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石家庄集中营与抚顺煤矿

齐祖铭

1941年，我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卫生部（部长王恩厚）任司药工作，为了军事行动方便，分区在冀西（太行山区、唐县、易县等山区）设有后方留守处（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在蠡县牛具村被俘，同时被俘的估计有三百多人。被俘后，在庙头集合，当天下午我们有50多人被日本兵用载重汽车押送到安国县，到日本宪兵队外院，下车后列队，由一个日本人拉一只狼狗，在我们的队列中来回审视我们每个人的神色。突然从队列中拉出一个军人，日本人便指挥狼狗往军人身上扑，开始军人招架闪躲，之后日本人指挥狼狗撕咬衣服，将衣服撕得破烂不堪时，又指挥狼狗往身上咬，直到将军人咬得血淋淋的卧倒在地上打滚，一群日本人哈哈大笑一阵，才停止狗咬，咬完后日本人在我们队前示威说，“谁不受管制，杀头的死了死了的有！”发过威后便押送我们去县政府民政科监狱里过夜。在去县政府的路线，街两旁站很多人看我们，刘清在人群中看见一个熟人，喊了一声表叔，那个人用眼神示意他一摇头便离开了人群走了。在监狱第二天一早，一个狱卒通知我和刘清去宪兵队受审。由于昨天难友们都看到狗咬人的情况，大家都为我俩担心。我俩在路上走着，心情也是忐忑不安的，到宪兵队里院一间房里摆着一张长条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日本青年，看起来很文静，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后面站一个中年翻译。其中一个问话，戴眼镜的日本人记录，每问一句，翻译便问一句中国话，其主要内容问我们79联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干部学校，学什么课程，学生都是些什么人，校长是谁，等等。我们的回答是：79联中是第七、第九分区内行署办的一个普通中学，学生来源于农民子弟适龄中学生；主要的课题有中国近代史及一般中学的普通课程国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之类；校长是冀中行署主任黄敬。答完后三个人又开始研究我们的手掌，因为我俩虽属军人，但谁都没有拿过枪，没有在手上拿出破绽来。三个人点头示意，随后日本人打一个手势——开路，又将我俩押送回监狱去，所有难友及狱卒认为我俩很侥幸，其实我俩也认为很侥幸。在监狱我们住了两夜，每三天上午民政科来人提我们去县政府集合，当我们走进县政府大门内，从挂着门帘的传达室门旁路过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昨天宪兵队提我俩受审是有原因的。因为抓来了众多俘虏，只有我和刘清是79联中的学生，为了确认无疑，准备今天做手脚时不会认错人。民政科点完名后，便用载重汽车由日本宪兵押送我们去石家庄劳工教习所。

劳教所戒备森严，第一层是砖结构的大围墙，围墙的四个角各筑有一个高大的碉堡，每个碉堡中间又筑有一个较小一点碉堡，围墙四周总共筑12个碉堡，每个碉堡内装有探照灯，12个碉堡整个形成一个交叉火力网控制着劳教所的一切行动。靠大围墙的第二层是刺绳电网。第三层是木板结构的平房，驻的是日本兵及办公室、检疫所等。第四层是屋顶为苇子结构的劳工房，长方形对面席地而睡，住劳工，每室住一百多人。第五层的房屋有门窗，比普通劳工房稍微强一点，是由中国人充当劳管人员住的地方，他们能说日本话，管劳工的武器是内含钢丝，弹性很强的胶皮棍。这些劳管人员最明显的标记是每人右臂上佩一个有红色日本文字的白色袖箍。里面还住着一个审讯课，课内有中国人、日本人，还有女劳工。在五层建筑的正中央是一个大广场，专供早晚集体全体劳工点名，及日本人召集全体劳工训话的场所。另外在第一层大围墙外围还有一圈宽六七米，深约七八米的壕沟，这个壕沟是全体劳工每日必挖的作业场，整个劳教所占地面积是多少我不知道。

抓来的劳工进入劳教所前必须进行检疫程序：进劳教所前，在大门外将穿来的衣服脱得光光的，赤身裸体的列队往门里走，门前摆三个宽口大水缸，缸里装满消毒水，每个人进门必通过这三个水缸，并在里面扎一猛子，以示消毒，出水后每人发一套八路军式的旧粗布军衣，右胸前佩戴一条白布，布条上有编号。我回忆我的编号是4471号，这是每次早晚点名的唯一依据，编班的次序，就是按编号顺序排下来的，每次早晚点名编号顺序必须是百分之百地准确。

