国界的团体和网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机构（包括恐怖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很多这样的组织吸引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跨国联盟，形成它们自己的软实力。”“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权力，使得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的作用。”[22]约瑟夫·奈在他的著作《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从全球事务中权力的分配出发，探讨了21世纪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书中展示了权力资源如何适应于数字时代，以及巧实力战略的实施为何不只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曾经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国际互联网的出现让非国家行为体掌握了权力资源，它们可以在家中对政府发动网络袭击，制造能够为全球所恐惧的安全威胁。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为主权国家创造了新的权力边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成熟的机遇[23]。
约瑟夫·奈关于网络的见解是睿智的，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网络给非政府组织增加的能量，以及给政府组织提出的严峻挑战。他看到了非政府组织和网络信息相结合，将发挥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中国在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安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信息传播迅速、反应敏捷、主体多元、易于炒作等特点，必须善于抢占舆论制高点和话语权。
（3）认为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导致美国软实力的衰落
约瑟夫·奈在《论美国实力的局限》（Limits of American Power，2002～2003）中说，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体现为战争的能力，即军事能力，随着20世纪中叶核时代的到来，美国和苏联不仅拥有工业力量还拥有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然而，当今时代，美国实力的基础正在由军事力量转移，单纯使用军事力量越来越受到限制，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核武器尽管威力巨大，但破坏性太大、价格昂贵，除非极端情况，理论上一般不会使用；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通过霸权来控制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困难；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实力的巨大变化，后工业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而不是荣誉；除非生存受到威胁，它们已厌恶战争；第四，对于当今社会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使用武力会严重损害它们的经济实体。综上所述，约瑟夫·奈认为，军事实力在当今国际外交中不再起主要作用，经济实力越来越比过去变得重要；美国要保持强大，还需要关注软实力[24]。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2003）一文中，作者批评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之后采取的外交战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质疑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那么伊拉克战争无疑很好地解除了人们的质疑”。但是，他同时认为，美国政府过分关注国家间军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错误的，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们摸不着头绪，在黑暗中前行，不知道如何应对。21世纪，美国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对越来越多的事务失去控制。尽管美国在传统事务上应用硬实力游刃有余，但这些措施不能够适应由于全球化和技术民主化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的转变。美国缺乏处理国际和国内一些冲突的能力，这些冲突主要是监控转型发展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在处理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国际金融稳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义时，单纯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会产生不良后果。因此，应重视软实力的使用[25]。在《美国软实力的衰落——华盛顿应该为此感到担忧》（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Why Washington Should Worry，2004）一文中，作者深刻检讨了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灾难与仇视，以及带来的软实力的衰落，即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衰落。而就如何更好地发挥美国的软实力，作者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最后，他还告诫美国，“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的运用更不能实行单边主义，这是美国还没有认识到的事实。为了与世界有效地沟通，美国首先需要学会倾听。”[26]
约瑟夫·奈关于美国“单纯使用军事力量越来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国权力的局限，仅仅归结于“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软实力的衰落”则是片面的，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没有看到美国霸权主义贪婪掠夺的侵略本质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
（4）阐发“巧实力”思想，为“反恐”支招
在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的启发下，自2007年约瑟夫·奈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联合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以后，约瑟夫·奈独立发表了多篇关于“巧实力”的文章。《巧实力：探寻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Smart Power：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是约瑟夫·奈对一本关于美国硬实力的著作[27]的书评，他在文中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布什政府对软实力的忽视；同时，又明确地提出，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用“巧实力”，但并未对“巧实力”的内涵和运用进行深入的阐释[28]。而在《灵巧的超级实力》（A Smarter Superpower，2007）一文中，约瑟夫·奈又结合“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战争”论及了“巧实力”。他试图回避美国同反恐战争的关系，而认为“这场斗争的双方不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兰内部的战斗，对立的一方是少数恐怖分子，另一方则是非暴力的伊斯兰信徒的主流”。但事实是无法回避的，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的矛头首先是对准美国的，反恐战争的第一声号令也是美国发出的。说来说去，约瑟夫·奈还是主张：美国“必须吸引伊斯兰信徒的主流以使恐怖分子无法招募新的成员，才能击败‘圣战’极端主义”。“美国需要像冷战中所做的那样，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结合成‘巧实力’。反恐战争既需要军队、情报和国际警察部门通力合作，打击强硬恐怖分子；同时，要吸引伊斯兰主流民众，孤立极端分子，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软实力。”[29]约瑟夫·奈在另一篇文章《巧实力和反恐战争》（Smart Power and the‘War on Terror’，2008）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巧实力在反恐战争中的运用[30]。而在《美国能够重获“巧实力”》（The US can Reclaim Smart Power，2009）一文中他重申了“巧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巧实力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箱”[31]。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很想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进行一番变革给自己的总统任期留下一笔外交“政治遗产”。对此，作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ton）当然也要有所作为。在2009年1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希拉里便借用“巧实力”的新概念来宣示自己的外交理念，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对“巧”字的阐释都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意。因为只要这种“软”“硬”结合给不出特殊的比例和规律，那所谓的“巧”就毫无意义。古今中外的决策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决策者，绝大多数人在决策的时候都会同时考虑“硬”“软”两方面因素，即便在“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会考虑“软实力”的作用，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事实上，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对使用“软”“硬”两种实力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只能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也因此，任何决策者都不可避免地运用“巧实力”。例如，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民主党和希拉里大加鞭笞，称其为“不可思议的自我毁灭”。但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对世界各主要大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做过考量，对各主要大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有过分析，对伊拉克周边阿拉伯世界的反应也有过预料，对伊拉克国内各部族各教派的态度也做过了解，等等。这些都是小布什的软实力。何况小布什主政期间还搞了“颜色革命”。可见，小布什既有发动战争的硬实力，也有策划攻心的软实力。
显然，“巧实力”这一概念听起来很玄妙，其实很空洞，因为其弱点在于“巧”字具有不易确定的主观评价色彩，远不如“软”“硬”之类的客观划分来得深刻。所以，约瑟夫·奈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软实力”，而非“巧实力”，何况“巧实力”并非他最先提出。
5.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对于任何学说，哪怕是被认为严谨权威的学说，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进行取舍。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会窒息学术的发展。约瑟夫·奈尽管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但他关于“软实力”的一些观点是不够严谨的。事实上，约瑟夫·奈回应别人对“软实力”的“再思考”，其观点就应该再斟酌。
