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杜经国同志

杨方笙^[1]

我同杜经国教授相识，要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个民间学术团体说起。

1991年汕头成立“中心”这个团体，可说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说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入，处处凸显文化的缺失与对文化的追求，因而各地都兴起一股“文化热”；所谓“地利”，是说汕头市恰处于整个潮汕地域的中心；所谓“人和”，是说“中心”这个团体适逢其会地集中了三个优势：一批刚退下来的老干部这一组织优势，海内外潮人中有识之士提供的资金优势，以及汕头高校、民间一批学者的知识优势。

杜经国教授是安徽合肥人，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卒业，时任汕头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他是外地人，却赏识潮汕文化，认识到地域文化研究的重大价值，因而在汕大建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讲过潮汕文化课。从汕大教授、汕头市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即刻应邀到我们“中心”任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潮汕文库》主编。其时我离休不久被邀至“中心”任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从而开始了与杜教授长达20年的学术交往与工作交往。

我觉得杜经国同志有几大特点，对我们“中心”贡献极大。

一、眼界开阔。杜教授具有较立体、全面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他既能正确认识潮汕文化的特色，又能够从国史的角度甚至从世界史的广度来考察潮汕文化，从而更有可能把握住潮汕文化的优势。他在最初为“中心”草拟的100多个选题中便具有极其广阔的研究内容。他还曾经指出，考察潮汕文化的历史、地理与社会基础，就会涉及百越史、畲族史与中原移民史的研究，韩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海上交通史的研究，等等。这样一种视野便冲出了研究潮汕文化只着眼于某些事物（如潮剧、工夫茶）、事象（如民居、民俗）的狭小眼界，驰向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当然，某些较微观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也是在他的组织倡导下，由黄挺同志等执笔撰写并出版了《潮汕史》（上册），结束了潮汕无通史的历史。“中心”后期花大力气抓“侨批”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得到杜教授的大力倡导与支持。

二、人脉广阔。杜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历史教学多年，同海内外史学界常有交往。他在主编《潮汕文库》与《潮学研究》时，曾广泛地向许多知名专家咨询、约稿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如姜伯勤、蔡鸿生、陈高华、丁伟志、曾骐先生等。潮籍学者如李新魁、詹伯慧、陈春声等更不待言。（当然，这还得首先归功于饶宗颐先生的感召作用与亲和作用。）有了一大批专家的学术支撑，无疑提升了“中心”的研究水平，开拓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本土学者如蔡起贤、陈历明先生等，杜教授也都非常尊重并欣赏他们在本地史料、史实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此有关的是，在杜教授的努力下，全国性学术期刊《文史知识》曾于1997年9月份刊出一期《潮汕文化专号》，其后我们又与广州《炎黄世界》联合编出一期《潮汕文化专号》，这些都有利于将潮学推向全省及全国，扩大它的影响。

三、学风严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个至关紧要的学风问题。学风正或不正，决定我们取得的究竟是真真正正的成果还是一时炫人耳目的伪成果。杜经国教授主持的学委会一开始便坚持严谨科学的学术立场。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即便是学委会成员自身的著作也不能例外。重要的选题还要经一人以上的同行审稿。我记得郑焕隆同志校注的《蓝鼎元论潮文集》便由蔡起贤同志及我二人审定。我在香港国际潮学研讨会上提出的论文，也由杜教授逐字审读过，服从真理是我们的共识。尽管有时也引来一点小小的不快，最后还是泰然处之，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和工作相处。后来我们组织“潮学研究奖”评审，编辑“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也都坚持了严肃的学术标准。

杜经国同志毕竟是外地人，后期健康状态也不甚佳，所撰潮学论文不是太多。但他在《文史知识·潮汕文化专号》上发表的《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高屋建瓴、令人信服地为潮汕文化准确定位，我建议大家再细读一遍。

杜经国同志走了。他是值得潮汕人民、潮汕学界铭记的。但愿各方共同努力，改变目前潮学研究队伍渐趋老化、弱化的趋向，继续厚植深耕，将饶宗颐先生首擎的潮学旗帜再高高举起。

2013年3月25日参加杜教授悼念仪式后写

[1] 杨方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副理事长、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