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边疆危机中的西藏地方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帝国借手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森巴战争”（Sing pa War）；同时借助廓尔喀之力，发动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战争，企图以此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19世纪70年代后，以英、俄、法、日等国为代表的对我国西藏觊觎日久的帝国主义列强更是想方设法向西藏渗透，掀起了一股入藏“考察”、“探险”之风，英、俄、法国分别从西藏的南、北、东部，派遣探险家和传教士，秘密地或公开地潜入西藏，形成一个高潮。
一 森巴战争及英印政府的所谓“划界问题”
拉达克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南缘，是印度次大陆西北通向西藏西部的咽喉要地，由此东行可达西藏西部的交通枢纽噶大克（即噶尔雅沙），北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可至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乃至俄国的中亚地区，西南经克什米尔到达印度河平原。拉达克因连接南亚，中亚，中国西南、西北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站。中国的茶叶、丝绸、金银和马匹等经拉达克转销到印度，印度的香料、干果、珠宝则由此输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等地，西藏阿里地区的特产细羊毛经此转运到克什米尔，再织成披肩，行销世界各地。
拉达克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贸易地位自不待言，因此常常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权关注的焦点。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就对拉达克和西藏西部十分关注。这不仅有其经济上的目的，想从拉达克和西藏西部攫取传说中的黄金，取代克什米尔垄断阿里地区的细羊毛贸易；而且在政治上，英俄两国在亚洲的扩张势头日涨，英国从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向西北扩张，俄国则从中亚向东南推进，两者的交锋日益迫近，占据关键位置的拉达克和西藏西部自然成为英印政府关注的焦点。
（一）道格拉入侵拉达克
历史上，拉达克早在公元9世纪前是吐蕃政权的一部分；13世纪作为西藏一部分的拉达克又统一于中国的元朝，成为中国西藏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前，拉达克都在中国明、清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其间，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莫卧儿帝国曾一度征服拉达克，以其为藩属，但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亡，拉达克又归属中国西藏管辖。[35]
19世纪初，邻近西藏拉达克的克什米尔等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克什米尔西南部的印度旁遮普邦锡克（Sikh）人在18世纪60年代摆脱了衰弱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并且在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领导下于19世纪初实现了统一。而英属印度在19世纪初对锡克实行绥靖政策，与兰吉特·辛格订立条约，划定各自的扩张范围后，也陆续取得印度西北的巴萨赫土邦的保护权、割占尼泊尔的加尔瓦尔和库马翁等地，打开了通向克什米尔、拉达克、中国西藏西部的门户。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得到英属印度“保证”的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利用统一的阿富汗国家崩溃的机会，夺取了处于阿富汗杜兰尼族统治之下的克什米尔等地。在这次征服战争中，因查谟（Jamma）地区道格拉族（Dogras）[36]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助锡克有功，兰吉特·辛格便任命他为查谟土邦的总督，附属于锡克王国。古拉伯·辛格野心勃勃，企图向西北方面扩张，占领西藏地方西部的拉达克，以及中国新疆的叶尔羌等地，以控制整个喜马拉雅山西北的贸易。
1834年（道光十四年）7月，古拉伯·辛格派遣克什瓦尔（在今查谟东北）地方长官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37]率领约5000名士兵突然侵入拉达克。拉达克措手不及，其王派人至拉萨向驻藏大臣告急求援，但驻藏大臣“拒之弗纳”。[38]这样，直到8月中旬，拉达克才组织5000士兵与道格拉军激战，但因武器装备落后，被道格拉军击败。正当佐尔阿弗尔·辛格准备向列城（Led）推进时，得知拉达克王又通过正在该地考察的英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亨得逊（Henderson）博士向东印度公司求救，便停止进攻。三个月后，锡克王转告兰吉特·辛格，东印度公司无意干涉他的北侵行动。此时已是冬天，佐尔阿弗尔·辛格遂照会拉达克王，如果他交出15000卢比的赔偿，便可以撤军。
拉达克王及大臣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遭到王后的反对，她组织了近2万名兵士从道格拉军后面迂回进攻，使道格拉军受到一定的损失。1835年4月，双方在浪卡子（Lang ka tse）附近展开决战，结果拉达克军溃败，道格拉军队推进至拉达克首府列城。拉达克成为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的附属地，每年向道格拉支付2万卢比的贡金，并支付战争赔款5万卢比；拉达克王仍保持其统治，但道格拉有代表常驻列城。