约瑟夫·奈在《软实力的再思考》（Think Again：Soft Power，2006）[32]一文中，针对一些人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和观点，进行了回应和阐释。正是从这些回应和阐释中，人们会进一步发现，他对“软实力”的不少理解不够合理，尚待完善。
（1）“软实力是指文化的实力——这个观点仅部分正确”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自于高压政治（俗称“大棒”）、金钱（俗称“胡萝卜”）、吸引力（即“软实力”），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文化只是文化软实力的来源之一。不难看出，约瑟夫·奈对文化的理解狭隘了。细想一下，离开文化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何谈“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
（2）“经济实力是软实力——不是这样子的”
约瑟夫·奈认为，有人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当成软实力，事实上，经济制裁倾向于高压政治，是硬实力的一种形式，一点都不“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看法，是因为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软、硬两种形式的实力，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采用制裁这种强硬的手段，也可以用财富去吸引它们[33]。其实，约瑟夫·奈自己混淆了两个概念，“经济实力”和“经济制裁”并非一回事。单讲经济实力，当然是硬实力，但“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策略则是一种政治智慧，是一种软实力。
（3）“软实力比硬实力更仁慈——并不完全是这样”
约瑟夫·奈认为，由于软实力通常被当成硬实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张以道德为重的学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经常使用软实力。和任何形式的实力一样，软实力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关键看谁掌控这种实力、如何运用这种实力。约瑟夫·奈这个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但还需补充一句，软实力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其本身就有善恶之分。例如，损人利己的阴谋诡计也属于软实力。
（4）“硬实力能够衡量，而软实力则很难——观点是错误的”
约瑟夫·奈认为，对软实力资源进行量化是非常可能的，比如可以测量和比较文化、沟通能力、外交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用民意调查来量化一个国家吸引力的变化情况。而事实上，硬实力也不是那么容易量化，对硬实力资源表面上准确的测量在很多情况下是肤浅的，可以成为“有形的谬论”。约瑟夫·奈断然说“观点是错误的”，这却恰恰证明他本人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缺少清晰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一切有形的、可以计量的、能表现出物质力量的实力都是硬实力。而软实力所以被称为“软”，恰恰因为它是无形的、难以计量的、表现为精神、智慧和情感的力量。任何民意调查都有不同程度的误差，更何况有些精神要素是很难量化的。因此，软实力很难设计出公认的统计模型，即便设计出来，也是模糊的、不精确的。当然，从绝对精确的角度来看，有时硬实力也难以精确量化。例如，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未必同战斗力（硬实力）完全成正比。
（5）“欧洲关注软实力的应用，而美国则关注于硬实力的使用——确实如此”
约瑟夫·奈认为，欧洲成功地运用它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吸引力获得了它想要的结果，而美国行为则表现出好像军事实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应注意的是，单纯依赖软实力或硬实力中的一种都是不正确的，要把二者有效结合成“巧实力”。在“软实力”应用上如何评价欧美异同？可能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像约瑟夫·奈那样一概而论，这是一个问题；但他主张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效结合，我则很赞同。
（6）“布什政府忽视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个观点比上一个观点更正确”
约瑟夫·奈认为，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因忽视软实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第二任期内则显示出对美国软实力更多的关注，开始重视对策政策的价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预算。约瑟夫·奈属于美国民主党人士，他批评布什政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个观点本身片面地针对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无论如何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怎能称得上“更正确”呢？事实上，布什政府虽然没有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但他的一些国际战略权谋，包括在他的第一任期，不能说没有软实力考量。
（7）“有些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硬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约瑟夫·奈以影响金正日发展核武器的决定、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案例来说明有些事情只有使用硬实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在诸如推动民主和人权方面，软实力则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约瑟夫·奈这一观点恰恰是有疑问的，任何硬实力都离不开软实力，否则硬实力就是一堆毫无灵性和智慧的废物。特别是，或许软实力至今还没有影响朝鲜和伊朗拥核，但并不意味着永远影响不了。
（8）“军事资源只能产生硬实力——这种观点不全面”
约瑟夫·奈认为，高深的军事造诣和能力有时候也能够创造出软实力，比如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创造出不可战胜的神话来构建人们对他们的希望，并吸引别人加入到他们当中去；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合作与训练项目能够建立跨国网络，从而加强一国的软实力；当然，滥用军事资源同样会削弱一国的软实力，比如“二战”后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了硬实力，反倒破坏了它们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把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显然极不恰当。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不否认“斯大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独裁者”，但他对斯大林是崇敬的，他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丘吉尔是亲身同斯大林有过交往，在西方世界颇有威望、颇受尊重的政治家，如果约瑟夫·奈了解苏联的历史特别是二战苏美英联合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历史，读过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恐怕就不会随意把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了。
（9）“软实力很难以把握——部分正确”
约瑟夫·奈认为，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公共外交、广播、项目交换上花钱。政府能够发扬大众文化却不能改变它。基于这一点，能够创造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府控制的。约瑟夫·奈实际上是认为软实力的创造主体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而核心资源来自非政府组织。但是，政府组织也好，非政府组织也好，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仅仅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多少来衡量软实力强弱。而约瑟夫·奈曾以美国非政府组织多，中国非政府组织少，断定美国软实力如果打90分，中国软实力只能打60分。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忽略了国情差别的巨大影响，其认识过于模式化了。
（10）“软实力与当下的恐怖威胁无关——错误”
约瑟夫·奈认为，西方需要用硬实力来对付穆罕默德·阿塔和本·拉登这样的极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兰世界的内战中，需要适时赢得人心的战略，软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约瑟夫·奈只看到这个观点所以错误的一个方面。其实，即便对付极端恐怖分子，也不能忽视软实力的作用，更何况，只有靠软实力，才能清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土壤。
二 世界各主要大国“软实力”研究的基本状况
对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学界反应不一。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演绎者也有之。肯定也好，质疑也罢，不得不承认，“软实力”这一概念还是有其创意的，一经提出，就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且引起了世界各主要大国的重视。
1.美国政界和学界对“软实力”研究都很关注，但臧否不一
（1）有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赞赏、支持、认同者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对奈评价极高，说：“在权力的本质、多样性及其运用与滥用研究方面，奈是美国最著名的专家。他的著作富有洞察力，对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具有重要价值，也让外交政策在普通读者眼中变得不那么陌生。”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说：“什么是权力？应该怎样运用权力？约瑟夫·奈为我们展现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务实性思考。奈，运用自己标志性的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消除对新兴大国的恐惧和对美国衰落的担忧。”美国外交学会美国外交政策问题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软实力是指文化上的吸引力，并提出了“粘性实力”（Sticky Power）的概念，与奈的观点基本相同。美国学者斯拜尔克从国家平等、社会稳定、政治繁荣等角度认可奈对于“软实力”概念的界定。还有些美国学者，借用“软实力”概念论证美国外交政策。马特苏达以“政府—基金—大学”为基点，撰写了他的专著《软实力及其危险性：美国在战后早期日本的文化政策及永久依赖》，他相互替换地运用“软实力”和“领导权”的概念揭示了美国权力的本质，并强调美国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也是美国实力很重要的表现方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出台了一份名为《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两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的报告。该报告共137页，除概述和结论，共分十个部分对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实施、来源、特征及中国在非洲等地区的软实力作了分析。
上述较有影响的官员和学者都给予约瑟夫·奈很高的评价，有些是溢美之词。其实，美国政策本身就不是完美的，为其出谋划策的理论怎可能是完美的呢？
（2）有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持否定态度者
