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理解之现状
1.国内外研究的总体状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形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曾经是学术界长期而持续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而当前则是一个相对被忽略和轻视的课题。对东方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研究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理论；80年代以来，学界则又普遍转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研究以及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特殊模式的研究。对西方而言，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以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可以说从总体上补充、发展和推进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80年代末、苏联解体之后所产生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则又是对列宁思想的一种总体性否定。放眼全世界，应当说新时期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确实取得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认识成果。但是，东方“跟着政策形势走”，片面强调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服务的列宁社会理论研究，和西方过分否定的倾向，往往不能全面真实地再现列宁思想的历史原貌，因而也不容易切实地体现列宁的哲学与社会理论在深刻全面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的科学方法论真谛与生命力。
从研究的重点和理论著作来看，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其某一部分的研究，其中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又称《帝国主义论》）一书内容的研究居多，而对同一时期列宁的其他关于帝国主义论的著作关注颇少；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阐述多，但对其与前人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联系和当代帝国主义关系的论述较少。另一方面，尽管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思想只是散见于国内外思想的专著中。而能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作全面的前、后、“左”、“右”系统分析的文章和专著则少之又少。在理论著作方面，当前，就国内来说，马健行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蔡仲兴的《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王金存的《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靳辉明和罗文东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新论》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就国外来看，尼尔·哈丁的Lenin’s Political Thought的两卷本与Leninism、罗伯特·塞尔维斯的Lenin：A Political Life、塞巴斯蒂安的Lenin Reloaded、美国学者罗纳德·H.奇尔科特的《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英国学者布鲁厄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等也对该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虽然近几十年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的著述越来越多，但就整体而言，不仅存在理论上深度不够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拘泥于苏联教条主义的模式，而且在论述上也比较零散。
2.西方学者的具体争论与探讨
可以说，自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那一刻起，西方学者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消失，这一研究也变得越来越潮流化。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无创新的理论结合，苏联终结的事实再次说明该理论是错误的。也有学者认为，当今列宁主义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又意味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片面的。还有的学者在面对现实与思考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正确的，在当代新形势下这一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相反，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尽管西方理论界对列宁的思想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纷繁复杂，但从其研究的历程和探讨的内容来看都有一个主题的轮廓。因此，我们对西方的具体争论可以从其研究的历程和争论的内容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1）研究的历程。从研究的历程来看，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波动的复杂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借用中国学者叶卫平的观点，西方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2]。可以说，自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该理论就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种种刁难。且不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和理论家露骨、刻薄的歪曲和否认，单是列宁同时代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如考茨基、鲍威尔之流的攻击已如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继续掀起了帝国主义研究之热潮。由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第一次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因此这次热潮对列宁的研究，特别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持批判、否定甚至污蔑的态度的。一方面，第二国际的继承者们开始从政治的谩骂转向学术上对列宁思想和列宁主义的攻击。例如，托洛茨基力图修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论和伊万诺维奇等人创办以批判列宁理论为主旨的《曙光》杂志等。另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共产国际党员或背叛社会主义运动而投靠资产阶级的分子，如德国共产党卡尔·科尔施和原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A.巴拉巴诺娃等，也肆意地对列宁思想进行修正甚至篡改。再有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看到用武力推翻苏联社会主义成为泡影，就转而同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直到60年代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复苏与繁荣以及非殖民化的到来等，人们开始逐渐把帝国主义当成已经一个过去的历史问题，因而，西方学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也一度陷入沉寂。英国学者迈克尔·巴雷特·布朗在《帝国主义经济学》一书中说：“在60年代初，他曾筹备召开一次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讨论会，探讨帝国主义理论的问题，当时只有4个人来参加，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3]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和人们观念的转化，学界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开始出现了小幅的好转。布朗说：“1969年，牛津大学展开了对这一相同问题的研究，接连召开了好几次会议，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共100多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吸引了20多家报纸的注意，会议的参加者还收集材料出了专门的集子，1972年由欧文和萨克利夫编辑出版。”[4]直至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态势加强，西方才再一次真正出现了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热潮。
（2）争论的内容。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和热潮中，作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之发展高峰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必定是每位认真思考帝国主义理论的西方学者所不可逾越的理论范式。正如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说：“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时代’了……对激进左派中的一些人而言，这个新帝国主义却激发了他们重新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左派各主要人物所详细阐述的分析。这理由不难看出。在那段时间中，许多本关于帝国主义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0年），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5年）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7年）。”[5]在这些研究者中既有列宁的崇拜者，也有对他无好感的人，因此，由于兴趣和立场等方面的不同，对列宁理论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在争论中人们的说法不一。