拉达克虽一时臣服于道格拉族，但不时起来反抗，囚禁道格拉在列城的代表，没收他们的财产。佐尔阿弗尔·辛格再赴列城，以拉达克首席大臣俄珠丹增（Ngorub Stanzin）替代原拉达克王，强索拉达克所欠战争赔款13000卢比，并在列城修筑要塞，留驻300多名道格拉士兵。1836年3月，佐尔阿弗尔·辛格返回查谟，并带走拉达克新王之子及一些拉达克要人作为人质。
不久，拉达克人再次反抗。佐尔阿弗尔·辛格不得不于1837年春，再次率军入拉达克镇压。拉达克新王俄珠丹增向斯必提（Spiti，汉文资料作“毕底”）逃亡，但为道格拉军追获，被囚于列城。道格拉人又起用原拉达克王策巴南杰，其承诺交纳年贡和支付额外军费。1839年初，佐尔阿弗尔·辛格第四次率军入拉达克，其任务还是镇压拉达克人的反抗。自此，道格拉人才逐渐巩固他们在拉达克的统治。
（二）森巴战争
道格拉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侵占了拉达克之后，又于1840年出兵侵占了拉达克西北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又有小西藏之名）。到1841年，道格拉人即开始了向中国西藏西部的入侵。因藏族称道格拉人为“森巴”，故史称“森巴战争”。
古拉伯·辛格入侵中国西藏地方有其两方面的考虑：经济上，既要维护他们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又要垄断西藏西部的羊毛贸易。鸦片是克什米尔商人通过拉达克运往我国新疆叶尔羌的重要商品和利润来源，但中国政府1839年的禁烟运动使居住在叶尔羌的克什米尔商贩蒙受了数十万卢比的直接经济损失，还断绝了他们的财源。而垄断阿里的羊毛贸易，以全部通过拉达克运销到克什米尔（包括查谟），也是古拉伯的梦想。另外，西藏阿里地区富有金矿的传闻和寺院积聚的大量财物同样也是古拉伯入侵西藏的借口之一。政治上，由于1839年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死后，锡克各封建主割地自据，古拉伯·辛格野心膨胀，企图吞并中国西藏及新疆的叶尔羌，在中亚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而此时的英国势力已向旁遮普渗透，古拉伯·辛格还企图在拉达克至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廓尔喀之间建立一系列要塞，与廓尔喀结盟，共同抗拒英国势力的侵入。但在古拉伯·辛格发动对西藏的进攻时，却致信英属印度政府，声称他是“通过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入侵来与英国政府进行军事合作”[39]。英印政府十分清楚古拉伯的意图，因此对他的建议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派坎宁汗（A.Cunningham）带兵到西藏边境，注视事态的发展。
1841年5、6月间[40]，佐尔阿弗尔·辛格分兵三路侵入阿里。南路由古兰姆·汗（Gulan-khan）率领，先从安莱（Hanle）南下，然后进入西藏的则布龙（杂仁宗，今西藏扎布让）、达巴噶尔（今西藏札达南），击败了当地居民的抵抗，随后向东至噶大克（Gortok，西藏阿里地区地方长官噶本驻地，今西藏噶尔雅沙）。[41]中路由诺诺索南（Nono Sodnam）率领，由安莱沿森格藏布（狮泉河）而上，直趋噶大克。北路由佐尔阿弗尔·辛格亲自率3000人，沿班公湖向南推进，于6月5日攻占茹妥（Ruthog，今西藏日土），然后也向噶大克进攻。三路军队在噶大克会合后，沿古老商道向东进攻，途中击溃了当地军民的抵抗，从今拉昂错和玛旁雍错两湖之间南下，向西藏西部重镇达克拉堡（Taklakot，即补人宗，今西藏普兰县）进攻。
根据藏文文献，战争的大略经过如下：战事爆发后，阿里的两位噶尔本及各宗的宗本很快将道格拉人入侵的消息报告给噶厦，由噶厦来报告驻藏大臣。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金牛年四月十三日收到报告后，与驻藏大臣孟保等共同商量对策，并于四月十五日遣前藏代本比喜（即谢扎·汪曲结布）赴堆噶尔本处“防范查办”，同时严令噶尔本等官员详细探查和妥善处理边境等事宜。
两位噶尔本遵照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四处征兵。藏历四月二十六日，南路敌军发动进攻，我方因武器装备低劣而失利，最终撤回噶大克附近。不久，敌人又乘势疯狂入侵，先后占领我扎仁（扎布让）地区的九个战略要地。在乡泽留下500多人守护，其余人马开赴噶大克。四月二十八日，中路敌军攻占扎西岗。次日，两位噶尔本经噶大克逃往达克拉堡（普兰），五月二日到达巴卡（在普兰境内）。五月四日，中路敌军攻占噶大克。茹妥则于四月二十三日向北路敌军投降。北路敌军在茹妥留下140多人的守护军，于五月二十六日自茹妥起程前往噶大克，三十日抵达噶大克。三路敌军会合后，在噶大克休整队伍，四处探听阿里噶尔本的下落，并要求朗如、门士等地官兵投降。代本比喜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巴卡与在此的两位噶尔本会合。他们一面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一面到各处征兵。这样，到六月二十一日，聚集在达克拉堡的民兵已达1860多人，但仍无法与敌军抗衡，于是紧急要求地方政府增派援兵。就在这时，佐尔阿弗尔率2000多人马从噶大克出发，向达克拉堡进发。七月四日，敌军占领前后藏和噶尔的交通要道——格尔东（在达克拉堡的东南）。八日晚，敌军偷袭达克拉堡，藏军纷纷逃散，噶尔本琼让巴在逃亡路上被打死，噶尔本嘎波、达克拉堡宗本、扎仁宗本以及代本比喜的得力助手等全被敌军俘获。[42]
8月29日（藏历七月十三日），孟保又派熟悉军务的噶伦策垫夺吉和晋美策旺班觉率兵1300名前往增援。此时，西藏西部阿里茹妥、堆噶本驻处等五处均已失陷，森巴人并在上述五处各设堡垒，分别由300～500名士兵把守。森巴人闻知西藏噶伦到达，送信约和，但前提是西藏地方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赔偿。孟保等认为赔银息事有违尊严，拒绝和谈。[43]同时，又在9月27日（藏历八月十日）增派由2名如本、4名甲本、20名定本率领的前后藏士兵500名，兼程前往阿里。此外，那曲地区的700多名骑兵也集中准备赶往战区。西藏地方各阶层也纷纷行动，支援藏军，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将粮饷运到前线。
其后冬天来临，大雪封路，森巴军不耐严寒，而且供给困难。藏军乘机在噶伦索康、代本比喜的率领下，到处发动攻击，取得一些胜利，收复补人等地。1841年12月11日至14日[44]，双方决战于多玉（Do-yo，在玛旁雍错南）一带，森巴军队溃败，其主帅佐尔阿弗尔·辛格右肩中弹落马，被藏兵用长矛刺死。至此，道格拉军全面崩溃。据驻藏大臣孟保的奏报，藏军“杀毙森巴及拉达克贼目四十余名，投降者八百三十六名”[45]。俘虏及投降的森巴人及拉达克人以后大部分定居于西藏，只有少部分返回。到1842年3月，藏军先后收复了被侵占的所有地区。