保罗·肯尼迪明确质疑约瑟夫·奈，他认为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基础是美国思想文化在全球的吸引力，但是对于美国文化的合理性争议是很大的，也是无从考证的。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对此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软实力依然为硬实力所左右，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对约瑟夫·奈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的意义》一书写的书评中也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持保留态度。他指出，约瑟夫·奈在他的专门研究中完成了他非常优秀的专著，但是，由于软实力这个概念本身固有的缺陷，这本书还是令人不太满意[34]。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欧维那则旨在修正和演绎约瑟夫·奈的观点，提出了更为包容、范围更广的软实力概念，他认为：“军事以外的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35]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将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等视为国家的软实力，着眼于这些因素都会对国家的综合实力构成影响，而不是直接着眼于外交战略和国际话语权。
显然，美国学者似乎比美国官员讨论问题更客观一些。保罗·肯尼迪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既然“对于美国文化的合理性争议是很大”，那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软实力因“思想文化在全球的吸引力”而强大的论断，就站不住脚。而尼古拉斯·欧维那“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在内的、“更为包容、范围更广的软实力概念”，倒是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思考。至于尼古拉斯·欧维那对软实力的概括，相比眼光仅仅朝外的约瑟夫·奈，斯拜克曼则是将眼光主要朝向国内，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这在美国的学界，也算是独树一帜。
2.英国对“软实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外交和英语国际传播
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鼎盛时期，全球人口的约四分之一——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领土面积则有约336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从英伦三岛蔓延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亚、香港、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环球殖民帝国，傲视全球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在19世纪是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打开世界各国门户主要凭靠武力，凭靠硬实力。而其延续对各国的影响，则越来越需要借助软实力。当代英国在软实力研究方面主要侧重文化和语言。英国学者罗伯特·库伯（Robin Cooper）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英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荣誉主席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36]。更多的英国学者直接研究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英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对“英语”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他们把“英语”作为英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和重要桥梁。安东尼·帕森斯曾强调：“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英语的广泛影响。”[37]所以，英国文化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地在世界各国推广“英语”，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言”。据统计，仅在2010年到2011年间，英国就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9个英语教学中心，向29.4万人提供130万课时的英语培训。英国关于软实力研究同美国一样，主要是把它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外交官J.M.米切尔在其《国际文化关系》中分析了文化外交与文化关系、文化外交与文化宣传之间的异同，全面阐述了国际文化关系的起源发展、组织机构的演变、目标与手段、作用与效果，努力使文化成为其外交舞台上的重头戏，借以提升英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英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有，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就致力于研究文化的形式、文化的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著作和观点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如果说英国以硬实力开拓的“日不落帝国”早已走进历史博物馆，那么英国以语言软实力开拓的伴随英国价值观念的“英语帝国”却还贯通全球长盛不衰，不断为英国赢得尊重。
3.法国是最早注重和运用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之一
法国有重视思想文化的传统，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的国度，被誉为启蒙思想和人权宣言的故乡。但是，法国的启蒙思想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希拉克的说法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先驱几乎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伏尔泰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中国的孔子。伏尔泰曾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有一种说法：“孔子启蒙伏尔泰，伏尔泰启蒙西方。”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重农学派的始祖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质对西方有两点影响最大，一是民本思想，二是科举制。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给了西方以极大的冲击。他们当时是君权神授，不是以民为本。其次，西方当时是按爵位当官，世代相袭，中国是科举制，人人都可以做官，考试录用，很平等。在这两个观念冲击下，西方发生了启蒙运动。西方人也开始追求平等，并要打碎君权神授的观念。因此，是中国文化启蒙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乃至伏尔泰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为有用的真理。”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最纯粹的道德。”法国1793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5年颁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其中。中西文化的早期交融曾使法国成为欧洲文化的翘楚，也曾使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拿破仑曾经强调，一支笔就等于1000支毛瑟枪。拿破仑还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宝剑和思想，最终都是思想战胜宝剑。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文化影响力开始下滑。正因为如此，从法国总统萨科齐到专家学者们都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涌现出《可怜的30年》《法国在跌倒》《法国的不幸》《告别离去的法国》《高卢的幻想》《民主反对民主自身》《空的时代》《超现代的时代》《权威的末日》《未完成的民主》《找不到的人民》《思想的解体》等反思性的文章著作。萨科齐也认为，法国文化软实力的衰落源于1968年5月的“五月风暴”运动，因为这是一场鼓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至此，在法国，个人主义逐渐取代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横行，充斥了不少法国公民的内心，法国公民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就是文化事业的衰退。现在的法国非常注重保护、挖掘其文化软实力资源。弗雷德里克·沙里永在其《影响力：法国式“软力量”的真正潜力》一文中指出，法国应继续发挥其世界第二大外交网络及强大海外文化宣传网络、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地区冲突中的调解策略等传统优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明确目标、扩大主题、开放决策过程，更好地凸显“法国特色”，扩大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38]。
4.德国“软实力”研究主要同国家形象树立和历史反思相联系
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康德、尼采、歌德、席勒、贝多芬、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乡。德国文化既有其熠熠生辉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文化。当代德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就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德国近代也接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和哲学对德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明显可见。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促进西方发展的第一个人。他对《周易》有所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八卦”与他发明的“二进制”有相通之处。莱布尼茨的学生、哲学家沃尔夫因极力赞美儒学而轻视基督教，结果被驱逐出国境。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歌德对中国文化也极力推崇，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作诗，他对中国古代的小说很欣赏。他认为中国小说比德国人、欧洲人的作品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情理，他甚至还学写中国字。当代德国，一方面，重视“文化”这一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并把其充分运用于外交领域，注意保护和推广德语，积极开展对外教育、文化交流，努力增强德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对纳粹德国发动二战、屠杀犹太人等历史事件是坚持正视历史、反省战争、深刻忏悔，还是无视纳粹德国的罪行，掩盖是非，敷衍了事，一直存在两种政治态度和文化心理。一些有正义良心的德国学者也只是羞羞答答地谈及纳粹的历史。例如，库尔特·李兹勒曾在其著作《世界政策》中阐释了自己的“思想帝国主义”观点，特别强调“温柔、低调和静悄悄姿态的民族主义”[39]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汉斯·毛尔也用“国际关系文明化”[40]这一概念强调德国文化外交的多边主义风格。直到1968年，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时任西德总理、有着纳粹罪责的库特·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一记耳光，才激起德国人的反思，于是，有着为纳粹服务经历的西德总统也匆匆下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人开始认真反思历史的进程。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下跪认罪的壮举，赢得国际社会的原谅和好感，塑造其真诚的良好国家形象。德国学者梅尼克曾在其著作《德国的浩劫》中深刻反省纳粹时代的德国及其文化政策：“与迄今为止的整个德国过去相比，我们（德国人）往往是多么感到自由和骄傲，能够生活在强大繁荣并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份生存空间的这个1871年的帝国里！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的历程，使得人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了：那就是是否后来的灾难的种子根本上就植根于此前的历史之中。”[41]
