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辽宁社会科学院在建院50周年之际，决定建设本院学者文库，陆续出版本院学者的文集。这对学术积累，是极为有益的。我忝列其中，实感荣幸。

所选34篇论文，大多数文章既属于明清史，又属于民族史；另有几篇，或只是民族史，或只是明清史。为了能涵盖所有文章，文集就直白地命名为《明清史民族史杂识》。“杂识”者，盖所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文献档案、考古文物等，每篇只是点滴管见而已，论文集没有构建理论系统，称之“杂识”，较为贴切。

这些文章所使用的资料，基本上还是传统文献。但有幸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各地档案馆整理出了一批明清档案。本文集第一组文章，就较多地引用了当时还未出版的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残档。第二组文章，较多地引用了当时也未出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以及从日本抄回的清初“汉文旧档”。第三组文章，较多地引用了朝鲜的文献。第五组文章，还利用了考古、碑刻、宗谱、社会调查等。这是本文集在所用资料方面的一些特点。现在看来，引述的档案可能稍多一些，使有的文章有些冗长。但在当初，有难以割舍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方便同行和读者，在这些档案汇编出版之前，它们确多次被其他文章转引。

在学习、研究民族史和明清史的多年里，愈发觉得青年时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观等基础理论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它每每指导你，能以新的视角研判史料，从而得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心得感悟。如，研究清代租佃制资料，特别是对押租制和永佃权的分析，你会发现在它封建剥削的基本属性外，加速了佃农的分化，有利于富农经济的增长和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同时使破产农民增多，这些，都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物质条件和劳动力。它的这一面，是封建地主阶级始料不及的。再如，明末农民战争与满洲崛起，它们互为影响，最终满族入主中原。认真回顾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会看到它有一定的历史轨迹可循，并不偶然。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都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但又互为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整体的发展，推动着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如若不只站在汉族的立场、不只从中原的角度论是非，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正面一些，释放的正能量会更多一些。还有，汉族的先民华夏族，难道只有中原这一个源头吗？在辽宁发现的、与后来汉族天圆地方观念相符的、距今五千年的祭天祭地的圆形和方形祭坛，以及出土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龙形玉器和猪龙形彩塑，这些都是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据。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东北这方土地，不只孕育了东北夷，同时也是孕育华夏族的摇篮之一。再有，对皇太极民族一体思想的认识，对袁崇焕民族思想的探讨，对多尔衮、洪承畴、施琅与康熙帝在统一全国上所做贡献的分析，等等，虽然“杂识”千差万别，但作者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认识脉络是相通的。

还应说明的是，有几篇文章是与周远廉研究员、何溥滢研究员合写的，征得他们同意后，也收入在本集之中。虽然在题下注释都已注明，我觉得在文集的前面，还有必要多说几句，使读者了解有关背景。何溥滢和我是本科的同班，工作后从事同一专业，又是一家人，茶余饭后，多有切磋，不免合写一些东西。周远廉先生是我的师辈，他虽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但他的夫人杨学琛教授正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周先生是清史大家，著作等身，乐意提携后学，对我多有帮助，无私到把他青年时抄录的档案资料，全部交我研用，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后来先生在日本讲学时，我也曾协助收集资料并邮寄过去。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不觉已几十年了。

山有脉，水有源。当这一篇篇文章终于要结集成一本书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当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恩师们。想起系主任翁独健师曾鼓励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写一本书”。想起副主任傅乐焕师从来是一丝不苟地讲课，和他的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的讲义。想起讲课最为幽默生动的徐宗元师，而听他的课又最难记笔记。想起吴恒师认真批改每个同学的课堂笔记，以及对我笔记所下的肯定和鼓励的评语。想起贾敬颜师带领我们在锡林郭勒牧区实习，同吃同住的日日夜夜。更难忘王钟翰师，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空气活跃，我们经常一起参加明清史、民族史讨论会；又曾一起在大连黑石礁，为《中国历史大辞典》东北民族分卷定稿；师生二人又同赴威尼斯大学、法兰西学院，与欧洲同行交流，朝夕相随，常沐师风，时获指教，受益良多。还有林耀华师、张锡彤师、苏晋仁师、陈永龄师、宋蜀华师、王辅仁师、邝平章师、程溯洛师……诸师虽均已弃教，但师恩难忘。这本集子虽没有多大分量，但可以寄托我对诸师的追念，就权当我献给诸先师的亲自采摘的一束野花吧。

2013年6月16日

识于北京拂林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