1842年4月，由代本比喜率领的藏军进至拉达克的首都列城，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人民发动起义，配合藏军围攻列城。拉达克、巴尔蒂斯坦通过西藏地方提出回归中国，请求“准其投归唐古特商上，情愿各防边界，协力堵御”[46]，正当清朝准其归顺时，战场形势突变，古拉伯·辛格派遣精良部队进军拉达克，锡克援军也驰抵拉达克。而藏军孤军深入，粮弹不济，战败退至班公湖南的咙沃。森巴、锡克联军镇压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各地起义后，引水灌入藏军营地，藏军溃败，噶伦饶噶厦阵亡，噶伦索康（zur khang）、代本比喜等被俘。[47]西藏地方收回拉达克的努力失败。
1842年9月17日（藏历水虎年八月二十三日），索康、比喜与森巴代表于列城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据目前的材料分析，停战协议有两种版本，一为藏文，一为波斯文。[48]两种协议版本的文字内容颇有出入，但协议共同承诺的要点是：①双方停战，各自维持旧有边界，承诺不用武力加以改变；②双方按战前办法进行贸易（即西藏羊毛、盐等商品全部通过拉达克出口贸易）；③拉达克照旧向西藏朝贡。
需要指出的是，协议完全是一个停战后双方保证互不侵犯和维持旧有边界和贸易的换文，而且签字的双方代表仅是各自国家的地方当局代表，皆未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它只能算是一个双方表示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而不是关于划定边界的条约。
其次，协议从表面上看双方似乎是平等的，维护了战前双方的传统边界和贸易惯例；但在事实上未能解决森巴侵占西藏拉达克的问题。此次战争的结局是西藏地方未能将森巴人逐出拉达克，仅得到拉达克照旧“年贡”的虚名。致使拉达克继续为森巴人侵占，并为日后英国侵略这一地区留下可乘之机。
尽管如此，1841～1842年西藏与森巴的战争在中国西藏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近代中国西藏人民抗击外国殖民侵略活动的一场正义战争。战争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在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是最终将入侵者击溃并收复失地的保证。
（三）中英关于西藏、拉达克的划界问题
森巴战争的结局对英国而言有利有弊。森巴战争削弱了古拉伯·辛格的军事力量，他的独立国梦想随之破灭，于是，他转而把重点放在锡克内部的争斗上。这有利于日后英国对锡克的征服。但西藏地方和古拉伯达成的维持原状、承认在森巴人控制下的拉达克继续保持对西藏贸易的中介地位的协议，使英国想控制克什米尔乃至拉达克经济贸易的计划难以实施。这成为英国日后发动对锡克的战争，吞并克什米尔，染指拉达克的一个原因。
作为通往阿富汗、中亚和中国交通要道的锡克王国及其附属的克什米尔等地，早已是东印度公司觊觎的对象。英国在征服阿富汗后，便于1845年底至1846年发动对锡克的战争。此时正值锡克王国内部分裂混战，加之古拉伯·辛格在战争中保持所谓的“中立”，战争以锡克人失败而告终。战后，英国“肢解”锡克，与锡克签订《拉合尔条约》，要求锡克王国赔款1500万卢比，其中1000万卢比必须以割让比阿斯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克什米尔、查谟）作抵偿；而和古拉伯单独订立了《阿姆利则条约》，以极低的价格把克什米尔、查谟转售给古拉伯。这样，英国就解除了古拉伯对锡克王国的附属关系，把他拉向英国。
但是，英国对古拉伯并不十分放心。英国担心古拉伯有可能再次入侵阿里，以达到垄断西藏羊毛贸易的目的，这会有损于英国的经济利益。加之此时的英国已在鸦片战争中捞到好处，正极力向中国内地渗透，不愿古拉伯挑起与中国西藏的战争，以妨碍他们的如意算盘。为束缚古拉伯，消除他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还特别规定“古拉伯·辛格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之前，不得随意变更他的边界线”；并明确提出要组织划界委员会，划定古拉伯·辛格东部与西藏的边界线等，为他们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作准备。
英国和中国谈判的目的是想获得一条既能与西藏地方直接通商又能排除拉达克中间地位的商业道路，以便“把西藏与英属印度省邦间的商业关系置于一个比之当前更使人满意的基础上”[49]；而且要把它对拉达克的“保护关系”合法化。
1846年8月英印总督哈定（A.Harding）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S.J.Davis）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转呈了要求划界通商谈判的提议。同时，驻藏大臣也收到了噶大克噶本呈交的由库鲁头人转来的哈定同样内容的信件。哈定在信中说，他希望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官员，一起划定英国所属克什米尔（古拉伯·辛格领地）与西藏边界，并取消1842年西藏与拉合尔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清廷经鸦片战争后，对英人深怀疑虑，但又不敢和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便于1847年2月11日降旨，指示琦善：对英关系以现有的条约为准，其余一概拒绝；维持西藏、拉达克旧界，不与英划界；对英交涉由耆英在广东统一办理。琦善回复英属印度，强调“办理洋务系钦差大臣之事，应由该商自赴广东与耆英商办”；耆英同样以“西藏本有定界，无庸再勘；通商系原约所无，不得违背”，驳回英国的要求。[50]此后，清廷要求他们继续调查，了解情况，严密防范。不久，琦善派噶伦诺依金彭前往噶大克等地查访，识破英国乱占土地及垄断细羊毛贸易的意图，清廷接报后指示琦善应相机筹办，“以消其桀骜之气而杜奸诈之萌”[51]。
1847年8月7日和次年1月5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耆英先后两次收到德庇时转来哈定之信，声称该国已派委员到克什米尔边界查勘，要求中国委员立即前往指明旧界。鉴此，清廷谕令驻藏大臣斌良、穆腾额和已升任四川总督的琦善派员前往访查，“如该国实有洋官来至后藏，即眼同确查加治弥耳[52]向与西藏通商旧界，详慎办理”[53]。噶伦诺依金彭再到噶大克各地细心查访，各处俱属安静，亦未见英国划界委员。