管理我们这些劳工的管教人员主要是那些带白袖标拿胶皮棍的汉奸，无论在劳工房吃饭、休息睡觉总摆脱不了这些人的监督，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不准集众说话，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横躺竖卧，吃饭喝水不准争先恐后，去厕所要请假，休息睡觉不准错位，不准跑肚拉稀（如被日本人发现必交检疫所将你秘密地处理掉）。不准这不准那，但这么多不准，也无明文规定，只要劳管人员看你不顺眼必然受到管教，轻者受一次胶皮棍的触及，甚至胶皮棍加狼狗咬（当然这是日本劳管人员的权力），更甚者送掉性命。总之日本劳管是最高的权威代表，如发现中国劳管人员对劳工管教不严者，照样受胶皮棍的教训。

劳工在劳教期间，完全接受日本式的军事训练，早晨起床号响后，由班长（是劳教所在我们被俘劳工中指定的）急速带队跑步进入操场，按班排次序列队，由排长用日本话报给连长，连长再用日本话报给日本人，然后由日本人领着全体劳工进行升旗，向东方朝拜礼，口呼“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战争胜利万岁”“中日亲善”“剿灭共匪”击灭英美等口号，毕恭毕敬地喊一阵，然后是日本军官训话，（不喊稍息）必须立正听训，有时军官兴趣大发，能训一两个点（当然是劳役任务不紧的情况下），甚至还要在操场立正、稍息、变队形等，折腾你半天。

早晨点名仪式进行完毕后，回到劳工房稍事休息后便开早饭，开饭时的秩序有条不紊，由正副班长负责请一两个人帮忙，去厨房领饭回来，等吃饭人盘腿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待劳管人员及正副班长“恩赐”养命的食品——发霉的小米干饭一块（估计有三两左右），臭咸菜一小块（有鸽子蛋大），刷锅水味的菜汤（汤内漂二三片干白菜）半碗。吃完饭后估计在上午10时左右，也是一天开始热的时候，由正副班长带队到操场集合出工，到劳作场地挖防御壕（大围墙外），在工地，有劳管人员监督，劳作者稍有懈怠，胶皮棍必然要打到你身上，抽起一条血印（伤肌肤不伤骨）让你活受罪。在烈日下劳作至少六至七小时，在劳作时中间送两次冷水，休息时静坐等待正副班长恩赐圣水，用一个搪瓷水杯盛满一杯水让4个人喝，天晓得出那么多汗，1/4杯水能补足吗？有人想多喝一口半口的若没有被劳管人员发现，班长这一关好通融，难友们这关也好过，一旦被劳管人员发现胶皮棍是非打不可的。有一点例外的现象是，散工后回到劳工房众难友央求正副班长冒险带头去压水机前去偷水，压水机的位置很明显，在大广场东边厨房附近，旗杆下面，各班派出偷水的很多人乱成一团，所有劳管人员挥舞胶皮棍出动东跑西跑阻止偷水，哪能阻止得住，其实那些劳管人员比谁都清楚，在六月天烈日下劳动六七小时，出汗之多饮水之少，是惊人的。虽然这些劳管人员在工地监督劳动不直接参加劳动，可是这些劳工们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忠心劳动，趁其不注意时照样也要磨洋工的，而那些劳管人员为了监视人们少磨洋工，在工地东跑西跑挥着胶皮棍也要付出一些力气的，烈日对他们也毫无优待条件，汗也出不了多少，也是想喝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胶皮棍只不过乱舞一阵，以驱散人群为目的，并不会有多少威力，何况在这么多人行动下，敢冒险偷点水喝，他们也得给自己留一点余地，考虑他们的后果。经过一阵骚乱，人们总是能喝上一点水的。

我们在劳教所日复一日地不能摆脱像苍蝇一样的劳管人员的监督，胶皮棍打人，狼狗咬人及审讯室传出的号叫声，付出超体力超负荷的劳动及以劳代逸惩罚性军事训练，付给我们的待遇只不过两顿发霉的小米干饭，一小块臭咸菜，半碗汤水，1/4搪瓷杯的饮水以维持生命，我们还必须以健康的姿态活下去（否则会因跑肚拉稀葬送我们的生命），忍辱负重活下去，目的是为了将来的自由解放。

在劳教所提心吊胆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等来了一线希望，那就是抚顺劳务系来领劳工，这次领走的大约有二百多个劳工。在这次被领走劳工中有两三个是整天用胶皮棍管教我们的劳管人员，既然他和我们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们也当难友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会几句日本话，所以在押送途中尽量为难友多做些好事以示歉意，沿途到站给联系点水喝都是由他们出面。在当时（夏天六七月之间）坐在大铁闷罐车内，到站能喝上水（冷水），已经比在劳教所幸运多了。同时他们在沿路给我介绍劳教所很多情况，据他们介绍劳工分配到抚顺比直接押送到日本国去要好一些，因为抚顺虽属“满洲国”但还在中国国土上，而被送到日本是要漂洋过海的。

