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考古学看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关系
关于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关系，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是鸟居龙藏，他早在1897年即认为台湾的若干石器类型和中国南部、安南、菲律宾方面可能有密切的关系。[2]1930年代林惠祥先生根据在台北圆山等遗址发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和彩陶与大陆东南部的遗物“很相类似”，提出“台湾的新石器文化是由大陆东南部传过去”，“台湾新石器时代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漂去”。[3]随后，金关丈夫在《台湾先史时代之北方文化的影响》（1943年）一文中强调，台湾史前文化中，不但有浓厚的大陆北方文化要素，而且所谓“南方要素”也有许多是经由大陆东南沿海传入台湾的。[4]国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黑陶文化》（1943年）一文支持金关的见解。[5]鹿野忠雄《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1944年）一文，根据器物的形制学及其地理分布上的研究，提出台湾史前文化是由绳纹陶、网纹陶、黑陶、有段石斧、原东山、巨石和菲律宾铁器等七个文化层构成的假说。其中，绳纹陶器文化层“是从亚洲大陆直接传入，而非来自南方岛屿者。因此可以说，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为大陆文化”；网纹陶器文化层“恐为自华中传入台湾，而几乎波及于全岛”；黑陶文化“恐为中国东海的沿海文化……台湾黑陶或为沿着海岸南下然后传入者”；有段石斧“其传入的起源地，或为福建”。以上四层均源自大陆，原东山文化和巨石文化可能传自中南半岛，最晚的一层铁器文化才是经由菲律宾诸岛北上而来。鹿野氏的结论是：“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底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其上，为印度支那之混有青铜器、铁器等之金石并用文化。而最上层，则为从菲岛传入之铁器文化。”[6]卫惠林先生据此认为：“台湾的史前文化是以大陆系统为主要基础，南洋文化为期较短而较局部，为后来附加文化。”[7]此后，随着台湾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台湾史前文化的来源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 旧石器时代文化
台湾地区在这个阶段出现两个文化相貌稍有不同的文化，一个是分布在东部及恒春半岛海岸的长滨文化，另一个是分布在西海岸中北部丘陵台地地区的网形文化，此外还有发现于台湾南部地区的“左镇人”化石。
自1968年开始，宋文熏及林朝棨率领台湾大学考古队，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若干海蚀洞穴前后发掘四季五次，发现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由李济先生命名为“长滨文化”，这是台湾地区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长滨文化的特质，除了无农畜的迹象之外，其数以千计的石器及制造石器所剩余的废料，完全以旧石器时代的打剥法制造而成；石器的原料皆采自海边的砾石，属于典型的砾石器工业，即亚洲东部及南部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所盛行的砍伐器传统。长滨石器工业的特色，以小型石器数量最多，皆使用质地较为纤密的白色系统或其他颜色鲜明者，如石英、石英岩、玉髓以及极少数的燧石与铁石英等制成，类型可分为边刃刮削器、尖器、刀形器及两者兼用器物，但器型不固定。大型石器数量较少，多用硅质砂岩、橄榄岩、安山岩及辉长岩等灰色系统，质地较为粗松。宋先生认为长滨文化可能始于距今五万年前，而一直持续至距今五千年左右。[8]臧振华先生也进行八仙洞遗址的研究工作，经由旧石器时代文化层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其上限年代大致在25000～20000年之间。[9]1980年代后，相继在小马遗址、鹅銮鼻第二遗址和龙坑遗址发现与长滨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遗物。小马遗址位于台东县成功镇信义里与东河乡交界附近，其碳十四年代为5770±50B.P.和5730±50B.P.；鹅銮鼻第二遗址位于屏东县恒春镇鹅銮鼻灯塔西侧公园内，其碳十四年代为4820±100B.P.和4790±120B.P.，校正后为5565±74B.P.和5490±74B.P.；龙坑遗址位于鹅銮鼻遗址东侧海边，碳十四年代为5560±90B.P.，校正后为6385±170B.P.。[10]
关于长滨文化的系统，发掘者宋文熏先生断定：毫无疑问是属于亚洲东部及南部的旧石器时代所流行的砍伐器传统，“一定是经由华南所传进”。[11]八仙洞的石器从形制上来看，与华南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在基本的类型和制作的技术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尤其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和广西百色上宋村两处出土的砾石砍砸器相似。