其实英国早于1846年夏天组织了第一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和阿格纽（V.Agnew）任委员，划定和绘制了拉合尔、斯必提与古拉伯领地之间的边界线。
到1847年英印总督哈定又组织了第二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斯特拉彻（H.Strachey）和汤姆逊（Thomson）博士为委员，他们仅在从斯必提到班公湖这一段西藏与拉达克边界上确定了若干点，就草草收场。这次划界，不仅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就是古拉伯·辛格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实际上划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英国单方面所划定的这条边界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次交涉是英国第一次向清廷提出的有关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的交涉。清廷虽然识破了英国觊觎西藏西部、拉达克的政治经济目的，但由于回避、推诿，丧失了一次捍卫中国利益的机会。例如，在拉达克的归属问题上，清廷本可以借谈判之机阐明拉达克属中国领土，抵制英国对拉达克的保护，但清廷轻信琦善的所谓“披楞战胜，森巴已经归附，并将所属之拉达克、克什米尔分与管辖”[54]的奏报，未经谈判就放弃了拉达克。同样，在英国单方面提出所谓的分水岭原则后，清廷没能依据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予以批驳，给以后的边界问题谈判留下了隐患。
二 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
随着英属印度政府不断地进行殖民扩张，历史上曾与中国西藏相邻或是其藩属的喜马拉雅山诸邦逐一沦陷，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或受英国控制，或受其怂恿，骚扰我国西南边疆。森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廓尔喀便第三次出兵侵略我国西藏地方。
1846年9月15日，廓尔喀宫廷发生大屠杀，钟·巴哈杜尔乘机上台执政。[55]塔帕王后被迫承认钟·巴哈杜尔当首相并兼总司令。从此拉纳家族掌握了廓尔喀大权。[56]由于钟·巴哈杜尔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廓尔喀首相的地位，其对英中两国采取的政策由左右摇摆转变为积极亲英。英国从此加强了对廓尔喀的控制，将廓尔喀作为入侵西藏的通道与基地；与此同时，还在英军中建立廓尔喀兵团[57]，严加训练，使之成为英国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强有力工具，英国势力入侵不丹、锡金及我国的西藏，廓尔喀兵均为开路先锋。[58]在英国的影响和各种因素的诱发下，廓尔喀发动了第三次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59]
（一）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背景、原因及其备战情况
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是在充分了解了国际形势和清廷、廓尔喀双方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对廓尔喀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强迫其于1815年签订《塞哥里条约》后，在加德满都设置了公司代办官邸，并侵占了廓尔喀南部几乎所有平原土地。自此，廓尔喀几乎沦为英国的附庸。钟·巴哈杜尔掌权后，奉行对外依附英国的政策，进一步扩充军备，等待时机，准备向北面的中国西藏扩张势力。
1.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背景
国际上，英、俄两国为争夺亚洲霸权，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中亚展开了“大角逐”。但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欧洲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又名克里木战争），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失败而告终。战争期间，英、俄两国对亚洲的注意力显著减弱。
而1840年以后的中国，外遭列强环伺，内因阶级矛盾激化，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直至1864年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震荡全国，历时13年。清廷外忧内患频仍，自然无太多精力顾及边疆。而此时的西藏地方也是内外交困。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刚刚逝世，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年幼，西藏地方政府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外部方面，随着英国对门隅地区侵略的加深，至1844年，英国取得了门隅吉惹巴惹（即乌达古里）的租借权，此后不断引诱、挑拨、煽动西藏地方上层少数人策划分裂，以达到其侵占门隅的阴谋，终于在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达旺争端。内部方面，在东部地区也发生多次乍丫两活佛争斗事件[60]，持续时间较长（1840～1853），给西藏地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动荡。
廓尔喀在第三次入侵我国西藏之前，已经对清廷展开了一系列的试探与挑衅。其试探挑衅行动有：对清廷方面，1840年（道光二十年），廓尔喀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向驻藏大臣孟保呈请出兵助剿；[61]1842年，廓尔喀又以受印度压迫，请求清廷出兵或赏赐金钱相助，并以拉达克被森巴人占领，要求易地或赏地助清廷固守边境；[62]1854年（咸丰四年）廓尔喀再三致函驻藏大臣，呈请允许派兵协助镇压太平天国。[63]以上种种要求，清廷均以不合体制为由拒绝。