5.日本“软实力”研究同国家政治态势紧密相关
自中国汉代以来，日本就是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家，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时期、大正时期，完成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的泛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日本已经沦落为军国主义，它仍然没有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它企图利用儒家文化来弥合中日两国文化差异，以配置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儒家的“忠君”思想，培植效忠天皇的亡命徒来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战后日本由于军国主义势力被抑制，所以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近些年，日本文化软实力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其中，山岡洋一通过翻译约瑟夫·奈的作品，向日本国民详细地介绍了软实力。日本政界也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建设。日本的前广报文化交流部的山本忠通部长，就强调“软实力虽然不能成为直接的外交武器，但也不是以经济力和军事力为代表的硬实力所能代替的，软实力有其独到价值。”[42]而《软实力——操纵21世纪国际政治不可忽视的力量》《印象中的日本——软实力的再考察》《文化的对话力——超越软实力与品牌民族主义》《软实力的媒体文化政策》《作为国际文化现象的国际关系研究——以软实力概念为中心》《文化力的时代——21世纪的东亚与日本》等著作主要深入分析了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软实力逐渐衰落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是不可能被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仍然在毒害着日本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否定日本侵略史、否定“慰安妇”罪行、完全不顾“二战”受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鼓吹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这势必助长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抬头，给东亚和平带来负面影响。
6.俄罗斯始终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软实力”研究
俄罗斯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重视文化的大国，也是长期同西方存在重大战略利益冲突的大国。由于“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西方又在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支持非政府组织搞成了“颜色革命”，所以俄罗斯对美国的“软实力”很警觉。一些学者很自然把“软实力”与“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软实力是“为达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不光彩’的手段”[43]。直到2012年年底，普京在文章中第一次公开使用“软实力”一词，俄罗斯学界才对软实力展开了普遍的讨论和研究。对于俄罗斯学界对“软实力”态度的转变，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全球研究中心巴勒施教授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问题》报告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普京认为，俄罗斯继承了东西方都认可的灿烂文化，不仅有能力保护、弘扬自己的文化，而且可以把文化作为其走向世界的强大动力。在苏联时期，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俄罗斯文化再次发生了变化，但与前期不同的是，这时的俄罗斯文化客观上已经转化为文化软实力，成为俄罗斯在世界外交和政治舞台中的重要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的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文化软实力也遭遇了重大危机[44]。在普京首次出任总统后，提出了要实现“富民强国”的总目标和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为主要内容的治国思想，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施行了众多举措。2013年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在《外交政策构想》中对“软实力”做出官方界定后，学界对“软实力”的认识趋于中性并更加重视，出现一批“软实力”研究者，主要有瓦普列勒、巴勒施、阿加索夫、卡赞切夫、萨鲁兹基、达兰措夫、谢苗年科、鲁萨科娃、季米特列夫等人。主要著作有：《普京与第四代俄罗斯——总统是否将有足够的信心使用“软实力”》《政治领导人形象和国家民族安全》《文化、社会和俄罗斯形象》《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的诱惑力》《帝国思想与软实力：世界经验与俄罗斯的前景》《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问题》《俄罗斯使用软实力的可能性有多少？》《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软实力使用前景》等。这些著作都是围绕着国际政治研究和俄罗斯的外交战略研究展开的。多数学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政治工具，但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使用尚不充分，俄罗斯正面形象和威望的树立离不开文化的支持[45]。恢复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对抗和防范美国软实力渗透的重要对策，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主张俄罗斯要找到正确使用文化软实力的办法[46]。
三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状况和发展状况
1.中国“软实力”研究的宏观历史沿革
中国学界从1993年以来开始关注软实力问题研究。不过最开始，只是个别学者介绍约瑟夫·奈的观点，而且把“Soft Power”译成“软权力”。仅从译法上来看，文章作者是侧重于“权力”，而不是“实力”。应该看到，“权力”含义相对狭窄一些，主要包括凭借行政法律所赋予的对客体“控制”“操纵”“领导”“指挥”等能力。而“实力”的含义则相对宽泛一些，除包括上述能力之外，也包括能够以军事手段“消灭”“击败”“占领”“制服”客体的能力，或通过经济手段来“利诱”“威胁”“收买”对手的能力，还包括通过文化交流、思想启发、理论说服、舆论引导、文艺感染、品德感召、形象树立来改变他国他人价值判断、目标选择、行为方式、立场态度的能力。这样看来，除强制性的军事手段、收买性的经济手段等硬性的权力手段之外，所有思想、精神、文化的力量都可以纳入“软实力”范畴。而所谓的“软权力”，充其量只是“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由此观之，把“软实力”译成“软权力”，显然是窄化地理解了“实力”的含义。但中国人对“软实力”的认识，的确是从“软权力”的译法开始的。
1993年复旦大学学者王沪宁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47]。在那以后，中国学界才慢慢开始注意到“软实力”研究，而此后断断续续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无序状态，研究成果少且零散，也没有组织召开过相关的学术会议，更没有建立起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为宗旨的专门研究机构。
直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软实力”正式进入官方文件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共十七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48]自那以后，“软实力”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特别是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49]中共中央关于“文化软实力”的一些重要论断，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文化软实力”研究者和相关文章著作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与“软实力”相关的研究组织也开始多了起来。
影响最大的是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发表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他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并重点强调，要传播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宣传和阐释好中国梦，要展示好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塑造好中国国家形象，要努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专门发表讲话，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并对如何提高明确了具体要求，这是史无前例的，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习近平讲话发表后，中国学界出现了文化软实力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
2.中国重视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深层原因
中国学界和政界对“软实力”研究的重视，与其说是源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倒不如说是源于对苏联解体以来历史教训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刻反思，只不过是借用了“软实力”概念而已。
（1）苏联解体的教训：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会导致亡党亡国
当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时，他对苏联的预测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从软实力中“获益颇多”[50]，“在21世纪低估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错误。”[51]然而，“苏联”已走进“历史博物馆”，中国恰恰是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得出结论：苏联解体是源于“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
在冷战结束前，苏联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而且在军事上是处于攻势的超级大国，常令美国寝食不安。但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呼啦啦似大厦倾地，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迅速解体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联解体？各国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理论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些论者认为是经济原因，认为苏联经济没搞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忽视了民用工业，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有些论者认为是军事原因，认为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被美国拖垮了；另有些论者认为是体制原因，认为苏联制度太僵化、执政党腐败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有一个更深层、更根本、更直接的原因是其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意识形态防线崩溃，失去理论和舆论的支持，因而丧失民心。
