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本书是立足于全球化条件下，以要素及其结构为对象，对中国的要素结构优化进行研究。对国内外相关要素思想的文献回顾和评述分为：全球化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增长源泉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基于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以及结论与展望六个部分。
（一）基于全球化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双缺口模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钱纳里等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认为，若储蓄小于投资，会出现“储蓄缺口”；若出口小于进口，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对外贸易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增加财政和外汇收入，实现价值增加和价值转移的效应。
该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地区）可通过要素的国际调整实现经济结构演进和改革。若外援和外资等要素能够发挥两个缺口模型所包含的改革作用，即用于生产出口品，或降低出口成本，或直接（间接）地促进出口，或使外援通过改进要素数量、质量等各种途径，增加收入、储蓄，促使发展，就要积极利用国际要素。因此，要素的供给不应仅仅停留在国内范围，而应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应在全球化视野的背景下考虑要素的供给及其结构优化，提升要素效益与竞争优势。
2.国际生产折中论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论（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又称“国际生产综合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特定优势，其要素寓意在于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综合考虑的要素优势组合方式，选择是出口还是“走出去”生产，取决于其特有优势：具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特殊要素优势，提高获利能力和增加净现值；具备内部化优势，发挥内部管理结构对要素使用的效率优势；能够使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同企业自身的特有优势相结合。
（二）基于增长源泉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包括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三个部分。
1.古典增长理论及其要素寓意
古典理论的要素意义在于，既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是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
（1）配第的生产二要素论。[11]威廉·配第较早地论证了要素对生产活动的重要作用，将物质财富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和土地二元的，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土地是财富之母”；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揭示了劳动的能动作用。
（2）斯密的财富劳动源泉论。[12]在分工以及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区分的基础上认为，除了土地上天然生长的物品，一切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性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其中劳动效率提高更重要；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3）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停止。[13]
（4）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14]所谓生产是创造效用，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分配上三要素的所有者应各得其所，劳动所有者得工资、资本所有者得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地租。并认为科研的最终结果被企业家所利用，科学家得到的利润最不公平，取得利润最多的是企业家和冒险家。扩大了劳动外延，把技术与企业家才能等要素都列入劳动范畴。
（5）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与产出二者的增长不同步，人均产出的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15]
2.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其要素寓意
新古典增长理论（New-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主要指索洛所提出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通过调节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其要素寓意在于：经济可以以人口增长率实现稳定增长。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等要素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该理论提出的促进人均收入增加的要素结构优化的含义是：实现人均产出量增加以提高总产量，即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储蓄率、降低人口出生率。
（1）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经济发展，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
（2）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3）索洛—米德模型。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G=aΔK/K+（1-a）ΔL/L+ΔT/T，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
（4）马歇尔基于对组织和管理重要作用强调的四要素论，即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管理，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且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3.新增长理论及其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最重要的突破是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要素引入增长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增长，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在长期内可以单独递增。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一组论文，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增长理论的融合：强调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新要素作用的研究，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广泛存在的原因，为长期增长提供全新图景。
（1）将增长的要素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作用，技术进步可提高投资收益，投资又使技术进步更有价值，良性循环、长期恒定地促进经济增长。
（2）为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要素源泉和动力。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纳入模型，可产生递增的收益，实现持续增长。
（3）对于经济增长要素的作用具有事实上的解释力。例如，新技术的垄断及其超额利润为人们提供了投资和技术研究的动力，解释了垄断竞争中均衡的存在；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具有外溢效应，当要素可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4）对要素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力量不足以使要素利用达到最大的创新潜力，因此政府有责任和理由干预创新，刺激资本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发等。
（5）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导致的要素创新和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应在于边际成本随产出增加而下降，开拓国际市场、扩大产量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可以加速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全球化传递，通过“干中学”，迅速积累技术；形成源于要素的“赶超效应”，避免重复劳动，分享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创新成果。
（三）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基于比较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又称绝对成本论（Theory of Absolute Cost）、地域分工论（Theory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基于劳动成本绝对差异优势的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源、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增加国民财富；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解决了具有不同要素优势的国家（地区）间的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问题。
（2）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又称为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地区）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而劳动生产率差异是贸易发生的重要起因。
（3）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扩展。Becker（1952）认为，处于中间范围的国家（地区）的贸易方式仅取决于其要素成本条件所决定的优势。[16]DFS（Dornbusch，Fisher and Samuelson）模型[17]作为研究多种产品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代表，通过比较各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水平确定产品的比较优势，确定贸易模式。劳动要素作为贸易方式和分工的微观基础，对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基于要素禀赋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H-O理论），又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的相对富裕度及其相对价格的差异导致生产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地区）贸易相对价格的不同。各个国家（地区）都倾向于生产其要素相对富裕的产品并且出口，进口其国内要素相对稀缺的产品。各个国家（地区）应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要素方面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如此则资源配置会更为有效，福利水平将会得到提高。
