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元明清时期福建向台湾的移民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移民
一 宋代
澎湖位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台湾之门户，汉人由大陆渡台之跳板，其移民与开发要早于台湾。关于汉人向澎湖的移民，唐施肩吾的诗句一直备受台湾史研究者的关注。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风俗形胜》记有“环岛三十六”，其下小注云：“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1]施肩吾诗原题《岛夷行》，后被载入《八闽通志》、《泉州府志》等志书。清康熙年间，杜臻撰《澎湖台湾纪略》，始于施氏诗下注曰：“盖亦尝有至焉者”，[2]意思是施氏曾到过澎湖。后连横撰《台湾通史》，似伸引其说，在《开辟纪》中说：“及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其《题澎湖》一诗，鬼市、盐水，足写当时之景象。”[3]对于施肩吾是否到过澎湖，史学界素有不同看法，曹永和认为：“似国人初来居住于澎湖时，当时尚有先住民族，与国人间曾有‘鬼市’（暗中贸易，silent trade），而可能与施肩吾所咏者相似，致有如此附会，而其年代不会晚于南宋。”[4]
不过，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显示，汉人可能在唐末或唐宋之际即已经前往澎湖开拓。臧振华在位于澎湖白沙岛讲美村莳板头山遗址发现：“从莳板头山遗址的层位看来，这个遗址包含好几个文化层，即下部包含了两个史前文化层，上部包含了两个历史文化层。在上部的两个历史文化层中，下层的年代相当早，根据碳素十四测定在公元九世纪左右，上层年代根据碳素十四测定大约在南宋时期，即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从莳板头山两个历史时代文化层里面所出土的考古纪录，反映出不同的生活形态。下层的文化内容单纯，是比较临时性、小规模聚落；到了上层很明显有了定居聚落。……汉人可能于唐朝末年以后开始来到澎湖，最初只是把澎湖作为一个临时的渔业基地，到了南宋的时候，才开始有人在这里定居。”[5]陈信雄则根据其所发现的大量瓷器，证明五代十国时期澎湖可能已有汉人在活动。[6]
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知泉州陆藻撰《修城记》，指出：“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7]宋人常用“三十六岛”代称澎湖群岛，说明北宋时澎湖已为泉州官府所重视。南宋楼钥《汪大猷行状》记载：乾道七年（1171）“起知泉州。到郡……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8]周必大《汪大猷神道碑》亦载：“乾道七年（1171）……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
奄至……种植皆为所获。……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区，留屯水军，蛮不复来。”[9]说明其时已有大陆汉人移居澎湖，他们在岛上种植“粟、麦、麻”等作物，已为外人所垂涎而有抢夺之事，说明种植量已不少。曹永和认为，当时到澎湖的汉人，除了戍兵（含眷属）之外，大部分是闽南沿海的渔民。他们即有可能被澎湖附近丰富的渔业资源所吸引，使澎湖成为其操业的根据地，他们从搭寮暂住至渐渐定居下来，以半耕半渔维持其生计。[10]赵汝适《诸番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云：“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11]说明南宋时澎湖在行政上已隶属于晋江县管辖。明人陈学伊《谕西夷记》云：“闻之，彭湖在宋时，编户甚蕃。”[12]据台湾学者许雪姬推测，当时澎湖的居民大约在二千人以上。[13]
至于台湾本岛，北宋李复《与乔叔彦通判》书云：“某尝见张丞相士逊知邵武县日，编集《闽中异事》云：泉州东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无狂风巨浪，二日至高华屿，屿上之民，作鲎腊□□者千计。又二日至
鼊屿，
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国。其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每秋天无云，海波澄静，登高极望，有三数点如覆釜，问耆老云是海北诸夷国，不传其名。流求国，《隋史》书之不详。今近相传所说如此。去泉州不远，必有海商往来，可寻之，访其国事，与其风俗、礼乐、山川、草木、禽兽、耕织、器用等事，并其旁之国，亦可详究之。”[14]张士逊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知邵武县，《闽中异事》一书今佚。李复书札所载从大陆沿海至流求国的航线，与《隋书》记载相同。《隋书·流求国传》云，隋大业六年，“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对于《隋书》中的流求是指今日之台湾，抑或今之琉球，学界一直有不同观点，“大体台湾论者占优势，似已成定论”。[15]依此，李复书札中的流求，也应指今日之台湾。“其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说明宋初泉州与流求交往比较频繁，李复还断言当时“必有海商往来”。
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感昔》诗云：“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柁师指点说流求。”陆游生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此诗所记为陆游三十岁之事，为南宋绍兴二十四年。所指“沧溟”，即福建近海，见《剑南诗稿·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诗句下注曰：“在福州泛海东望，见流求国。”陆游所乘之大舟，应为曾航行台湾之商船，故能指点以说流求。此诗上距北宋，不及三十年，历史演进，不可一时骤至，说明北宋时期亦应有福建船舶到台湾。