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是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开始的。赫鲁晓夫是个阳奉阴违的个人野心家。1937年在苏共对托洛斯基审讯判决后，赫鲁晓夫面对红场20万人群众大会发表激情讲话，高呼：“斯大林——我们的希望，斯大林——我们的理想，斯大林——人类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我们的胜利。”（苏联《真理报》1937年1月31日）他还公开发表过题为《斯大林父亲！亲爱的父亲斯大林！》的文章，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然而，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为了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搞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而不遗余力地辱骂斯大林。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竟然丧心病狂地污称斯大林是“昏头昏脑的暴君”“迫害狂”“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用斧子维护自己政权”“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浑蛋”“白痴”。甚至还要诬称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杀害了基洛夫”。到了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令人惊讶地彻底摧毁了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中的地位。问题是，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核心”，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坚定的捍卫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彻底否定斯大林，那就不可避免地在苏联人民面前给苏共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打上一个大问号。于是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的梁柱开始动摇和倾斜。1968年，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过一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忧心忡忡地讲：看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人们是怎么样攻击、诽谤我们的党，然而我们有哪些党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没有。尽管勃列日涅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当时苏联的宣传很僵化，把西方说得一片漆黑，讲到自己则是一片光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不实事求是就没有说服力。与此同时，美国却很聪明，它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每天全天候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对苏联进行广播，主要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而且它们不是采取空洞的说教和口号，而是讲述一些所谓的“亲历记”“回忆录”“历史见证”“纪实报告”，让苏联老百姓听起来像真事一样，所以渐渐地，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非马克思主义化越来越严重。这种倾向逐渐在国内蔓延并向华沙条约国扩散。1983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会见了几位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后得出结论：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东欧国家领导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52]。
戈尔巴乔夫也属于“新一代领导人”，他刚上台时也曾激发过苏联人共产主义信仰的激情，为此也赢得过人民的拥护。但是，当他把改革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并开始散布他的“新思维”时，“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便伴随西方意识形态迅速蔓延。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重用了一个人，叫雅科夫列夫，这个人年轻的时候留学美国，后来做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据苏联克格勃官员说，雅科夫列夫留学美国期间，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了，所以他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后，就极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向西方靠拢，搞“公开化”，搞“民主社会主义”，使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二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解除“报禁、党禁”，允许私人办媒体、办广播、办电视、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作为“公开化”的标志性举措是释放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萨哈罗夫。萨哈罗夫一获释，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急不可待地会见了萨哈罗夫并对其给予鼓励。而萨哈罗夫则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应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使他做正确的事情，而只要他亲近的方向正确，就要对他给予支持”[53]。而对于另一位被美国保护起来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说得更加坦白：“我努力所做的，就本质而言，不过是完成了索尔仁尼琴先生所开始的工作。”[54]显然，戈尔巴乔夫亲手撕开了苏共意识形态防线的缺口。苏联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弥漫着信仰危机，伴随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催生着各种对当局不满的情绪。而解除“报禁、党禁”则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完全公开化、合法化了。绝大多数得到西方支持的私人媒体，都在历数和辱骂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所以苏联解体前后，主要媒体几乎没有人维护苏联共产党，没有人维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当时苏联的军队完全可以和美国抗衡，尽管当时苏联的工业、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在世界上也都是一流，但是这些都避免不了苏联解体，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了。对中国来说，苏联解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因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意识形态防线崩溃而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
（2）苏联的悲剧：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会招致精神世界毁灭性的重创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呢？或者说苏联解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和“坏”都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都与判断主体立场紧密相关；主体的立场又难免跟随其利益变化作调整。因此，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时期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看法有区别，独联体各国普通百姓和上层官员看法有所不同，知识分子和军人看法也有所不同。即便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会有变化。苏联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对苏联党和国家有很多批评意见，但是1994年，当他目睹苏联解体给苏联带来的灾难后，他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就好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显然，马克西莫夫对苏联解体由欢迎转变为伤痛了。因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有理想、有信仰、有干劲、热爱祖国、甘于奉献的苏联公民不见了，却能见到一些迷茫、困惑、盲目、低效率、分裂的、缺少安全感的、不知明天将向何处去的俄罗斯民众的困惑。“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格勒六大工业区、绵延80公里，仅用3年时间便从废墟中崛起；而苏联解体后，一座横跨伏尔加河的大桥竟然蹉跎了12年岁月也没建成。显然，理想信念的缺失，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变得迷茫、消沉了。在苏联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受干部群众欢迎的时期，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理想信念的时期。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反映的故事背景，就是那个火热的年代。其中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不仅影响了那个火热年代的苏联人，也影响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乃至许多人现在还能背诵，甚至用俄语背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信念和激情，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敌人，就必然能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苏联访问，深深地感受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她在《莫斯科日记》中说自己：“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种力量渗透到千百万大众的心中，激起他们无穷的干劲。无论是幸福、庞大的人民的集会……他们不约而同向我表达的各种情感，尤其是从全国寄给我的信件：分别来自工厂、集体农庄和红军部队，都印证了我的感受。将这种不约而同所表达的感情说成是官方下达的指令是荒谬的：每一封信表达的都是肺腑之言，而且极有个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读来令人感动不已。……这种狂热情绪集信仰、欢乐、坚信真理、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从事的事业必定胜利之信念于一身。”然而，苏联解体后，由于信仰、理想、信念的丢失、思想理论的混乱，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在许多俄罗斯人心中，已经丧失了文化自信，开始滋生起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追捧。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溃败，必然导致物质硬实力的溃败和社会的混乱。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十年下降了一半。两极分化、人口锐减、人均寿命降低、酗酒闹事、卖淫嫖娼、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成堆。治安混乱、犯罪猖獗、人为灾难时有发生、国家职能弱化、悲观情绪弥漫。一个过去在军事上令美国寝食不安的超级大国，现今在美国面前已经强硬不起来了。这种状况，虽经普京任总统以来强力扭转，初见成效，但今日俄罗斯国际地位依然远不及苏联。不管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现在回头看，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俄罗斯人都会惋惜苏联的解体。