（2）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该定理证明了保护主义会提高一国（地区）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报酬；国际贸易会对一国（地区）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3）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FPE理论），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又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定理）。该定理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因要素禀赋不同而引起的价格差异将通过要素、商品的国际移动等两条途径逐步缩小并趋于均等，但这只是一种趋势。
（4）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解释了要素禀赋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定理认为，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个部门的生产则下降。要素积累对生产的影响，增长意味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可能使贸易条件恶化，存在“悲惨增长”（immiserising growth）的可能。
（5）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多要素模型，又称（H-O-V定理），认为在要素禀赋处于“多样化锥”（diversification cone）的情况下，将决定一国（地区）的贸易方式和国际分工状态，可能促进该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其重要贡献在于认识到可以把商品贸易看成是国际的要素交换，即包含在贸易商品中的生产要素交换形成了多要素模型，为经济增长的多要素分析和要素组合、要素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和研究思路。
3.基于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主要是波特钻石理论模型，又称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迈克尔·波特相继出版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1980）、《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1985）和《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三部著作系统构建，认为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的竞争力），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外加两大变量，即政府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
（1）该理论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主要是在企业微观、产业结构和国家层面上得到体现，认为要素的培养创造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政府政策和环境条件对要素的培养创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对要素创造、要素提升、要素组合、要素结构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2）该理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互对立而存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在生产力水平或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地区）建立开放型经济所能获得的利益；钻石理论对于要素的比较优势地位、提升要素及其结构水平、加强创新和环境建设等问题，认为通过开放发展可以变“后发劣势”为赶超“先进优势”。
（3）该理论是在要素全球化充分流动背景下，在微观基础上构建全新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既表现出要素差异化的组合特征，也表现出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要素成本收益；要素优势既表现在某一阶段的生产成本可能是最低的，也可能意味着在价值链分工中的要素收益也是最低的。
（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以及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三要素构成的生产力系统对生产系统变迁的决定作用。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主体和首要因素，其数量和质量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因此，劳动要素的结构状况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系统，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2.科技要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是把科技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将其吸收和借鉴于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8]，不仅包括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知识形态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基础的技术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9]马克思认为技术要素是物质技术基础的奠定者，“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20]，“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21]。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中也有科学”。邓小平通过对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不仅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2]。
马克思主义把科技要素看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应用与劳动对象、原材料的改进相联系，降低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知识进步导致的社会分工，促进了整个要素结构体系的发展；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效率提高，促进了产能显著增加。
（五）经济发展阶段性结构转换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要素结构思想
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100多年统计资料的研究，卡尔多（1958）提出了六种程式化事实：“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递增率持续增长；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资本利润率保持不变，明显高于实际利率，至少在大多数比较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保持稳定的资本系数；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高度相关；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23]这表明复杂的经济增长过程可由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三大特征要素进行约简，特别是还涉及制度要素以及经济要素的结构转换问题。
2.需求拉动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
从要素及其结构变动的角度看，需求拉动的作用在于其对产品需求存在不同所导致的各个产品购买额之间的差异，导致要素流动、利用和重新配置，并强调“恩格尔法则”在要素结构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国民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因而需要更多的相关要素用于所需食物的要素结构构建、生产和供应管理，从而导致要素结构的变动优化。
3.劳动要素转移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刘易斯模型与拐点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的现代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剩余劳动要素全部转移干净。在第一阶段的劳动要素无限供给期，导致其报酬仅维持生活所需；在第二阶段的劳动要素短缺期，导致其要素报酬取决于劳动效率。在劳动要素由剩余的第一阶段转变到短缺的第二阶段时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相应的劳动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其中，“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在由无限劳动供给变为短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在二元经济的剩余劳动转移结束。因此，“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过分长期依赖廉价劳动要素优势会导致“人口诅咒”，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可持续，丧失创新能力。只有实现要素结构升级，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增加产品附加价值，才能保持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三阶段划分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刘易斯模型没有足够重视农业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是劳动要素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在对其改进的基础上，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用刘易斯模式以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3）乔根森模型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劳动要素可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工资率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剩余劳动转移是消费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4）托达罗模型的要素结构变动思想。认为农业劳动要素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任一时期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鉴于城市就业机会拓展有限，不仅会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要素供给，而且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会进一步增加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加剧劳动要素的迁移和失业。因此，应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扩大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就业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4.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巴萨效应）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劳动要素报酬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因此，从要素结构角度讲，这一现象会导致要素价格比例关系的改变，从而改变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对要素的利用行为，导致要素结构变动。
