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研究概览
学科化、对象化范式下的中国民族政治研究管窥
——国内民族政治研究述评[1]
严庆 周涵[2]
【摘要】民族的政治属性、政治与民族的关联催生了民族政治研究热潮以及民族政治的学科创设。学科化与对象化是当前我国民族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围绕学科比较和核心术语厘定，进行民族政治研究定位，是寻求民族政治研究新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政治 对象化 学科化
在人类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民族”是最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尽管“民族”时常陷入“文化民族”抑或“政治民族”之争，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本身拥有不同的侧面与属性，人们会依据不同的场景以“nationality”、“ethnic group”或“tribe”来描述它、称呼它。民族时常与政治生活发生勾连，民族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生活中的民族参与便成为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起点和研究对象，民族政治研究悄然趋热。
一 发轫：民族政治研究的中国轨迹
伴随民族国家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启蒙，“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从日本知识界引入，而后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也开始影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族类认知赋予了“民族”不同于西方的理解，在当今的我国，民族既可以被理解为国民集合体，也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族类共同体。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中国国内的民族政治研究形成鲜明的自身特色，始终坚持着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关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高度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整合问题，官方和学界由此展开的关于民族与政治的研究也因时、因势不断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学学科被取缔和学科划分的不科学，民族政治学长期处于空缺状态”[3]。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学术界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国内民族政治研究再度兴起。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以国家民委理论研究部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研究机构，构成民族政治研究的主力单位，一批致力于民族政治研究的学者初步完成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与基本范式的构建，形成一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从现实来看，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密不可分，民族政治学也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了一些代表性专著，包括周星所著的《民族政治学》（1993年出版，系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民族政治学专著）；宁骚所著的《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1995年）；周平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2000年）、《民族政治学导论》（2001年）、《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高永久等所著的《民族政治学概论》等。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一书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民族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探究了民族的基本属性以及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体系、政治关系、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内容。《民族政治学导论》一书则阐述了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为民族政治研究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也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政治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民族政治学》则被教育部选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民族政治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民族政治学概论》一书则强调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城市化为背景，从民族政治体系、民族政治行为、民族政治意识、民族政治制度和民族政治发展五个维度分析民族政治生活。
以上学术著作遵循学科化的研究范式，大多围绕“民族政治学”立题，以教科书的形式呈现民族政治学学科化建设的概况。
此外，一些学者从对象化的范式出发，避开烦琐而艰巨的学科化建设，围绕着民族政治的一些主要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4]。这些成果没有以学科化的逻辑和框架展开，而是关注民族与政治交织的重点，聚焦于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制度研究、族际政治发生的机理研究、区域性的民族政治运行研究、社会转型中的民族政治研究等主题。这些论著或重视具体个案研究，或旨在从学理层面参透主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知识与理论聚焦于民族政治研究。这些论著出版于近十年，掀起了民族政治研究的一个高潮，意味着民族政治研究沿着对象化路径横向铺展、纵向拓展。
对象化研究与学科化研究的并存活跃了我国的民族政治研究。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都设立了民族政治相关研究课题[5]。此外，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发挥自身优势，建立起集教、学、研于一体的综合模式[6]，推进民族政治研究的持续发展。
二 聚焦：中国民族政治研究的主题
1994年第12期的《国外社会科学》转引了俄国学者马尔钦科的文章——《作为一门科学的民族政治学》，这篇短文讨论了民族政治学的研究选题与对象，并强调了社会民族结构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与民族政治研究所必需的跨学科方法。[7]中国民族政治研究也正是秉持跨学科界限的理念，以政治学的视角为主，辅以一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视角，围绕着民族的政治属性、族际政治关系与族际政治整合、民族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政治参与、民族政治社会化、民族政治文化、民族政治发展等议题展开探究。
截至2013年5月31日各类报刊刊发的民族政治主题文章一览（使用中国知网查询）见表1。
表1 民族政治主题文章一览
民族的政治属性。民族的政治属性是研究民族政治现象和规律的起点，而族性与族格视角的研究则有助于理解族性政治动员的发生和族体政治权力、族体政治权利的源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一般认为民族的政治属性是民族诸多属性中的一种，从民族的政治属性出发，有学者引申出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讨论，试图深入解读文化族群与政治民族之别。[8]王希恩在厘定“族性”概念之后，认为“族性张扬”是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其中“政治族性化”是民族政治发生的基本路径。[9]马俊毅以族格为视阈进行考察，试图解释民族政治权力与权利的正当性。认为族际政治的价值理念和原则是：基于族格自然权利的预先制度安排；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社会公正；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多元文化权利；族格与人格的双重保障——民族成员更完整的人权；国格、族格、人格的统一——宪政制度下共享政治认同。承认民族的政治身份，也承认了公民身份的民族特性，有助于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10]。
