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曙光[1]
本书反映的是中外历史学者对澳门古地图的部分解读。地图的功能无疑是多样的，历史地图和古地图尤为如此。古往今来，人们大都视地图为一种信息来源，期待它真实地标示某物理位置的地点、方位和距离。不过，地图功能远不止于此。大英图书馆的地图学专家曾指出：地图“暗藏信息”，不经意间透露着关于“地图绘制者或不同历史阶段对世界的认识”，这些信息“常常出人意料”。[2]一方面，地图风格的选用、版式设计和载体所用材料，不仅体现了绘制者的教育背景、阶级属性、职业类别甚或个性特征，也隐含了他（她）们的信仰、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每幅历史地图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和一段历史。另一方面，地图可以创建客观世界的不同形象，使知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得以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图是在文化大背景下生成的人类社会知识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自15世纪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引领的大航海时代中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后，在全球地图绘制中屡见身影。描绘澳门的地图，以及包含澳门信息的地图，由谁来绘制？如何绘制？以及为什么绘制？与地图和绘制者有关的故事和历史是怎样的？其中暗含的信息有哪些？更重要的是，读者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隐语？针对这些问题，本书有幸邀请到历史学者对与澳门相关的古地图进行探讨，并提出大胆的解释。
本书并非仅仅研究地图制图或地图学，也不是简单地阐述地图的历史。所邀请的作者学术背景多元，但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地理学或图书馆学。他（她）们的学术触角已深入历史地图研究的诸多方面，不仅对于世界各地制作的地图有深入的研究，也对制图史这一成熟学科中的若干问题多有探讨。他（她）们不仅关注早期地图的各种用途，更尝试对涉及澳门历史的地图历史意义做出多样化的解释。
本书是澳门科技大学（MUST）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正在实施的“全球史与澳门”重大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澳门是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探险者“碰撞东方”的第一站。在460多年的东西方交流过程中，澳门成为东方和西方相会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相交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和平台。澳门史无疑是全球史或世界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此，澳门科技大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自2008年以来，以全球史观开展了对现代澳门的研究。在北京大学著名全球史专家钱乘旦教授带领下，以及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围绕“全球历史中的澳门”的主题推出了一批专著，这些学术成果已在澳门、内地乃至国际历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一致感受到，有必要搜集分散在世界各地馆藏涉及澳门的历史或古地图，以此拓宽加厚研究澳门的现存历史文献。
学者们的提议恰巧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资深图书馆学专家戴龙基教授的相关设想不谋而合。戴教授借其在古地图收集和研究方面的见识和兴趣，一直希望将散落在全球涉及澳门的地图搜集、整理并建库，为澳门历史研究和公众教育提供便利之需。学者们和戴教授的愿景得到了历史学界的一片称赞。长期致力于推动澳门社会与文化研究（或称“澳门学”）的澳门基金会也予以积极回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是一位知名的澳门历史学家，[4]他从基金会的宗旨和个人学术兴趣出发，大力鼓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在2013年推出“全球地图中的澳门”项目。作为一项长期研究计划，该项目旨在实现三个目标：第一，进一步拓展和凝练“全球史观与澳门”这一研究领域；第二，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并整理与澳门有关的历史与古地图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澳门研究文献链；第三，将澳门历史地图建成一个数据库以服务于公共教育。为此，历史学者、图书馆学者和地图学者携手实施这项艰巨但振奋人心的任务。
从项目顺利立项到全面开始实施，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即便如此，项目的研究人员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已经付之辛劳。首先，他（她）们细读现存关于澳门、内地、亚洲、欧洲和世界历史的相关文献，仔细梳理澳门成为国际城市的历史背景。他（她）们特别从东西方交流和早期全球化的叙事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其次，他（她）们阅读关于历史地图和地图学的书籍，特别关注涉及澳门不同用途的地图和制图者，希望挖掘包含在地图中价值极高的文献数据，如地图中所含的地理信息、制图者的背景、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制图者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接着，根据搜集到的线索，研究人员进行线上查找，查询各地馆藏网站的地图目录，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他（她）们浏览了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梵蒂冈和中国的相关馆藏网页。然后，他（她）们根据所选图藏，前往藏地，特别在尚未编目成册的众多地图中深度搜寻相关地图。一经发现与澳门相关的地图，他（她）们即刻申请复印或扫描。与此同时，他（她）们针对相关信息广泛查找并整理文献资源。最后，研究者们将所选用的历史地图分类整理，略作小考并数字化。通过历史地图诠释澳门历史就从这里起步了。
在实施该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研究人员重点锁定了哈佛大学的蒲赛图书馆（The Pusey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在该馆，60万余种历史地图尘封在各式各样的匣子里，保存完好，其中尚有部分没有编目。在这样浩瀚的文库里搜寻，对研究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她）们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将所有把澳门标注为地名的历史地图纳入搜集之列。经过不懈努力，他（她）们共搜集到五百幅历史地图，时间横跨17世纪早期至19世纪后期。这些地图中的大部分由西方人制作，对东方或世界都有描绘。也有几幅图出自亚洲制图者之手。这些地图的制作风格多样，有的呈块印版，有的是手工绘制然后再以现代方法重印。一些地图来自同一系列，另一些则取自地图集或经典书籍中的插图。
这些地图的学术价值珍贵。它们所涵盖的各类信息，足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始档案和第一手资料。正是基于此，本书的学者们随即开始了“探访全球地图中的澳门”之旅。他（她）们的研究尽管方法和观点略有不同，但无不涉及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前沿。
首先，他（她）们的研究希望进一步促进制图学和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例如，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透明范式”（Transparency paradigm）被认为过时，因为它假设地图是单一透明的，仅作为信息和工具为建构知识服务。由于这种传统的研究思路假设地图是“可靠”而准确的历史依据，继而鼓励学者和制图专家主要探讨地图的精确度，因而备受争议。相反，新的范式正在发展，或者称为历史范式。从定义上看，这个研究思路是将地图当作一个特殊的历史文件或记载。它认为，绘图师制作地图时，选择信息以及如何选择，不仅取决于其所掌握的信息，更取决于他（她）如何理解和取舍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依赖于绘图师们对一个地方以及对该地的人民和文化的态度、见解和认识。而绘图师们主观的认知活动往往受到自身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以致地图制作和书写历史一样难以完全客观或精确。