（3）对中国历史的反思：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始终伴随民族的兴衰成败
从国内背景来看，中国古代强盛、近代衰败，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中国古代科技史》，这本书提到13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令西方望尘莫及。这不是说空话，有许多例子。比如，勾股定理（勾的平方加股的平方等于弦的平方），又叫“商高定理”，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而我们的“商高定理”要比“毕达哥拉斯定理”早600年；还有郭守敬的天文授时历，要比西方早800年；唐代一行和尚关于子午线的准确测度要比西方早1000年；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面第13位，西方人计算到小数点后面13位则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了。西方近代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物种起源说，可以说开启了现代生物学的大门，但是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了我国明朝科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观点和素材。更不用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了，若没有指南针的发明，资产阶级就不会有世界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开辟；没有火药，资产阶级革命就轰不开封建社会的城垒；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西方文明就不可能得到这么迅速的传播。总之，如果没有这四大发明，就没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大飞跃，就没有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
但是近代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的确确是落后了，乃至英国几艘漂洋过海的战舰就可以把我们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有人说是经济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这样认为，因为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产值总量仍然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追根溯源，其中很重要、很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文化落后了。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思想解放、眼界开阔，于是有了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大踏步地赶上和超越了中国。而中国呢？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经过宋明理学之后日趋保守、日趋僵化、日趋封闭，乃至整个社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沉闷。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有一首很著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明当时的中国太沉闷了。这个问题，爱国将领林则徐已经意识到了，于是他委托魏源编纂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来介绍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魏源不辱使命，1842年出版了50卷《海国图志》，1847年他又把《海国图志》扩增为100卷。可惜当时中国太保守了，很少有人问津。1851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没想到这部著作在日本却引起极大的反响，一连翻印15次，价格一路飙升。当时日本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南如获至宝，他们特别赞赏魏源在书中所强调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海国图志》的启迪之下，日本维新派在19世纪末期完成了明治维新，很快发展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
由于拒绝接纳先进文明，中国继续沉沦。英国、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俄国等纷纷与中国发生战争。从1842年到1912年，我国同西方签订了700多个条约，其中40多个条约是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沙皇俄国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从中国掠走大片领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的中国会不会亡国灭族？一个四分五裂、备受欺凌的“东亚病夫”会不会亡国灭族？20世纪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亡国灭族，而且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沧桑巨变靠的是什么？原因很复杂，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我们一步步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具有指导地位的文化。所以文化软实力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4）对中国避免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经验总结：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实际建设和理论研究
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迅速发生剧变，另有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动摇起来，开始了改旗易帜的步伐。在这种大势下，许多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中外人士，或明或暗地、不无担忧地提出疑问：中国这面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20多年过去了，尽管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困难、风险和挑战，但是，中国这面红旗不仅没倒，而且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稳、越来越好。为什么？就是因为通过对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清醒理性的认识，使中国政界和学界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实际建设和理论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
从实际工作来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从6个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
一是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不断结合中国的新的实践、世界的新形势、时代的新特征，不断与时俱进、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理论自信。
二是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坚持党管媒体，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努力占领舆论制高点，加强互联网管理，始终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舆论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三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是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不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不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凝聚力。
五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坚持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进教材、进课堂、进博物馆、进纪念馆、进红色旅游景点，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理想信念、革命传统、高尚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教育。
六是坚持抵制和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包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新闻观和新自由主义，批判那种打着“普世价值”幌子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观点，批判那种打着“宪政”幌子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错误观点。解疑释惑，澄清是非。
在理论研究方面，建立组织、形成团队、开展活动、推出成果等方面，多有建树。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把“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把“中国文化软实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最早出现在2009年7月。当时湖南大学见事早、认识深、气魄大、动作快，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一成立，就把构建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体系的软实力研究确定为研究重点和发展目标，并整合校内外相关领域研究力量，开展集体研究。从2010年到2014年，由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牵头，围绕基础理论、应用对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中国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先后举办了6次全国性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和2次软实力国际论坛。使“文化软实力”研究引起广泛关注。这些研究组织的成立和研究活动的开展，深化了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研究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也为“软实力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
3.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认识成果
综观20多年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科研活动方面，从零散研究向有组织研究发展；二是在学科领域、学术成果方面，从规模较小向规模较大发展；三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从主要诠释西方观点向探索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中国范式发展。总的看来，研究领域明显拓宽，研究成果明显丰富，研究质量明显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2009年面向全国组织了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课题招标活动。他们组织相关专家，精心策划，反复讨论，确定了20个招标方向。