首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造性而且在现当代学术史上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理论的创造性方面，西方部分学者从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上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趋势的新发展。对此美国学者特伦斯·麦克多诺进行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麦克多诺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95年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文章指出，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出发，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出了两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一个贡献在于它具体地确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确定了帝国主义阶段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另外，在理论的原创性上，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受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与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的影响，但他的理论不是以上作者的机械相加和庸俗化，而是在吸收和扬弃的基础上的发展和论述。美国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布劳特在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威洛比的辩论中申辩道：“其实，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整体进行分析的角度说，列宁的著作是具有本源性质的。”[6]麦克多诺从创新性的角度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列宁提出了五个基本特征，强调了资本主义由前一阶段向新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量变性质，这是列宁的独到贡献。另一点在于他独到地指出了垄断市场结构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选择的出发点是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内部的作用。列宁认为垄断与帝国主义的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着发展上的因果关系。”[7]此外，学者们还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不但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特征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而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对第二国际给予了合理的解答。西方学者尼尔·哈丁从列宁的经济理论是制定政治策略基础的角度肯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列宁思想中的地位。布劳特也断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等的完整理论。“这些文章连同《帝国主义论》形成了一个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完整理论。”[8]
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有的西方学者主张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影响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倡导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尽管极不赞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他在该理论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上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德塞在《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一书中说道：“1916年，他（列宁）在瑞士流亡的时候，写了一部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直到1919年才被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争论，也没有在第二国际的分裂中起任何作用。但是，在其后的70年中，它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看法的形成，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是如此。”[9]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否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性的同时，却指出这一理论在学术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们指出：“然而，列宁的文章也有其自身的独特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从主观的立场批评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的主体性的机器。”[10]哈特与奈格里在分析通往帝国之路以及帝国的出现时强调道：“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对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概念的批判。他将现代的主权的疑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疑问一起放到一个统一批判的镜头下，并且通过把不同的批判路线交织在一处的方法，超越现代性进行观察。换而言之，以他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政治再阐释的方式，列宁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更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之上的一个资本新阶段的历程，从而指出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抑或事实上的不存在）。”[11]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具有一定的说服性，还在于这一理论预示了世界形势变化的未来。布劳特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由帝国主义挑唆的内战等造成的动荡年代正是列宁预言的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新殖民主义贵族为维护当地的和多国的资本主义而进行的屠杀等等，这些都应验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将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的预言。”[12]此外，20世纪中叶兴起的以不发达国家为研究重点的新帝国主义论，在理论基础上也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M.C.霍华德与J.E.金在分析不发达理论时阐释道：“确实，列宁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垂死的，认为工人阶级的影响局限于靠超额利润养活的工人贵族的范围之内，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位置，这些都有利于不发达理论的形成。”[13]对此，奇尔科特更加坦言道：“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探讨的第二个发展浪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的。这些理论从对列宁的理论的某种解释——它们坚决反对卢森堡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开始集中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在作为第三世界开始兴起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4]
其次，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与否定。与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褒扬声相呼应的另一种声音是对该理论的批判和否定。部分西方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否定基本上集中于两个方面。
其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缺少原创性，即他们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庸俗化，理论本身只是各种观点的结合，从本质上来说并无新义。英国学者布鲁厄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书中说：“我惊奇地发现，他（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少的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他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15] “我将证明，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贡献主要是把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通俗化，并且引入了取自霍布森的观念。”[16]布鲁厄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具有值得尊敬的和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列宁在对以往理论分析结果进行总结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考察并为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布鲁厄还表示：“那部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包含重要的理论创新并不是对列宁的责难，而是对把它变成圣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17]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查尔斯·林赛甚至走得比布鲁厄更远。他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能称其为一种理论，它也不能被作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基础。”同布鲁厄一样，林赛认为，他这不是对列宁的否定，而是对那些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成一部理论著作，认为这本小册子构成了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基础的人们的批判。哈特与奈格里也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书基本上被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一种综合，从而使他们接近于广泛的大众。”[18]霍华德与金和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威洛比等人也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霍华德与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无首创性，只是他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上作了勾画，约翰·威洛比相信那是归纳论。”[19]霍华德与金在对列宁整个一生的思想作出评价时指出：“1900年之前的列宁政治经济思想并无创新性。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新特征，但就整体框架而言还是普列汉诺夫的。与之相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所形成的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的，如著名的希法亭和布哈林。后一阶段在列宁的思想中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理论。”[20]
