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欧洲一直是美苏冷战的主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担心的不是苏联入侵西欧（连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也估计不大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战后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分崩离析通常会给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不少乘虚而入的机会”[1]。因此，美国必须在西欧采取积极的行动。从整体上看，美国对西欧的战略主要是扶持西欧的经济复兴，遏制西欧共产党力量的扩张。
冷战爆发后，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意大利成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2]。一方面，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北连欧洲大陆，西濒利古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南接伊奥尼亚海，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马耳他、埃及、约旦等北非和中东诸国隔海相望，东临亚得里亚海，与南斯拉夫毗邻，与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是西欧的南部屏障，也是欧、亚、非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显要。与此同时，意大利是西方文明古国、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曾经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投降的轴心国，意大利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发展成为意大利国内第二大政党，并成为西欧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因此，在美国看来，意大利极有可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对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对意大利推行冷战政策，阻止意大利共产党控制政府和国家。
意大利不仅是冷战的“前沿阵地”，也是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试验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就开始考虑对意和约谈判问题。一方面，意大利属于西方势力范围，美国和英国在盟国对意占领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美国能够在对意和约谈判中占据有利的形势。另一方面，意大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投降的轴心国，同时意大利问题也没有德国问题那样复杂，因此美国希望对意和约谈判可以为其他战败国的处理提供借鉴。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目标是，通过缔结和约恢复意大利的政治稳定，使意大利更加坚定地立于西方阵营。
NSC1号系列文件是冷战爆发后美国制定的第一个对外政策系列文件，是新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制的第一次运用。NSC1号系列文件阐述了美国对意政策的立场，认为意大利对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是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反共政策，要求通过除战争以外的一切可行方式，支持天主教民主党政府，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参与或控制意大利政府。
为了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政治支持、情报活动、心理战、隐蔽行动等手段，大肆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最终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上台。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干涉是美国遏制战略的一场试验，对经济战、政治战、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等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美国还通过将意大利这个地中海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以北约为框架的西方政治军事体系之中，使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展到地中海及相邻的北非和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
因此，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意政策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向西欧扩张的一个重要案例，非常值得研究。其中，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与确立、美国对意冷战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对意政策的具体实施、美国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等，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意政策作为个案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的美意关系，揭示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展现冷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加深冷战史的研究。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和冷战期间美国所运用的经济战、政治战、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等战略手段至今仍在继续使用，美国仍然将其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意政策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意大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早。迄今为止，关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一系列研究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派”的观点，即认为苏联的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还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3]。
20世纪40年代后期，耶鲁国际研究院（Yal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曾组织出版了一套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丛书，其中一本是威廉·雷泽尔（William Reitzel）的《地中海：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该书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地中海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作者认为，“美国的欧洲政策需要地中海地区坚定的战略支持”，“地中海地区是美国施加影响和力量、传播民主和阻止共产主义的关键地区之一”。他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随着意大利的溃败，美国开始成为地中海上的一个大国。美国最初的目标是根据军事行动需要确立的，但逐渐被“将美国影响力带到欧洲大陆的需要”所取代，这个目标通常被简称为“遏制苏联和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此外，地中海地区还是“试验力量和行动方式”的“关键地区”[4]。这本书肯定了杜鲁门政府的对意政策，对理解和研究战后美国对意政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48年意大利大选结束后不久，意大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路易吉·埃纳乌迪（Luigi Einaudi）的长子、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马里奥·埃纳乌迪（Mario Einaudi）就撰文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选举情况和结果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他认为，天主教民主党胜利的原因在于它“拥护政治自由”，推行了“建立公众秩序和经济稳定的措施”，并且得到了“美国欧洲重建计划的绝对支持和教会的援助”[5]。