据泉州《德化（县）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七世祖苏钦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撰写的序文云：“（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龙溪、台湾，散居各处。”使星坊南市即今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一带。苏钦，字伯承，北宋宣和甲辰（1124年）进士，官至利州路转运判官。该序既作于南宋初，则族人之分居台湾的时间，当可上推到北宋末年甚至更早。至于序文中出现台湾名称，很可能是后人修谱时擅改的。[16]当时泉州已正式设立市舶司（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商人足迹远至亚、非各国，其与台、澎岛屿的联系，亦较前代密切，尤其是泉州人民已有不少移居澎湖，故德化苏姓于此时迁台，亦不足为奇。
南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福清县塘屿，“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球国也。每风暴作，钓船多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东流而不返，莎蔓错织，不容转柁，漂者必至而后已。其国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间。”[17]说明当时有些渔民因风暴而漂流到台湾。
从地下出土文物也可以证明宋代已有汉人往来台湾。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周钟瑄主修、陈梦林编纂的《诸罗县志》记载：“郑氏时，目加溜湾（今台南安定一带）开井，得瓦瓶，识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窑。惜其物不传，亦不知此瓶瘗自何时。”[18]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的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也说：“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钱贯之，长不盈尺，重不逾二斤。相传初辟时，土中有掘出古钱千百瓮者，或云来自东粤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口海泥中得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可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19]宋钱的“太平”，即“太平兴国”之简称，是宋太宗年号，“天禧”为宋真宗年号，“元祐”为宋哲宗年号，“至道”亦为宋太宗年号，都属北宋时期。这些宋钱有可能是北宋以后流入，但既云其“多”，“遂不得不疑及是项钱币，乃随其时海舶而俱来之矣”。[20]有学者认为“说不定在北宋末年已有汉族人民移居台湾了”。[21]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指出：“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22]
考古发现为上述论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位于台北县八里乡的大坌坑遗址十三行文化层，出土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和“咸平通宝”等唐宋时代的铜钱，鎏金铜碗、铜饰物和铜配件等铜器，以及一些瓷片。由于这些唐宋时代的遗物都是出自十三行的文化堆积层和墓葬当中，而不是出自汉人的聚落遗址，所以它们虽不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汉人的聚落，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当时十三行文化的人，已经与汉人有了接触往来。由于十三行遗址的位置正在淡水河口的南岸，该地在清朝曾是与大陆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所以据此可推测：唐宋时期的汉人，可能曾航行到这里入港上岸与台湾的住民交易。[23]
台湾考古学者根据陶瓷编年所整理的重要类型，把十三行遗址出土的十一至十四世纪陶瓷分成三个阶段：（一）十一世纪后期至十二世纪（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二）十二世纪后期到十三世纪晚期（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元初）；（三）十三世纪末期至十四世纪（南宋末年、元初至元末明初）。从陶瓷组合观察，十三行遗址出土十二与十三世纪的贸易瓷，包括浙江龙泉窑系青瓷、福建窑系青瓷与白瓷制品等，此种组合与日本博德、鹿儿岛、奄美大岛仓木崎遗迹以及若干琉球遗址出土遗物类似。十四世纪，大坌坑遗址则可见到元代龙泉青瓷大盘、青瓷碟、高足杯、景德镇青白瓷执壶以及德化窑白瓷军持器、白瓷碗与盘等陶瓷。学者认为：“大坌坑遗址发现时间从十一世纪后期到十四世纪（北宋晚期至元末明初）的中国主力贸易陶瓷，或许不是偶然，而是从福州或泉州沿着琉球群岛到日本九州岛这条陶瓷贸易航线经常性的一个停靠点。虽然进入淡水区域进行‘岛际贸易’的规模不大，不过，经由大坌坑遗址的陶瓷组合呈现的时间延续性来看，或许可以说邻近淡水河岸一带的大坌坑区域，作为宋元陶瓷贸易路线的一个停留站或贸易点，比原来想象得‘常态性’”。[24]说明在宋代，汉人与台湾住民的贸易往来已比较频繁。