5.库兹涅茨事实及其部门间效率差异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库兹涅茨事实”一般指在增长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农业比重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下降；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服务业就业份额相对于制造业增加很大的经验事实经历。库兹涅茨的经验性证明：当代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范式特征。
（1）在最近一个多世纪产值结构和劳动要素结构“工业化”的增长过程中，随着农业产值份额明显下降，其劳动要素份额下降更快。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比经济总体增长更快，最终导致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呈现出显著缩小趋势。
（2）其内在原因为知识和技术进步的累积效应，逐渐累积的科技要素广泛应用本身，暗含着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及要素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要素结构的快速转变。
（3）暗含着有利于科技要素创新和发明的制度规则构建的假设条件，即以要素利益诱导为动力的市场机制构建；对专利的有效保护或对科技创新发明的支持；冒险精神在整个社会成为制度规则或习惯，促进了增长同质，甚至作为最主要的促进因素。
6.国内经济成长阶段性研究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刘霞辉对经济成长阶段性的研究。[24]从一国（地区）经济成长的长期历史看，人均产量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称为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增幅递减的趋势，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的足迹，规模收益递减。
（2）陈昌兵对经济成长阶段性的研究。[25]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的拐点在2034年左右，大约还有20年。经济增长模拟轨迹特征为：2010～2015年从8.5%降低到7.5%；2016～2021年降低到7%；2022～2032年降至5%以下，到2049年降至2%。
7.新产业革命视角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新产业革命理论提供了解释要素结构构建发展和阶段性转变的视角。根据张平和刘霞辉的研究[26]，以及刘霞辉的综合[27]，可将产业革命导致要素结构变动的范式分为四类。
（1）资本要素自然积累的要素结构转换模型，以Hansen和Prescott（2002）、Laitner（2000）、Landon-Lane和Robertson（2003）为代表，强调资本要素及其积累的作用。[28]
（2）科技要素自然创新的要素结构转换模型，以Galor和Weil（2000）、Stokey（2001）为代表，强调科技变革的累积和提升作用。[29]
（3）劳动要素质量外力提升的要素结构转换模型，以Goodfriend和McDermott（1998）、Kejak（2003）、Lucas（2000）、Strulik（1999）等为代表，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习效应的关键作用，以及人口变动作用的外部性特征。[30]
（4）科技要素外力变革的要素结构转换模型，以Jones（1999）、Tamura（2002）等为代表，强调制度要素演化变革的重要作用。[31]
从要素结构变动的原动力也可以分为：资本或科技要素积累提升的自组织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自动完成；或基于某些重要外部推力，诸如科技扩散效应或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干中学”等作用。
8.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的要素结构优化思想
（1）诺瑟姆（1975）的S形城市化发展曲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要素结构变动特征。[32]在城市化率小于30%的第一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在城市化率为30%～70%的第二个阶段，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时，城市化呈现加速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化率为70%才逐渐稳定。在城市化率大于70%的第三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
（2）张平等对人均收入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阶段性耦合研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要素结构功能效率变动的阶段性特征。[3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城市化率也较高，这不仅意味着人均收入由于要素结构功能的提升而提高，而且呈现出与城市化率的提升相耦合的阶段性特征（见表1-1）。
表1-1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与产业发展模式之间的阶段性耦合特征
（3）张平、刘霞辉、张晓晶等对城市化率与产业发展模式之间的阶段性耦合研究（见表1-1）。经济增长水平除决定于城市化进程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还呈现出产业发展模式的阶段性特征。这暗含着产业亚（子）要素结构间此起彼伏的变动、和谐发展和水平升级。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要素结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六）结论与展望
1.现有研究可以完善的地方
国内外关于要素及其结构变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构成了进一步研究要素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要素结构发展的实际，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1）从要素及其结构优化角度看，相对缺乏对综合要素及其结构变动、结构优化的基本规律和理论体系，全球化对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相互关系及其效应规律，中国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科技以及制度等主要要素的现实特征，中国要素结构发展中的结构性、阶段性特征，中国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中国要素结构优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中国要素结构发展的战略取向和路径选择，中国要素结构优化的对策思路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与阐释。
（2）从数理和定量关系的角度看，相对缺乏对要素结构变化中的自然资源要素影响机理、要素结构变动的阶段性机理、要素结构优化升级的全球化拉动机理等数理关系，以及从要素及其结构视角，深入分析科技要素对要素结构变动的影响效果，资本、劳动和科技等要素对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增长贡献率特征等问题的研究与阐释。
（3）从要素利益关系角度看，相对缺乏对中国要素结构优化提升进程中要素利益分割的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和谐共赢等问题的研究与阐释。
经清华同方和JOSTOR等文献数据库全面检索，以上提出的问题较少见到文献系统性的报道。
2.现有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快和深入，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分化的潜在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广泛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不仅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基础，也关系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竞争优势的提升；不仅关系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也关系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不仅关系中国要素利益分割的国际地位和能力，也关系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均衡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的践行。因此，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要素结构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强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加强对要素结构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剖析，为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素结构功能优化奠定理论根基。
（2）加强对要素结构优化与竞争优势提升关系的剖析，为中国要素利益分割的国际地位和主导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要素结构功能优化提供理论支持。
（3）加强对要素结构优化与其全方位开放和改革创新战略取向的内在关系剖析，为中国构建持续、快速、稳定、创造财富的要素结构功能及其优化进行理论阐释。
（4）加强对要素结构优化进程中的要素利益分割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和谐共赢的研究，构建要素结构自组织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要素及其结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