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利益波动与“硬边疆”的局限
由陆疆、海疆和天疆组成的边疆是国家的实体边疆，即“硬边疆”。但这只是边疆的一部分，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种种契约建立的陆疆、海疆和天疆交界地带就是为了保证相邻国家边疆地带人的安全。如果没有人在边疆地带居住、生产与生活，“硬边疆”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因此，一国之内的边疆人民与国家政权及国家利益是边疆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对国家边疆由陆疆、海疆和空疆构成的“硬边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挑战的动力来自科技与经济全球化。
科学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也对以实体边疆为范畴的国家——这种经过历史与传统考验的人类共同体形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浪潮拉近了国家中心与边疆的距离，也缩小了国家与国家交流和合作的空间。以电气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浪潮，不仅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围绕大工业实现了国际分工，形成了世界经济，密切了各国关系，导致国家间的利益相互交织，使国际政治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1]。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浪潮，把世界上每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连接在一起，加深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从而使以实体边疆为标志的国家边界开始模糊。但科技革命浪潮不仅仅停留于此，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人造卫星为代表的空间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将对人类以地球为范围划分的国家及国家边疆提出全新的挑战。“70年代，美苏在航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航天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军用、民用卫星和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水星、火星、土星探测活动顺利进行；小型实验载人空间站和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的研制发射相继成功，美苏开始筹划在太空建立永久性空间站，为人类在太空的居留、生活、行动、工作创造必要的设施和环境。人类对太空的探测活动，逐步从探索实验阶段过渡到实际应用阶段。人类航天活动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未来完全有能力把太空作为新的活动领域和战略空间。”[2]这样的科技革命不仅突破了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范围，而且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当中，促使人类传统的地球、国家及国家边疆概念产生革命性的改变。比如，宇宙间是否还有与地球相似的行星和生活在其中的其他智能生物？如果有，那么地球上过多的人口是否可以移居到其他行星上？如果能够移居到其他行星上，那么地球人的生存共同体国家及国家相应的边疆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与此同时，对日益全球化的地球人来说，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也需要全球合作。“目前的全球公共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卫生安全）、跨国犯罪和贩毒、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人口和难民问题等。”[3]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跨越国家边疆的合作。这就意味着地球上的国家的实体边疆受到挑战，涉及边疆的种种问题也呈现着复杂性、国际性、长期性的特点，结果则是地球作为宇宙星球之一的内部边界逐渐模糊，一系列为解决全球化问题而出现的新边疆概念纷纷出现。
以科技全球化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以更快的速度瓦解着现有国家的“硬边疆”。在自然经济社会时期，各国政治活动因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性而保持相对封闭，边疆也相对固定。随着自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冲击，国家疆界开始受到挑战。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相比，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国界和疆域的冲击最为猛烈，仅“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跨国公司的数目已经达到3万至7万家，控制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2016万家分公司。世界银行1992年的报告指出：世界上3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的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40%”[4]。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经济活动跨国界进行是由资本的内在扩张特征决定的。因为“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全球为着眼点的”[5]，国家边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不得不服从于经济规律的要求。结果，“当代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展，使得国家间共同利益相互扩展和延伸。在一国疆域内，必然也会有他国利益的客观存在，国际利益呈现出交融化的趋势。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推动了国家间追求‘绝对利益’共识的强化”[6]。于是实体边疆及其相应的概念、理论便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及统一化而快速剧烈变化。
由于科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掌握在拥有高新科技和雄厚资本的发达国家手中，超出国界的利益需要使种种新边疆概念和理论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仍为发达国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时代依靠“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和征服”[7]等传统领土变更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等国先后召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确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是美、英、法三国首脑“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8]的大国控制全球的政治体系，由此为不满意这个体系的德、意、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德、意、日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力图摧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建由它们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而战斗，英、苏、美等大国则酝酿着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即雅尔塔体系。该体系是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上，通过一系列条约、宣言和秘密协定构建的。该体系既顾及反法西斯各国的一些共同要求，又反映了苏、美、英三个大国的意志和利益，有时甚至牺牲他国的利益以达成妥协”[9]，比如中国。这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一直使世界话语权掌握在它们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它们可以掌握的国家“硬边疆”之外的资源数量逐渐减少。但经过殖民地时代的科技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它们已经掌握了全球的经济命脉和政治话语权，最终形成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对抗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以经济实力和高新科技为基础的军事技术大战，“在1982年以前，苏联所创造的‘空间第一’已经毫无疑问多于美国。苏联领导人一直把太空计划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并拨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支持太空行动，而美国在太空项目上的资金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美国国会调查机构1981年发表声明称，苏联已经成功进行了858次军用和392次民用太空发射任务，而美国只有420次军用和327次民用发射”[10]。可以看出，只有这些超级大国才有能力进行走出国家“硬边疆”的利益活动。但“冷战期间，在美、苏两大国都各自控制并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一些地区的国家特别是较小的国家出于自身长远发展的考虑，开始采取组建集团的形式来谋求共同发展。一些地区性的力量如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始出现”[11]。截至目前，虽然美国被称为“国际警察”，但欧盟以及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国家及组织的话语权的背后则是经济实力的增强。诸多边疆新概念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延伸出“硬边疆”的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目的的外在表现形式。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因科技和经济欠发达的原因所限而对边疆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停留在“硬边疆”的陆地边疆或海陆边疆阶段，但由于被发达国家裹胁进入科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生产地、易污染企业驻地等，这样，如果仅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边疆实际上在内缩，有些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大国某一产业的生产基地，如东南亚一些专门为西方国家生产汽车的国家、中东一些专门为西方国家生产石油的国家等。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中，它们虽然有自己的由陆海空组成的“硬边疆”范围内的人口、主权、领土和政府，但实际上其在政治上仍将听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摆布。对于西方大国在外层空间的争夺，它们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因此某些边疆的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实体边疆之外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法国学者布迪厄所说，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也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12]。为此，另一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积极寻求公平利用科技为各国服务的途径。例如，“1985～2000年，中国先后与美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乌克兰、智利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政府部门间空间科学技术及应用合作协定、议定书或备忘录，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双边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制定互利的空间计划、互派专家学者、组织研讨会，到共同研制卫星或卫星部件、进行卫星搭载服务、提供商业发射服务等。1993年，中国与德国合资成立了华德宇航技术公司。1995年中国与德国、法国的宇航公司签订了‘鑫诺一号’卫星的研制生产合同，并于1998年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与欧洲宇航界的首次卫星合作。中国与巴西开展的地球资源卫星合作进展顺利。1999年10月1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中国与巴西除了整星合作外，在卫星技术、卫星应用以及卫星零部件等方面也开展了多项合作”[13]，旨在通过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促进以国界为基础的全球科技和经济合作，使人类在共同生存的地球上不因国界之别而起冲突和矛盾。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存在劣势，有关边疆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有关新的边疆理论和概念随着它们的利益延伸到世界各国。对此我们应该逐一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