夏天（六七月之间），抚顺煤矿劳务系来石门市劳教所来领劳工。可能是用交易手段当商品将我们买走的，在临走前经劳务系来人，大概目视了我们这批劳工都是精壮青年，表示很满意，所以临走前每个劳工发一条土布棉被（被内絮的是黑旧棉花），黑土布单衣一身，胶鞋一双（水袜子），毛巾一条，搪瓷水杯一个，馒头二斤，鱼罐头一盒（够两天吃的给养），日本兵用铁闷罐车押送。

我们到抚顺劳务系第一步手段是体验，顺利地完成。第二步是分配给北大井和老虎台两个矿区各一百多名劳工，我们被分配到北大井。领我们的把头姓宋，自称是河北省泊镇人，是个笑面虎，可剥削工人的手段很毒辣，开始称赞我们是全工区内最好的劳动力，年轻力壮，鼓励我们好好干，多挣钱，准备好今年过冬的棉衣钱，规定我们每人有一个月的见学期，由老工人带我们学习撑子内各工程，架子工、打眼放炮、刨煤、装车等。在见学期间不发工资，每人给8元的饭钱，还由把头扣回去，实质上等于每天每人给两顿高粱米饭、咸菜，或小葱拌豆腐吃，下井干活多给两个苞米面饼子，休班没有。按当时伪满洲国这样的生活标准，最多值4元钱，把头却扣8元。虽然在如此没有待遇和在很大劳动强度中生活，但是还觉得比在石门市劳教所的环境好一些。一是在工区没有那么多拿胶皮棍的、牵狼狗的劳管人员监视我们了，最起码能吃上两顿高粱米饭，有水喝，我们难友之间可以有事大家商量。二是带我们下井的老工人都是些冀、鲁、豫地区的穷人，早年闯关东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单身在关东劳动了几十年，有的在关东落户，在这里有了几代人，他们本质善良，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赖以生存的方法。有鉴于此，在我们难友中的李森（李长善）、门子仪等同志建议我们开展群众工作，多向这些老工人们靠拢学习，联络感情。

在我们的众多难友中我最了解这两个人，李森是我被俘前九分区的老战友，休养所的指导员（抗大毕业，优秀共产党员）；门子仪是我在联校学习时的上班同学，在同一个队里学习生活，第四期毕业班的高才生（是否党员我不知道），性格内向，善于分析问题。根据这不同的新情况，我们每位难友都能发挥各人的长处。李森同志会作思想政治工作，很会联系人，认识很多有特点的老人。

不巧，我们见学期刚满，工区把头和老工人们开始认可我们为正式的劳动力，派班员（称先生）开始为我们编组下井独立劳动。不久，派班员给我编了一个4个一组的白班，我回忆其中三个人都是难友，还配上一个较老的工人。派班后我身体感到不舒服，既然接受了派班，我也没有很注意，早饭后便按时下井，不料刚进入掌子号不久，我便发高烧晕倒在掌子里，以后怎么被送到煤矿医院我就不知道了。一直在医院昏迷了四五天才醒过来，始知我的众难友做出的决议，怕我这高烧病人住在医院没有人管，医院会当垃圾一样在没死之前将我处理掉。据老工人讲，抚顺有个万人坑，专门处理在医院没有人管的病人。当时我们难友中门子仪同志是个医生，他认为我是高烧暂时性昏迷，退烧后绝对能够醒过来，所以决定无论谁休班都要在医院守护好我，免得在同时来的难友中唯独将我的性命丢在抚顺。由于我的病情好转，大家都很高兴，每天有不少难友来医院看我，有时给我丢下一二元钱，有的买些吃的东西给我。在这一时期我的生活都由难友们供给，因为我在高烧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背右肩胛骨下右肘外侧关节及臀上、尾骨部位生了褥疮，一时还不能出院，同时李森和门子仪两位同志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院再回工区。在这段时期我的难友们也不断地往外逃，临逃走前不少难友来医院向我告别，并嘱咐我在医院安心治疗，李森同志已经给你安排好往外领你。李森和门子仪两位同志是在难友们逃完后才逃走的。

我在医院这段时间认识了一个老勤杂人员，自称是河北省定县人，在抚顺落户已经有三代人了，医院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监视我的病情，如果总是昏迷不醒要通知医院处理掉我。由于我们的难友们守护得很紧，病情有好转，他也没有通知医院来处理我。等我病好转后他主动在夜班人静时和我说闲话。他告诉我，你的朋友们真够意思，都是好样的，没有他们对你守护得紧，医院早就处理了你。一会又问我家乡的情况，越说越近乎，问我给家里通信了没有，我说我们这种情况怎敢给家通信呢？老人说可以通信，咱们都是中国人，能瞒过日本鬼子的眼就行，如果愿望给家中通信，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帮你忙，人出门在外都得靠朋友，咱冀鲁豫人闯关东的都有联系，谁不是靠朋友混生活。这次与老人闲谈使我明白了，不能把什么人都看成是坏人，警惕性提得太过火了什么事也办不成。虽然在伪满洲国有不少年轻人受奴化教育的时间长，不能随便给他们讲些真话，但一些老年人在开始闯关东时还没有发生“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人统治中国人的情况他们都很详细，所以一些老年人对我们的遭遇是有同情心的。