（1）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4）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5）中国新闻传媒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6）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7）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8）弘扬时代精神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9）弘扬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0）中国民族政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1）中国宗教政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2）当代中国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3）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4）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5）中国外交政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6）中国公共外交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7）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8）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20）汉语国际传播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上述20个招标方向几乎涵盖了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反映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宽广视野。
4.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主要进展
总的看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比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主要进展有以下10个方面。
（1）增强软实力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手段，更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学界一直都有争论，对“Soft Power”的中国译法和用法进行规范，区分“Soft Power”在不同语境、不同文化、不同目标指向下的细微差别，并且寻求其本土化的意义。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在使用“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时候给予了更宽泛的界定。从共性上看，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组织纪律、精神文明、战略策略、作风形象、体制制度等都可以纳入软实力范畴，并可以从软实力的角度加以研究。如果对“软实力”概念理解偏狭，或教条对待，或食洋不化，不能为我所用，甚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必然会削弱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只有对软实力概念全面深刻的理解，并紧密联系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2）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
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两者都是国家综合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现实物质力量及其对外强制他国的能力；软实力则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说服力。软实力和硬实力互为存在前提、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作用更加凸显：软实力强大了，硬实力可以得到全面的甚至超常的发挥；反之，如果没有软实力的潜在支持，硬实力就可能发挥不出来，甚至下降。
（3）文化力是政治力的内核，政治力是文化力的外在表现
学界普遍认为软实力包含文化力与政治力，两者互相渗透并呈现出“内”与“外”的形态，文化力是政治力内在的核心，而政治力是文化力外化的表现。“文化软实力”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其内涵的“文化力”和“政治力”也是相互交织、界限模糊的。
（4）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是贯穿软实力的灵魂，是维系软实力的经纬
所谓“灵魂”，是指文化决定着软实力的发展方向、发展宗旨。所谓“经纬”，是指文化贯穿到软实力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维系软实力的体系框架。软实力之所以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主要是由其中的文化因素决定的。
（5）“中国文化软实力”蕴涵着中国特色
一是我们在强调软实力的价值时，不是将其仅仅看成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的一种手段，而是强调它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二是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内涵进行了层次区隔。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平行地解释为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我们则认为，文化是全部软实力的灵魂和经纬，软实力中各种要素的特质无不取决于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智力思维。三是丰富、拓展了软实力的科学内涵，使软实力研究更加深入、具体、全面。
（6）结合对内对外的作用来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发挥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动员力、凝聚力、鼓舞力、谋划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引导力。文化软实力对外可以发挥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力。上述各方面力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现为价值观理性，另一部分表现为工具理性，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最长久的发展动力最终源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内突出体现在民族凝聚力上，而凝聚力的强弱取决于核心价值观在国民中的认可度。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是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过程，也是文化软实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第一要务，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文化软实力的“文化”是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这种“文化”既不单纯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更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而是引领当代中国前进的先进文化。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造的革命文化，也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或还需要进一步吸收的优秀西方文化。
（9）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极其丰富的软实力要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最丰富的精神营养，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根”和“魂”，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因此，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深入发掘、梳理、提炼、升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10）人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主体
凡是文化，都是人的文化。因此，考察文化软实力就不能忽视“人”的问题，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质就是人的塑造，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意志、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人文修养、艺术品位、思维方法、智慧能力等，一言以蔽之，是人文精神。文化软实力只有通过人文精神的内动力才能生生不息。因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素质。
结语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先提出的。一个“软”字很有创意，也很有学术含量。但是，约瑟夫·奈并没有给出“软实力”以明确的、前后一贯的定义和范畴，也因此，他关于“软实力”的一些论辩有不少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这并没有妨碍“软实力”概念的传播，世界各主要大国对“软实力”都很重视。尽管美国学界反对和漠视“软实力”的学者大有人在，但美国政界一些人，包括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站台”，奥巴马的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奉行约瑟夫·奈所倡导的由“软实力”演变来的“巧实力”。所以，“软实力”依然是国际政治领域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
中国学界和政界基于对中外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形成一个重要共识：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一条腿就是文化软实力。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垮，一推就倒；但是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垮，不推自倒。因此，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重视“软实力”的研究，已经赋予“软实力”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软实力”。特别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全体集体学习“文化软实力”，并系统阐释自己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观点，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思想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呼之欲出。当然，在这种热潮中难免出现一些对“软实力”食洋不化、对“软实力”泛化和对“软实力”窄化的理解与运用，需要进行正面引导。
总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非常重要，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软实力？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为什么必须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怎样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重点应该研究哪些重大问题？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什么关系？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国内学者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很有必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论纲，为国内学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
[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前言，第42页。
[2]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09页。
[4]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59页。
[5] 该书是：Kurt M.Campbell and Michael E.O’Hanlon：“Hard Power：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Basic Books，2006.