对西藏地方，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廓尔喀则要求将济咙、聂拉木两地十年归西藏地方管辖，三年归尼泊尔统治，经驻藏大臣严词晓谕后作罢；[64]1852年（咸丰二年），廓尔喀在西藏聂拉木南边境樟木铁索桥一带制造边界冲突，强行索要铁索桥附近扎木曲河外记尔巴及甲玉两地，后因清朝妥协而未酿成直接冲突；[65]1854年（咸丰四年），廓尔喀指责西藏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次年二月，清廷谕令：西藏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自应秉公查办，照旧贸易，不准例外浮收，任意欺压。被抢案件宜应彻底根究，毋得偏袒，致该国有所借口”。[66]
显然，廓尔喀觉得，国内外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其战争目标的实现：“第一，尼泊尔希望夺回其在第二次尼藏战争中退还给西藏的库提[67]和济咙两个地方，并由此把尼泊尔边境扩展至分水岭。这样不仅能将尼泊尔置于地理上的有利位置，还能帮助其治愈受伤的自尊心。第二，尼泊尔打算医治其不满，保护其在西藏的治外领土权。”[68]
2.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原因及备战情况
对于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的原因，中尼学者观点并不相同。尼泊尔学者乌普热提认为，“由于像钟·巴哈杜尔这样一个强有力人物的崛起，尼泊尔开始在南亚政治中采取一种独立的姿态。因此，尼泊尔不仅决定解决其与拉萨间经济上的不满，还要重申其跨越喜马拉雅直至分水岭的政治优势。所以，到1852年被搁置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尼藏分歧重新戏剧性地显现出来。这些争执和不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边界纠纷到对尼泊尔人在拉萨的贸易权利的侵害，还有尼泊尔人使团到中国途中的不公正待遇”。[69]乌普热提分别从边界纠纷、对尼泊尔派往中国使团的虐待、在西藏的尼泊尔人所受的虐待等三方面叙述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直接原因。[70]其他尼泊尔学者则提及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中国献礼的尼泊尔人受到中国人的虐待，许多人由于得不到饮食而活活饿死。虽然有人向皇帝呈奏了这个情况，但他却不闻不问；西藏人压迫在拉萨的尼泊尔商人，这件事曾向拉萨当局报告，拉萨当局也置之不理。尼泊尔发现连中国代表对此事也无动于衷，这时才不得不攻打西藏。”[71]
中国学者多数则认为，廓尔喀此次入侵西藏多受英国唆使，其诸多要求，不过是为了挑起争端，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72]有学者吸收了尼泊尔学者的观点，认为，“尼泊尔向南扩张既受阻于英国，便一意向北发展，意图树立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权威……1852年（咸丰二年），尼泊尔又以与西藏边务、商务纠纷，以及贡使未获西藏妥善照料等原因，兴起了对西藏用兵的野心，由首相钟·巴哈杜尔亲自主持，积极备战”。[73]
在发动侵藏战争前，廓尔喀已经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据尼方资料记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支拥有14000名步兵、1200名骑兵、80门轻炮、24门大炮，以及大量的山地战争所必需的机械、榴弹炮等在内的新部队。还加工生产了数千顶帐篷以及炮架、口袋、箱子、保暖衣、保暖鞋。除此之外，招募的非战斗人员如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木匠、皮匠、铁匠、英文文书以及波斯语、藏语、汉语翻译人员和语言专家等都分别为六个纵队配备整齐。简而言之，举国之力都被动员起来，仅剩600名士兵留在加德满都山谷和泰莱地区[74]以作防卫。”[75]此外，还储备战争军粮，其方式是一方面禁止谷物输往印度，另一方面则向地主募捐；寻求与英国合作，希望英属印度政府能支援军队、武器及战备物资；[76]寻求与锡金合作，希望锡金政府同意尼泊尔军队取道锡金进藏。[77]
（二）入侵过程
到1855年春，廓尔喀的备战工作已经完成。这时，廓尔喀致函西藏地方政府，如不满足他们的三项要求，就准备在夏季开战。这三项要求是：“1.支付一千万卢比以赔偿尼泊尔商人的损失；2.归还曾属于尼泊尔的库提（即聂拉木——引者注）和科隆（即济咙——引者注）两省；3.割让西藏西部的达拉岗地区。”[78]西藏地方政府接到来函，即派噶伦策垫夺吉赴廓尔喀加德满都谈判，结果谈判破裂，廓尔喀于1855年3月发动了侵略西藏地方的战争。1855年3月23日（咸丰五年二月六日），钟·巴哈杜尔派遣博姆·巴哈杜尔（Bom Bahadur）和迪尔·苏姆·谢尔将军（Dhir Shum Sher）率军数千，兵分数路侵入西藏地区。
4月初，廓尔喀军队攻占聂拉木、济咙（吉隆）。清廷急谕驻藏大臣赫特贺亲往后藏边境，察看动静，并令其撤兵。4月29日，廓尔喀军又侵占了宗喀（今日喀则地区吉隆县所在地），而清廷所调昌都、类乌齐等处兵士还未齐集，又急调四川屯兵三千入藏，察看情况。5月初，钟·巴哈杜尔到达宗喀，提出和谈，遵檄止兵，听候剖断。6月1日，赫特贺抵达协噶尔，闻听廓尔喀继续进兵，相继于5月14日、22日攻占补仁（今阿里普兰县所在地）和绒辖（今日喀则地区定日县所在地）两地。赫特贺与廓尔喀官员虽然进行了“剖断”，但廓尔喀始终不肯退回所占的五处西藏地方。
清廷多次妥协退让均不能令廓尔喀统治者放弃侵占中国西藏的领土，决定抽调四川、湖北等处军队赴藏。然而，四川、湖北二省的清军正与太平军对峙，因此难以抽调兵力入藏。这样，抵抗廓尔喀侵略的重担就落在西藏地方军民的身上。1855年11月初，西藏地方军民在噶伦策垫夺吉的率领下发动反击，切断了廓尔喀的补给线，兵分三路，几乎同时攻击了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的廓尔喀军队，令廓尔喀措手不及。经过激战，西藏军民从廓尔喀手中夺回了聂拉木附近的帕嘉岭（Dhakaling），歼敌数百。[79]后又收复聂拉木，并攻破宗喀外城，廓尔喀军队遭到重创。[80]不过，在12月底，廓尔喀的后援军到达，再度击败藏军，夺回聂拉木等地，战事又告停顿。