根据文献记载，宋末有汉人因战乱而渡海居台。郁永河《裨海纪游》载：“自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耕凿自赡，远者或不相往来；数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语则未尝改。”[25]这是北方女真人及汉人入台的文字记录。南宋兵败，亦有部分汉人入台。康熙《诸罗县志》引沈文开《杂记》曰：“土番种类各异，有土产者，有自海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语处处不同。”[26]所谓“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指宋末帝赵昺厓山之役，有逃遁至台湾者。乾隆初年《重修台湾府志》云：“南社、猫儿干二社番（均在今云林县仑背乡），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船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27]道光十年周玺纂《彰化县志》亦云：“猫儿干社番，有说兴化话者，想系兴化人入社所传。”[28]该番社中，既能说汉语，又能保持有别于众番的汉俗，自非少数人力所能致之，其必有较大之团体力量。然此较大之团体，何以甘心蛮荒，一至不返？想非有大故避地者，不得出此也。若是如此，则南社、猫儿干之“番”，即可能因亡国大故避地而来者。果如此，考察历代鼎革之际，因亡国避地而遁迹赴台者，“设非零丁洋之役，将无所属矣”。[29]后来亦有类似传说，如道光十年邓传安《蠡测汇抄》云：“若卑南觅七十二社……今其女土官宝珠盛饰，如中华贵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长文书，遵行惟谨。闻其先本逃难汉人，踞地为长，能以汉法变番俗；子孙并凛祖训，不杀人、不抗官。”[30]又道光十七年《噶玛兰志略》云：“琅峤后为全台适中之地，番王居之，统内外社。或云，宋零丁洋之败，有航海者至此。”[31]这些记载，都可以与沈文开之说相呼应。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汉人开拓澎湖的最早年代，应当不晚过北宋，极可能是在唐末或唐宋之间，大约到了南宋时才开始有汉人聚居，他们以捕鱼、采贝、畜养和耕种为生，并且与福建沿海交易有无。而在这同时，也有汉人到达台湾本岛附近，并与台湾的土著进行交易。
二 元代
元顺帝时，汪大渊附搭海舶，远游南洋及印度洋诸国，就其见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该书记载澎湖较为详细，云：“彭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32]可见，其时有相当人数的泉州人到澎湖定居，半耕半渔，并有商贩的往来，而且已设官置治。
对于元代澎湖之人口，连横《台湾通史》中指出：“当是时，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余人。”[33]陈绍馨撰《台湾省通志稿·人口篇》时，估计“人口当以千计”。盛清沂认为：元、明两代澎湖人口，实以元末为鼎盛，自元末明初以后有减无增。据清将施琅云：故明澎湖百姓，“始有五六千人”。那么元末澎湖鼎盛时期之人口，应不下于施琅所说的明末之数字。[34]也就是说元代澎湖人口应在五六千人以上。虽然以上诸家都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据，很难作出精确的估计，但从汪大渊“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工商兴贩，以乐其利”等记载，可知当时澎湖之居民为数确实不少。
《岛夷志略》琉球条记述了当时台湾的情况，云：“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旸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彭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地产砂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35]从“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旸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看来，汪大渊曾亲历其地，而不是道听途说。郭廷以认为：“我们可以推知在他之前必已有内地民人来过台湾，或迁住台湾。澎湖既有民户，进而入居台湾，是很自然的。汪大渊之登山观览，可能即系由当地汉人引导。至于内地商人之早已到台贩卖，似更无可疑。”[36]曹永和也认为：汉人开拓澎湖成为渔业根据地以后，其捕捞的范围，自不限于福建、澎湖间的海域；越此界而拓展至澎湖、台湾间的海面，嗣后顺次扩张至台湾西南部的沿岸乃为极自然之事。[37]
《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列传三·瑠求》云：“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瑠求相对，亦素不通。……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渐低；近瑠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彭湖已下，遇飓风发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明确指出元代有渔舟在澎湖、台湾本岛间的海域活动。所谓“落漈”，是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之险。《台湾志略·地志》曰：“黑水沟为澎、厦分界处，广约六七十里，险冠诸海。其深无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势又稍洼。舟利乘风疾行，乱流而渡，迟则波涛冲击，易致针路差失。（按黑水沟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广可八十余里，为澎、厦分界处，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东者，广亦八十余里，则为台、澎分界处，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更黑，其深无底。大洋风静时，尚可寄椗，小洋则不可寄椗，其险过于大洋……）。”[38]《元史》关于“落漈”的记载，反映了其时对台湾之地理环境已有较前代更详细之认识，说明元代大陆赴台之商、渔人等，应较宋代为盛。族谱记载亦提供例证，在《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中，均发现有元代族人迁台的记载。[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