这篇文章中关于意大利大选情况的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后，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进行的心理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埃达·C.马丁内斯（C. Edda Martinez）和爱德华·萨奇曼（Edward A. Suchman）合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来自美国的书信和1948年意大利大选》。文章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书信运动”，包括运动的支持力量、书信的内容与格式、书信运动的效果等。作者指出，书信运动对意大利大选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虽然难以评估，但可以确定美国人的确参与了意大利大选并引起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抗议[6]。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一些书信和明信片等内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威廉·多尔蒂（William E. Dougherty）将美国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中所进行的宣传努力编进了《心理战案例》一书。作者指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驻意大使演说、劳工运动、媒体宣传和大规模书信运动，对意大利选民进行心理战，并取得了成功。此外，这本书还介绍了心理战学说、美国的心理战历史、心理战组织及人员、心理战政策目标和计划、心理战行动目标，以及情报、研究和分析在心理战中的作用等，为研究美国的心理冷战战略提供了参考[7]。
另外，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T. Holt）和罗伯特·范德威尔德（Robert W. van de Velde）合著的《战略心理战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也有一章专门讨论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心理战。作者指出，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前，美国不断增加对意经济援助，要求意大利将极左派赶出政府，并抛出马歇尔计划；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期间，美国公开干涉意大利事务，利用美国之音、出版社、报纸、电影院、图书馆和交流人员等进行心理战，包括驻意大使詹姆斯·邓恩（James Clement Dunn）的公开演说、概括马歇尔计划目标的传单、介绍美国工人家庭生活的展览、宣传美国对意援助的电影、大规模书信运动、媒体和报纸宣传、人员交流计划等。作者认为，美国在意大利的心理战取得了成功[8]。
尽管这两本书出版的时间很早，当时解密的档案资料也不多，但它们的研究视角和一些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政府陆续公开了一批关于意大利的档案，并陆续出版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由此，学术界关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发展阶段。
匹兹堡大学欧内斯特·罗西（Ernest E. Rossi）的未刊博士论文《美国与1948年意大利大选》，利用当时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解密的一批档案和大量报刊资料，详细分析了美国为影响意大利大选结果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探讨了美国行动的特点和效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献资料和分析视角。但这篇论文毕竟不是在系统掌握大量核心档案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且仅从美国国家利益和“权力”的角度考察美国对意大利大选的干涉，其结论有失偏颇[9]。
H.斯图亚特·休斯（H. Stuart Hughes）的《美国和意大利》一书追溯了美国与意大利从相知甚少到密切联系的历程，从整体上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意大利的关系[10]。这本书对意大利国内状况和经济、政治形势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叙述和研究，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路。
艾伦·普莱特（Alan A. Platt）和罗伯特·雷纳德（Robert Leonardi）的《美国对外政策和战后意大利左派》一文，考察了1945～1976年的美国对意政策。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意政策受到美苏关系性质的影响，通过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对意大利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指出，在第一个时期（1945～1948年），美国决策者常常不考虑意大利的政治发展，而是有意识地考虑美国对苏联的立场，其中，1948年意大利选举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与地中海及欧洲共产主义相对抗的问题[11]。
以上论著的观点基本反映了“修正派”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即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其本质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解密和研究的深入，“后修正派”开始崛起，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迎来了一个热潮。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的论文《秘密冷战：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1946～1956）》提及冷战初期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进行的隐蔽行动，指出大约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被秘密用于意大利的经济稳定、竞选运动、反共宣传和贿赂；在1949年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工会和政治组织与意大利劳工进行联系以影响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发展。作者认为，尽管美国在意大利隐蔽行动的成效还有疑问，但这一时期美国的隐蔽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目标的达成[13]。
研究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利用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干涉意大利国内政治的一本力作是罗纳德·菲利普里（Ronald L. Filippeli）的《美国劳工和战后意大利（1943～1953）》。该书指出，美国干涉意大利劳工运动的目标是阻止左派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控制意大利劳工运动。作者认为，美国国务院对意大利劳工组织的援助和压力虽然使意大利劳工运动遭遇分裂和削弱，但美国的政策却最终失败，因为美国的工会主义并不适合意大利，而且这一政策也与美国恢复和发展意大利市场经济的政策相矛盾[14]。
詹姆斯·米勒（James Edward Miller）的《美国和意大利（1940～1950）：稳定的政治和外交》是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意关系的扛鼎之作。作者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秩序理论、稳定政治理论在意大利应用的过程，揭示美国卷入意大利的起源。他认为，在美国对意政策中，实际行动需要与国务院经济理论家、美国商业领导人以及欧洲经济精英的理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美国的经济重建政策服从于政治稳定的需要[15]。
蒂莫西·史密斯（Timothy E. Smith）的《美国、意大利和北约（1947～1952）》一书从军事角度对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战后初期欧洲是美苏冲突的主要地区，美苏在欧洲大陆上的相互怀疑是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美国对意政策常常受到美苏关系的影响；美国将意大利的安全和独立看成美国自身安全的重点，美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能够自我改革、与美国经济政治上相互联系的、民主繁荣的社会”。为此，美国必须加强意大利的中间派力量，维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经济体制，将意大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纳入北约框架中[16]。
