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香港和澳门被西方列强割占和重新回归祖国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中兴的漫长历程。在英国和葡萄牙对香港和澳门近一个半世纪的管治中，东西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香港和澳门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文化和社会结构。虽然香港和澳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相同的政治命运，并都实行自由港的经济制度，但是其发展路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深深打上了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宗主国的制度和文化的烙印。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它们过去的发展路径，而且还会对未来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指出：“欧洲的扩张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并入大西洋国家产生了两种基本的结果：从宗主国延伸来的制度和产权奠定了殖民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贸易格局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有助于形成大西洋国家本身的发展格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经济组织与英国殖民地的经济组织的明显差别来自于宗主国延伸来的产权和殖民地天然生产要素的结合。”^[1]虽然，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但是，英国和葡萄牙的确分别对香港和澳门实施了一个半世纪的管治或殖民统治，它们的法律、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延伸到了香港和澳门，并与本土的文化和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我们在研究香港和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对香港和澳门过去和未来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强占后，分别在1841年6月和1844年9月被宣布为自由港。由于优越的港口的自然条件，香港作为中国重要对外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在19世纪末已经形成。在这一时期，经香港进口的货值占中国进口总值的比重曾一度高达55%左右，而出口值则达40%左右。^[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能同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转口港的地位日渐下降，不得不发展本地制造业，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峰31%，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到总就业人数的40%以上。这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工业化改变了香港经济发展的轨迹，实现了经济起飞，香港从一个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变为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

澳门的经济发展却没有这么顺利。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香港的家庭作坊式企业在澳门也开了不少工厂。但是澳门的企业规模很小，竞争力也比较弱。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同年，澳门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公开招商承投。从此，博彩业成为澳门经济的支柱，博彩旅游成为澳门的主导产业。澳门的自由港制度为什么没有像香港那样得到发挥，这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澳门社会怎样才能减轻对博彩业的高度依赖和由此引起的负面效应，这也是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百思难解的问题。澳门缺乏像香港那样的深水良港只是自然条件的差别，它不足以解释澳门和香港经济发展路径的这种巨大差异，真正的原因只能从法律、管治和社会结构中寻找。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贸易、金融这些现代服务业逐渐发展起来，自由港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得以发挥，香港开始了第二次经济转型即从以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这次转型恰逢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有幸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社会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承接了港澳地区制造业的转移。香港和澳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生产过程转移到珠三角，开启了港澳与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合作过程，形成了在制造业领域、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的“前店后厂”式跨境一体化生产与服务的综合经济体系。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形成，导致三地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动和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成为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雏形和基础。这种以市场为基础、以比较优势为原则、以国际市场导向为特征的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珠三角成为世界性制造业基地，而且使香港贸易、金融、物流商贸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香港从以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转变成为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香港著名学者饶余庆教授根据1995年的数据资料，按照银行业、外汇市场、衍生工具市场、黄金市场和基金管理等指标，对香港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了排名和比较分析，其结论是：“香港是亚洲太平洋区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第四大国际银行中心，和全世界第六或第七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能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相比，但是香港至少和其他第二级的重要金融中心如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等齐名。”^[3]香港经济的第二次快速转型是与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分不开的。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其密切的经济联系、强盛的经济活力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中国的“金三角经济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和澳门在内地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走向世界和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成为中国内地经济起飞时期引进外资的主要场所。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借鉴。同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经济繁荣和稳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港澳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了社会、文化的交流，人员的往来，法律方面的合作和协调，从而为经济、管理、法律和社会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理论变为现实。香港回归10多年来，经济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克服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和2003年“非典”疫情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维护和提升了香港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保持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稳定。澳门回归后，实现了博彩业经营权的开放，大量引进了国际资本，使澳门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2003年6月29日和10月17日，中央政府与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使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为香港和澳门发展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也进一步加快了港澳与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整合过程。

目前香港的经济已经恢复，澳门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是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新时期的粤港澳经济合作模式还没有形成。同时，香港回归后政治体制和管治问题、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等问题，日益成为香港社会争论的重要议题，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按照“基本法”办事，正确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落实“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建设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为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全新的研究课题，急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回答。

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近年来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汇集，它凝聚了本研究领域一批知名学者对港澳珠三角区域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长期研究的智慧和思考。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对本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广汉

2014年

[1]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164页。

[2] 甘长求：《香港对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12～13页。

[3] 饶余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