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领土、陆疆与一维边疆
一般来讲，国家出现后，人类便以国家为单位将地球表面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以此来标示各国所占据的地理范围”[1]。因此，领土的概念是国家的产物，而“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领土的国家是不存在的”[2]。于是，在领土之内出现了边疆的概念。但在国家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于边疆的认识比较模糊。如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虽然都兴起于大陆，且占据着一定范围的疆域，但这些文明古国的边疆大多不确定。这与上古时期的人口集散状况有关，即文明中心因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而使多数人集中于此，因而在当时受到较多关注，而边疆地带则被忽略。就古代埃及而言，其文明主要分布于尼罗河两岸狭长而充满生机的河谷地带[3]，而这一地带因为尼罗河的泛滥“有利于灌溉”使“沙漠变为沃土”[4]，故其疆界也随河水泛滥而频繁变动。而孕育古代中国文明的夏商周等也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国家也没有确定的边界。如周朝只是在模糊的“九州夷裔”的范围内，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的疆域始终没有详细的记载。后来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疆界随彼此国力的强弱而不断扩大或缩减，四周则有“北狄、东夷、南蛮、西戎”居住，但关于它们之间的边界同样没有详细的记载，这当然与许多周边民族没有文字记载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人类关注的是中心而不是边疆。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巴比伦文明在苏美尔人时代的前九百年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而是由众多独立的城邦点缀其间，其中最重要的有乌鲁克、乌尔和拉格什”[6]。后来则遭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进攻，直到阿摩利人建立的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其边疆也只是标示出从波斯湾到巴比伦的大致范围[7]。可见其疆界一直处于频繁变动的过程中，因而也就没有确切的疆界记载。古代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不断向四周延伸，“西起南俾路支海滨的功特卡根——多尔，东至北方邦恒河——阎牟那河河间地上游的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自几乎紧靠喜马拉雅山下丘陵地带的鲁帕尔，南到纳尔马达河与塔普蒂河之间的一条河吉姆河口的薄伽特拉弗”[8]。这些看似确切的疆域界线也只是标出一片大致的区域。即使这样，这些区域也不断地遭受周边民族的侵犯。除此之外，四大文明古国之间的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个在非洲，三个在亚洲。亚洲的三个文明古国分别在西亚、南亚和东亚。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看起来颇像几个小岛。在这些小岛四周，尽是蛮族形成之海。文明代表财富和舒适，野蛮代表饥饿和嫉妒。饥饿和嫉妒像海浪不断冲向小岛，小岛虽筑有堤防，但一旦堤防破裂，小岛即被淹没。”[9]由此可见，这些文明古国由于是当时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因而成为周边民族与国家追逐的目标，其疆界因内部与外部力量的不断较量而伸缩，疆界自然频繁变动，记载也相对欠缺。除此之外，由于上古时期地球上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还很充足，人类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一旦文明中心国家与周边民族或国家发生冲突，还可以迁徙到地球其他可以生存的陆地上。因此，边疆的概念相对模糊。
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生产及社会组织逐渐从亲属组织向地域组织和国家形态过渡，国家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都被纳入国家或政权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不仅会出现国内边疆与中心区域的矛盾，而且会引发国与国边疆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于是，边疆开始受到国家和政权的高度关注。中古时代的许多大帝国均因边疆冲突影响其国家稳定而对边疆领土给予高度重视，如在东亚兴起的大唐帝国、在中世纪长期存在的罗马帝国、在中东兴起的阿拉伯帝国均有较为明确的疆域。唐在开元、天宝年间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10]；罗马帝国在奥古斯丁统治时期的疆域则“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11]；阿拉伯帝国在欧默尔王朝统治时期东至印度西北部，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南至埃及，北至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12]。但由于此时人类建立的国家多数集中于欧亚大陆，随着各国人口越来越多、文明发展与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国与国之间边疆地区的矛盾代替了上古时代文明中心区的矛盾而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大因素。在中古欧亚腹地的三大帝国的末期，边疆冲突波及统治中心，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入侵成为这些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所记载的边疆来看，边疆就是指靠近国家边界的领土或疆域，这里的边疆主要指的是陆疆。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在中亚主要争夺的就是土地，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西亚也主要是对边疆土地进行追逐。从这一时期的中外游记中，也可以看出边疆或是陆地与海洋的自然交界处，或是陆地国与国之间的接壤地带。因此，陆疆是中古时期不断明确化且被普遍认可的边疆概念，很明显这是一种一维边疆——历史地理边疆的概念。