[6] “巧实力”一词并非约瑟夫·奈的创造。2004年，针对“9·11”后美国保守主义者实行的“单边主义”战略遭受重创，美国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日趋下降，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苏珊尼·诺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文章，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巧实力”。文章指出：“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策略，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走得更远，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增进美国的利益。”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和单边主义军事行动，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未来美国政府应该摒弃单边主义战略，强调美国外交应该注重扩展人权和民主，将经贸、外交、对外援助、价值观推广看作与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促进美国利益。详见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 2004（3/4）。
[7] Joseph S.Nye Jr，“Smart Power：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No.2（Fall，2006）.
[8] Joseph S.Nye Jr，“A Smarter Superpower”，Foreign Policy 2007（3/4）.
[9] Joseph S.Nye Jr，“Smart Power and the ‘War on Terror’”，Asia-Pacific Review 2008，15（1）：1-8.
[10] Joseph S.Nye Jr，“The US Can Reclaim Smart Power”，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21，2009.
[11] 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1990（80）：153-171.
[12] Joseph S.Nye，J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Time 1999.2.22：21.
[13] Joseph S.Nye，J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Time 1999.2.22：21.
[14] Joseph S.Nye Jr，“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Observer co.uk，Sunday 31 March 2002 02.06 BST，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mar/31/1.
[15] 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内，国内对Soft Power一词通常译为“软力量”“软权力”，后来逐步使用“软实力”一词。
[16] 国内对该书的翻译有：吴晓辉、钱程：《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马娟娟：《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13。
[17] 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25.
[18]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99～119页。
[19]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59页。约瑟夫·奈在此处解释道：“以力量资源为基础的命令式权力行为也会有无形的方面，如残酷无情的声誉会增强军事权力。”也有某些有形的方面成为同化式权力行为的基础，如广播电视系统，但是大部分力量资源是无形的。
[20] Joseph S.Nye，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Asia-Pacific Review 2002，9（1）：67-75.
[21] 近年来，国内通常将该书译为：《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一意孤行》。
[22] 郑志国等：《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转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3]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
[24] Joseph S.Nye，Jr，“Limits of American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2-2003，117（4）：545-559.
[25] Joseph S.Nye，Jr，“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Foreign Affairs 2003，（7/8）：60-73.
[26] Joseph S.Nye，Jr，“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Why Washington Should Worry”，Foreign Affairs 2004（5/6）：16-20.
[27] 该书是：Kurt M.Campbell and Michael E.O’Hanlon：“Hard Power：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Basic Books，2006.
[28] Joseph S.Nye Jr，“Smart Power：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No.2（Fall，2006）.
[29] Joseph S.Nye Jr，“A Smarter Superpower”，Foreign Policy 2007（3/4）.
[30] Joseph S.Nye Jr，“Smart Power and the ‘War on Terror’”，Asia-Pacific Review 2008，15（1）：1-8.
[31] Joseph S.Nye Jr，“The US Can Reclaim Smart Power”，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21，2009.
[32] Joseph S.Nye Jr，“Think Again：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2006（1）.
[33] 对于经济实力软、硬两方面的作用，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也说“经济实施一种粘性很强的实力，它的诱使作用和它的强迫作用是同时存在的。”
[34] 金筱萍：《美国学术界文化软实力研究综述》，《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第17期，第157～160页。
[35] 韩勃、江庆勇著《软实力：中国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第6页。
[36] 约瑟夫·奈、门洪华：《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7] Anthony Parsons，“Vultures and Philistines：British Attitudes to Cultur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1，Issue 1，1985.p.7.
[38] http：//lefigaro.fr，14/10/2007.
[39] Kurt Duewell·Zwischen Propaganda undFriedenspolitik—Geschichte der Auswaertigen Kulturpolitik im20·Jahrhundert，in：Kurt-Juergen Maass：Kultur und Aussenpolitik·Baden-Baden：Nomos Verlagsgesellscheft·2005，S·56·
[40] Hans W.Maull，Zivilmacht Deutschland，http：//www.uni-trier.de/fileadmin/fb3/POL/Maull/pubs/zivilmacht.pdf.2009.
[41] 〔德〕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2] 山本忠通：《日本软实力的魔力》，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listen/interview2/intv_01.html。
[43] В.Я.Ваплер，Н.Э.Гронская，А.С.Гусев，Д.С.Коршунов，А.С.Макарычев，А.В.Солнцев. Идея империи и«мягкая сила»：мировой опыт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Вопросы урпавления.2010.№ 1：10.http：//vestnik.uapa.ru/ru-ru/issue/2010/01/02/.
[44] А.Портанский.Путин с«мягкая сила».http：//www.politcom.ru/14344.html.
[45] http：//www.mgimo.ru/files/34174/34174.pdf.
[46] 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536886.html.
[47]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
[4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第32页。
[49]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第14页。
[50]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59页。
[51] 〔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09页。
[52]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69页。
[53]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魏宗雷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18～119页。
[54]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