至此，由于西藏军民奋起抗击侵略，清廷又陆续增兵，再加天气严寒，廓尔喀统治者见继续作战对己不利，故遣人呈送禀帖，要求和谈。有学者根据尼泊尔学者乌普热提的著作，对廓尔喀在取得胜利后突然软化立场，作出巨大让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六点原因：①隆冬季节，不利于作战；②补给困难；③钟·巴哈杜尔担心战争在不利情况下结束有损颜面；④钟·巴哈杜尔面临国内势力的反对；⑤驻藏大臣的警告，如不停战，中国将出兵直捣加德满都；⑥英国表明立场，无意卷入这场战争。[81]清廷也因需用大兵抵抗太平天国运动而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时逢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俗百姓也无心继续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双方开始议和。
（三）双方多次和谈及条约的最终签订
西藏与廓尔喀的和谈始于战前，战争期间则边战边谈，且有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的停战和谈在1855年8月13日，西藏代表团在清廷都司戴廷超的带领下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展开和谈。和谈一开始，廓尔喀依旧坚持西藏地方割让济咙（吉隆）、聂拉木，遭清廷拒绝。于是，廓尔喀方面“提出两条建议以供选择：第一，如果西藏答应为达拉岗、济咙（吉隆）、宗喀、库提和达喀岭[82]等地区各支付200万卢比，尼泊尔承诺从所有占领地上撤军；第二，如果中国准许西藏独立、仅在拉萨派驻代表作为两国间的联系，尼泊尔同意归还所有占领地”[83]。驻藏大臣赫特贺认为廓尔喀“肆意要求，情词狂悖”[84]，令和谈代表拒绝，谈判破裂。
第二回合的和谈改在西藏境内的协噶尔宗举行，时在9月。廓尔喀代表仍提出两则方案任中国代表选择：一是尼泊尔可归还宗喀一地，但保留济咙、聂拉木、达拉岗、帕嘉岭等四处；二是尼泊尔归还所有占领地，但西藏应付赔款900万卢比。这两则方案几乎与第一次和谈中廓尔喀提出的第一种方案一样，仅在赔款数目上减少100万卢比。清廷代表自然仍加拒绝，谈判“无果而终”[85]。
1856年元月（咸丰五年十二月），西藏地方代表班丹顿珠[86]在不丹官员陪同下，与廓尔喀在加德满都展开了第三回合的和谈。钟·巴哈杜尔派遣其兄表达廓尔喀愿意放弃聂拉木、济咙等领土要求，并将1000万卢比赔款的要求缩减为每年付给尼泊尔贡金1万卢比。西藏地方默许了这些要求，于2月另派噶伦夏扎赴加德满都进行交涉。[87]1856年3月24日，西藏地方官员与廓尔喀官员在廓尔喀之塔帕塔利（Pathali）签订了和约。[88]
西藏、廓尔喀条约共十款，内容如下：
（一）西藏年付廓尔喀赎金一万卢比。
（二）廓尔喀、西藏历来礼敬大皇帝。西藏境内寺院满布，众多修行独居，虔奉教规；廓尔喀允，嗣后西藏如遇外侮，廓尔喀尽力护助。
（三）嗣后，廓尔喀商民，西藏不抽商税、路税及他项税捐。
（四）西藏允将以前所捕之锡克兵丁及战争中俘获之廓尔喀兵丁、官员、夫役、妇女、炮位归还廓尔喀。廓尔喀亦允将西藏军队、军火、牦牛及济隆、聂拉木、宗喀、布朗、绒辖各地西藏民人遗下一切物品归还西藏。
（五）廓尔喀嗣后派高级官员一员，驻在拉萨，但不得派尼瓦尔人。
（六）廓尔喀准在拉萨开设店铺，任便售卖珠宝、衣着、粮食及其他各种物品。
（七）拉萨商民如有争执，不容廓尔喀官员审讯；拉萨辖区内廓尔喀商民或加德满都回民如有争执，亦不容西藏官员审讯。西藏民人与廓尔喀民人如有争执，两方官员会同审讯。西藏民人罚款，归西藏官员，廓尔喀商民及回民罚款，归廓尔喀官员。
（八）廓尔喀人因杀人犯法逃往西藏者，西藏交出，送廓尔喀。西藏人因杀人犯法逃往廓尔喀，廓尔喀交出，送西藏。
（九）西藏民人劫夺廓尔喀商民财产，西藏官员应予查究，责令归还原主。倘该犯不能归还原物，廓尔喀官员应令其立下甘结，限期偿还。
（十）条约既经订立，两方均不得对附和廓尔喀之藏人身家、财产或附和西藏之廓人身家、财产施行报复。
火龙年二月十八日（藏历）。[89]
驻藏大臣赫特贺在与尼方协商修改了第二条内容之后，于1856年7月6日批准了该条约。廓尔喀虽退回所侵占的西藏领土，然而“年付廓尔喀赎金一万卢比”，对西藏地方而言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廓尔喀商民在西藏得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等，对西藏地方也显然是不平等的。
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取得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该约在西藏执行了100年（1856～1956年），在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的条约后才被废除。
英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尼泊尔学者的论述：
战争准备接近尾声时，钟·巴哈都尔施展其外交手腕在两方面取得英国人的协作。首先，他取得英国人的合作，允许其27000士兵、36门大炮以及7000名其他人员经过印度领土向帕嘉岭进发前往西藏；其次，他要求英国准许其在巴特拉（Patna，印度东北部城市——译者）和加尔各答的军需品中购买战争物资。[90]英国人的答复是外交辞令式的，“恰当的”且有条件的，但同时绝对完全满足尼泊尔人的需求。一份由英国驻加德满都代表递交的官方答复指出，尼泊尔无须经过英国的许可就从印度商人的商店购买战争物资。但是鉴于英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印度政府在尼泊尔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方面不会给予特别照顾。然而其宣称，假如依旧有一名英国官员陪同尼泊尔军，首相就能够率军经由苏高里（Sugauli）前往帕嘉岭。[91]
另外，我们通过双方的条约，更能看出东印度公司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条约第四条规定：“西藏允将以前所捕之锡克兵丁及战争中俘获之廓尔喀兵丁、官员、夫役、妇女、炮位归还廓尔喀。”锡克兵丁与这次战争本毫无关系，但英国与锡克王国关系密切，廓尔喀又是英国的附庸，这样的要求显示出英国与锡克、尼泊尔两地的关系非同一般。可知廓尔喀侵藏背后有英国的影子。
当然，在经济方面，由于尼泊尔是当时英印通往西藏地方的主要通道，条约规定西藏对尼泊尔商人免税，这实际是对英属印度商品的入口免税，为资本主义商品侵略扫清了道路，从中也可见英国获得了利益。