罗伯托·拉贝尔（Roberto C. Rabel）的专著《在东西方之间：的里雅斯特、美国和冷战（1941～1954）》详细探讨了的里雅斯特问题，其主题是将美国的干涉与战时对欧洲的干涉和冷战的展开密切联系起来，分析美国干涉意南边界问题的起源、结果和意义[17]。作者将的里雅斯特问题作为案例，从决策角度集中研究1941～1954年美国对意南冲突的政策，有助于理解战后美国对意政策。
里奥·伍伦博格（Leo J. Wollemborg）利用亲身经历和政府人员的关系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星条旗和三色旗：美国和意大利（1946～1989）》一书，系统论述了1946～1989年的美意关系。作者指出，战后意大利政治中有两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向左派开放”；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历史性妥协”。由于意大利拥有强大的共产党力量和敏感的民族荣誉感，美意关系中更多的是意大利国内政治而非外交政策问题[18]。
随着冷战的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兴起，其代表人物是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强调其他国家档案资料的利用，强调冷战所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19]。在盖迪斯看来，美国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确实建立了一个“帝国”（empire），但这个帝国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应邀建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虽然盖迪斯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但是他关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以及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行为者纳入视野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时，学术界关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也迎来一个新高潮。
首先，美国对意大利的重建政策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利用西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档案资料来研究美国对意政策。大卫·埃尔伍德（David W. Ellwood）的《重建欧洲：西欧，美国和战后重建》一书认为，美国努力通过对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地中海地区作为整体，成为美国全球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效环节，阻止苏联的行动从黑海转向中东和北非，使“铁幕”西边和南部所有欧洲国家的复兴获得保障。然而，在意大利，马歇尔计划援助遭遇了意大利政府经济政策的抵制[20]。
查瑞拉·埃斯珀斯托（Chiarella Esposito）的《美国的虚弱武器：法国和意大利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一书认为，美国对法、意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在意大利，马歇尔计划虽然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在关键的政治领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有效地帮助美国政府达成“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21]。
集中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意大利重建政策的力作是约翰·哈珀（John Lamberton Harper）的《美国和意大利的重建（1945～1948）》。作者认为，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1945～1948年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即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阻止了意大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混乱；1947年5月，意大利政府将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排挤出政府，打破了意大利自1944年以来的政治格局；美国同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势力联合政府建立了伙伴关系，有助于确保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他指出，由于美国缺乏能够认清意大利历史上的贫困、不统一和脆弱问题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智谋者，因此，意大利的选择是重建的关键。对天主教民主党来说，国家政治分化和意识形态紧张是确保美国和国内继续支持的一个手段[22]。
其次，学术界对美国在意大利实施的心理战、政治战和隐蔽行动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的《美国及其在意大利的“心理战”（1948～1955）》一文，运用了翔实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冷战初期美国对意大利的心理战。作者认为，美苏之间两极冲突的特殊性质使心理战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必要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意大利的心理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必须诉诸非正统的、秘密手段的“特别行动”。他指出，由于美国的心理战计划本身概念模糊，意大利政府又不予合作，因而计划没有取得华盛顿期望的结果[23]。
凯特恩·密斯特里（Kaeten Mistry）的《政治战案例：战略，组织与美国干涉1948年意大利选举》一文分析了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选举的干涉与“政治战”战略的形成，探讨了美国的干涉对形成全面反共战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在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成功的感觉：美国、意大利和政治战（1945～1948）》深入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冷战如何塑造美国对意大利的态度：二是意大利如何影响美国将冷战概念化。他认为，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干涉使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一种“成功的感觉”，对美国的意大利政策和“政治战”战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4]。
关于美国对意大利的隐蔽行动，威廉·多尔蒂（William J. Daugherty）的《行政秘密：隐蔽行动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一书中有一部分论述了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对意大利隐蔽行动的政策，主要剖析了NSC1号系列文件、NSC4-A号文件和约翰逊政府303委员会的隐蔽行动文件。但是，该书对美国对意大利隐蔽行动的性质、计划、内容及其效果没有做出进一步研究[25]。
在吉莱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汉斯·克拉本达姆（Hans Krabbendam）合编的《西欧的文化冷战（1945～1960）》一书中，大卫·W.埃尔伍德（David W. Ellwood）的《冷战背景下马歇尔计划在意大利的宣传》一文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意大利宣传的主要任务是唤醒意大利精英和大众，使他们认识到繁荣与民主相连的普遍意义。作者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意大利不仅仅是经济援助，也不仅仅是美国冷战反共运动的另一个武器，而是一项对美国具有极大心理和政治益处的行动[26]。
最后，一些意大利籍或意大利裔学者开始对冷战史研究现状发起冲击，认为美意双方在冷战过程中都有自己的自主选择。其中一本力作是阿列桑德罗·布罗吉（Alessandro Brogi）的《寻求自尊：美国和法、意的冷战选择（1944～1958）》。作者认为，在冷战的头十年里，法、意不仅追求政治声望（prestige）和大国身份（status），也追求战略和经济利益，对西方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比较，他指出，对意大利来说，成为大西洋联盟的最初成员不仅是获得承认的问题，也是获得美国大规模援助和战略支持的最好方式；意大利拒绝建立一个独立的地中海防御体系，而是要求加入北约，这体现了北欧和南欧在心理、战略和经济上的差距；意大利领导人强调意大利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以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角色，改善西方盟国之间的经济合作[27]。