于是我便将与老人谈话内容向李森同志汇报了，他认为可以试一试，于是我便征求老人的意见，如果我给家通信，家里怎样给我回信呢？老人说，如果你信得过我，请你把写好的信交给我，我给你找人写个信封，用我的通信地址替你收信，于是我没有敢直接给我家写信，因为我家里在敌占区，怕给家中找麻烦，便给我舅父写了一封信（因为我舅父家是老游击区，我有个大舅父早年闯关东在哈尔滨当赶毡工人，在哈尔滨落户多年经常给家写信。由于这种原因给我舅父写信不惹人注意），让他转告我家中。我家中收到信后没有敢给我回信，当时我家在县城开了一个杂货铺，掌柜的刘种德去天津办货，偶然的机会在客栈结识一个在沈阳的行商，自称是河北省肃宁县张大人庄，叫张景义，两人闲谈时谈到我的遭遇，是否能帮忙兑点钱去交给我，行商很高兴这样做。在天津由我们用联银券买成货，在抚顺用伪满洲国币给我。这样两下减少很多麻烦，当面答应即返回沈阳办事。

没过几天，在医院跟我谈话的老人告诉我今天跟他到外边，请我吃顿饭，有点事告诉我。于是我如约到他指定的一个饭馆会他，在饭馆见到一个与老人差不多年龄的人坐在一边，经老人介绍，张景义说明来意，问我需要多少钱，老人说有个五六十元钱就行了，于是张景义给我留下60元伪满洲国币，并给我留下他在沈阳的住址，说：“如果你有机会跑出去，到沈阳先在日本站下车，坐几路轻油车两站地下车后到悦来客栈找我，有人接待你。”

事情就这样安排妥善后，我便又回到医院。我找到了一位平时比较熟悉，活动能力很强的老人（姓王，外号王瞎子），说了我想外逃的想法，并给他20元钱的伪满洲国币，他很高兴，并与我约定当天下午4时在医院门口相会。答应后我如约在医院门口等他，不一会儿从外面走来，手拿两个布袋，交给我一个，说跟他去买苞米面。他说他前面走，跟我拉开一点距离。他把我领到抚顺市郊外前甸车站，刚到站火车便到站，交给我去沈阳的一张车票。当开车铃响我俩正要上车时，车站一个戴红帽子穿协和服的青年，一把拉住我，让我出示身份证。我很紧张，因为我们是红字劳工证（红字劳工证表示从战场抓来的俘虏），是不能出示的。在危急之际，王师傅在青年肩上一拍说“这是朋友，请多关照”，顺手在协和服口袋里一捅，给的什么我不知道，彼此心照不宣，青年马上改口，快上车！王师傅领我上车后给我安排在车中间的一个座位，他在我一旁坐下，坐好即将开车，前行一站便到抚顺站，车停后劳务系上来一群特务，在各车厢内查旅客的身份证，我有点忐忑不安的神色，王师傅暗示我要沉住气。碰巧两个特务在两边还没查到我们的座位时，开车铃响了，特务们赶紧停止检查下车，王师傅也随即下车，在站台隔窗打一招呼告别而去。

一路很顺利地到达沈阳，在日本站下了车，出站后坐轻油车两站地下车后在附近看到霓虹灯招牌悦来客栈，我来到柜房见到柜房先生说明来意，很顺利接好头，给我在柜房吊铺上层安排睡觉。在底铺炕上坐了一群人赌博推牌九，吆五喝六地乱嚷（伪满洲国赌风很盛，官家遇到给点钱就行，根本不管），根本没有注意吊铺上层有人睡觉。不一会儿来查店，柜房先生殷勤地烟茶招待一番，抓一把抽头的钞票塞给他，彼此客气一番，到后面客房转了一圈走了，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客栈派一个伙计，坐轻油车送我到皇姑屯区一偏僻的小巷找到张景义家，一个单身老汉住了两间房屋，小院不大但很肃静，老汉专门在关里关外往返跑行商维生。当我找到他后，便留我在他家住了六七天，为我买了一套长袍及瓜皮小帽装扮成小商贩样子，为我起了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份证并办了出国证，理由是父亲得了痨病送回原籍养病，一切进关的手续办妥后，老汉决定将我送到原籍，亲自交给我的父母。在老人的护送下很顺利回到我的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