经过漫长的中古历史过程，集中了人类文明的亚欧非各洲繁衍的人口数量在定居、迁徙、冲突与和平的国家边疆演变进程中逐渐发展到了极限，因而发现新陆地便成为必然需要。在此仅以早在公元五世纪中叶的欧洲为例来说明当时欧洲人口拥挤的状况。“公元五世纪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族中以哥特人为最重要。匈奴从东方攻打他们，因此，他们遂被逐到西方。”[13]欧洲各民族也随之西移，如“英吉利人入侵不列颠，使它变为英格兰；与此同时法兰克人的入侵使高卢变为法兰西，凡达尔人入侵西班牙，把他们的名字加给安达卢西亚”[14]。这使欧洲得以发展，15世纪时在人口迁移的层层浪潮中成为世界上最拥挤的陆地。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是欧洲人的事实恰恰说明欧洲人不得不寻找更多的土地来承载过多的人口。美洲、大洋洲的成功开发，使得拥挤的欧洲各国边疆危机得以缓解，如移入美洲的欧洲移民均来自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他们在美洲首先建立殖民地，随后便逐渐建立殖民统治，结果不仅使欧洲各国过剩人口被吸收到新大陆，也将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洲，更重要的是使欧洲聚集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源。“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居民中的黑人是以奴隶身份从非洲贩运来的。至于北美原来的居民印第安人，则在殖民地建立的过程中，有的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有的干脆被屠杀，他们的土地都被白人夺去。”[15]澳大利亚也是首先由欧洲各国移民开发的陆地。有关澳大利亚的开发，《新全球史》这样记载：“直到1770年库克船长标出了澳大利亚东南海岸之后，欧洲人开始对澳大利亚有了强烈的兴趣。库克在博塔尼海湾（靠近现代悉尼）停留了一周，并报告说这一地区适宜居住。1788年，一个载有约一千名乘客的英国舰队到达悉尼，其中800人是罪犯，他们作为流放群体在澳大利亚建立起了第一批定居点。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只有几千欧洲人，其中大部分是放羊为生的罪犯。到19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定居者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流放罪犯。17世纪和18世纪的这些探险航行使得欧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有过短暂的相遇，但是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不断涌入的欧洲移民和定居者才使澳大利亚和外部有了更直接的联系。”[16]除此之外，我们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也不难看出，美洲人、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在体质、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欧洲大陆转移了多余的人口，不仅使欧洲国家的边疆危机得以缓解，而且使欧洲各殖民国家能够享受殖民成果，从而为欧洲各殖民国日后的发达奠定基础。由此可见，美洲和大洋洲的开辟，使欧亚大陆的拥挤程度得以缓解。同时也说明，虽然人们对地球认识的深化与传统的历史视角相结合，但由于陆地仍然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域，当时无论传统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仍旧以陆地为其疆域，因此，这一时期的边疆概念也依旧局限于陆疆的范围内。西方的殖民统治在美洲及其他地区维持了长达四个世纪后，遭到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随后各殖民地不断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地球上也没有更多的适合人类居住的陆地可供开发，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领土及其他空间资源，一些国家之间的陆疆边界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对主权、领土、人口及政权的要求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边疆成为国家主权、领土、人口及政权的集中体现，因而就成为边疆问题的核心。这时的边疆概念不仅指陆地边界，而且更关涉国家的主权、人口及政体，即从对边土的重视逐渐向对边防、边民、边政的重视转变。但对于大多数内陆国家来说，边疆仍以陆疆为基础，对于陆海相接的岛国来说，因为航海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仍以岛上的陆地或大陆边缘为主要居住地，人类对边疆的认识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人类本身认识的局限而长期停留在历史地理的一维边疆（即陆疆）视野内。例如，“中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国的岛屿”[17]。这些陆地领土的边缘就构成了普通中国人的边疆概念。不仅如此，陆疆也是对边疆的传统认识。陆疆的一维边疆视界由此成为以后边疆发展演变的基础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