其次，本书的学者一致认同应从“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的角度解读地图。作为一个相对较新、仍在发展的领域，文化史动员了历史学者、人类学者或文化学者一起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的历史经验提供一种文化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思想、科学、艺术和技术）如何在文化的作用下演变？以贸易、旅游、移民甚至战争为形式的社会交往如何通过文化表达？对诸如此类的学术议题的破解，不仅需要交叉学科的视野，也需要文献档案的支持。历史地图正是这样一个载体，足以对承载人际关系和社会交流经验的文化形态做出有意义的解读。具体而言，地图无疑是视觉再现，所包含的符号表达了文化史的主要概念，如权力、意识形态、阶级、认同、态度、种族和性别等。[5]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的学者们不仅致力于研究地图在相关的时空中如何表达澳门，更重要而有趣的是，他（她）们探究制图者们为了建立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秩序，是如何通过地图传递或者刻意曲解客观知识的。
再次，这部学术成果也部分地涉及“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作为对传统的外交史的延伸，国际史虽然仍旧将国家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要素，但其触角已经从单纯的国与国关系伸展到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文化与文化的层面。地图可以服务于政治目的，历史地图犹然。它标志着国家的领土边界，体现了民族国家对领土的主权或司法管辖权。地图常作为外交谈判或调解冲突的历史依据，自然或人为地从历史上建构了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地图对理解争端的起源，甚至对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都有实际意义。例如，历史地图在视觉上使历史冲突更加直观，再现了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的历史过程。民族国家在对有争议领土进行交涉时，可依据历史地图争取在外交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图本身足以成为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起因。又如，在制图的必要性和内容的取舍方面，如果争端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予以确认，地图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威性。但若同一个地区的两幅地图中，只有单边认同，表明制图者的疆域概念不同，就有可能上升为争端或冲突。[6]国家实力在地图的制作、使用和传播上有所体现，所以历史地图不仅表述国家关系，也体现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这部研究成果是以一种特殊的史料体现“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学术视野。关于全球化的起因仍在激烈争辩中。历史学家以国际化、全球化的视野，着眼全球大背景，着手探索人类集体经验的演化，并对其过程进行叙述。他（她）们借助于历史的大视角、长焦距，描述跨地区、跨国家、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人类和社会演变，并分析演变过程中的共性或差异性、连续性或不连续性。例如，专题地图首次出现在16世纪，在制图的功能上体现出跨时空、连贯性等特征。此类地图的发展使得制图目的更加多元（如描述地质、地理甚至政治变化），并使用了多样技术进行制作。全球史和跨国史学者自然将专题地图当作图像文本，置于地区甚至全球的环境或背景中，将涉及某个地区的自然、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或社会等方面的信息整合在他（她）们的历史叙事中。[7]具体而言，澳门与初期和近代的全球化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它在东西方交流和整合的演化过程又担负了怎样的角色？地图，尤其是专题地图，对此类议题无疑提供了解答线索。
本书以及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的“全球地图与澳门”项目或许显得有些雄心勃勃。简言之，其目的不仅在于搜集、整理、保存和再现澳门的历史，还希望将澳门的历史进程放在中西文化的连接以及全球化与区域发展的交互界面中去叙说，并以此努力推动制图学和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变。文集、善本、世界全图和地图总集，古色古香。打开封沉的历史，读者得以一瞥全球化早期的复杂形态。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澳门出现在东西方的那一个交汇处。这就是本书的作者们试图奉献给读者的一份心意。
在此，恭贺本书所有的作者以及参与此项目的所有研究人员，感谢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对本项目的慷慨资助，也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蒲赛图书馆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的可贵帮助。当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独到眼光和专业精神保障了本书的面世。
2014年6月
于澳门氹仔岛
（原文为英文，译者：项方[8]）
[1] 张曙光，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
[2] British Library.“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Maps，” http：//www.bl.uk/learning/artimages/maphist/activities/role/ theroleandfunctionofmaps.html.
[3] 钱乘旦教授主持的澳门基金会研究项目“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第一阶段成果共计有9部著作，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臧小华：《陆海交接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许平、陆意等：《澳门纪事：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徐健：《“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程美宝等：《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周湘、李爱丽等：《蠔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黎晓平、汪清阳：《望洋法雨：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何志辉：《治理与秩序：全球化进程中的澳门法（1553～1999）》；娄胜华、潘冠瑾、赵琳琳：《自治与他治：澳门的行政、司法与社团（1553～1999）》等。
[4] 吴志良博士是“澳门研究丛书”的主编，他本人也出版了许多澳门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包括《东西交汇看澳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澳门政治制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等。
[5] See，for example，Alessandro Arcangeli，Cultur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London，UK：Routledge，2011），Chapter one.
[6] Guenter Weissberg，“Maps as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A Reappraisal，”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7，No. 4（1963），781-803；Romulo R. Ubay，Jr.，“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Map Evidence in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Dispute Cases，” Aegean Review Law Sea，Vol. 1（2011），287-300.
[7] See，for example，Norman J.W. Thrower，Maps & Civilization：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3rd ed.，Chapter 1.
[8] 项方，澳门科技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