其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自身缺陷和历史影响。西方学者除了从理论本源上否定列宁的思想之外，还从列宁自身的理论缺陷对其进行指责。例如，有的学者从指责列宁的政治与经济思想，也就是资本主义观与社会主义观在1914～1916年一直是“相互矛盾”与“不相匹配”的，从而推论出列宁在资本主义观上的经济决定论与政治上的意志主义倾向的矛盾[21]。这些学者认为，无论是早期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著作还是《帝国主义论》，均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这两本著作均只提供了“抽象理论概念+某些经验事实”的结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是列举了却并未能理清帝国主义各不相同的五大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模糊了资本输出背后的力量是什么的问题，也没有理论性地思考与垄断直接相关的显而易见的超额利润问题。列宁从来没有提出，假定在工资比例与技术变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如何可能提高整个剩余价值这样的问题，更遑论回答了。“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林，均未能提供一套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价格与工资理论。”“无论是布哈林还是列宁，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垄断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经济集中化与无产阶级国家的边缘化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极端肤浅的”[2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相比，“更加强调经济决定论”[23]，以至于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关注国家的重要性。直到1917年2月革命之后，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发展论”与“不断革命论”而写出著名的《四月提纲》之后，才认为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24]。他们强调，一方面，在学术上列宁的著作不能被看做本源性著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并没有像列宁自己证明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走向崩溃的并将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方面，德塞也指出：“尽管它享有很好的声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的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在这里，他开始对那些认为‘大就是坏’的左派有了一些糊涂想法。因此，大的公司和托拉斯，以及高度集中的资本，都变成了邪恶的。”德塞进一步强调说：“当卢莎·卢森堡已经试着把帝国主义包含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时，列宁——像他之前的希法亭一样——让经验的描述数据遮蔽了他的判断。虽然它写得很有气势，但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力。”[25]总体而言，德塞从苏联的灭亡、社会主义解体的实例中论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失败，而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发展使德塞更加坚持回到早期列宁，复兴马克思的理论。因此，在德塞的眼里，列宁最好是1899年前后的那个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列宁，而不是后来在瑞士流亡的、思考革命的帝国主义论的列宁。
3.亚洲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
同西方理论界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思想的研究一样，如何理解和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成了亚洲学者所探讨的问题。在这些研究探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和中国学者对此理论的论述。
（1）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的“小帝国主义说”的争论，1935年又围绕“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又对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争论中，有学者坚持朴素的逻辑—历史说，即把《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直接结合起来或并列起来，也有学者则强调对列宁观点的批判，即把《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割裂开来[26]。在逻辑—历史说中还存在两种倾向：历史主义偏向和逻辑主义偏向。80年代后，尽管这一争论还在继续，但日本经济学界对此研究已有了初步的成果。“体现日本经济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是，经济学家一致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资本论》是贯串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帝国主义论》是以《资本论》为基础，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垄断阶段，阐明这一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理论，是对一般理论的创造性发展。”[27]对此，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名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内力博士坚持认为：“必须把《资本论》作为原理论，然后建立作为阶段论的帝国主义论。”[28]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政治新特征的出现，日本学界又偏重于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意义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视阈下无论是日本左翼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再片面地认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绝对意义，而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今天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绝对不能停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范围内。
（2）国内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认识和运用。我国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总体来看经历了一个从“他性”到“我性”的过程。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对列宁的研究基本遵从了苏联的“他性”理解。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认识不仅没有走出苏联模式，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特别加强了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对此，国内学者蔡中兴指出：“中国研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起初步着苏联学者的后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依据斯大林的论点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来作一些具体论述。”[29]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推行，学术界则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而相对忽视了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从而使该理论的研究陷入低谷。而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则又把人们的视线再次拉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学术界不仅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分量的研究专著，而且在内容解读上也逐渐由“他性”理解转向了“我性”，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认识。此外，在研究重点上，学者们不仅关注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与历史，而且注重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现状。尽管新时期我们在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模式上开始逐渐摆脱苏联的机械与僵化，有了自己的思维，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一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学者们虽然从世界经济总格局的视阈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充分讨论和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但这一讨论却较多地就资本主义的现实而论述，而忽略了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关系。换言之，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论述多，而能够把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文章则太少。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还带有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子，没有彻底摆脱苏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