族际政治关系与族际政治整合。族际政治关系机理、类别以及如何调处是民族政治研究的基本问题，族际政治关系还可延展至民族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关系。周平专门撰文梳理族际政治以及族际政治研究的现实需求，他指出：族际政治是族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它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族际互动的形态，族际政治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丰富内涵，并对民族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族际政治并未被作为一种正常的政治形态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经常化、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族际政治互动，逐渐把族际政治凸显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形态。现实中越来越突出的族际政治现象，强烈地呼唤着族际政治研究。因此，必须拓展民族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族际政治研究。[11]王建娥则从政治建构的角度指出，国家领土范围的确定性和生活在领土上的人民的非均质性，是族际政治存在的既定前提。探索不同种族文化集团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和睦相处，讨论如何公正地对待各个群体和个人，正确处理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关系，求同存异，在共同接受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是族际政治的目标和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12]在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常士訚和周平。其中常士訚的主要见地在于提出了和谐理念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具有辩证性质和战略性质，在从学理上分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之后，他又进一步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原则、机制及其在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中运用的可行性，进而阐述了发展协商民主对完善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意义。周平则从一般意义上指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存在多种价值取向的选择，但“求同存异”较为合理。在具体的族际政治实践中，多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制度机制、政策机制、政党机制、意识形态机制、民族工作机制和国民教育机制来达成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但具体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3]其观点涉及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和基本途径。
民族政治认同。研究民族政治认同有助于洞察民族政治认知群体一致性和民族政治行动群体一致性的形成，也是有效践行民族治理方略的基础。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视角研究民族政治认同。陈纪、高永久较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政治认同的概念和内涵，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政治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体系的心理反应，是民族政治体系与少数民族成员各自的政治实践，它包含政治心理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并且二者密切相关。民族政治体系、民族政治体系的运作、少数民族成员及其政治实践构成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基本要素。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和村社层面的政治认同是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主要类型。[14]何叔涛认为，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刘永刚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统一为国家民族认同。[15]詹小美指出，共同体政治推崇和民族成员的理解是政治认同的两种视阈，表征着共同体政治的民族脉动和观念价值形态意义的赋予。民族成员的情感共通、精神同质和利益一致，是理解政治认同何以可能的基础和条件。而在现实性上，理解认同的交互参与和视阈融合，是政治认同实现的最高层次和重要标的。[16]常宝则考察了当代中国在理性化、个体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的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问题。[17]高永久、朱军则在指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连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18]。
民族政治社会化。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群体政治意识、政治素养、政治文化和政治能力等形成的基础，也是认知和理解相关民族政治生活的有效视角。该主题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路径。高永久和张杰认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交互关系，它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少数民族成员双重身份认同、民族自治权与国家公民权的统一成为民族政治社会化最重要的两个基点。杜军林将目光聚焦西北，认为新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优化途径有：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提高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发挥家庭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健康的政治情感意识；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参与政治实践，大力培养、提升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公民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素质。[19]张才圣、廖丽丽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实现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维护民族地区稳定，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构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政治系统与客体——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夯实客体对主体的认同观念[20]。
民族政治参与。民族政治参与，尤其是有效的政治参与是民族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途径，也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途径。该主题研究内容涉及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界定、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形式、如何实现少数民族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其中，石亚洲、沈桂萍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构成我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本民族或民族社会的政治事务；二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21]严庆、青觉指出：民族平等是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出发点，确立民族身份和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前提，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多民族国家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效度得以不断提升。周聪、任维德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和干部素质来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22]周平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能否实现有序化，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体系提供的参与渠道；二是作为参与者的少数民族是否形成支持有序参与的政治文化；三是少数民族公民具体情境中的参与行为。因此，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有序化，也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引导少数民族的参与行为。[23]王佳以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为例，探究了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现实状况，并就其参与意识、参与意愿和参与空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24]。
民族政治文化。研究民族政治文化是观察民族政治生活特点和民族政治行动方式的镜子。早在1994年，周平就撰文指出：许多在别的地方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建设措施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很难推行，即便推行也往往是徒具形式。[25]周平将其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阻滞区域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朱伦则是从民族政治制度的角度评介民族政治文化的，他认为“国民——国家”（nation—state）理论、“多民族联邦国家”理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等反映的都是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特点。[26]李瑞君和代晓光认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少数民族共同体成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生活的取向，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内容，具有传统性、宗教性、封闭性（地域性）和服从性的特征。他们进一步指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转型应以现代政治文化为引领。