因此，说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战争实际上是近代英国执行侵略亚洲各国和地区、挑拨它们之间的关系政策产生的恶果之一，亦不为过。
三 外国势力入藏“考察”及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应对
19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日益尖锐。以英、俄、法、日等国为代表的对我国西藏觊觎日久的帝国主义列强便想方设法向西藏渗透，于是掀起一股入藏“考察”“探险”之风；19世纪70年代后，英、俄、法国分别从西藏的南、北、东部，派遣探险家和传教士，秘密地或公开地潜入西藏，形成一个高潮。
（一）外国势力的入藏“考察”
英国控制邻近中国西藏的喜马拉雅诸国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后，便打开了进入西藏地方的大门，随即积极派人入藏进行侦察，以了解西藏地方的情况。其方法有三：（1）由邻近西藏地区派人直接入藏，（2）借口滇案压迫清朝签订《烟台条约》，取得入藏的合法依据，（3）利用印度土人或藏民作为间谍深入西藏各地测绘地图等。
英国早已开始秘密遣人入藏“游历”，19世纪上半叶秘密潜入西藏地方的英国人已大大增加，但多数未能进入西藏腹地。最早到达拉萨的英国人是1811年由不丹来到西藏的曼宁（Thomas Manning），他是由布华山口到不丹的帕罗宗再到西藏帕里的。此后，印度文官英人间谍莫尔可夫特（Morcroft）、东印度公司的地质学家乔治·特里贝克（George Trebeck）以及亨利·斯特拉彻、坎宁汉、胡克等，先后对西藏西部、哲孟雄与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形进行秘密测绘。
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以开辟云南至缅甸的交通为名，派遣武装由缅探路入滇，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发生群起杀死英国驻华领事馆馆员马嘉里一案，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借此要挟、胁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并乘机另立专款。
中英《烟台条约》专款即规定：“现因英国酌议，约团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92]这是英国强迫清政府正式、明确同意英国派人入藏游历、探路的条文。按照列强“机会均等”的原则，法、俄、美等国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
条约订立的次年即有英人吉为哩（Gill W.J）于5月由成都动身往西藏，另有英人贝德禄（Baber E.C.）亦由四川赴打箭炉、西康转入云南。接着英人就分批或公开或秘密地进入西藏“游历”。
除了游历探险，英国还训练了一批印度的土著作为秘密测绘侦探。他们多为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哲孟雄和库龙等地的土人，接受英国在印度测绘局的训练，用三棱形罗盘测路线、绘图，用六分仪识别并确定星座，用寒暑表测量经纬度，自1866年后在西藏各地进行秘密的测绘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南·辛格（Nain Singh）、结桑·辛格（Kishan Singh，代号A—K）、金塔普（Kinthup，代号K—P）等。
南·辛格最为英国所赏识，他原是库龙一个学校教员，在受了印度测绘局长蒙哥马利上校的训练后，于1865年由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西藏吉隆，化装为拉达克商人经日喀则、江孜到拉萨，在拉萨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后，又同一伙拉达克商人去阿里，在1866年10月返回印度。此行全程12000英里，他秘密勘测了拉萨至噶大克及玛法木错湖以东的路线等。他的测绘方法用的是藏族常用的手转经轮和念珠，但经过了特殊加工。他的手转经轮内放的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测定各地方位的记录和镇、村、城间的距离记录以及秘密罗盘，他用的念珠也不是一般人用的108颗而是100颗，他每走百步即扳一颗，以此来测量距离。
结桑·辛格以其在西藏中部和北部进行秘密间谍活动而著称。他曾两次到拉萨，并到过打箭炉、巴塘、宜马、察隅、硕板多、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博楚河等地。其所秘密测绘的地图和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及英人李丹（Needam）[93]所测绘的是一致的，他用念珠所计算的里程也很准确。
英国这类的秘密侦探很多，而且很少被发现，只有钱德拉·达斯（Chandra Das）被发现过，实际上他也是在已经逃出西藏后才被发现的。达斯的出现可以说是达到了英国派遣入藏间谍活动的顶点。达斯原是大吉岭一所专门选拔当地土著学生接受秘密间谍训练的学校的校长。他曾两次入藏，先后拜见了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藏期间，达斯秘密绘制地形、道路图并窃取各种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他的秘密间谍身份暴露后，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震动。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处死了曾接待过达斯的活佛，贵族帕拉一家因与达斯有关系而受到抄家和流放的处罚。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达斯之行播下了西藏达赖喇嘛与班禅两大格鲁派系统之间不和的种子。[94]
俄国在派遣“探险家”来西藏“考察”方面也不甘落后。[95]该国的考察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他们受沙俄陆军部、外交部直接资助或指挥，是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多有官方供给的巨额资金，并且配置了护送的武装卫队。第二，他们从西、北、东、南四个方向，企图深入西藏腹地进行窥探，其间谍活动规模之大、盗窃情报范围之广，远过于同时期潜入中国的英、美、法、日等国间谍。