[12]1999～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建省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出土了锐棱砸击石片和石核，通过研究分析，这些石器无论在原料、技术特征、器物风格等方面，都与长滨文化的石器相类似，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13]锐棱砸击法是以贵州兴义猫猫洞遗址为代表的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14]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出土的锐棱砸击石片和石核，为研究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播以及研究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左镇人”化石是1970年代初期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河床发现的，其化石标本包含来自不同个体的人类顶骨残片及大臼齿。经鉴定属于更新世晚期的早期智人，其年代距今约有两万年至三万年。1975年3月21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曾报导说，“左镇人”与北京的山顶洞人有若堂兄弟的关系。这说明从人种学的观点看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宋文熏先生认为：“若第一片头骨的断代无误，那就是长滨文化时代人类的遗骸了。”[15]但因未伴出文化遗物，仍难说明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哪个文化的人类。
网形文化，因发现于苗栗县大湖乡新开村的网形伯公垄遗址而得名，1990年代初期由刘益昌先生确认该遗址发现的早期石器群属于旧石器时代，同时确认台中县新社乡月湖、苗栗县卓兰镇坜西坪、桃园县龙潭乡旭隆砖厂、台北县林口乡粉寮水尾等遗址或遗物出土地点发现的石器与网形伯公垄遗址的早期石器群相关。网形文化的石器制造方式、生活形态与空间选择均与长滨文化有不同之处。[16]网形文化可分为早期与晚期，早期以大型石核器、石片器为代表，功能大多以砍斫、砍砸为主，因未有直接伴随的定年资料，考古学者以褐色砾石层测定的年代为准，定于距今47000年前后，最晚则不晚于青灰泥层的年代8250±70 B.P.。晚期的主流器型为小型石片中的各种刮削器、尖器，其年代在8250年以前。从石器形态来看，伯公垄遗址出土的尖器、刮器和砍砸器等和广西新州地区的石器群相似，几乎是同类型的石器。[17]
由上述可见，目前台湾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不论是长滨文化，还是网形文化，都是由华南地区而来。只是这些文化的主人是否与今天台湾的原住民有渊源关系，考古学界尚没有找到肯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
台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比较多，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及台湾全岛，甚至在台湾本岛以外的周边小岛上也有发现。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都有遗址发现。
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主要在台湾本岛南北两端，并扩及东部地区及澎湖群岛，以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下层、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下层为代表，其年代距今6500～4500年之间，晚期也可能延伸到4300年左右。[18]出土的陶器通称粗绳纹陶，手制，器型简单，通常只有钵、罐两种；石器工具数量不多，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石簇、有槽石棒、石锄等，说明当时人已知农耕。考古工作者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南关里和南关里东两处遗址发现了稻米和小米，其年代距今4700～4200年，[19]证明当时已经有谷类农业。台湾稻米栽培可能由福建和广东传来，其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20]
学者普遍认为，大坌坑文化与台湾旧石器时代文化不相连接，是直接从东南沿海移民而来，[21]是东南沿海古代文化（以粗糙的绳纹陶器为代表）的一部分。[22]张光直先生认为，大坌坑文化与福建沿海的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闽侯溪头遗址下层及广东沿海的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等遗址文化相当近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的不同类型或是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两种文化；并且认为大坌坑文化可能代表台湾本岛内南岛语族（也就是今天台湾原住民）的祖先。[23]黄士强先生根据台北大坌坑、台南八甲村、高雄凤鼻头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的特征，指出其文化内涵与福建、广东的早期文化颇多相似。大陆东南沿海居民，由于长年在海中渔捞，对海上航行经验逐年累积，造成向海外岛屿拓展移民的机会，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居民，可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渡海到台湾。[24]
刘益昌先生的研究则显示，富国墩遗存的年代可以上推至距今七八千年，可能是台湾大坌坑文化的祖型文化之一，而不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台湾大坌坑文化与福建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闽南的遗物在陶器制作、质地以及部分器型、纹饰均有类似性，[25]加上澎湖菓叶A遗址的彩陶器型和彩纹与昙石山遗址中层和溪头下层早期墓葬的彩陶具有类似性，说明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年代的遗存先后有过接触，而此可能与大坌坑文化早晚文化样相差异的造成有关。其中，大坌坑文化目前仅在台南的八甲和南关里遗址发现贝齿印纹，而类似的贝齿印纹亦见于金门的富国墩、金龟山遗址和壳丘头遗址下层、诏安县腊洲山、漳州覆船山、东山县大帽山遗址等，加上澎湖地区与台南地区遗物的类似性，东山县大帽山遗址可能使用澎湖的石材，显示当时的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从福建沿海一带经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的这一接触路线；也说明台湾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可能透过物质交换体系与大陆东南沿海互动往来。[26]
