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安全概念的演变与界定
在中国，“安全”这两个象形文字充分表达了中国人对安全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及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密切相关。“安”字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家”，下半部分为“女”，女子在家则平安。这样的理念一方面体现了家是女子的生产活动与安全空间；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女主内”的家庭和性别分工。“全”字也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人”，下半部分为“王”。这样的理念既体现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人中王者”的价值观和安全观，也表明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男性的“男主外”的性别分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传统安全理念中走过了几千年。由家庭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其安全理念大致相同。国家领土之内就是安全地域，在这个安全地域，女子在家相夫教子，男子在田间劳作或在朝中为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道德，从而维持整个社会各个因素之间的链接及运转，国家内部处于安全状态。对外则以被动防御为主。这种安全理念，以国界为界线，高筑边界围墙，加强防御，对内注重阴阳和谐、秩序等级、动态平衡，因而是一种内敛性、秩序性、封闭性的安全观。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国各族人民的安全理念密切相关。
西方则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就起源于城邦之间的商业贸易。在由东向西和由北向南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进入欧洲的民族也多以游牧经济为主，而游牧经济天然地与商品流通和交换联系在一起。欧洲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则进一步加剧了对商品经济的依赖，而商品经济的本质则是资本的积累和传播。资本积累和传播的自然结果就是超越国界的全球贸易，资本流通速度越来越快。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这样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指标。为了争夺市场、资源和人力，西方大国将殖民统治拓展到世界各地。两次世界大战就因争夺市场和资源而起，大战过后的“冷战”时期仍然是小国裹胁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资本积累与传播链条上运转为积累资本服务。“冷战”结束后，以全球贸易、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引发“全球化”和“地球村”话语。与此同时，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频频出现，致使西方国家仍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治理安全威胁的问题。这标志着西方以商品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安全理念也随之全球化，并呈现出开放性、主动性、竞争性的特点。
当然东西方对于安全的话语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安全都是相对于危机而产生的。个人、群体或国家只有在感受到不同危机时才会关注安全的重要性，即安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实践性大于理论性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全球人类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安全问题却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活跃在学术舞台上”[2]。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安全完全托付给军人。这样，民间战略家逐渐取代职业军人而成为安全研究的主力”[3]。另一个原因则是“二战”以后涌现出的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数量的增加使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安全与危机意识增强。但由于受安全理念的影响及民间安全研究资料的缺乏，“研究成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屈指可数的”[4]。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安全研究取得了飞跃，主要体现在安全理念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转变上。
所谓传统安全，是指“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5]。这种靠军事、政治、法律及外交手段维系的安全在“一战”、“二战”、“冷战”及其他战乱时期非常有效。它强调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在手段上特别强调军事力量[6]。《联合国宪章》所定义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传统安全。这种安全主要是预防主权国家面临的、来自外部的、军事上的入侵和打击。为此联合国设立了安全理事会，专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事务[7]。但传统安全总是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保护自己国家的代价，而且传统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导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匮乏和心灵创伤，人类开始思考如何在新时代面前重建安全家园、安全社区、安全国家及安全世界。特别是经过“冷战”的“洗礼”、局部地区民族冲突和宗教纷扰，人类面临的非军事威胁不断上升，日渐成熟的新安全理论及模式逐渐浮出水面，这就是非传统安全概念及其理论。
联合国于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要重视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安全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1994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并阐述了七大安全问题：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学术界，国外最初关注非传统安全的学者为英国的巴瑞·布赞，他在1991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恐惧》一书中从理论上初步概括了非传统安全问题，把安全问题领域分为“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政治”五个方面，把安全对象层次分为“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s）、次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ubsystems）、单元（Unit）、子单元（Subunits）、个人（Individuals）”。[8]中国学界较早关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北京大学学者王勇，他于1994年在《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中第一次引用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1999年王逸舟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一书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跨国公司问题、贩毒问题、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诸问题[9]。比如资源安全中的石油安全，主要是指石油进口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持续稳定地获得外部石油资源，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10]。国际上石油安全事件如2005年3～4月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于苏威西海域的纠纷再次升温的原因就是在两国有争议的安巴拉海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1]，这表明石油安全作为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成为非传统安全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随着传染病蔓延、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局部冲突事件发生，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非传统安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认同为基础、以非军事对抗的生存场域为背景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以个人的“安全认知”与社会的“安全认同”为前提，以生存的“安全场域”为标志[12]。对个人来说，没有家庭、社区和职业场域的和睦与和谐，就没有安全感；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民族成员的生活空间及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心理场域，也会缺乏安全感；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国家的领土、战略、利益场域总是受到侵犯，那么国家就会因受到威胁而缺乏安全感。因此，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安全感都与其安全场域和对安全认同的程度直接相关。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在时序、空间、社会心理场域的转换上有着复杂的交织关系。在非传统安全的视域中，安全不仅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而且还是主体间对不安全没有“普遍认同”[13]。因而，非传统安全重视的是通过人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价值观、国家认同，强调安全的多样性和安全行为主体的非国家性[14]，追求人类共同体的“优态共存”[15]。非传统安全的理想状态是使整个地球成为多样性文化“和而不同”的村落，使人类家园处于和谐有序、富裕共享的安全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