马里奥·德尔·佩罗的《抑制遏制：反思冷战期间意大利的经历》一文论述了意大利政府与意大利共产党对美国三个阶段遏制政策的反应和对策，认为冷战期间意大利的外交本质上具有一种“抑制”美国遏制政策的特征。在第一阶段（1947～1950年），美国试图在意大利推动“生产力政治”。但意大利总理阿尔契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及其财政部长却采取了一个模糊的经济政策，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产生抵触；同时，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宣传抑制美国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进攻，也抵制苏联的压力。在第二阶段（1950～1953年），美国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制定“消磁”（demagnetize）计划，向意大利政府施压，要求意大利政府宣布意大利共产党不合法。但意大利政府声明行动必须在法律和宪法范围内，反对美国的要求，坚持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保持正常贸易联系等。意大利共产党也掀起了一场和平运动并取得成功，与几个天主教民主党不同政见者和一些天主教组织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在第三阶段（1953～1955年），美国对意政策重新评价，反共更为激进，对天主教民主党也采取更加苛刻和严厉的态度，但美国的激进计划再次与天主教民主党的抵制发生碰撞。意大利共产党从世界局势的缓和中获益，开始在意大利政府对外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28]。
在研究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同时，还应充分关注英国和苏联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战后初期英意关系的一本力作是埃菲·G.H.佩达里尤（Effie G. H. Pedaliu）的《英国、意大利和冷战的起源》。该书以英国工党政府对意大利战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建为主线，集中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战犯惩处、意大利军队重建、1948年意大利大选、意大利在西欧防御安排中的角色和意大利在欧洲一体化组织中的角色。作者认为，英国对意政策的基础是权力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尽管艾德礼政府没有改变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但是它对意大利采取了更加平等的政策；艾德礼政府并不试图保持意大利的虚弱，也不试图支配意大利，而是努力支持意大利的重建，使意大利被邻国和国际社会所接受，确保英国的利益安全[29]。
弗兰西斯卡·格里（Francesca Gori）和希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合编的《苏联和冷战中的欧洲（1943～1953）》一书中有六篇文章讨论苏意关系，其论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战后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达成的一致行动有三个原则：一是指导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左翼联合；二是避免不成熟的群众运动和内战，以免增加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使苏联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东欧；三是提出一项对意大利经济进行激进改革的计划。第二，战后初期苏意关系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的里雅斯特和意南边界问题；二是苏意经济关系的恢复问题。作者认为，苏联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控制程度非常高，超出以往历史学家的想象，陶里亚蒂对苏联的依赖限制了他的行动能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对党内阶层和成员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斯大林对的里雅斯特的政策表明，意大利强有力的共产党力量并没有弱化斯大林的强硬路线；在苏意经济关系方面，斯大林对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战后初期苏意贸易协定的达成[30]。
以上论著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资料和研究参考。
国内关于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译著《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一书对盟国对意大利的占领政策、重建政策和对意和约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31]。《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对冷战初期意大利的形势进行了论述[32]。此外，国内学者还翻译了一些涉及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隐蔽行动的著作，如约翰·兰尼拉格的《中央情报局》、哈里·罗西兹克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的《情报生涯三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其中，《情报生涯三十年》专门有一章介绍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的隐蔽政治活动（1953～1958年），指出中央情报局给予意大利大量援助，以支援各中间派民主政党。中央情报局对中间派势力的支持，主要是采取直接出钱的方式去资助他们各种经常的政治活动，如出版定期通讯、宣传品、广告和其他宣传材料，召开代表大会和群众性集会，开展党员竞选和选民登记活动，等等。同时，中央情报局也努力加强意大利的自由工会运动，支持各种文化、民众和政治团体[33]。
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有一些论著开始研究美国对意政策的某些侧面。其中，白建才先生的《“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不仅从战略层次上分析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也提及美国政府对意大利实施的一些隐蔽行动，如美国政府煽动美籍意大利人掀起大规模书信运动，以停止经济援助来威胁意大利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制造假情报等，最终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上台[34]。另外，史志钦的《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型与意大利的政治变革》中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35]。东北师范大学杜辉的硕士论文《苏联对意大利外交政策（1943～1947）》认为，苏联对意政策是欧洲冷战起源的一个因素。这些研究也为笔者提供了研究参考。东北师范大学于群教授主编的《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一书中《“书信运动”与1948年意大利大选》从心理战略角度对美国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进行了细致研究[36]。
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开始探究战后初期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陕西师范大学田丹的硕士论文《1948年意大利大选与美国的隐蔽行动》（2004年），较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干涉，并通过这个个案来阐释美国冷战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隐蔽行动战略。东北师范大学于群教授指导的两篇硕士论文：孙艳的《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与〈对意和约〉的签署（1945～1947）》和张春梅的《试论战后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1947～1952）》，对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37]。以上两位作者的论文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参考和帮助。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国内研究更为薄弱，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美国对意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美国遏制战略的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段在意大利是怎样推行的？意大利政府在美国对意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因此，该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值得探讨。