除英、俄外，法国也有一些人来西藏“探险”。早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法国传教士胡克（Huc）和嘉伯特（Gabet）二人化装为喇嘛由内蒙古、青海到拉萨，他们企图在拉萨和法国在印度的教会取得联系，又想从拉萨去印度，均未成功，最后由驻藏大臣把他们送回打箭炉。
这一时期各国的“探险家”来西藏的很多，但能到达拉萨的却很少。这是西藏地方坚决抗拒的结果。
（二）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应对
对外国人频频入西藏探险、传教、游历等行动，清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态度截然不同。清政府仅是“劝阻”，而西藏地方则决意拒绝。
清廷并非不知外国人游历的意图，四川总督丁宝桢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在英人入藏游历的奏书中强调：“臣窃揣英人之意……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然必择其与该国最近之省，先为入手，徐图推广；而与该国最近者莫近于蜀，滇次之……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而后藏外接披楞，即英孟加拉之属部……英既占东南中三印度之半，窥伺后藏久矣。”[96]但此时的清廷迫于条约的约束，其办法仅是“劝阻”，“劝阻”不行则“随时保护”而已。丁宝桢强调：“至川省打箭炉以致前后藏中间八、九千里，尽属番夷部落，夷性反复，日后该洋人来往彼地，无论自彼至藏或自川至藏，拦阻之处必多。臣惟先行严饬塘务各委员，遇有洋人由川赴藏，必婉词劝阻，阻之不听，则设法随时保护，并知照驻藏大臣妥为办理。”[97]
但西藏地方并没有“遵旨执行”，而是坚决拒绝洋人入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858年（咸丰八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再次肯定了传教士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于是，法国传教士罗勒拿、肖法日于1861年通过法国驻北京代表取得了在藏区传教和进入西藏的批准。1862年（同治元年）初，法国天主教代理主教托麦思·德斯迈诺斯（Thomine Desmazures）到北京向法国公使和清政府提出入藏及传教的要求，也得到许诺。于是，他与罗勒拿等合作在博木噶重建传教会。1862年6月，他们企图前往拉萨，当他们到达拉贡（在芒康西）时，为西藏地方派来的官员所阻，被迫返回博木噶，没有得逞。但他们在今四川西部藏区却取得传教的权利，并大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这一切激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1864年4月，法国传教士不得不离开芒康返回巴塘，不久也放弃了博木噶。现存于西藏档案馆的三份藏文呈禀同样也是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坚决反对马加国（即今匈牙利）伯爵摄政义等入藏游历的有力证据。他们在禀文中称“绝不让一个洋人入藏”，“洋人无论从东、南、北任何地方而来，我等均不会让其进入藏区。至于派兵护送，前所未闻，且违背我僧俗大众之誓言，根本无法办到”。[98]
中英订立《烟台条约》专款后，1879年（光绪五年），英国凭这一条约派人前往西康、西藏等地。但当英国人到达巴塘时，当地群众自行组织起来，阻拦洋人过境。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人向该地的土司头人送函敦促，要把洋人驱除净尽，“以后一体不准放洋人过境，亦不准备迎接护送”。就在该年8月28日，全藏又向清中央上禀，永远不许洋人入境，“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代代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咨”。[99]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这种团结对敌的精神，使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者所谓进藏“考察”“探险”的阴谋难以得逞。
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如此坚决，是有其原因的。在他们看来，洋人不仅与藏族性情不同、宗教不合，且无入藏游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英人对印度的并吞侵略，在哲孟雄、不丹的蛮横霸占，早已引起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百姓的反对和仇视。但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沿途拦阻，从西藏地区的各个方向加以堵截，很多由新疆、青海、西藏西部阿里企图前往拉萨的各国“探险家”就这样被拦住了。
但西方列强仍不甘心失败。1885年（光绪十一年）英国派印度政府秘书马科蕾（C.Macaulay）根据《烟台条约》取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意和护照，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4月，组织“商务代表团”从大吉岭入藏，直到甘坝宗的甲岗附近，随即遭到西藏军民的阻挡。马科蕾扬言将带兵三千入藏。在英人一派威胁的喧嚣声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派员驰往帕克里边界，照约迎护。[100]而西藏地方坚持不允其入藏，噶厦表示“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绝女尽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101]。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而此时英国正企图吞并缅甸，为取得清政府对它侵占缅甸的承认，于7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102]，暂时放弃了其入藏游历的要求，召回了马科蕾的“商务代表团”。
“游历”问题至此似乎解决了，其实不然，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迫近西藏！