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包括分布于台北盆地与北部沿海地区至宜兰平原的讯塘埔文化，西海岸中部地区以及丘陵台地地区的牛骂头文化，西海岸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恒春半岛的牛稠子文化和东部地区以绳纹红陶为代表的遗存。年代距今4500～3400年之间，相当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这些文化都具有绳纹陶器的特质，相似的陶器局部发现于福建到香港之间的大陆东南沿海地带，二者之间相互往来的可能性极高。[27]澎湖马公市锁港遗址与福建东山大帽山遗址，一海之隔，两者无论在陶器形制、生业形态和年代上，都有高度的相类性，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28]考古发掘中，在牛稠子文化的大寮、垦丁和鹅銮鼻等遗址发现石板棺墓葬，[29]在垦丁和鹅銮鼻出土的头骨都有拔牙的痕迹，在凤鼻头的红陶文化遗址和台南右先方遗址发现有干栏式建筑。[30]这些习俗都与后来的台湾原住民的习俗有关联。
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较多，北部有芝山岩文化、丸山文化、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中部有山佳文化、营埔文化、大马璘文化，南部有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响林文化、东埔一邻文化早期，东部有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冈山文化。这些遗址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500～2000年之间，甚至可能晚至距今1800～1500年前，和大陆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以及青铜时代相当。
芝山岩文化，以1896年日本学者栗野传之丞首先发现于台北芝山岩而得名，其年代约在3500～3000年前之间。[31]陶器多棕灰陶，并有红衣陶及磨光黑皮陶；器形有罐、钵、盘、豆；纹饰除彩绘外，还有方格纹、圈点纹、划纹等。石器有斧、锛、刀、簇、网坠等。并发现稻米遗留。芝山岩文化与浙南、闽北同时期的文化关系密切。[32]近年来学者通过陶器的研究比对后进一步指出，这一文化可能是福建闽江下游区域的黄瓜山遗址传入台湾。[33]
圆山文化，[34]以台北盆地北侧为中心，并延伸至北部海岸地区，以台北市圆山贝冢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浅棕色素面为主，其表面“往往出现大片涂上红褐色颜料，或出现彩绘点纹或彩绘条纹……偶见有施印网纹的”。具有特色的器型是双把罐和双口圈足瓶。[35]石器中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与华南一带出土的石器形制十分相似。考古工作者大都认为圆山文化具有外来移民文化的特质，是由大陆东南部传过去的。至于传播的路径，林惠祥先生认为“应以福建较有可能，因为闽台相距最近，中间又有澎湖列岛，澎湖又曾发现彩陶”。[36]也有学者认为，其部分文化特质可能是来源于广东沿海的海丰到香港之间。[37]有学者则以为可能比较接近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尾——菝仔园文化的早期阶段。[38]
植物园文化，分布于台北盆地南部、大汉溪西岸地区，晚期也分布到北海岸地区，年代距今约2500～1800年前。陶器颜色为褐色、浅褐色及浅红色系，器表经常施以拍印的方格纹、折线纹、鱼骨纹。石器形制较大，农具所占的比例较大，渔猎工具比例较小，而且没有发现骨角器，说明其经济生活以农业耕作为主。考古学者认为，植物园文化可能是福建南部地区印纹软陶的后裔。[39]
凤鼻头文化，分布于高屏地区，年代距今3400～1800年之间，以出现贝冢和红褐色素面夹砂陶为主要特色，并有彩陶、黑陶和磨光黑陶。[40]器形有罐、钵、盘、豆、鼎等，纹饰有绳纹、蓝纹、席纹、方格纹、曲折纹、波纹、彩绘、镂孔等，有的陶片上刻有符号。石器有斧、锛、刀、矛、簇、靴形斧、斜刃斧、网坠等。这一文化和福建同一时代的昙石山文化极其相似，[41]学者推测应是凤鼻头遗址绳纹红陶期（牛稠子文化凤鼻头类型）受昙石山文化影响的持续发展。[42]说明凤鼻头文化的主人和福建沿海居民已经有密切联系和频繁往来。
卑南文化是台湾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之一。出土了大型的板岩石柱、石槽、石臼等大型遗物，墓葬流行石棺葬，随葬品有玉器或陶器，从遗骸可知有拔牙和猎首习俗。从随葬品多寡看，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大量带有四突起的玉玦，这种形式的玉玦在台湾各地都有发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亦常见。[43]考古学者推测认为，卑南文化的主人后来一部分向山区发展成为今天排弯族、鲁凯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则继续留在原居地成为今天阿美族的祖先。[44]
以上所述，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是直接从东南沿海移民而来；而大坌坑文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台湾南岛语族（也就是今天台湾原住民）的祖先，说明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和大陆东南沿海古代居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虽然已开始出现地方性文化类型，但与大陆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有部分移民，也有互动的往来。