三 研究方法、创新和基本框架
本书以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学者的学术成果为研究起点，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据库、《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和缩微胶片，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文件为史料基础，以NSC1号系列文件和NSC67号系列文件为核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借鉴西方有关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对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及行动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探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特点及影响，揭示美国对意政策服从冷战战略的实质，以及展现冷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相比前述研究，本书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创新。
首先，本书通过对美国政府第一手资料的查找、对比、甄别和利用，对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内容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详细考察了美国对意大利政策的实施情况，如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修改对意和约、“消磁”计划和海外采购计划等，其中对“消磁”计划和海外采购计划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其次，本书尝试将美国对意政策放在美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双向互动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关注意大利政府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美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
最后，本书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归纳美国对意政策的特点，揭示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对美国遏制战略和冷战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政策目标上，维持意大利亲美反共和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是核心内容和长期目标；在决策特点上，美国对意政策遵循的是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精英决策模式；在政策实施上，经济援助、政治战、心理战和隐蔽行动是战略手段；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美国积极支持意大利重返国际社会，意大利政府发挥了主动性和自主性。
全书共六章。
第一章回顾战后初期的国际局势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大国普遍衰落，美国和苏联迅速崛起，美国全球扩张和苏联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大战略分别形成，双方开始按照各自的国家大战略制定对外政策。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美国不断介入意大利事务的重要原因，而意大利政党政治的形成，为美苏在意大利展开争夺和一系列对抗提供了条件。
第二章分析美国关于对意和约谈判和意大利重建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矛盾日益凸显，大国同盟破裂。在对意和约谈判问题上，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不断出现。美国支持非惩罚性处理意大利，反对任何一个大国控制意大利。对意和约谈判为其他战败国的处理提供了借鉴。为了帮助意大利恢复经济秩序和政治稳定，美国支持意大利政治重建，援助意大利经济重建。
第三章主要从NSC1号系列文件和美国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入手，考察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与实践。“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马歇尔计划的推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使美苏走上了冷战道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意大利国内危机加深，德·加斯佩里将共产党和社会党排挤出政府。美国政府出台NSC1号系列文件，阐明美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是确立和维持意大利的独立民主和亲美反共，全力支持德·加斯佩里政府，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为此，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政治战、宣传战、心理战、隐蔽行动等手段，大肆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最终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上台。NSC1号系列文件是新建立的国家安全机制的第一次运用，美国对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干涉是美国遏制战略的一场大规模试验，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章探讨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政策的调整。随着冷战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和军事对峙的开始，杜鲁门政府开始从三个方面调整美国对意政策。一是加大对意援助规模，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到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军事援助。二是积极推动意大利参加西方联盟，拉拢意大利加入北约。三是出台NSC67号系列文件，在具体政策上做出调整，不仅要求美国继续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力量帮助意大利维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还将隐蔽行动看成是阻止意大利共产党渗透和参与政府的有效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军事力量也应被看成是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
第五章讨论美国对意政策调整后的具体实施情况。首先，支持意大利的重整军备计划，支持修改对意和约，使意大利能够对地中海防御、西欧防御和大西洋地区防御做出更多贡献。其次，制定“消磁”计划，利用心理战和隐蔽行动削弱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和吸引力，但因意大利政府的不合作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最后，提出和推动对意军需品海外采购计划，利用隐蔽行动削弱意大利劳工组织中的共产党力量。
最后，总结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大利政策的特点及影响：美国对意政策以维持意大利政府亲美反共、阻止共产党重返政府为政策核心；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精英决策模式；综合运用经济军事援助、政治战、心理战、隐蔽行动等策略和手段；积极支持意大利重返国际社会；意大利政府发挥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其深远影响在于：成功地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加强了意大利政治的两极分化；加速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巩固了美国在南欧的防御，稳住了西欧的阵脚，加强了美国在欧洲、地中海、中近东以及北非的战略地位；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形成。
由于笔者水平和研究条件所限，书中难免诸多漏洞和瑕疵，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1]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98页。
[2] John Pollard，“The Vatican，Italy and the Cold War，” in Dianne Kirby（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103.