民族政治发展。汤法远认为，民族政治发展研究缘起于中国政治学、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变化，这一研究目前主要涉及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与内容、形成与实现、困境与出路、目标与战略、未来走向及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政治发展研究将呈现注重实证分析与现实问题和个案研究、注重政府政治体系与非政府政治体系并重等走向。高永久和王转运认为，民族政治发展是指特定的民族政治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结构渐趋区分化、政治文化渐趋世俗化、政治参与渐趋扩大化以及政治能力渐趋增强的过程。[27]李乐为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他认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理顺权力关系；有效提高政府能力；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政治整合度。他还指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只有通过改革、生成与建构等最基本的实现方式才能最终变成现实。[28]梁红秀和徐罗卿认为，实现民族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平衡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29]。
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是民族政治学学科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其特点在于运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范式研究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民族因素，凸显了学科化倾向，但其不足在于可能有意无意地强化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过多地关注民族的政治成分，而在现实的民族事象中，民族的政治属性镶嵌与组合在诸多的属性之中，而且在多民族构成的社会结构中，不同民族政治属性的显著度也是不同的。
与学科化研究相对应的一种民族政治研究理路是对象化研究。民族政治对象化研究特点，是将涉及民族政治因素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学及其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多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比较政治、政策学、管理学、国际政治等）知识和理论展开研究，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跨境民族问题、民族冲突、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非传统安全中的民族因素等等。
学科化研究与对象化研究的结合，是与民族问题重要性、普遍性、长期性、特殊性、国际性的特点相适应的，这种结合也吸引了更多的学科、更多的学人、更多的领域关注民族和政治的交织问题。
三 展望：学术需求与定位发展
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过后，不同类型的民族政治问题依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时有呈现，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民族与政治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并旨在通过深刻的学理研究试图更好地解决民族与政治的关系，服务于和谐世界的建设。就我国而言，社会转型关键期的诸多问题有可能通过民族因素反映出来，因而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民族政治研究，探索民族政治发生、发展规律，服务于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国民族政治研究的学术使命。
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民族政治研究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底蕴，并且具备了学科化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还应看到民族政治学毕竟是一个新的学科，在以下两个方面还需进一步厘清，借以进一步明确定位，寻求发展。
第一，在与相近学科的比较与勾连中进一步凸显学科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政治人类学是与民族政治学最为相近的两个学科。这三个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不同，又存在一定的交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为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被视为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任务一是揭示民族和民族发展规律，二是回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学科具体研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事务、国外民族问题与政策等。该学科的立场性和中国场域特征突出，在方法上侧重文献法和比较法。
政治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学科是政治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知识、原理，解释人类政治现象的起源、机制和发展，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早期社会和初级社会的政治现象。其学科任务是揭示在没有国家的状况下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探讨亲属关系、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政治人类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研究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的政治组织；二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级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形成过程和表现。政治人类学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视为学科研究方法之本，并形成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如起源分析法、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类型分析法、术语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30]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但这一学科在地方政治研究、村落政治研究等方面具有学术空间。
民族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民族学、人类学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并具体细化为一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交叉，从而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政治人类学两个学科产生勾连，甚至会形成一定的重叠。[31]笔者认为，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化建设，应当突出两点：其一，以狭义政治学中的国家关切为立足点，具体运用国家、主权、制度、政治观念、政体、法规等方面的理论，突出对民族与国家关系、多民族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因素等主题的研究；其二，以广义政治学的公共权力关切为立足点，运用政治结构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方法，因循微观化、动态化和纯科学化的路径，研究公众政策、公众行政中的民族权力与权利保障及实现问题。
与此同时，在民族政治对象化研究方面，突出对专题、热点、难点、焦点的研究，采取多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政治人类学等）综合、聚力研究的方式。一句话，民族政治研究既应该是专门化的，也应该是开放性的。
第二，在不同的场景中选择理论支点，在学术一般化建构中尊重民族政治研究的现实复杂性和学理脉络差异性。
核心概念是理论的支点，而民族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民族”可谓一个纠缠不清的支点。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的“族群”和“民族”之争至少存续了百年之久。[32]与“族群”和“民族”之争相对应的是“族群政治”与“民族政治”的称谓之别。笔者认为，在中国学术场域下，“民族政治”的学科称谓较为合理，这可上溯至东汉碑文的中国本土“民族”一词（“类族辩物”意义上的所指）与20世纪初由梁启超从日本引进的现代“民族”概念（意指政治色彩浓重的国家民族），经历在中国近百年的官方宣示与学术辩执、打磨，已经在社会层面形成较强的认知一致性，即“民族”既可以被理解为中华民族层面的国民集合体，也可以被理解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层面的族类共同体。而在“出中国”的场域中，可以对应为不同的族类政治称谓。
不同国情、不同语境、不同时代、不同认知体系中的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和所指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讲，当代族类群体主要涉及四个类别：民族（nationalities）、族群（ethnic groups）、原住民或土著人（indigenous people）、部族（tribes）。在不同的场景下，以上四个族类群体也常常和种族（race）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族类划分及种族主义交合在一起。按照中国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指代，可以将以上四类群体统称为“民族”。但在西方语境中，以上四类群体却有不同的所指。[33]有的国家在国内不进行族类划分也不给予族类群体权利承认。欧洲传统民族国家和主要移民国家只用民族指代国民集合体，其中大多数欧洲的传统民族国家辅之以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语言少数、宗教少数和移民族裔的族类群体划分；主要移民国家辅之以种族、原住民（美国分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夏威夷岛民等，加拿大的印第安人自称为“第一民族”，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习惯于“土著人”的称谓）、移民族裔等族类群体的划分。非洲、中亚、西亚等大多数国家依据部族社会结构现实，客观地使用部族和部族主义的概念。