三 金石并用时期文化
大约从公元纪元前后开始，台湾的史前文化产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石器逐渐减少，铁器开始出现，进入金石并用时期。[45]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化，北部为十三行文化，中部为番仔园文化和大邱园文化，南部为茑松文化和龟山文化，东部为静浦文化与三和文化。
十三行文化，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沿海和台北盆地，以台北县八里乡十三行遗址为代表。年代从距今1800年开始，延续至汉人大量移民北部地区才逐渐消失。出土的陶器以红褐色夹砂陶罐、瓶、钵和盆等为主，质地坚硬，大都饰以方格、菱眼、圆圈、刺点、并行线等几何形花纹，与晚近台湾北部的凯达格兰族和兰阳平原的噶玛兰族所使用的陶器甚为相似。[46]其中一件带盖的陶壶，盖口饰人头，腹部似南瓜瓣，类似福建闽侯黄土仑所发现的仿铜陶器。[47]石器不多，仅有凹石、石锤、石支脚和石纺轮等生活用具。骨角器主要是装饰品以及矛、镞和鱼钩等。大多数生产工具和武器可能是以铁制作，从出土的铁渣、矿石及炼铁作坊等，说明当时的居民已掌握了冶铁技术。还出土了铜碗、铜刀柄、铜钱、瓷片和金、银、铜、玻璃饰物等。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出土的12～14世纪瓷器包括浙江龙泉窑系青瓷、福建窑系青瓷与白瓷及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等，[48]说明当时的人们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已有贸易往来。
十三行文化之外，在其他文化遗址亦出土产自于大陆的器物，如旧香栏遗址出土的少量硬陶，花莲县崇德遗址出土的青瓷，台东县兰屿国民中学遗址出土的高丽青瓷，台中县清水中社遗址和云林县猫儿干遗址出土的越窑及宋代的青瓷等。这些遗址所显示的年代，最早可能从距今1300多年前，即公元7世纪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凡此都说明台湾岛沿海各地与大陆东南沿海之间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系。[49]
值得关注的是十三行文化出土的几何形印纹陶。几何印纹陶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等地，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一般在西周、春秋时期，达到全盛时代。至战国时期，它已开始走向下坡，秦汉时代已基本结束。个别地区，如广东，汉初印纹陶还有一定比例，但也已经呈现出衰落的景象了”。[50]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地域正是《吕氏春秋》所云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故学者一般认为是百越族文化的主要特征。[51]
台湾的几何印纹陶分布甚为普遍，除了台北、宜兰、花莲外，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以及高屏地区皆有出土。[52]代表性的有北部的植物园文化、十三行文化及高屏地区的凤鼻头文化等。十三行文化出土的几何形印纹陶年代较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几何印纹硬陶略晚，纹饰也较简略，因植物园遗址出土几何形印纹软陶与十三行文化早期近似，学者推测十三行文化可能是植物园文化接受东南沿海地区冶铁及烧制火候更高的陶器技术之后的进一步发展。[53]几何印纹陶在台湾大约发生于三千年前，流行于公元前后，持续到很晚，直到晚近仍为平埔族及高山族使用。[54]如前所述，几何印纹陶文化是东南百越族文化的主要特征，而台湾地区几何印纹陶文化是东南地区多元一体的印纹陶文化的一环，其文化的主人亦应是百越族及其后裔。
考古学者依据器物形制的相似性、分布区域的重叠性和时代上的接近性等，推测上述这些史前文化与当今台湾原住民某些族群祖先的关联。例如，许多考古学者认为十三行文化与平埔族之一的凯达格兰族有密切的关联性，他们所依靠的主要证据，除了时代上的接近，即是两者的陶器都以方格印纹为特征，而且活动区域都是在台湾北部海岸一带。[55]其他如北海岸的十三行文化旧社类型是巴赛人的遗留，宜兰的旧社类型为噶玛兰人的遗留，番仔园文化清水中社遗址为牛骂社及其祖先所居之地，以及分布于台湾西南部的茑松文化与西拉雅族的关联，分布于花东海岸一带的静浦文化与阿美族的关联等。[56]诚如学者所言，虽然严格地讲，这些证据都还不算充分，但是对了解台湾现代原住民之源流和发展甚具意义。[57]
综上所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关系密切。目前台湾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华南地区传来。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被认为是台湾南岛语族的祖先，是直接从东南沿海移民而来。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与大陆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有移民活动，也有互动的往来。台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是东南地区多元一体的印纹陶文化的一环。因此，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当今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和大陆东南沿海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在古代，大陆东南沿海为百越族及其先民所占居，这样，从东南沿海迁到台湾的早期居民也可能为百越族或其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