[3]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 William Reitzel，The Mediterranean：Its Role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court，1948.
[5] Mario Einaudi，“The Italian Elections of 1948，”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 10，No. 3，1948，pp. 346-361.
[6] C. Edda Martinez and Edward A. Suchman，“Letters From America and the 1948 Elections in Ital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 14，No. 1，1950，pp. 111-125.
[7] William E. Daugherty and Morris Janowitz，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58.
[8] Robert T. Holt and Robert W. van de Velde，Strategi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9] Ernest E. Rossi，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1948 Italian Ele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64.
[10] H. Stuart Hughes，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New York：Norton，1968.
[11] Alan A. Platt and Robert Leonardi，“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stwar Italian Lef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93，No. 2，1978，pp. 197-215.
[12]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3] Trevor Barnes，“The Secret Cold War：The C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Europe，1946-1956. Part I，”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24，No. 2，1981，pp. 399-415；Trevor Barnes，“The Secret Cold War：The C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Europe，1946-1956. Part II，”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25，No.3，1982，pp. 649-670.
[14] Ronald L. Filippelli，American Labor and Postwar Italy 1943-1953：A Study of Cold War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5] James E. Mil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1940-1950：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Stabiliza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
[16] Timothy E. Smith，The United States，Italy and NATO，1947-1952，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
[17] Roberto G. Rabel，Between East and West：Triest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
[18] Leo J. Wollenborg，Stars，Stripes，and Italian Tricolor：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1946-1989，New York：Praeger，1990.
[19]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 282.
[20] David W. Ellwood，Rebuilding Europe：Western Europe，America，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London：Longman，1992.
[21] Chiarella Esposito，American Feeble Weapon：Funding the Marshall Plan in France and Italy，1948-1950，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4.
[22] John Lamberton Harper，Americ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aly，1945-194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3] Mario Del P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Italy，1948-195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7，No. 4，2001，pp. 1034-1334.
[24] Kaeten Mistry，“The Case for Political Warfare：Strategy，Organization and US Involvement in the 1948 Italian Election，” Cold War History，Vol.6，No.3，2006，pp.301-329；Kaeten Mistry，Perceptions of Success：the United States，Italy and Political Warfare，1945-1948，University of Birmingham，September 2007.
[25] William J. 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
[26] Giles Scott-Smith and Hans Krabbendam，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1945-1960，London：Frank Cass，2003.
[27] Alessandro Brogi，A Question of Self-Estee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 Choices in France and Italy，1944-1958，Westport：Praeger，2001.
[28] Mario Del Pero，“Containing Containment：Rethinking Italy's Experi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Vol. 8，No. 4，2003，pp. 532-555.
[29] Effie G. H. Pedaliu，Britain，Ital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3.
[30]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London：Macmillan，1996.
[31]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 欧洲的重组》（上、下册），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32] 〔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3] 〔美〕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潘世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美〕威廉·科尔比：《情报生涯三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纪晴译，群众出版社，1982。
[34]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35] 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的政治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6] 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
[37] 孙艳：《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与〈对意和约〉的签署（1945～1947）》，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张春梅：《试论战后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1947～1952）》，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