进行一般性的概念抽象和术语建构无疑是一个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在具有共性的理论支撑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术语，并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进行概念和术语切换，是中国民族政治研究的应有风格。一句话，民族政治研究既应该是中国化的，也应该是世界性的。
结语
民族成分的日趋多样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民族与政治交织是难以改变的现实，这为开展民族政治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民族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中，既存在着民主不断发展的事实和趋势，也存在着国家作为民族政治整合的主体不断得以强化的事实和趋势。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从国家政治建设和制度安排的顶层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和模式，是新中国民族治理的特点，也是中国民族政治研究的制高点。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放眼世界民族政治现象和民族政治发展，以学贯中西的志趣和情怀，不断推进民族政治学科建设，提升学科地位，是民族政治学人的当下职责。
[1] 本文曾刊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5期。
[2] 严庆（1970～），男，河北乐亭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民族政治学、比较政府政治、民族教育研究；周涵（1988～），女（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族际政治研究。
[3] 高永久等：《民族政治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 这些成果中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关凯著《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陈建樾、周竞红著《族际政治在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杜军林：《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陈烨：《转型与发展：民族问题与政治稳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黄岩：《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的目标建构》，民族出版社，2011；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朱伦：《民族共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廖林燕：《民族村社政治权力：栖村彝族的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王丽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发展：以云南沧源佤族乡村为例》，人民出版社，2012；于春洋：《民族政治发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等。
[5] 据笔者统计，仅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学的131个立项课题中，民族政治的立项课题就有16项，占了12%。
[6]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高校中开设有民族政治课程的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一些高校还设立了民族政治学的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成立了相关研究中心。
[7] 〔俄〕马尔钦科：《作为一门科学的民族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8] 具体见张建军《浅谈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概念》，《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3期；郝亚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理论、应用及反思》，《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陈茂荣：《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9] 王希恩：《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
[10] 马俊毅：《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及其价值理念——基于族格的视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3年第1期。
[11] 周平：《论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研究》，《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2] 王建娥：《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3] 周平、贺凯琳：《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战线》2010年第4期。
[14] 陈纪、高永久：《少数民族政治认同概念的内涵探讨》，《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5] 刘永刚：《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
[16] 詹小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的理解向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17] 常宝：《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1期。
[18]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9] 杜军林：《新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优化途径》，《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0] 张才圣、廖丽丽：《互动：转型期西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途径选择》，《齐鲁学刊》2011年第6期。
[21] 石亚洲、沈桂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2期。
[22] 周聪、任维德：《我国民族政治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分析及其对策建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3] 周平：《促进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中国民族报》2008年3月14日。
[24] 王佳：《浅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以黑龙江省鄂伦春、赫哲、鄂温克族为例》，《满语研究》2011年第1期。
[25] 周平：《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26] 朱伦：《先进的民族政治文化及其理论和制度创新》，《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
[27] 高永久、王转运：《民族政治发展的目标选择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8] 李乐为：《论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及实现方式》，《求索》2011年第12期。
[29] 梁红秀、徐罗卿：《民族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平衡：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方向试探》，《传承》2012年第11期。
[30] 具体见董建辉的文章《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探析》，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汤夺先和李静的文章《回顾与反思：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载《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范可的文章《政治人类学今昔》，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1] 例如，不少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和民族政治学科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重叠起来，有的学者将政治人类学学科中的家族政治研究和民族政治学科中的村社政治研究重叠起来。详见周平《论构建我国完善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载黄卫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张殿军：《协商民主视野的族际政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常士訚：《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中的集分平衡与府际关系优化》（《领导科学》2013年第2期）、和少英：《政治人类学/民族政治学的又一力作——评〈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学术探索》2008年第4期）等文章。
[32] 延伸阅读见2013年3月22日《中国民族报》理论版文章《“民族”译名之辩》和《中文“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英译问题》。
[33] 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